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沒有公映的《苦戀》
王霆鈞
1980 年的一天，長影的小禮堂裡，又一次座無虛席。大家充滿期待地準備觀看影片《苦戀》。這是一次廠裡的例行影片審查，參加看片的有廠領導、攝製組成員和得知消息的廠內人。我也早早地找了一個座位等著。之所以期待這部影片，一是白樺和彭寧合作的劇本已在《十月》發表，引人矚目；二則，此片導演是彭寧。他到長影工作之後，一直跟著趙心水，先當場記後當副導演。廠裡曾拍過他參與編劇的劇本《瞬間》，題材具有十分鮮明的時代性。彭寧家居北京，來廠就住在小白樓裡，當時我們總編室也在小白樓辦公。我的辦公室在樓下，他住在樓上階梯拐角處的一個小房間裡，正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關係，也就格外關注他的作品。《苦戀》是他作為導演獨立執導的處女作。
電影《苦戀》拍攝現場，導演彭寧（左二）正在給演員劉文治（左一）說戲
聽說，劇本是以著名畫家黃永玉為原型寫的一部電影詩。起初是彭寧請白樺寫了一個關於黃永玉的紀錄片腳本——《路在他腳下延伸》，在香港《文匯報》發表。白樺曾給黃永玉全家讀過這個劇本，聽者無不為之動容。彭寧導演曾打算由黃永玉本人來演。夏衍先生聞訊要看腳本，他視力不佳，看文字有困難，白樺就朗誦全劇用盒式錄音機錄下來，再請夏衍聽。夏衍肯定了腳本卻不太贊同拍紀錄片，建議創作成藝術片。遵照前輩的意見，白樺豐富了情節，發展成一部故事片。劇本發表時叫《苦戀》，拍電影時也叫《苦戀》，在完成雙片送審前，導演靈機一動改名為《太陽和人》。片名由國畫大師李苦禪先生題寫，海報出自畫家袁運生之手。攝影張松平，作曲施萬春，主演有劉文治、冷眉、黃梅瑩、許還山等，都是業內的拔尖人才。
待廠長們在他們固定的座位坐下後，電影放映開始。小禮堂內一片寂靜，除了放映機發出的沙沙聲，我如入無人之境。影片的片頭不再是長影的工農兵形象，而是一頭牛，「哞」地叫了一聲；影片結尾是一輪幾乎和銀幕一般大的太陽，然後是接連出現的六個點，那是一個省略號，每出現一個點便伴隨著一聲定音鼓響。放映結束，片刻的沉默，接著就是雷鳴般的掌聲。燈光復明，一些創作人員紛紛和導演握手，祝賀他拍出了一部震撼人心的好片子。
導演彭寧也微笑著同祝賀者握手，想必心裡頗有幾分得意。然而，這部影片在看片人心中引起的波瀾，卻是他始料不及的。兩種意見截然相反，針鋒相對。在廠領導中，有人說影片在藝術上有追求，但是有些提法把握不準，有的乾脆說此片不能送審，否則會在政治上出大問題。在創作人員中，大部分人都說片子拍得好，藝術上有突破有追求，演員表演精彩到位，兩極鏡頭的運用耳目一新，對主題思想的挖掘發人深思。也有部分創作人員表示懷疑，說這麼拍行嗎？廠裡車隊的一個修車師傅堅決表示反對，旗幟鮮明地認為這部影片是棵大毒草。
廠裡的審查沒有通過，提出一些意見讓導演去修改。
剛剛拍出這部片子的彭寧頭腦有些發熱，廠領導指出的問題，也正是他苦心孤詣極力追求的目標。他不認為那是問題，怎麼可能會改呢？彭寧是高幹子弟，他說他要到北京徵求一下意見再作修改。廠裡同意了。記得他說是找胡伯伯，大家知道胡伯伯就是胡耀邦。
彭寧帶著膠片箱子去了北京。他仿佛帶了一箱蜜蜂，原想給他的叔叔伯伯和文化部的審片人員送去最新的蜂蜜，卻不料箱子打開，放出了蜜蜂蟄了一些人。他的影片在北京放映，引起的軒然大波比在長春有過之而無不及，並引發了非同尋常的批判，影片也被禁止發行放映，直到鄧小平講話之後，這場批判才告結束。然而直到今天，它也沒有獲得和廣大觀眾見面的機會。
當年針對《苦戀》的批判，大致指向四個方面。一是主人公凌晨光的女兒在出國前問父親：「您愛我們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女兒要出國，也動員父親出國，可是苦苦愛著祖國的父親不肯出去。二是，童年的凌晨光在寺廟裡看見高大的佛像是黑黑的，就問：「為什麼這個佛爺這麼黑呀？」回答說：「善男信女的香火把他燻黑了……」批判文章稱這是影射毛主席，而且斷定，「這種隱喻和暗示，所能產生的社會效果，只能是把人們對『四人幫』的仇恨引向黨和黨的領導人，引向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三是影片的結尾。「文革」結束了，主人公死去了。批判者認為，既然「文革」結束了，凌晨光就不應該死去。第四，是影片結尾那六個點，批判者稱之為「射向毛主席的六炮」。
其實，早在劇本審查階段，廠裡就對《苦戀》有很大爭議。贊成者認為此本主題鮮明，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極具批判力，在撥亂反正的今天拍成影片正合時宜。反對者認為劇本思想基調不高，有些臺詞容易產生不好影響。但是多數廠領導和一把手蘇雲認為，劇本缺點可以改好。蘇雲說，作品有爭論未必不好，如果一部劇本沒有稜角沒有鋒芒，拍成影片也是平庸之作。劇本遂被批准投產。
《苦戀》的投產也引起文化部電影局的關注，影片拍出部分樣片，電影局和中宣部文藝局就拿去審看。之後，電影局副局長丁嶠到長影傳達中宣部領導和電影局的審查意見。廠領導再嚮導演彭寧傳達上級的意見。樣片經過修改，導演彭寧再攜臺詞樣片到電影局送審。電影局認為沒有按照局裡的意見從根本上修改影片，並再次提出具體修改意見。
從電影局回來，長影領導對如何按照上級主管部門的意見修改產生了分歧。蘇雲廠長說：「這個戲，通過一個畫家的一生概括我們中國這段歷史，作者是有探索的，進行了嘗試，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但要經過社會實踐的檢驗。有些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我覺得不必迴避作者要通過這個作品反映毛主席晚年犯錯誤這段歷史。看片時心情可能不愉快，又有什麼辦法呢？歷史就是這麼過來的。作品並沒有正面提嘛，黨的十二大也要做出結論的。作家把主人公處理死了不是不可以，當然觀眾總是希望他活著。現在看，處理得還是比較含蓄的。」
雙片幾經反覆，已經到了年末。長影副廠長紀葉親自帶著混錄雙片到北京送審。1981 年年初，文化部黨組和中宣部領導審看了影片。為了廣泛聽取意見，文化部黨組請總政文化部、中央黨校等單位看片。編導還到中國影協請電影界的專家和學者看片。多數人對影片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態度，有的給予讚揚，認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現代個人迷信，並真實概括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物理學家楊振寧經過特許看了影片，感動得落了淚。
文化部黨組向中宣部和中央書記處呈送了關於此片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在肯定影片前半部分的基礎上，提出具體修改意見。報告認為，對這部影片不應簡單禁映或批判。中宣部批覆了這個報告，電影局讓長影廠領導和影片編導到北京研究修改。
一邊是叫好聲，一邊是批評聲。兩種意見互不相讓，導演對如何修改有些拿不定主意。編導想請中央最高領導看看這部片子，找到胡耀邦。胡沒有答應看片。
電影《苦戀》主人公凌晨光（劉文治飾，周愚攝）
文藝界領導層對此片的看法也不一致。周揚、張光年、夏衍、陳荒煤等人，與中宣部長王任重的意見一樣，不槍斃影片，促使作者修改。林默涵和劉白羽雖同意這樣的意見，但仍堅持自己的看法。劉白羽是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領導，編劇白樺是部隊作家，《解放軍報》理所當然地率先發出批判的聲音。
1981 年 4 月，《解放軍報》發表了部隊讀者批評《苦戀》的三封「來信」，接著又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長文《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對劇本《苦戀》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部隊作家白樺同志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則不僅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甚至到了實際上否定愛國主義的程度。」
《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次日，新華社全文播發並為此特別發了一個「公鑑」，大意是說，遵照上級領導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區報紙即於顯著地位轉載此文。隨後幾天，《北京日報》、《時代的報告》、《文學報》、《紅旗》等全國各地省級報紙紛紛在第一版顯著位置轉載了這篇文章。白樺所在部隊隸屬武漢軍區，《長江日報》、《湖北日報》也轉載並發表批判文章。還有人居然將影片產生的過程寫成報告，送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要求中紀委介入。中宣部認為，電影正在修改，還是由文藝工作的領導部門來處理，不然會使文藝界更加緊張。
這樣的批判，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負面作用。文藝部門和文藝創作人員都覺得，剛剛開始的文藝春天來之不易，才剛感受到「大地微微暖氣吹」，怎麼突然間又「高天滾滾寒流急」了？
北京的《人民日報》和上海的《文匯報》，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沒有轉載軍報文章。
儘管白樺的作品受到嚴厲批判，但他每天都接到來自全國各地雪片般的電報和書信，對他表示支持予以聲援。有的看過電影，大多沒機會看片子，就是反感那種「文革」式大批判做派。
文藝界領導周揚等人不贊成對《苦戀》展開一場「批判運動」的粗暴做法，在《苦戀》風波開始的3月，周揚就對此做法提出批評。周揚的意見為三條：一、白樺是一個有才華的作家，但作品《苦戀》有錯誤，可以批評；二、應該對作家採取幫助的態度，幫他把電影修改好，而不是對作品採取「槍斃」的辦法；三、批評應該實事求是。周揚這三條意見在不同場合說過，為此他受過不少指責。
主管思想戰線的胡喬木堅持對《苦戀》進行嚴厲批評。他指出：對《苦戀》這樣存在著嚴重政治錯誤的作品，文藝批評界竟然長時間內沒有給以應有的批評，直至讓它拍成電影。在《解放軍報》發表批評以後，一些同志除了指責這些評論文章的缺點以外，仍然不表示什麼鮮明的態度。這不但是軟弱，而且是失職。
胡喬木要求《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的批判文章，但是《人民日報》文藝部認為，軍報的這篇文章帶有「文革」時「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報》一轉載，就表明中央同意他們的觀點和做法，所以堅持不轉載。《人民日報》這種按兵不動的態度，對文藝界和廣大讀者的惶惶不安情緒是一種安慰。
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和電影局副局長丁嶠，親自到長影抓影片的修改一事。他們看了修改之後的雙片，認為還沒改好，要求長影下大決心，做大修改。陳荒煤勸廠長蘇雲從大局出發，去掉影片中「授人以柄」的地方。蘇雲說：「就這個作品來說，把一些『授人以柄』的東西剪一剪也是可以的。但我的想法是，你再改，反對的人也還是要抓辮子。改得太過了，反倒給這些人以相反的把柄，結果又失去了一些支持我們的人。」
在廠長蘇雲和導演彭寧的堅持下，影片最終沒有改掉軍報尖銳批判的地方。
然而，由於很多報刊轉載了《解放軍報》文章，一時間造成山雨欲來的氣勢，國內外反應強烈。這種局面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在與中國文聯各協會及中央文化部負責人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們克服缺點錯誤，辦法一定要穩妥。由於文藝界多年搞批判運動，大家特別敏感。文藝界是『驚弓之鳥』，由於過去遇到了多次『弓』與『彈』，更應特別注意。前些日子對《苦戀》的批評是可以的。但是現在看來批評的方法如果更穩妥，效果會更好些。批評是有好處的，為了幫助他們。但回過頭來看，方法如果好一點，效果則會更好些。……寫《苦戀》的作家還是寫了些好作品，但這篇是不健康的，有害的。軍隊對他的態度還是好的，但軍報那種批評的措辭，用的方法不穩妥。」胡耀邦還說：「發表批評文章，一定要用個人名義。要把批評作品與批評作者分開，不要混在一起。要充分說理，說理不容易。不要全國報紙一起登。各報可轉載，可不轉載，不要強制人家轉載。」
中宣部文藝處文藝理論家顧驤按照周揚的意見，根據胡耀邦的講話精神，撰寫了短評文章《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此文經周揚審閱，署名「顧言」發表在6月8日的《人民日報》上。自從批判《苦戀》以來，《人民日報》一直未表態，因而這篇文章一發表就引起關注，尤其引起敏感的外媒記者的注意，美聯社、合眾國際社、法新社等都對此作了援引報導。
同年7月17日，鄧小平召集周揚、王任重、朱穆之、曾濤、胡績偉討論對《苦戀》的批評問題。談話中，周揚、曾濤和胡績偉都闡述了對《解放軍報》文章的意見，認為《苦戀》有錯，應該批評，但軍報那樣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做法，因而《人民日報》不能轉載。鄧小平在談話中肯定了《解放軍報》對於《苦戀》的批判，但也指出其缺點。他說：「關於《苦戀》，《解放軍報》進行了批評，是應該的。首先要肯定應該批評。缺點是，評論文章說理不夠完滿，有些方法和提法考慮得不夠周到。《文藝報》要組織幾篇評論《苦戀》和其他有關問題的質量高的文章。不能因為批評的方法不夠好，就說批評錯了。」
如何對待《苦戀》風波，鄧小平說：「關於對《苦戀》的批評，《解放軍報》現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藝報》要寫出質量高的好文章，對《苦戀》進行批評。你們寫好了，在《文藝報》上發表，並且由《人民日報》轉載。」
鄧小平的談話傳達後，《解放軍報》對《苦戀》的批判基本終止，周揚等人領導下的文聯和作協的刊物，也圍繞著同一問題，發表了多篇文章。在肯定當前的文藝形勢及強調黨的領導的同時，也突出強調了魯迅關於文學批評要有科學的態度、要實事求是、允許反批評的一些主張。
批判《苦戀》的風波剛剛平息，1982 年，臺灣導演王童也拍了一部《苦戀》，主演胡冠珍、徐中菲，影片類型為愛情劇情。許多人看不到長影版的影片只好去看臺灣版。臺灣對大陸隔膜對立多年，他們能拍出什麼樣的《苦戀》，可想而知。
不論報刊怎麼批判《苦戀》，白樺始終沒有說過導演彭寧一句別的話。彭寧對批《苦戀》只提白樺而不提他還有點兒不大服氣，說「為什麼不批我呢」。編導也沒有說過夏衍看了劇本關心創作支持創作的事，擔心說了會連累他們尊敬的前輩。
1980年《大眾電影》刊登的《苦戀》劇照
在《苦戀》之後，彭寧又執導了一部新片《初夏的風》。長影並沒有因為彭寧拍了不合時宜的影片，讓廠裡蒙受經濟損失且要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從而限制他的拍片自由。沒有。愛惜人才的長影領導讓他繼續拍片，而且拍的是彩色寬銀幕。
很少有人看過《初夏的風》這個劇本。它沒有發表過。劇本在長影廠討論通過之後，彭寧把它寫成分鏡頭劇本。與其他劇本都是油印不同，它是鉛印的，裝訂成冊，窄窄的一條，比32開本還要窄一些，是為了出外景攜帶方便。我保留了一本。2013 年冬天，我在收拾家中舊書刊時意外發現了它，大有老友重逢的快感。重讀一遍劇本，開頭是一段字幕：「這個故事，發生在 1977年，發生在中國人民經歷了一場動亂，準備起步振興的時候……」青年女作曲家楊小真在廢品公司工作，而青年建築師傅銘卻工作在殯葬事務所。一個很有天賦的音樂者每天都要接觸刺耳的噪音，而才華橫溢的建築師卻不得不為逝者雕刻墓碑。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這一對年輕人在學識和從事的職業上出現了巨大的反差。他們相遇之後相愛了。劇本講述的就是他們的感情經歷和為事業奮鬥不息的歷程。劇本傳達了一個意念：「四人幫」垮臺之後，百廢待興，然而人的精神的振興比其他方面的振興要困難得多。從分鏡頭劇本來看，未來的影片應該是一首抒情詩或散文。可是我們沒有機會看到影片了。大約也是因為劇本生不逢時太過敏感而中途下馬了。這是件遺憾的事。《初夏的風》之後，彭寧應邀去瀟湘電影製片廠拍攝了《歐妹》，命題作文，反響平平。此後彭寧對電影心灰意冷，徹底退出影壇。
從1980年到現在，已經過去三十四年。導演彭寧和攝影師張松平均已英年早逝。多年來，有關《苦戀》的聲音在媒體上一直沒有間斷過。幾年前，白樺在接受一家媒體採訪時曾回顧這段經歷：
當時我留在廣州寫劇本，住在廣州迎賓館。導演、作曲、美工全都在，我每寫一場就跟他們讀一場，讓他們感覺一下怎麼樣。這個劇本依然是按照詩體寫的。我覺得它並不一定能被拍好，因為它是一個嘗試，導演又是一個年輕的導演，他沒有獨立拍過一部影片。結果那年年底，導演帶著雙片到上海來找我。「雙片」就是聲帶與畫面還沒有合成，看樣片時只能雙片同步放映。看完樣片，我覺得比較忠實體現了我的文學設想，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彭寧敢於把那些空鏡頭、象徵性和比較抽象的東西拍出來。因為一般的導演還停留在講故事的階段，實打實地去拍。而他是按照詩句來拍的，這在當時是沒有人敢嘗試的。但是我發現電影中彭寧有一個重要的鏡頭沒有拍，就是結尾主人公用生命最後的力量在雪地上爬出的那個問號。彭寧告訴我，在拍攝中間，中宣部部長王任重，派人直接到了現場傳達指令：你們這個戲，別的地方暫時我不管，結尾那個大問號不能拍。導演和我商量怎麼辦。商量了半天，我們考慮把「問號」改成「未盡號」，就是畫面上出現六個點……
當年批判《苦戀》的風波至今也還影響著一些人。我曾在網上看到這樣一段話：「這部電影的主演是劉文治和黃梅瑩。劉文治後來以演孫中山出名。黃梅瑩是個挺漂亮的女演員，卻運氣不佳，主演的多部電影都被禁演。直到在《渴望》中扮演王滬生的姐姐，才讓觀眾記住了她，而她最好的花樣年華已經逝去。我看過不少《苦戀》的評論文章，以至於今天還能對它的故事情節及相關批評記憶猶新。」
如今，這部被封存的影片，還在長影一座鐵製的文件櫃裡密封著。綠色的鐵櫃有十字交叉的封條，一把大鐵鎖牢牢地把著門，鑰匙由廠公安處保存，只有經過廠長的允許才可以打開櫃門取出影片。我任長影藝術處處長期間，曾建議廠領導請來長影視察的沒看過此片的電影局後任領導看看《苦戀》。我的意思是想聽聽局領導的意見，可否在適當的時候讓這部塵封的影片重見天日。
現在來看，在 80 年代初期，思想解放運動剛剛開始，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還不清楚，有人激烈反對並且批判這部影片是可以理解的。《苦戀》題材超前，編導所反思的內容難以被一部分人所接受。在左傾文藝思想統治下的一些人習慣於「寧左勿右」的思維方式，他們對《苦戀》嚴重誤讀，使用的批判語言也充滿牽強附會、無限上綱等「文革」遺風。許多年過去，對影片中涉及的問題，我們的認識是不是應該與時俱進呢？
長影一位編劇曾說，如果當年《苦戀》能夠上映，那麼第五代導演的領軍人物就不再是陳凱歌和張藝謀，中國電影史就要改寫。這話儘管有些誇張，但此片在藝術上的探索確是有目共睹。誠如白樺所說，文學作品要經過時間的驗證，也許需要幾年、幾十年，乃至一百年。我以為它既是歷史的產物，就讓它歷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就會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內涵，也應該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時的如晦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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