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中衰的原因，尤其在嘉慶身上還真落不下幾筆，很多事他無法扭轉，都是乾隆帝的「遺產」，高不高興都得接著，當時的清廷雖不至積重難返，但也是頹勢盡顯，嘉慶也無力回天。
嘉道中衰的起點要追溯到乾隆帝主政的中後期，由康熙帝親政起至乾隆中期，是大清鼎盛時期，雖然反清運動貫穿大清始終，但毫無疑問，在這段時間內反抗是最少的，也是最不激烈的一段時期，究其原因無非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追求並不高，至少沒有大規模戰亂，不至流離失所，最好還能吃飽穿暖也就夠了，當然，要說全民脫貧那就有點為難這個封建政權了，畢竟扶貧工作現在也在搞。
嘉道中衰的前期背景
康熙帝執政時期，無論是否受災，都執意多次免稅，最高一次性給地方上免了20多年稅金，這也是其聰明的一面，全稅照收的話，一個是群眾根本給不起，二是必定要造反，後來永不加賦更是進一步減輕了社會底層民眾經濟上的負擔，以最快的速度擺脫戰爭陰霾，恢復生產，恢復經濟，如此種種，都是同一個目的，鞏固封建統治，天下平才能統治久，當然，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惠民的意願。
缺陷在於寬仁過甚，一般貪腐，尤其是熟人貪腐根本不當回事，比如曹寅，即便曹寅死了，康熙帝還能讓李煦兼職鹽政為曹家彌補虧空，從二十三萬兩到上百萬兩是常虧常補，常補常虧成了常態，康熙也不以為意，百般叮囑曹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您看，還帶主動報信的。
縱容李煦貪汙保下曹家，就連心腹大臣噶裡彈劾曹寅也被康熙帝壓了下來，並且解釋，意思就是都是我花的，你不用查，其實曹家的貪腐哪裡騙得過康熙。至於佟國綱和佟國維就更別提了，康熙帝根本管不了，跟皇帝使性子也沒事，外戚嘛，都是一家，康熙帝對他們也是縱容過頭。
到了雍正帝繼位，勵精圖治，嗑藥只是死因的一部分，照他這麼幹，肯定會減損壽命的，連基本的睡眠都保證不了，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包括養廉銀制度是雍正帝的功績，至於後來這些制度的形同虛設那和他沒啥關係，政策是要視環境變化而不斷調整的（下文有相應講述），一個政策管百年那不可能，與時俱進嘛，只能說乾隆的調整不到位，到嘉慶時期就更沒法控制了。
雍正帝大刀闊斧的整飭吏治，去除弊政，朝堂上下都知道這位皇帝的脾氣，各方面都有所收斂，別說窮奢極侈了，裝修不夠低調就有倒黴的可能，相對康熙時期，朝堂清明不少，亂世用重典，手腕夠鐵，挨罵也夠多，即便歸天，還有人不放過他，諸如呂四娘等等傳說都是恨他的人們刻意編的，但是如果沒有雍正，清廷的穩定性會大打折扣。
到了乾隆帝這裡，在他的執政期間，有一個轉折點，就像改了性子一樣，前期他效仿的是康熙，因為乾隆對雍正那一套是看不上眼的，執政初期遵循康熙的足跡，一路免稅，比康熙一生免稅金額還多，但是到了富察氏病逝後，乾隆脾氣大變，後半輩子這手段比雍正有過之而無不及，皇后喪禮期間朝堂大臣包括滿族大員，倒黴者無數，逮著下手就是奔死去的，禮部差點被抹成白板，皇子也給嚇死了，富察氏的死對其後期執政影響比較大，年歲大的那些年，腦子也不好使了，說的話嘉慶聽著懵圈，只有和珅聽得懂，充當翻譯，晚年錯誤不少。
滿清十幾萬人入主中原，能安穩下來不會沒有原因，有血腥的一面，也有從善如流的一面，一切為穩定統治服務，如果一味以血腥手段管理國家，那大清怕是早亡了，這點多爾袞看得比較清楚，至於原因：
一是君主極（集）權做到了歷代封建社會的極致，不會被任何人任何事和諸多條條框框所掣肘。
二是鼓勵耕種、開荒，糾正順治朝急功近利的弊政，發展生產力，減輕人民負擔，受到底層支持，而所謂的支持嘛，不造反就算是支持了。
三是拉攏人心玩的輕車熟路，比如祭拜朱元璋和朱棣，順應社會發展需要和迎合特定階層利益。比如示好尤其是江南地區的士大夫階層和士紳群體。
尤其康乾時期，學習知上進，工作知努力，政務處理能力還不錯。
......
總結來說：
康熙時期雖然經濟轉暖，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吏治的敗壞，官員們無貪不歡，上下其手，往往越窮的地方耗羨越高，官員們手裡有了錢，自然要賄賂上級，上級收了錢，自然要照顧下級，一時間成了溫馨融洽恩愛的大家庭樣子，還好雍正大力整肅，這才有所收斂，到了乾隆中期，國力、經濟都達到清代頂峰，但是保持的時間不夠長久，到達巔峰隨即急轉而下。
「嘉道中衰」的原因
嘉道中衰的說法，有始無終，因為影響深遠，終點就是大清國滅，而談起起點我們就不得不把乾隆帝再次抻出來，他沒有做好表率作用，蔣介石不穿袖子，全國軍政要員爭相模仿，乾隆帝花錢如流水宗室覺羅、京官督撫們也有樣學樣。你自己窮奢極侈，讓官員勒緊褲腰帶搞廉政，這不人道。
這慄子很沉重，話說乾隆帝為太后過六十大壽，京師大慶，排場很大，從西華門一直到西直門，十多裡都是花團錦簇，燈盞無數，七寶蓮座，交相輝映，記事簿就是一個戲臺，至於戲種，南腔北調都有，無論你那方人士都能找到合適的戲種戲目，幾十步就是一個戲臺，最關鍵的是「各地督撫之貢物，爭奇鬥巧」，官員們爭相進獻，問題是諸多寶貝都哪兒來的呢，大多民脂民膏，貪腐而來，單靠羞人的工資是討不了皇帝歡心的。
「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這還讓我想起了歷史上的奇石啊，生辰綱啊一大堆東西，看來也不遠了。
這還都是小錢，乾隆仿康熙六度南巡，而「供億之侈，驛騷之繁，轉十倍於康熙之時。」這點提一句就完，大家都知道。
從乾隆起，奢侈浪費，追求享受，這在雍正帝死後不久，再次蔚然成風了。
亦如乾隆看不慣雍正的執政手段，顒琰也看不慣乾隆，但是乾隆活著的時候不敢說，他在說下面這句話的時候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吏制開始敗壞的麼？
「首先責己，厲行節儉，永杜貢獻。諸大吏受任既重，養廉又優，貢獻之費已除，權門之索又絕，必應清白乃心，為國宣力。然而風氣未移，俗態猶故，時有在朕前借端嘗試，巧言利國，實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
嘉慶帝當然知道乾隆所受百官「貢獻」不是好來的，所以以身作則，永遠杜絕這種政治獻金，可是減輕官員負擔了，官員們該好好盡力為國了吧，然而風氣未改······
驕奢淫逸帶來吏制的敗壞
比如大名人洪亮吉曾經這樣評價：士大夫基層漸漸地都不知廉恥了。連知識分子帶官員一起罵了。
到了嘉慶道光年間，貪腐的重災區就是分管河道的官吏，可稱驕奢淫逸之最，某些方面連皇帝都望塵莫及，可見肆無忌憚到什麼程度，比如河督請客，殺了五十頭豬，只取背部一小塊肉，其餘不做利用，全部扔掉。為了一盤炒駝峰，要殺三四峰駱駝。
陝西糧道官員：
「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錢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
乾隆帝時期，國家鼎盛，一切都不以為意，但這和是否有錢沒有關係，關鍵是造成了吏制的敗壞，當年雍正帝整飭吏制何其艱難。乾隆帝的做派，宗室覺羅，王公大臣，各地將校，地主鄉紳，都爭相效仿，最關鍵是的官員也都這樣，統治基礎就必定開始鬆動，因為官員本身並不能創造價值，而他能輕車熟路搞來真金白銀的路數，自然是要面對基層百姓下手，沒聽說過哪個官員把各地鄉紳都刮破產的。
從嘉慶和道光時期的文獻來看，他倆都真的盡力了，能力有限只是一方面，積重難返，貪腐意識固化才是主因，雖然想矯正官員的陋習種種，然而為時已晚，根深蒂固。一切政令實施依靠皇帝、官員的執行，吏治腐敗，國家離滅亡就不遠了。
官員奢侈腐化，貪汙成性，國家稅收及經濟負擔再次轉向最底層民眾，官紳們亦如前明，非常善於轉移負擔，加上天災人禍，不但國力下降，還激化階級矛盾，造反的人越來越多。
官員很冤枉？
知道我幹活，不知道我挨餓。官員的腐敗不僅僅是簡單上行下效，我再舉一個沉重的慄子，耗羨歸公解決了官員們的收入問題，但是前文講過，一切政策都要視環境改變而加以調整，但是根本沒有這個過程，嘉道期間，官員們是什麼情況呢？
攤捐過重，強制扣光官員們的養廉銀（尤以州縣官員）用於公務費用，造成雍正帝的養廉銀制度徹底報廢形同虛設。而官員的「底薪」很低，又回到了水深火熱的日子（和明朝一樣，未必就比要飯好多少），問題是極多官員並不想水深火熱，怎麼辦呢，只能朝群眾下手了。
很多人評價嘉慶帝是個一事無成甚至是個無能皇帝，其實所謂的嘉慶控場只是假象，架不住官員們利用信息不對稱欺上瞞下，從吏治到河工他什麼都管，他也不是個不了了之有頭無尾的人，但是碰到的困難實在是他難以解決的，要怪就怪乾隆吧，到他這一代就調整不過來了，就更別提道光了。
軍務廢弛
乾隆帝不無辜麼？他接手政權後，從朝堂到軍務都是有一定了解的，我們來看看，就在他剛剛繼位的時候說過什麼。
乾隆：和平安逸的日子過得太久，八旗人口也漸漸增加，漸漸地奢侈靡費（這就是皇太極所擔心的，也是他多次給予崇禎帝談和機會的原因，同化加奢靡），如果讓八旗去外省當官，所收來的稅金，當時就順著自己的性子給花了，當兵的呢，就知道漂亮衣服和美味珍饈，浪蕩又浪費成風，現在某些旗人怎麼窮的？都是這原因。
註：前期厚養，但是後期因為清廷也缺錢，而旗人吃喝玩樂慣了，幾百年下來沒什麼生存能力，只能改租地為賣地，或者典押，失去了僅有的土地，當然就只能受窮了。
到不了嘉慶年間，就軍務廢弛了，嘉慶曾隨乾隆閱兵，所見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這都是養尊處優的結果，「平時未嘗遠出城郭，一旦負槍荷戈，走山路數十裡，汗淫淫下，喘息不寧。」嘉慶親政後也無從改變什麼了，一切都已經成了定局。
尤其是廚子刺殺事件，更顯示出了，就連皇帝的近侍也都不堪重用，所謂的大內高手被個廚子連捅三刀，這還是五個打人家一個的圍毆場面。
土地兼併
和大明王朝一樣，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官紳們就是二地主，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很多農民無地可種，比如琦善，自己佔地256萬畝。至於督撫級別的，家裡有幾萬畝地很正常。
田地大多都是通過不正當手段拿到手的，通過放貸收回來那算文明的，直接搶也就搶了，就是吃相難看點而已，地主人數佔比很小，但是卻佔據了一半甚至一半多的土地，窮人怎麼活呢，只能原地打工，趕上天災，頭腦靈活點的還知道早跑早活命，智商感人的就真的只能在原地等死了。
土地不只是求生的生產資料，它還是階級矛盾的爆發點，隨著流民越來越多，即便很多人闖關東到了東北，原來全力保護的「龍興之地」，大量漢民湧入，乾隆也說不出什麼來了，沒法管，沒有活路才去那個年代的苦寒之地，已經活不下去了，再加限制那就是官逼民反結果。
而到了嘉慶帝就更加悲催，因為人口的暴增，幾乎所有能開墾的土地都被佔用了，甚至有流民去深山野嶺去開墾荒地，這些被逼顛沛流離的流民們多到什麼程度呢，他們開墾荒地的行為，引發多省水土流失，上遊開地，下遊治水，因為水土流失堰塞河道，所以下遊就遭了秧，古人也沒咱們想的那麼落後，官員也好，學者也罷，都研究明白了，但就是沒法改，流民沒地可種，荒山野嶺即便有官員能管，難不成讓他停手直接餓死麼，所以即便嘉慶因為水患不斷氣急敗壞下了五道諭旨，卻也收效甚微，這四個字也是對嘉慶一朝的評價，但最大的責任卻不在他。
總結
出於篇幅考慮，對其他各項影響做個簡單敘述和總結。
一個王朝的弊病和滅亡總是充斥著方方面面種種原因，一個個腦滿腸肥撐得不要不要的，他會去造反？起義軍問題，這對清廷的打擊是完全無法忽略的，比如白蓮教，乾隆沒死的時候就開始造反了，比如真理教等等，剿滅這幾股起義軍需要軍費，多少錢呢，二萬萬，2億，整整兩個小目標，清廷財政上更加虛弱。
比如天災方面和人口暴增引發的生態災難，嘉道期間的天災絲·毫·不·比·小·冰·期·差，甚至可以說更嚴重，明末有的天災嘉道期間都有，而且還夾雜著人為因素，4億人口對資源不僅僅是需求，不僅僅是掠奪，更多的是一種破壞，稍微平整些的山都被種上了玉米，但這作物不把地，水土流失太嚴重，嘉道時期森林面積的減少是從古至今最嚴重的時代，絕對不會有之一，流民們為了生存，瘋狂的在全國各地尋找耕地，貴州在那年月本來都沒人愛去，到了後來雲貴都開滿了地，中國的幾大山區，但凡能叫上名的全是流民開荒，即便這樣能解決耕地問題麼？還是不能，二百載「土滿人滿」是全國現象，無論多偏僻的地方都擋不住流民的腳步。到了這個時期，什麼攤丁入畝永不加賦統統都是空談了。
經濟方面，論嚴重性，以道光為最，關稅並沒怎麼減少，但是因為鴉片的原因，順差搞成了逆差，大量白銀流向國外，素有新大陸貴金屬最終流向地之稱的中國，因為鴉片，經濟再次受到嚴重打擊。道光帝的目的不是什麼禁菸，而是止住白銀流失。
嘉道只是惡果的延續，真正的起因還是在乾隆統治後期，甚至可以說，所謂的康乾盛世在乾隆後期就已經虛名化了，成為官僚們歌功頌德的美好口號，尤其是吏制的腐敗，直接造成民不聊生，歷史如此的相像。
民不聊生的初級階段就是湧入偏僻之地繼續求生，湧入東北而不顧清廷的禁令，單只寧古塔這流放之地就湧入了多少流民，但凡有些辦法，誰去那種地方。
第二階段就是官逼民反，自乾隆晚期到大清覆滅，造反的聲音此起彼伏，即便沒有外國列強，大清也命不久矣，嘉道時期清廷各方面的弱化，其實就是一個必然規律，他們只是延續過程中的一環，一切弊病在所謂盛事並不如何顯眼，但到了他們這裡正趕上所有指標的跌落，所有嚴重後果漸漸浮出水平，清朝開始積弱，直到鴉片戰爭，中華百年屈辱史拉開帷幕。政權更迭，歷史上此起彼伏本是常態，就好像人有生老病死，這是自然規律，封建王朝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