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回答自己寫下的這個標題，自然是：不能。
總統本就不在C位上。美國的三權分立，一如大家在高中課本上熟知的那樣，是互相制肘的，沒有哪一權可以說自己如當今偶像團體的主咖一樣坐C位，自然，也就無從談起坐得穩。
好，再往下走，我們真的清楚美國總統居其位時在做些什麼嗎？面對戲謔化表述裡的「川普推特治國」，我們是否已經淺化簡化了這個巨大國家的某種形象。或者說，在面對近800頁體量的這本《至高權力》時，我們是否有勇氣再從羅斯福時代往當下梳理，以使自己更加深入地明白在傳媒表述之外，我們還可以怎樣談論美國。
在上月末一場圍繞此書的講座裡，學者劉瑜為我們提供了兩個有意思的閱讀視角，即「兩個失敗」：一是羅斯福以劃定70歲退休線，補位新血的方法搞「填塞法院計劃」為什麼會失敗；第二個就是對第一問的再追問：他真的失敗了嗎？
要回答第一個問題，或許反倒讓我們發現羅斯福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是多麼接近一個擁有C位甚至近乎坐穩了C位的總統。
時間撥回80年前，1936年11月，羅斯福這個名字，在美國人民的生活中，成了「戰勝一切的力量」，他以「令人難以置信的百分之六十一的大眾選票和幾乎所有的選舉人選票，贏得了美國總體選舉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壓倒性勝利。」同年六月，在選舉後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羅斯福宣布「自己現在擁有了完全的自主權」。此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那種克裡斯馬式魅力正在發光，「獲得人們廣泛支持的是羅斯福——既不是他的計劃，也不是他的政黨，而是他本人。」
已經露出危險的端倪。劉瑜在演講中也以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的「增加大法官」事件為例，說明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中，司法權是多麼容易被這樣的總統操弄成橡皮圖章。同樣的目的，不同的手段，在歷史上，在多國的實踐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過，乃至正在發生。
奇妙的是，80年前的美國「穩住了」。儘管羅斯福及其團隊不斷論證大法官們是「九個獻身於其先輩錯誤的老頭」；也不斷敲擊著最高法院的神聖性，但就連《紐約客》撰稿人E.B.懷特都提醒大家注意羅斯福個人魅力之外的言行「陷阱」：「他在演說中用了一連串『就是現在』，好似急躁的救世主在吶喊。」
學者劉瑜的觀察結論是：美國政治中的一個傳統阻止了羅斯福的填塞法院計劃：制度對於政策的優先性。
對此，劉老師有一個有趣的「兩隻靴子理論」。大家都聽過這個「樓上住客脫靴節奏決定樓下住客睡眠」的故事，美國的政治傳統也是如此：一隻靴子（一個權力）要話事，要落定，不算真作數，一定要兩種（司法和行政）權力都點頭，整個行為不違憲，一件事，即便再小，也才能實施下去。
這樣的政治實踐，離「對錯二元論」比較遠，但離我們如今愛談的「真理越辯越明」比較近。像羅斯福這樣一位魅力十足的領頭人，我們還能否有勇氣脫去光環看他，能否質疑他，限制他。或者說，我們是否擁有足夠的智識，部分激賞他，部分反對他，而對每個部分又能說出自洽的道理。
讀這本《至高權力》，當然也可以回歸到我們每個人手中或心中的權力及權利。其實政治生活，或意願訴求，就是表達，就是對話。它沒那麼高不可攀，或張牙舞爪，如許多讀者的觀感一樣，讀此書如看美劇，全劇金句頻出，但思路與主旨清晰。「美國的司法審查，實際上是在美國不同代際之間進行強制性的政治對話。」只有溝通，才能讓羅斯福不再覺得「新的專制主義，已經被包裹在……法律制裁的長袍裡。」也不再讓大法官們覺得總統得意忘形，一人獨大。
再走一步，繼續劉瑜的追問，把時間視野放闊，如今看來，這場鬥爭，誰贏誰輸？
回答一如既往地「完滿」：無贏無輸，整體上也可以說是美國人獲勝，他們度過了危機，也消除了當時面臨的，「現代生活中最嚴重的不平等」，或至少在消除的路上。參與到這場風雲裡的政治人物們都在擺蕩與平衡間看清了歷史大方向，順著民意與社會新生的出路，調整節奏與路線，同聲共氣，讓整體一起「說了算」。
回到眼下，比仗羅斯福爐邊談話和川普推特治國，我們於會心一笑裡能感到，擔憂永遠有必要，而警醒也永遠有必要。不偏聽偏信更是當代人保持理性的基本自覺。
在我們每個人自己的政治頭腦裡，也應該保留一份對至高權力維持觀察的細胞活性，觀看與反思永遠有益於我們的思維健康。讀一讀這種「不難懂」的大部頭，我們仍有希望生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