上周，土耳其宣布將把索菲亞大教堂再次改為清真寺。
索菲亞大教堂，這座查士丁尼黃金時代的輝煌造物又將再次蒙塵，身為精羅的龍馬君自然是萬分惋惜。
然而，從土耳其數十年的歷史發展來看，這似乎又是預料之中。自2002年起，這個中東世俗國家的「伊斯蘭特徵」日益凸顯，2011年以後，一場再伊斯蘭化的歷史進程似乎已經是土耳其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土耳其已經偏離其偉大的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當初為土耳其民族國家選定的徹底的世俗化之路。
上個世紀，正是這位凱末爾主導的世俗化改革將索菲亞大教堂由清真寺改成了博物館。
從1920年凱末爾出任國民軍總司令領導土耳其民族到現在，正好100年。土耳其經歷了從激進世俗化到再次伊斯蘭化的曲折歷程，恰似走了一道U型彎。今天，龍馬君就和各位讀者老爺一起理一下土耳其百年U型彎背後的歷史邏輯。
一、凱末爾的不朽偉業
凱末爾是位真正的偉人。
如果把二十世紀的歷史人物排個名，凱末爾絕對能進前三，這位土耳其國父在危難之時挽救了一戰中戰敗的土耳其，又領導了一場激進的社會改革，幾乎以一己之力使土耳其這個「西亞病夫」蛻變為西方化的世俗國家。
在政治上，他以軍隊為後盾，頂住巨大的壓力，廢除了蘇丹制度和哈裡發制度，從而徹底瓦解了宗教權威的基礎。
在法制上，他廢除了以《古蘭經》為依據的宗教法和中世紀以來的習慣法，取締了宗教法庭，頒布了以民主共和制為指導思想的國家憲法，建立了以歐洲大陸法係為藍本的現代化法律體系。土耳其的法制改革是如此激進，以至於在法律中明文規定：「婦女禁止戴面紗」。
在教育上，他用現代化的世俗教育取代了神學教育，以國家法令的形式規定學校必須在監督之下教授西方科學技術、文化知識和思維方式。
在文化上，他廢除了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語改用拉丁字母，一切出版物禁止使用阿拉伯語，外來詞彙不再來自阿拉伯語，而是開始借用英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
在社會習俗上，他禁止在清真寺以外的地方進行宗教活動或穿著宗教服裝，要求男性脫掉傳統服裝改穿西裝；廢除舊曆，使用公元紀年；按照西方習慣使用姓氏；對人不再用傳統稱呼，而是以西方習慣稱呼「先生」、「女士」。
這一改革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日本的明治維新，一樣的全盤西化，一樣的狂飆急進，一樣的成果驚人。
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短短二十年，凱末爾就建立了一個與阿拉伯文化徹底切割的西方化的現代土耳其國。
二、自上而下的空中樓閣
像絕大多數後進國家的改革一樣，土耳其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
這裡的「上」指的是凱末爾為首的少數精英，他們大都具有西方教育背景，希望通過西方式的世俗化改革使土耳其徹底擺脫傳統伊斯蘭社會的生活方式，從而融入他們認為的「唯一」的文明——歐洲文明。
而「下」，則是佔人口90%以上的虔誠的穆斯林，他們生活在安納託利亞內陸，對西方不甚了解，極端保守，有著根深蒂固的伊斯蘭傳統。
從凱末爾當初遷都安卡拉就可以看出，這「上」與「下」之間存在偌大的鴻溝，無論凱末爾締造了怎樣世俗化的政府、法院、大學、軍隊，這些虔誠的穆斯林都無法真正的世俗化，指導他們的永遠不可能是來自西方的現代理念，而是1300多年前起源於麥地那的古老信仰。
凱末爾試圖改變這種局面，他取消了蘇丹與哈裡發的宗教權威，建立了政府管控下的宗教管理機構，這也可以讓我們一窺凱末爾主義中宗教自由的實質，並非是宗教與政治兩不幹涉，而是政治要完全控制宗教。凱末爾的這一野心也讓我們意識到：他遠遠超前於那個時代。
但是事與願違，對傳統的穆斯林而言，那些站在政府立場上拿著政府薪俸的神職人員顯然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同樣是政治精英發起的「脫亞入歐」運動，他們對於普通大眾的改造遠不如日本的同行成功。
凱末爾在世時，他尚且能通過崇高的個人威望維繫他的世俗化政策，當他不在了，缺乏最廣大民眾支持的世俗化改革也就成了某種空中樓閣。
三、現代民主的兩難困境
凱末爾世俗化改革的核心是現代主義，準確的說，是西方式的現代主義，而現代民主是西方式的現代主義最重要的內容。
在早期，為了改革的順利推進，凱末爾領導下的土耳其是威權體制的，而隨著凱末爾的逝去，他所領導的這些精英要維繫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須要繼續凱末爾的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在土耳其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這本沒什麼，民主化幾乎是現代所有成功改革國家的必由之路，然而回顧下凱末爾去世後的土耳其歷史，這個國家的民主化似乎與世俗化天然相悖。
1945年，伊諾努總統聲稱缺少反對黨是土耳其政治體制的一個弊端，土耳其要用民主的政治結構將土耳其改造成一個「西方國家」。不久，24個反對黨成立，不少政黨在綱領中強調了伊斯蘭傳統價值觀甚至是原教旨主義原則的重要性。
1946年，民主黨成立，他們被看成是將普通民眾由政治精英主導的世俗化改革中解救出來的「救世主」，並獲得大量支持。
1950年至1960年，民主黨掌權，伊斯蘭傳統價值觀被再次提起。
1960年，凱末爾主義者主導的軍方發動政變，捍衛世俗化改革成果，權力再次回到堅守世俗主義親西方的軍事和官僚精英手中。
1971年，伊斯蘭運動復興，極端主義不斷增長，政府無力控制局面，軍方再次政變。
1980年，政黨鬥爭越發激烈，伊斯蘭復興運動與土耳其政治鬥爭盤根錯節，軍方又一次政變。
政變之後，重新恢復民主的土耳其開啟了漸進的伊斯蘭化進程，一種名叫「土耳其——伊斯蘭綜合體」的介於世俗化與宗教化之間的概念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宗教課程成為初高中必修課，一些民選領導人在講話中經常引用《古蘭經》，而這在以前是違法行為。
1997年，軍方又一次政變，重申世俗原則。
2002年，作為伊斯蘭政黨的正義與發展黨贏得大選，土耳其再次向伊斯蘭回歸。
檢討上述歷史進程，我們很容易提煉出這樣一種矛盾：
要世俗化改革，就必須實行民主。
要實行民主，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不贊成世俗化改革的普通民眾就會掌握權力。
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不贊成世俗化改革的普通民眾掌握了權力，世俗化改革就要失敗。
一旦世俗化改革失敗，土耳其社會自然又要再伊斯蘭化。
在這種兩難困境的約束下，土耳其的歷史恰好形成了一道U型彎。
問題在哪呢？與日本、韓國等成功的實行了自上而下改革的國家相比，土耳其精英們並沒有完成對普通民眾的改造。
如果說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是一列前進的列車，那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虔誠的民眾就是一塊巨大的磁鐵，它驚人的磁力使得土耳其的政治精英們很難把得住前進的方向。
四、被摧毀的三大堡壘
土耳其的世俗化並非全無基礎，凱末爾在世時，就構築了捍衛世俗化的三大堡壘。
第一個堡壘是高等院校。得益於凱末爾的改革，高校是宗教勢力的禁區，象牙塔中的知識精英是深受西方文明浸潤的一群人，與疏遠的虔誠同胞相比，他們更像是真正的歐洲人。
第二個堡壘是司法系統，司法系統並非民選，接受了西方法治文明教育的專業人才，很難再適應一千多年前的伊斯蘭教法。
第三個堡壘是軍隊。土耳其很早就加入了北約，軍隊與西方的聯繫最為密切，長期與西方盟國的接觸，不僅使他們認識到了在軍事上與西方的差距，也認識到了土耳其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差距。另外，與前兩個堡壘相比，他們明顯有實際的能力幹預土耳其的再伊斯蘭化。
從上文提及的歷史進程可以看出，每當民選政府有再伊斯蘭化的風險，軍方就會強制幹預，儘管這或多或少摻雜著私利，但不可否認，他們是土耳其世俗化真正的支撐力量。
然而，近二十年來，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新生的正義與發展黨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建立了他們的長期選舉霸權。
2007年土耳其軍方在總參謀部的網站上貼出了一個聲明，稱軍方是土耳其世俗主義的捍衛者，不允許任何破壞共和國基本價值觀的活動發生，隨後聯合憲法法院宣告正發黨佔絕對優勢的第一輪投票無效，但是，並沒有能阻止正發黨最後獲勝。
經濟上的巨大成就以及文化上不斷推行的伊斯蘭主義讓正發黨更加勢不可擋，宗教勢力再次崛起，宗教學校的學生人數由2002年可憐的6.5萬人激增至如今的120萬人！足足漲了17倍。
2016年，作為土耳其世俗化堡壘的軍隊發起了最後的抗爭，7.15政變爆發，但遭到失敗。隨後，大清洗開始。
政變後不久，軍方2839人被捕，司法系統2745名法官和檢察官被解職、拘留。
8月17日，2千餘名警察、數百名軍人被開除。
9月2日，8000名安全人員，2000多名教師、近520名政府任命的宗教事務主管被解職。
BBC更是報導，土耳其全國所有1577名大學系科負責人被要求全部辭職，15200名教育官員被停職，21000名教師被吊銷執照。
至此，三大堡壘全被摧毀，土耳其的再伊斯蘭化已無障礙。
五、U型彎之後
從眼下的情況來看，土耳其的伊斯蘭知識分子已經取得了對世俗精英的徹底勝利，土耳其的再伊斯蘭化已經是不可阻擋。
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U型彎之後的土耳其在伊斯蘭化的道路上會走多遠？我們不妨把這個問題的可能性解構成三個疑問句：
其一：土耳其的再伊斯蘭化僅僅是對個人宗教自由的尊重嗎？即只是限於允許人們自由的去追求自己的宗教信仰。
其二：土耳其在文化上回歸伊斯蘭的同時，還會保持國家機器和制度的世俗化嗎？
其三：土耳其會逐漸淪為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嗎？
從上周土耳其改索菲亞大教堂為清真寺的決定來看，第一種可能應該是不存在了。未來何去何從，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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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土耳其國家與宗教》《土耳其政治模式的歷史演變研究》《埃爾多安新土耳其論與土耳其模式的危機》《凱末爾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