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他在工廠打工掙錢給父親治療癌症；長大後，成為腫瘤科學家的他用自己的研究讓患者更好地活下去。
來源 STAT
作者 Eric Boodman
翻譯 阿金
審校 戚譯引
沒人知道穆特來·薩揚（Mutlay Sayan）具體的出生日期。他的母親告訴他那是在夏季的某天，莊家收割之前。分娩的地點是在自家門廊，鄰居們伸出了援助之手，她們用加熱過的廚房刀割斷了臍帶，那年可能是 1987 年，也可能不是。最終，為了滿足官方文件的要求，有人給他創造了出生日期，就像日後薩揚填補自己的各種空白一樣。這是個現實生活版的大衛·科波菲爾*，從在父母的田地上撒野的小孩子，到伊斯坦堡棉花加工廠的童工，最後成為美國新澤西州的放射腫瘤專家。（*譯者註：大衛·科波菲爾[David Copperfield]，狄更斯小說《大衛·科波菲爾》的主人公，全書描寫了童年喪父的主人公成長的故事，是作者帶有半自傳性色彩的小說。）
薩揚在土耳其最東部長大，那片地區的形狀就像鼻子一樣，插在亞美尼亞和伊朗之間，每當描述自己童年的時候，他常常以那裡沒有的事物開頭：沒有電，沒有自來水；他從沒見過汽車或者電視機；他沒有上過學，所以不知道周末是什麼；他也從未學過閱讀。這些回憶對他來說恍如昨日，溫暖又鮮活，但也充滿了被時光扭曲的奇異感。「感覺就像幾個世紀之前一樣。」他如此描述道。
他喜歡在大清早第一道曙光出現之前駕著馬車在田野上奔馳。他記得自己當時個頭還很小，父母從棉花蕾鈴中摘下一簇簇棉花時，棉花枝長得比他還高。他們還從土壤中刨出甜菜根，等著一輛車路過把它們收走，送去別處製成糖。到收穫季節的尾聲，一家人會坐在地上，面前是堆積如山的棉花，大家動手摘除棉花種子。這些種子看上去像杏仁核，剩下沒有被送去榨油的種子會被用作冬天取暖的燃料。
對他的同事來說，這種形象很難和他們現在見到的薩揚聯繫起來：穿襯衫打領帶，外面披著一件實驗室白大褂，向剛剛確診的癌症患者詳細講述治療方案。療法可能涉及打斷腫瘤的 DNA 鏈，而用來發射能量轟擊腫瘤的設備巨大無比，必須要用吊車吊起，下放入醫院內，然後重新蓋好房頂。
「我心目中的他使用著我們的質子機器，一臺價值 1000 萬美元的粒子加速器，如巨獸一般，他用那臺機器來精準治療兒童的腦部腫瘤。」約瑟夫·維納（Joseph Weiner）說，他是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癌症研究所（Rutgers Cancer Institute of New Jersey）臨床放射腫瘤科住院部主任，而薩揚目前是這裡的首席住院醫師。「但這個人在十幾歲之前從來沒見過燈泡，這聽上去很好笑。」
這兩種形象是如此不協調，當薩揚第一次告訴維納自己從哪裡來的時候，維納甚至不知道該不該信他。他們當時坐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夫拉特布希區（Flatbush）克拉克森大道（Clarkson Avenue）上一家狹小的披薩店內，距離醫院不遠，那時的維納還只是住院醫師，而薩揚是正在輪轉實習的醫學生。「我一時都接不上話。我不知道他講的是真是假。」維納說，「我覺得這一切聽上去就像電影裡演的一樣。」
雖然在他倆交談的時候，薩揚給維納看了自己指關節上的傷痕，那是工廠歲月給他留下的。當時維納還看不出來，但薩揚自己人生故事的痕跡也能夠從他的研究中窺見。他不僅追蹤倖存者的統計數據和副作用，還包括潛伏在這些背後的個人經歷：遠離家庭進行治療的日子，錯過的治療預約，以及癌症患者的疲勞乏力症狀。
「如果你要延長某人的生命，就應該讓他活得更好。」薩揚說道，他最近收穫了美國生物醫藥媒體 STAT 頒發的 STAT Wunderkind 榮譽。「如果說我們將會延長你三個月的生命，但那三個月會一團糟，那可不行。」
讓薩揚走入工廠的正是家中的癌症病人，雖然一開始癌症並沒有顯露真面貌。「有一年，我的父親失聲了，從此再也沒恢復過來。」薩揚說道。他的父親一直等到收割季結束，才搭車去了離家最近的城市伊格迪爾（Igdir），那裡的醫生發現他的肺部有什麼東西正在生長。隨後，父親搭車返回農場，一家人著手賣掉僅有的一點兒土地，舉家搬到伊斯坦堡治療癌症。
一家人坐了將近 24 小時的公交車。薩揚記得當時自己 11 歲左右，有關旅途的一切新鮮又奇異。他記得第一次穿過隧道，告訴母親公交車正開進馬廄。他記得第一次看到電視機，認為出現在電視機屏幕上的人也能看到他。他的母親也有同樣的反應，於是立刻用頭巾遮住了自己的頭髮。
他們在巴格西勒（Bagcilar）安頓下來，那是位於博斯伯魯斯（Bosporus）海峽歐洲一側的工業郊區。薩揚的父親開始接受治療，薩揚和他的母親和姐妹們也都開始在一家紡織廠工作。工作很辛苦，周圍儘是震耳欲聾的紡織機。有人會在T恤上縫好一道接縫，然後扔到籃筐裡。而薩揚的工作就是收集堆起來的衣服，剪斷連在一起的線，疊好帶給下一位工人。因為當時他還太矮小，夠不著籃筐內部，他不得不跳起來把身子探進去，用肚子抵著籃筐邊保持平衡。「你連喘一口氣的時間都沒有。」薩揚回憶說，「你必須在各種機器之間跑來跑去。」
薩揚憎恨工廠。他花了不知道多少個小時用剪刀剪線頭，最後剪刀柄磨破了他的皮膚，開始流血。
然而城市生活很昂貴。他們從農場帶來了曬乾的玉米棒子，一開始，這些玉米就是他們的所有。醫生要求他們給薩揚的父親稱體重，確保他沒有日益消瘦，而體重秤成了另一收入來源：每逢周日，薩揚會休息一天，他就帶上秤去市場，靠給人稱體重掙錢。他第一次這麼做的時候，就掙到了足夠買一些胡蘿蔔和蘋果的錢，當時他心裡一下湧出了勝利感。
生活好像在嘲弄他。從工廠的午餐廳望出去，就能看到一所學校，所以他總能瞥見自己不曾有過的生活。他不確定是什麼讓他產生了這個念頭，總之有一次午休的時候，他來到學校，要求見一下校長。見面之後，他乞求校長能準許他入學。
「她說她很忙，沒時間跟我說話，把我趕了出去。」薩揚回憶說，「但她沒說不可以。」
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內，他每天都來。他的策略相當簡單，就是讓校長不要忘記他。「每天扒著窗戶和門縫，露出我的臉。」這是他自己的說法。
最終，校長投降了。「我每個月掙 11 個土耳其裡拉，而這位校長，願上帝一直保佑她，她跟我說：『好吧，穆特來，我們找到了一份獎學金，可以支付你在工廠所掙的錢，這樣你父親能夠繼續治療。』」薩揚說。
一開始，她不知道怎麼教薩揚。他既不會讀，也不會寫。他不適合待在一年級，但又跟不上六年級的課。所以校長想出了折中辦法。早上薩揚跟著同齡的同學上課，而下午圖書管理員會教他所缺失的一切知識。「我很害怕，如果我表現不好，他們會送我回工廠。」薩揚說，「這反而給了我動力。」
三年後他小學畢業，立刻進入了職業高中，學習農業商業。作為家裡唯一能讀會寫的人，他和他的父親一起預約醫生問診，傾聽醫生的分析。這點燃了他對醫學的興趣。但讓他得以追求醫學的是個簡直不可能發生的成就和機遇。
在伊斯坦堡大學（Istanbul University），他的 GPA 在班級裡排名第一，從而得到了去美國實習的機會。他在佛蒙特州一戶土耳其裔人家裡住了一個月。在那期間，他正好看到寄宿家庭的一位姐姐坐在廚房桌邊，著手申請大學，她想要學習工程學。
「我當時笑了，跟她說：『這不可能，你的父親不是工程師，你的母親也不是，他們不會錄取你的。』」薩揚回憶說，「她回答我：『不不，在這裡，你可以學習任何你想要學習的。』」這句話對他猶如醍醐灌頂。他轉學進入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在那裡，他生活在一戶美國人家中，他錄下所有的課程，因為他幾乎聽不懂授課的語言。每天晚上，寄宿家庭的母親會幫助他一起整理錄音。
就像當初他打定主意上小學，作為逃離工廠的緊急出口一樣，現在他決定去癌症實驗室當志願者，於是他發出一封又一封的郵件。「無人回復。我對自己說：『好吧，他們都是大忙人，那我就只能去敲門了』」他說，「我以前就這麼幹過，所以我還能再做一次。」最後，他成功在實驗室會議上搭上了一位研究人員，後者正好在研究土耳其中部由礦石沉積引發的間皮瘤（mesothelioma），很有興趣招一個會講土耳其語的同事。
最終，一切從實驗室裡得到了回報。薩揚分析間皮瘤細胞如何對化療產生耐受，以及雞尾酒靶向藥物如何緩解化療耐受。「這是我得以進入醫學院的原因之一。」他說，不過畢業時加入美國大學優等生學會（Phi Beta Kappa）和拿到最優等成績（Summa Cum Laude）當然沒有壞處。他還回想起自己小時候，在家鄉冰凍的池塘上胡亂滑行，然後在伊斯坦堡開始練習花樣滑冰，而後來在佛蒙特還當過滑冰教練。
到了開始成為住院醫師的時候，他早已設想好展開怎樣的研究。他在佛蒙特大學招募腦癌患者，想要理解為什麼這些患者會經歷長期疲勞。
他還想在新澤西研究這個問題。對於那裡的放射腫瘤學家來說，這標誌著薩揚不是他們常見的那種培訓生。正如羅格斯癌症研究所放射腫瘤科主席布魯斯·哈夫提（Bruce Haffty）說：「一個醫學生已經展開臨床實驗研究，而且還是自己提出的課題，這點相當與眾不同。」
對薩揚來說，研究也是為了自己。在學位、獎學金、論文發表這一個個成就之下，流淌著悲痛之情。薩揚高中畢業時，父親過世了，但那個他兒時記憶中的男人其實已經走了好多年。在疾病和治療之間，父親已成為了某種幽靈般的存在。「在伊斯坦堡，我不記得和他有過任何美好的回憶。」薩揚說。
這也是他對於疲勞乏力（fatigue）感興趣的部分原因。他看到腦癌患者不僅在化療過程中被疲勞和乏力步步拖累，而且在一些病例中，治療結束後這種症狀還會持續很久。他想要知道確切的原因。問題出在腫瘤還是治療手段？如果他能指出誰產生了怎樣的感受，以及為什麼，那也許能夠消除那種感覺，讓人們能夠更好地享受生活。
「這是一個被忽視的問題。我們把它歸咎於治療和腫瘤。」薩爾瑪·賈布爾（Salma Jabbour）說，他是羅格斯癌症研究所的胃腸道放射腫瘤科主任，「想要研究這個問題，表明你很關心患者正在經歷的狀況，這令人記憶深刻。」
臨床試驗不是研究中唯一讓他想起自己父親的部分。當他開始研究是否有可能安全地合併乳腺癌療法，進行次數更少的治療而每次強度更高，他發現問題不僅在於生理學方面，也關係到經濟方面。
「傳統的乳腺癌治療大約持續五到六周，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這麼長的治療時間。」他說，「佛蒙特是大城市，讓我們忘掉佛蒙特，在土耳其……」
他恰好知道，跋涉去接受治療的旅途會多麼艱辛，治療的持續時間或者價格可能會決定患者的命運。
他當然知道代價有多少。他的姐妹們最終都結婚了，但母親繼續在同一家 T 恤工廠工作，直到他醫學院畢業後開始掙錢。「有了第一份工資支票，我開始每個月給我母親寄錢。」他說，「她終於不用再去那家工廠工作了，我好開心。」
薩揚頻繁地返回土耳其，不僅是為了探親，同時也是為了研究。兩年前的夏天，他往返於馬爾丁（Mardin），加齊安泰普（Gaziantep）、哈蒂（Hatay）和梅爾辛（Mersin）之間，收集定居在那些城鎮及其周邊的敘利亞難民中的癌症患病率數據。他發現，極少有人接受放射性治療（放療），而那些接受放療的人中也有許多會錯過預約（沒有完成治療），這降低了他們的存活率。薩揚說，護理本身是免費的，就像醫療口譯服務一樣，但他想知道問題是不是在於時間或者交通。
對某些人來說，某些療法並沒有普及到世界上最脆弱的群體中，這可能是一種必然。但是這種情況讓薩揚很擔心，就像為任何阻擋治療的障礙擔心一樣，無論患者來自哪裡。
人們很容易想像一個在某種「真空環境」中展開的癌症研究，科學努力延長患者生命，遠離地緣政治和政策的喧囂。而想到誰來收容尋求庇護的人和難民，誰來將他們拒之門外，什麼樣的政策能提供良好的護理，這些問題就讓人不那麼舒服了。薩揚的故事是一種抓住機遇的教育範本，也是一個典型的美國故事。我們都想在他身上看到我們自己：頭腦聰穎，個性溫厚，風趣健談，不知疲倦地追求某種深刻的道德和價值。我們從來不會想像自己成為某個工廠主，對於手下員工受傷流血的情況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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