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特頓筆下的布朗神父，生就一張圓臉和矮胖身材，天性純樸，充滿宗教關愛情懷。他一身教士服，手裡總拿一把破雨傘。他表面沉默寡言，舉止木訥，但藉著對人性的洞察和對犯罪心理的準確把握，總能在冷眼旁觀中，尋出隱於當事人一舉一動的些微瑣事中的邏輯關係和心理蹤跡，出人意料地揭開案情謎底。
與罪犯合二為一
布朗神父，為英國作家G．K．切斯特頓筆下的偵探形象，與愛倫•坡筆下的杜賓和柯南•道爾塑造的福爾摩斯並稱為「世界三大名偵探」。雖然可以並置而名垂於偵探小說史，但布朗神父的形象處處與福爾摩斯顯出差異。與福爾摩斯的高瘦不同，布朗神父身材矮小圓胖、為人脾氣溫和、舉止沉靜。他戴著又大又圓的眼鏡，穿著黑色牧師長袍，手中拿著長柄雨傘，一幅嚴謹甚至有些刻板的神父打扮；行動上也顯出遲緩笨拙，往往又言語木訥，且時常辭不達意，似乎絲毫沒有身為職業偵探的福爾摩斯那渾身散發出的精明之氣和機智聰慧。連作者切斯特頓自己都說過，「布朗神父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要毫無特色。他的特點就是要看起來平淡無奇……」實際上，對大多數讀者而言，《布朗神父探案集》的魅力就在於布朗神父性格上所具有的「二重性」。如果用英國文學評論家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對文學作品人物形象的分類，那布朗神父屬於「圓形人物」。「圓形人物」相較於「扁形人物」而言，是指文學作品中具有複雜性格特徵的人物。圓形人物的塑造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刻畫人物形象，更真實、更深入地揭示人性的複雜、豐富；人物的性格比較豐滿、複雜、立體感強。這種人物往往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性格軸心，同時又呈現出不同的性格側面和性格層次，構成一個獨立自足、氣象萬千的人物「心理世界」。這麼評價布朗神父這一形象，福爾摩斯迷們也許不樂意，但從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而言，與福爾摩斯相較，布朗神父也許少了一些高高在上的不可觸及感，卻多了幾分更近乎常人的平凡與真實，不再那麼有「不食人間煙火」之感。或許，這正是布朗神父的形象未被福爾摩斯形象所籠罩、掩蓋的原因之一。
與福爾摩斯探案集中明顯不同的是，布朗神父偵破謎案通常不靠對外在線索的觀察和對具體證據的掌握，而是立足於自己的神父身份，藉對人性心理的深刻了解，透過哲學思維對人類的犯罪行為做出慧黠的洞悉。此外，對切斯特頓筆下的布朗神父而言，他更多的把目光集中到對犯罪動機的分析上，而非簡單的還原犯罪情節。他的探案側重於探究罪犯的心理, 來了解罪犯為什麼會犯下該罪行, 並且在探究的過程中獲得對人性更深刻的認識。而布朗神父之所以能覺察到纖毫細微之處，正在於他設身處地的沉入對他人靈魂最深處的體察，將自身宗教修習中對人性陰暗角落的洞察，設身處地的融入自身。在《布朗神父探案集：梅魯神山的紅月亮》裡與他人的對話之中，布朗神父道出了自己破案的「秘密」：原來，布朗神父破案時，總是把自己置於兇手同等的境地裡。 「我精確地設想出怎樣才能得手，以及一個人該以何種方式，或者何種心態才能萬無一失地辦成。當我確信我的感覺完全跟兇手一模一樣時，我自然就知道他是誰了。我會試圖走近謀殺者的內心……而且還要更進一步，你難道不明白嗎？我深入到一個人的內心。我總是深入到一個人的內心，擺動他的胳膊和腿。我會靜待時機，直到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已與一個罪犯合而為一，想他所想，與他的激情纏鬥；直到我完全能夠感同身受他內心湧動的仇恨；直到我能透過他睥睨、血紅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以他狹隘、愚笨的眼光，透視近在眼前通向血泊的那一小段清晰的直路。直到我真的成了殺人犯。」
與福爾摩斯的故事相比，布朗神父的探案故事在情節的波瀾起伏上，也許相對遜色；但色彩斑斕的場景、匪夷所思的細節、性格詭異的人物塑造上，則更勝一疇。例如《達納威家族的厄運》中吸收哥特小說元素，對環境的描寫和氛圍的營造；尤其是布朗神父這一角色，在探案過程中不斷說出的警句哲言，使得故事別有勝質。《狗的神諭》中由狗論及人性；探案中關於信仰、神秘主義、唯物主義等的談論……福爾摩斯故事中《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也與狗有關，但與《狗的神諭》則明顯不同。一個重情節，一個更注意情節中類似氛圍的某些東西，二者區別，由此可見一斑。大作家博爾赫斯曾對布朗神父的故事作出了相當中肯的評價：「與偵探小說的開創者愛倫•坡相比，切斯特頓往前邁進了一步……並非以暴力和血腥吸引讀者，而純粹是虛構環境下的智力遊戲。」 值得注意的是，切斯特頓作品往往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強調心理分析與靈感，與福爾摩斯注重物證和推理完全相反。布朗神父探案故事中，切斯特頓借主人公之口，不時流露和展現出對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過分推崇的反思和質疑，這似乎也是其他同類作品所較少見的特質。
談布朗神父，自然離不開其創造者切斯特頓。作家切斯特頓出生於一個宗教信仰氛圍濃厚的家庭，他曾公開皈依羅馬天主教教廷，其宗教信仰自然影響了他對布朗神父這一形象的定位和塑造。雖然偵探小說一向被認為是通俗類型文學的一種，尤其不被正統文學史家列為可登大雅之堂的「陽春白雪」。但是，切斯特頓的布朗神父系列卻被眾多文學評論家列為優秀文學作品。這與作者本身為英國文壇的「多面手」密切相關。可以說，切斯特頓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全才。他一個兼小說家、評論家、詩人、新聞記者、隨筆作家、傳記作家、劇作家和插圖畫家等多個頭銜，足見其才華之橫溢。而身為作家的切斯特頓，更是一個「凡是太陽底下的事都可入文」的博學作家。但是，這也就導致他的作品在進行翻譯的過程中，保持原汁原味的語言風格，難度極大。與他同時代的作家H.勃洛克，在一篇名為《切斯特頓在英國文學中的地位》的論述中就曾經說：翻譯切斯特頓的著作很難完美。在譯言古登堡計劃此次重譯《布朗神父探案集》之前，已有多個中文版本。由於未涉獵以往譯本進行對比，所以不敢進行高下優劣之評斷。但在有眾多前人譯本的情況下，古登堡敢於出新譯本，正顯出古登堡翻譯計劃的勇氣，「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文學作品正是在不斷的被閱讀和翻譯之中，才能隨著時代的變遷煥發出新的特質，才能維持文本自我的「存在」，以及在此基礎上的「重生」。正像古登堡翻譯計劃的口號：讓經典在中文世界重生。相信這次新譯的《布朗神父探案故事集》，也能讓我們再次認識到：偵探文學中不僅只有嗜血般的殺害和無休止的謎局，更應該有對具體情境中的人性的洞察與燭照。人，為什麼會這樣？「文學是人學」這一命題的題中之義，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