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悲劇,有恩於日本製造的戈恩為何反遭日本人怨恨

2020-11-20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日本的懸疑小說和電影向來聞名於世,但誰也不曾想到,2019年年末,這個國家會和一位曾被其奉為「產業救世主」的人聯合上演一出驚險刺激、懸疑叢生的現實版《追捕》。

被日本檢方指控多項經濟罪名的日產公司前董事長戈恩,2019年年底從日本「神秘」逃到黎巴嫩,並指責日本對其進行「政治迫害」。日媒則稱,讓在日本赫赫有名的戈恩跑掉,是「對日本司法的嘲諷」。在雙方激烈互撕的背後,這位外籍老總究竟是怎樣與日本鬧翻的呢?

比《追捕》更離奇的潛逃

據日本NHK電視臺2019年12月31日報導,戈恩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將不再在一個受人操縱的日本司法系統中作為人質,那裡實行有罪推定、歧視猖獗、基本人權被剝奪,公然無視日本的法律義務以及維護國際法的條約」「我沒有逃避正義,我逃避了不公正和政治迫害。我現在終於可以自由地與媒體溝通了,我期待著下周的開始」。

可以看出,在聲明中,戈恩對日本的司法系統充滿了不信任。

的確,如果翻一下剛剛過去一年中戈恩與日本司法的互動,你會發現,這兩年來,日本人確實把他折騰得夠嗆。

2019年3月6日,戈恩以10億日元(約合6000萬人民幣)保釋金被保釋出獄,這距離他2018年11月19日被捕入獄已超過100天。隨後,同年4月4日,戈恩再度被捕,接受審前羈押。4月25日,東京地方法院批准了戈恩的再度保釋申請,保釋金為5億日元(約合3000萬人民幣)。東京地方法院表示,保釋期間,戈恩的行動和通訊以及與其妻子的聯繫都受到嚴格的監視和限制,以防其出逃或銷毀證據。

根據日產汽車在戈恩被捕之後發布的公告,戈恩的違規行為包括在有價證券報告中少記載報酬金額、為私人目的支出投資資金和為私人目的支出經費等三項內容。東京地方法院認為,戈恩在擔任日產汽車董事長期間嚴重違反信託,此外他還面臨虛報收入、將個人財產損失轉移給日產汽車等其他三項指控。

但戈恩對日本檢方的四項指控均予以否認:「我是無辜的,我否認檢方對我的全部指控,我也否認關於『獨裁、專制』等所有的非議和偏見。」在戈恩經由律師發布的一段視頻中,戈恩表示,「整個事件都是陰謀,數名高層人員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自身的恐懼,在背後捅刀子」。

在「重獲自由」的戈恩激烈指責老東家的同時,他究竟是怎樣「潛逃」出境的,也引發了媒體的猜測。其中一些猜測堪比小說,比如按照黎巴嫩媒體MTV的說法,戈恩在喬裝成樂隊的黎巴嫩特工人員幫助下,藏在樂器箱子裡逃出日本警方重重監視的東京住所,從「不起眼」的機場乘飛機離境。法國《世界報》形容全程堪比「007電影」。

不過,黎巴嫩和日本兩國政府很快都駁斥了這一消息,因為如果該消息屬實,黎巴嫩政府派遣特工「偷運」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將涉嫌嚴重侵犯日本主權。

據日媒目前的猜測,戈恩出逃最可信的方式是其持有兩份法國護照。此前戈恩的律師團稱,戈恩有三本護照,分別由巴西、法國、黎巴嫩頒發,而這三本護照都由律師保管,戈恩被捕後,日本法院沒收了這些護照。但1月2日,有消息人士向NHK透露稱,法國政府出於某種原因向戈恩頒發了第二本護照,因此戈恩其實有四本護照,而日本法院也清楚這一點,只是2019年5月,出於某種需要,戈恩的律師請求日本法院改變保釋條件,日本法院轉而允許戈恩保留他的第二本法國護照,但是護照放在一個上鎖的箱子中,其鑰匙由其律師團拿走。事發後,律師團堅稱沒有向戈恩提供這份護照,因此戈恩究竟是如何實現偷梁換柱,也成了一個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身在黎巴嫩的戈恩拒絕透露出逃細節,聲稱這會傷害「幫助他逃離日本的人」,看來此公逃離日本的確是經歷過一番精心籌劃的。

那麼,自認為清白的戈恩,為何要撇下15億日元和在日本創下的基業逃亡,而不等待法庭的審判呢?他為何認定日本人要迫害自己?

與日產的相愛相殺

其實,戈恩與日產相愛相殺的故事也算一段傳奇。

20世紀末,創立於1933年的日本汽車產業巨人日產公司陷入空前的危機當中,從1991年到1999年,日產汽車公司連續多年虧損,背負債務高達21000億日元,市場份額由6.6%下降到不足5%,公司瀕臨破產。其實,日產的危機是當時日本很多大企業的通病,在「失去的20年」中,這些曾經輝煌的日企都像中了魔咒一般病入膏肓、瀕臨破產。

就在日產和整個日本製造業最黑暗的時候,戈恩來了。

戈恩出生在巴西,6歲時移居黎巴嫩,後來又到法國,在巴黎國立高等礦業學校取得博士學位。1996年,戈恩被法國車企雷諾聘為副總裁,他讓雷諾在短短幾年內扭虧為盈。1999年,雷諾向負債嚴重的日產汽車注資,戈恩作為雷諾副總裁出任日產營運長。

雷諾收購日產後,戈恩帶領17人進入日產高層。在素有「成本殺手」之稱的戈恩的領導下,日產僅僅用了兩年的時間就扭虧為盈。在2000財政年度,日產汽車實現了27億美元的贏利。

入主日產第一年,戈恩啟動「日產復興計劃」,即三年內削減1萬億日元成本,2001年消除公司經營赤字,2002年銷售利潤達到4.5%,債務降至7千日元以下。改革第二年,日產實現了27億美元的盈利,成為全球利潤率最高的汽車公司。改革第四年,日產巨額債務已悉數還清。這家老牌日系車企也完成了觸底反彈,重回第一賽道。

如今,日產的兩大特色幾乎都拜戈恩所賜,一是神乎其技的成本控制,二是無出其右的電動化技術。前者奠定日產的世界格局,後者則使日產在汽車能源電動化變道中搶佔有利位置。很少有人想到,這兩項代表日產甚至整個日系車的特色,其實是在一個外國經營者的幫助下確立的。

2016年,戈恩還巧妙利用三菱汽車危機,以雷霆手段入場,斥資2373.5億日元收購三菱34%的股權,並拿到了關鍵的一票否決權。至此,戈恩建立起龐大的汽車聯盟。2017年,戈恩的雷諾-日產-三菱帝國以1060.83萬輛的銷量超過豐田汽車、大眾汽車,歷史上首次登頂全球第一。

回顧過去三十年的日本產業發展史,我們會發現,在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一片廢墟之上,當日企在各個行業都被新興國家殺得丟盔棄甲時,汽車工業幾乎是日本唯一實現成功轉型、並在世界上守住了相當地位的傳統強項,從這個角度上講,說戈恩是日本製造業的「救世」主似乎並不為過。

改革的背面是怨恨

然而,戈恩的改革在收穫感激的同時,卻也招來了怨恨,為他被捕後在日本的「牆倒眾人推」埋下了伏筆。

2005年,戈恩出版了《一個成本殺手的管理自白》一書。在書中,戈恩描述了他是怎樣「挽救日產」的。他無視日本的商業傳統,一上臺就減少一半零部件供應商,由1300家零部件供應商減少到600家左右,公司還在3年內裁員21000人,關閉5家工廠。

然而,這些改革措施幾乎每一條都觸犯了日本企業內部的潛規則。與歐美不同,日本沒有強大的、與公司對立的工會組織。企業與職員的關係被認為不是博弈對象,而是類似中世紀時代領主與武士之間的「效忠」與「被效忠」的關係。職員盡心盡力為公司起早貪黑地工作,公司則要以終身僱傭制的鐵飯碗回報職員。另外,像日產這樣的大企業,與其零部件供應商之間的「定向採購」關係十分牢固,一旦解約,這些只給日產供貨的零部件商幾乎只有破產一條路可走。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戈恩這一連串的「改革」造成了數千家企業破產和上萬員工失業,而在日本的家庭體系下,丈夫的失業往往意味著家庭的破產。「戈恩的成功是上萬個日本普通家庭的破碎堆出來的」,有日本媒體如是直言。

在長期的企業管理中,戈恩被認為始終蔑視日本的本土文化。當被裁員的日本員工走投無路時,他們在報紙上看到的是戈恩在慶祝與第二任妻子的結婚,並在凡爾賽宮花費上億美元舉行豪華派對。這對於習慣了只有公司倒閉、老闆負債自殺時正式員工才會被解僱的日本人來說,實在讓人無法接受。

此外,戈恩還喜歡為其工作索要巨額薪酬,卻又拒絕在企業出問題時向日本同行那樣鞠躬道歉,並一再聲稱這種做法「無意義且很愚蠢」。如果不是他改革有術,死板的日本人估計早就忍不了這個將日本企業文化看做垃圾的「怪胎」了。

最讓日本人無法忍受的,是戈恩近年來又開始「吃裡扒外」。20年前,當雷諾-日產聯盟成立時,日產處於插標賣首的絕對劣勢中,雷諾控制日產並無不妥。然而,時移勢易,20年間,由於戈恩大刀闊斧的改革,再加上日產員工的工作效率高於其法國同行,日產已經成長為遠遠強於雷諾的公司。最近幾年來,雷諾5成以上的利潤來自日產,但作為日產最大股東,雷諾對日產有著很大控制權,日產連自身的發展方向也無法決定。近幾年與雷諾脫鉤的呼聲在日產內部越喊越響,戈恩卻仍在一手推進雷諾、日產的合併。

這種做法難免讓他的日本同事們寒心。的確,對日產乃至整個日本製造來說,戈恩是個偉大的改革者,但改革的成本和期間的痛苦卻都是由日本人承受,戈恩本人拿著巨額薪酬、在花天酒地中「幫」日產完成了改革,轉過臉來卻說要拿走所有改革成果——天下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呢?

所以,戈恩堅信自己會在審判中遭到日本人的「迫害」,雖無法律依據,但也不是毫無道理。事實是,在戈恩被捕後,日本輿論界鮮有人說他的好話,與當年同為「洋大人」的佩裡艦長和麥克阿瑟將軍不同,日本人並不感恩於這位外來的改革者。

從更深層次講,戈恩與日本之間的相愛相殺揭示了日本工業持續低迷三十年的原因所在:終身僱傭制、定向採購、企業與員工之間那種中世紀式的效忠關係,這些曾經助推日本經濟取得輝煌的要素,如今反成了拖累日本企業復興的包袱。但誰要真的甩掉這些包袱,必然承受排山倒海而來的怨恨。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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