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曲藝團走過六十年 三代演員團聚,暢敘曲藝情懷

2021-01-15 中國經濟網

  11月22日晚,北京市曲藝團成立六十周年專場演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圖為著名演員種玉傑、王玉蘭表演京韻大鼓《鬧江州》。

著名相聲演員李金鬥為演唱西河大鼓的老藝術家馬增蕙調整話筒。

  晚會上,梁厚民(左一)、馬玉萍(中)和陳湧泉(右一)三位老演員獲得「卓越貢獻獎」。

演出現場,老中青三代演員歡聚一堂。

姜昆等相聲演員表演群口相聲《如此開發》。

青年演員表演鼓曲聯唱《群星璀璨》。

  最紅火時,一天演八場,觀眾計時收費,兩分錢聽10分鐘;慘澹時,依靠政府補貼的「周末演出計劃」、「文藝星火工程」拿演出費……今昔對比,走過60年曆程的北京市曲藝團,見證了曲藝這門傳統藝術的輝煌與沒落。然而不管境況如何,曲藝人心中的那份熱愛和堅守未曾改變。

  上周末,北京市曲藝團老中青三代曲藝人圍坐一桌,暢談曲藝,共敘情懷,有自豪,有遺憾,有不舍,更有對未來的無限期冀。

  輝煌

  「巡演一圈就賺幾萬塊錢回來」

  要說曲藝的輝煌歲月,82歲的相聲表演藝術家陳湧泉、78歲的河南墜子表演藝術家馬玉萍、71歲的快板書表演藝術家梁厚民最有發言權。

  「輝煌的時候,那是很輝煌的!先說我本人,作品《奇襲白虎團》受到全國觀眾喜愛。我曾是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中唯一的演員代表。當年主席的追悼大會,我就在天安門城樓上。還有,周恩來總理主持的最後一次國慶招待會我參加了。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我參加了……」說起往事,梁厚民眼睛裡閃爍著光芒。

  他記得,曲藝團最紅火時,全國巡演轉一圈就賺幾萬塊錢回來,「每年我們曲藝團是往市文化局交錢,我們掙的錢很多哩!『文革』期間,全國的曲藝團都解散了,唯獨北京市曲藝團沒被解散。當時我們是全國最大的一個曲藝團,有一百多號人,曲藝品種也是最全的。我們的相聲,最興旺的時候,一天同時演三臺相聲大會,這是國內其它任何一個曲藝團都辦不到的。」

  馬玉萍是1955年參加北京市曲藝團的。她說:「我記得有一年我們去瀋陽演出,人家都說是『十八羅漢鬧瀋陽』。一個月的演出,場場客滿。我們到哪兒去演出,都是當地省委、省文化廳的人到車站接我們。那會兒我們每天都有新節目,而且節目質量非常高,曲藝團的知名度、影響力真是不得了,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都有!」

  文藝輕騎兵

  說新唱新,緊跟社會熱點

  老一代曲藝人中,馬玉萍最敬佩的是「琴書泰鬥」關學曾,因為他將曲藝的「輕騎兵」作用發揮到了極致:「我們曲藝團的演出,幾十年都是講究說新唱新,關學曾是代表人物,走到哪兒唱到哪兒。他特別勤奮,上臺演出,下臺寫作品,什麼時候看他都是在創作,這一點對我們的影響很大。」

  「其實,我們當時的演出受歡迎,也主要是由於曲藝發揮了尖兵作用,來得快,反應快,能夠及時把好的事傳達給觀眾,我們那會兒就經常宣傳勞動模範,觀眾愛聽,效果比作政治報告還要好。應該說,每一個時期曲藝團都是緊跟時代的,沒落伍,有什麼事情來了,電臺錄音準有我們曲藝團的節目。」馬玉萍說。她記得有一次去電臺錄音,「當時把我叫去也不跟我說要現場寫詞,結果到了那兒要求幾分鐘就要寫出詞……我就是這樣給鍛鍊出來的。再比如北京精神的『愛國、創新、包容、厚德』八個字,我發動徒弟們寫詞兒,我就唱,效果非常好。」說著,她唱了起來。

  作為關學曾的弟子,北京琴書演員王樹才對曲藝的「輕騎兵」作用也體會很深。「就說今年北京『7·21』之後,我跟著市領導去房山。到那兒之後,領導說你寫一下抗洪英雄李方洪吧。我兩天沒睡覺,寫完了改,改完了寫,然後發給市委宣傳部。得到的回覆說不錯,問我三天之後演出背得下詞嗎?我說放心吧!」

  老藝術家

  體驗生活,恪守「傳幫帶」

  曲藝受百姓歡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貼近生活、貼近百姓,而曲藝演員要想抓住觀眾,更是離不開生活這個大課堂。

  「我們那會兒都得下基層,上工廠、農村體驗生活,這對我們的創作是很有幫助的。現在這個也仍然是我們的指導思想,你不體驗群眾生活你就不成。」馬玉萍最難忘的,是和同伴們一起到大興插隊,跟老鄉同吃同住:「那時候寫詞,寫出來的東西,唱起來那就是不一樣,群眾也喜歡,他們覺得你熟悉他們的生活。沒有生活你就寫不出來。文藝家還是要深入生活的。」她還記得有一次演一位老石匠,真就上山去跟石匠學習掄大錘,「到了舞臺上我演起來很自如,心裡很有底,不緊張。所以說,有生活跟沒生活就不一樣。過去講究一切創造圍繞體驗生活,這一點我覺得是不會改變的。」

  老一輩曲藝表演藝術家們身上的閃光點還有很多,比如對徒弟的毫無保留,對「傳幫帶」兢兢業業的恪守。這一點,年輕的京韻大鼓演員李想最有發言權:「曲藝其實隔行不隔山,很多老師對我們都是言傳身教,像張蘊華老師,那會兒給我們排單弦聯唱,一字一句、一絲不苟地教我們,旋律、字眼,還有形體動作,都摳得很細。我是來自天津的演員,表演時更多注重唱,在形體上會忽略一些。我到北京之後,團裡的老師們就經常給我補這些方面。像我到張蘊華老師家去學表演課的時候,我站著,張老師一定也是站著。我一堂課上一個半小時,她就陪我足足站一個多小時,親自示範,先表演給你看,真的非常辛苦。」

  創新

  從上海滑稽劇到相聲劇

  任何一門藝術的發展都不能墨守成規,而應推陳出新。北京市曲藝團在60年的發展歷程中曾經做出過很多創新的探索。

  「當時曲藝團有一個創作組,力量還是很強的,寫說的,寫唱的,都有。也出現了不少好作品,比如相聲《牽牛記》,這是全國第一個反映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的。」陳湧泉言語中透著自豪。再有一個,就是化妝相聲,這是北京市曲藝團首創的。陳湧泉的思緒回到了自己年輕時:「我們當時派兩個人到上海滑稽劇團取經,在那呆了一兩個月,學習人家的創作方法和表演經驗,帶回來一些本子,經過改編與再創作,我們推出了《兩個理髮員》、《如此戀愛》,演出以後大火,場場客滿。除了在北京,我們從北京一直『殺』到廣東,沿途完全客滿……這是我們終身難忘的。」

  北京市曲藝團還曾率先推出相聲劇。陳湧泉記得那是在上世紀80年代,曲藝團到江南演出,在揚州碰到了上海滑稽劇團,他們當時在演一部戲《儂看像誰》,「正好他們請我們去看,看完以後我們就感覺這個節目要是我們自己演,搞成相聲劇,完全可以。跟領導一商量,領導說可以。我們考慮到什麼呢?北方人喜歡看喜劇,南方的滑稽戲因為受語言限制,北方人聽不懂,如果要用北方話給改編成相聲劇,那麼北方人完全可以接受。最終,這個作品經過排練,很快就推上臺了,很受歡迎,前後演了200場呢!」

  中生代

  清貧中的執著堅守

  如果說老一代曲藝人見證了北京市曲藝團的輝煌,那麼中青年曲藝演員經歷更多的可能是曲藝在當下的艱難求生。

  梅花大鼓表演藝術家王玉蘭1972年進團,至今已經40年過去,而明年一月份她就將退休了。「輝煌過去了,現在曲藝團什麼樣?低潮。不過特別高興的是政府說要扶持曲藝了。其實,我們這些人堅守在這個崗位上非常辛苦。我們沒有辦法,不是我們自己不努力,我們真的是非常清貧地堅守在這塊陣地上。」她不禁有些動情:「幹一行愛一行。我們也沒有別的可幹,只能在這堅守。我非常愛這個團。說到上農村演出,你們可能不知道有多苦,夏天,大太陽底下,一片樹蔭都沒有,我們就在空地上演。雖然苦,我們還都是特別希望下鄉演出,參加『周末演出計劃』、『文藝星火工程』,因為我們團體制改革了,不演出就沒有飯吃。」

  懷有同樣心情的還有王樹才。他說:「我們確實愛這份職業!說大了,如果我不唱北京琴書了,心裡有愧,因為我是北京琴書市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而且是唯一的,也是國內唯一的北京琴書職業演員;說小了,論感情,我要不唱了,對不起關學曾先生對我這麼多年的培養。守土有責。守住本土文化,我就把我這塊陣地守住了,我跟我們先生學會了幾十段活兒,我先繼承下來,將來我把這點東西傳給我的學生、徒弟,希望有一個良好的繼承,再有一個良好的發展。」

  希望

  「80後」曲藝人的追求

  出生於1984年的天津女孩李想,是團裡年齡最小的演員。她從11歲開始學習京韻大鼓,師從「駱派」京韻大鼓的創建者駱玉笙,後來考入位於天津的中國北方曲藝學校,再後來趕上已經20年沒有招生的北京市曲藝團招生,經過層層考試、選拔進入這個團。

  早前兒周圍朋友聽聞李想是唱大鼓的,都不敢相信。「有的人還以為我是敲鼓的呢!有時候解釋起來費勁,我就乾脆說自己是搞聲樂的,民族聲樂!」她呵呵一笑:「後來我介紹時就搬出電視劇《四世同堂》,裡面的主題曲《重整河山待後生》就是我老師駱玉笙唱的,然後我再一點一點給朋友們講曲藝的知識,慢慢的,他們對京韻大鼓之類的都有了一定了解,並不自覺地向更多人傳播。」

  李想說,她一度也曾想過放棄曲藝,覺得曲藝沒人聽了,但不知怎麼的,有一天她突然為自己從事的這門藝術感到自豪,甚至覺得自己有點兒高尚。「上世紀60年代那會兒,人們的生活娛樂方式相對簡單,多數人喜歡聽收音機,所以曲藝發展得很好。後來,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人們的休閒娛樂方式很多元了,曲藝便慢慢開始沒落了,但慶幸的是,依然有很多人在堅守,前輩們,還有像我這樣的年輕人,正在努力傳承著這門傳統藝術。我沒有辜負自己身上的擔子!」

  建言獻策

  希望有固定演出劇場

  「現在我們處在這個環境,沒有劇場,也沒有錢,節目練完了也沒地兒演,怎麼辦?所以還是請你們呼籲一下,曲藝應該有自己的劇場。」座談會上,王玉蘭誠懇地對媒體記者們說。這一點也說到了在座各位的心坎兒裡。

  在大傢伙兒看來,現如今曲藝之所以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演出場所缺失。「想當初,曲藝演出的園子不少,都紅火過。比如老長安戲院,那是演曲藝的地兒,老長安戲院對過有個西單劇場,也是演曲藝的,還有吉祥戲院,現在都沒了。」梁厚民回憶說。

  新晉加盟北京市曲藝團的相聲演員何雲偉,心裡也為這個問題著急:「像梅蘭芳大劇院,那是國家京劇院的演出場所,長安大戲院是北京京劇院的演出場所,而中國評劇院也有中國評劇大舞臺,唯獨我們曲藝團沒有一個固定演出地點。以前咱們北京電視臺還有說演彈唱節目,能播幾段大鼓;天津曾有個《魚龍百戲》節目也能演曲藝;中央電視臺曾有《曲苑雜壇》……這些現在都沒有了,曲藝的陣地越來越小了。我們特別希望未來有固定的演出劇場,我們多排練一些好節目,我想咱們的老百姓還是需要曲藝的。」

  與新藝術形式嫁接

  「其實相聲是曲藝團裡面眾多曲藝品種當中的一個,也是近幾年來比較受觀眾關注的一個,因為它在電視等現代媒體以及大型活動上露面的機會要多一些,而其它曲種就不同了。」相聲演員李菁說。在他的印象中,過去駱玉笙京韻大鼓唱得好,但她被全國觀眾所熟知則是在電視劇《四世同堂》的主題曲《重整河山待後生》推出以後;關學曾的北京琴書,也是在電影《有話好好說》裡面使用了以後,才被極大地普及;還有,馮小剛的電影《沒完沒了》裡面用了幾句梁厚民先生的《奇襲白虎團》。馮小剛導演就喜歡評書,他是梁先生的粉絲。「現如今,曲藝就是沒有這種展示的機會了,如果能夠與現代傳播媒介,或者大家熟悉的一些藝術品種,比如電視劇、電影嫁接,就能擴大曲藝的影響力。」

  李菁說,他與何雲偉有一個設想,試圖用相聲帶一帶其它曲藝曲種,正所謂舉辦一些「花場」,一場演出七個節目中,有四段相聲,其它三個是其它種類的曲藝節目。「曲藝傳播需要平臺,我們老在小劇場裡這麼演,也帶動不了更廣大的觀眾,如果說真正能夠讓它良性運轉起來,還得去爭取更大的平臺、更廣的傳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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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曉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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