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28日凌晨4點，託爾斯泰溜出自己亞斯納亞-博利爾納的房子，搭了一輛車來到附近的火車站，買了一張前往科澤利斯克的三等車票，踏上了前往奧普京修道院的旅程。在自己82歲，生命只剩下10天的時候，託爾斯泰聲明與一切——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生活了將近50年的老家宅、他的農民以及他的寫作生涯——斷絕關係，在修道院中尋求心靈的安慰。他曾經多次有逃離的衝動。從19世紀80年代起，他就養成一個習慣，就是加入經過他莊園去基輔的朝聖者，在夜裡走上很遠，通常直到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還沒回來。但現在他有一種一走了之永不回頭的衝動。和妻子索尼婭無休止的爭吵——這些爭吵通常都是關於莊園的繼承問題——讓家庭生活變得難以忍受。他希望在人生最後的時刻能夠獲得平靜和安寧。
託爾斯泰
託爾斯泰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他毫無計劃地匆匆離去。但好像有什麼東西把他帶到了奧普京。或許是他剛剛才第一次讀到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或許是他姐姐瑪麗亞的出現，這是他的幸福童年唯一倖存的見證者，她的生命如今也快走到盡頭，就在附近奧普京僧侶轄下的沙莫蒂諾修道院安度晚年。奧普京離亞斯納亞-博利爾納莊園不遠，在過去30年間，託爾斯泰曾多次像個農民一樣，到那裡跟阿姆夫羅西長老探討關於上帝的問題，藉此來撫慰自己困擾的心。奧普京隱士們禁慾式的生活啟發了託爾斯泰：《謝爾蓋神父》（1890—1898）可以看作託爾斯泰本人批判世界的宗教獨白——故事講述了一個在奧普京修道院做隱士的軍官，他試圖在禱告和冥想中尋求上帝，最終在謙卑的修行中找到內心的平靜。有人說託爾斯泰在奧普京是試圖與教會和解——他希望能在自己死前，讓教會撤銷將自己開除教籍的處罰（1901）。當然，如果想達到這個目的，奧普京無疑是最好的選擇。這裡帶有神秘主義氣息的基督教教義，符合教會規定的樸素儀式，都與託爾斯泰的宗教信仰十分貼近。但似乎託爾斯泰更多的只是想要「逃離」。他希望逃離塵世紛繁複雜的一切，為自己即將開始的靈魂之旅做好準備。
從《懺悔錄》中推斷，託爾斯泰信仰上帝是一次突然的轉變——源於他19世紀70年代末的一次道德危機。許多學者也這樣認為，危機之前的文學家託爾斯泰與危機之後的宗教思想家託爾斯泰有著明顯的區別。但實際上，對於信仰的追求貫穿了作家的一生以及他所有的藝術創作。他全部的自我認同與他對精神意義以及精神完滿的追求緊密相連，他也從基督的一生獲取創作的靈感。託爾斯泰眼中的上帝象徵著愛與和諧。他希望歸屬於一個團體，感覺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這是他在婚姻以及與農民的相處中所尋找的理想。對於託爾斯泰來說，上帝就是愛：有愛的地方，就有上帝。每個人神聖的核心就是擁有同情和熱愛他人的能力。罪就是因為失去了愛——這本身就是一種懲罰——獲得救贖的唯一方法就是愛。這一主題貫穿了託爾斯泰的所有小說，從第一部《家庭幸福》（1859）到最後一部《復活》（1899）。那種認為他的文學作品與宗教信仰分裂的觀點是錯誤的。相反，和果戈理一樣，這些文學作品寄託著他的宗教觀。所有託爾斯泰筆下的人物都在追尋一種基督式的愛，一種與其他人之間的關聯性，而這種關聯性賦予生命意義與目標。這就是為什麼安娜·卡列尼娜—— 一個被孤立後只能依靠自己的人物——註定要在託爾斯泰的世界消失；或者為什麼他筆下最為歌頌的人物，比如《戰爭與和平》中的瑪麗亞公爵小姐和農民卡拉塔耶夫，會通過承受其他人的苦難來展示自己的愛。
託爾斯泰與家人一起午餐
託爾斯泰用一種神秘主義的方式來看待上帝。他認為人類無法用自己的智慧理解上帝，只有通過愛與祈禱才可以。對託爾斯泰來說，祈禱是人類洞察神性的時刻，是片刻的狂喜和自由，祈禱時人類的靈魂可以從人性中解放出來，與宇宙融合。許多東正教的神學家都將託爾斯泰的信仰與佛教和其他東方信仰做過對比。但實際上這種神秘主義與奧普京修道院的隱士們更為接近。託爾斯泰與俄國教會之間有著根本的分歧，甚至奧普京修道院都無法滿足他的精神要求。託爾斯泰反對教會的教條——三位一體、基督復活、神聖基督的整體概念——相反，他宣揚基督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人們要以他為榜樣。他的這種基督教信仰難容於任何教會。它超越修道院的高牆，直接參與到社會事務中——關於貧窮和不平等、殘忍與壓迫，在俄羅斯這樣的國家裡，沒有一個基督徒能無視這些問題。這也是從19世紀70年代末起，託爾斯泰的道德危機以及他與社會割裂的根源。託爾斯泰越來越相信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應該像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所教導的那樣去生活，他立誓要賣掉自己的財產，把錢分給窮人，懷著基督徒間友愛的情誼與他們生活在一起。本質上他的信仰是一種基督教式的社會主義——更確切地說是無政府主義，因為他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會和政府權威。但託爾斯泰並不是一名革命分子。在他看來，反對不公正與壓迫的唯一方法就是遵守基督的教誨。
1917年革命讓我們忽視了託爾斯泰對福音書的樸素解讀所帶給教會與政府的真正威脅。在20世紀初他被開除教籍時，託爾斯泰的信徒已經遍布全國。他基督教式的無政府主義對農民有極大的吸引力，因此對於官方教會，甚至對於沙皇來說，這都是個巨大的威脅。俄國任何社會革命都必然有一個精神基礎，即使是最強調無神論的社會主義者，也意識到要為自己所追求的目標賦予宗教意義。保守派報紙《新時代》的主編A. S. 蘇沃林寫道：「俄國有兩個沙皇，他們是尼古拉二世和託爾斯泰。哪個更強大？尼古拉二世拿託爾斯泰完全沒有辦法；他無法撼動託爾斯泰的地位。但毫無疑問，託爾斯泰卻可以撼動他。」如果沙皇政府最初不找託爾斯泰麻煩的話，事情也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在19世紀80年代，很少有人讀過託爾斯泰關於宗教的作品，到了19世紀90年代，教會開始批判託爾斯泰，說他試圖顛覆政府之後，託爾斯泰作品的非法印刷品才開始在各地大範圍地流通。到了1899年，當託爾斯泰發表《復活》時，他更為人所知的身份是社會批評家和宗教異見分子，而不是一名小說家。書中對沙皇體制——教會、政府、司法裁決與刑事判罰體系、貴族階層的私人財產和社會習俗——的批判，使得這本書的銷量遠遠超過他的其他作品，成為作家寫作生涯中最為暢銷的一本書。「所有的俄國人都從這本書中汲取營養，」斯塔索夫在給託爾斯泰的一封賀信中寫道，「你無法想像這本書所引發的討論和爭議……19世紀所有的文學事件沒有一件能與它相提並論。」教會和政府越攻擊託爾斯泰，他的追隨者就越多，直到1901年他被徹底開除教籍。教會這麼做是為了掀起大眾對託爾斯泰的仇恨，一些反動分子和東正教狂熱分子的確響應了這一號召。託爾斯泰收到了死亡威脅和謾罵信件，喀琅施塔得地區的主教以支持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而臭名昭著，他甚至寫了一篇詛咒託爾斯泰死亡的禱文，這篇禱文在右翼媒體中受到極大歡迎。但每有一封威脅信，託爾斯泰就會相應收到一百封來自全國各地的支持信。人們給他寫信控訴地方政府的胡作非為，或者感謝他在著名的《我不能保持沉默》一文中對沙皇的批判，這篇文章描寫的是那場引發了1905年革命的「血色星期天」大屠殺。數百萬從未讀過小說的人開始閱讀託爾斯泰的作品。作家所到之處，都有大批心懷敬仰的民眾前來圍觀——據警察統計，在慶祝託爾斯泰80歲生日時，前來慶賀的民眾數量要遠遠高於給沙皇做壽的。
託爾斯泰將《復活》所得的一切收入都捐給了杜霍波爾教派。杜霍波爾派教派可以說是託爾斯泰之前的託爾斯泰主義者。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8世紀——如果不是更早的話，它的首批團契於那時成立。作為反對教會與政府權威的和平主義者，他們剛剛在俄國崛起就受到各種迫害，19世紀40年代他們被強迫遷到高加索地區。託爾斯泰對杜霍波爾派的興趣始於19世紀80年代早期，他們的思想對託爾斯泰寫作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所有「託爾斯泰主義」的核心元素——天國是在每個人心中的理念、對官方教會的教條和禮儀的反對、（理想）農民集體生活中的基督徒準則——也都是杜霍波爾教派的理念。1895年，教派發起一系列反對徵兵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成千上萬的託爾斯泰主義者（或自稱託爾斯泰主義者的和平主義分子）湧入高加索地區，許多人加入杜霍波爾教派的隊伍。託爾斯泰親自宣傳他們的訴求，給媒體寫了數百封公開信，並在後來安排他們移居加拿大，並支付了其中的大部分費用（在加拿大，這些異見人士也成為當地政府的燙手山芋）。
寫作中的託爾斯泰
託爾斯泰與其他許多教派也有密切的聯繫。他的「活的基督教」（living Christianity）理念與各教派對真正的俄國教會的追求有著天然的聯繫：兩者都來自社會烏託邦式的構想。「託爾斯泰主義」（Tolstoyism）本身就是一個教派——至少他的敵人們是這樣認為的。在他的追隨者與其他主要的宗教教派之間有個持續的討論，就是在託爾斯泰的領導下組織一場統一的社會運動。這對於教會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教派分子的數量在急速增長，從18世紀地區性的大約300萬人，至20世紀第一個十年大約有3000萬人，但是一些學者認為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俄國人口（約1.2億人）都是教派主義分子。隨著19世紀末民粹主義知識分子的研究不斷深入，每年都會有新的教派成立或者被發現。到了20世紀，神智學者、神人同形同論者、象徵主義者、拉斯普京信徒和各式各樣的神秘主義分子，都開始把這些教派當成自己所追求的新的以及更「本質的」俄羅斯信仰的答案。官方教會處於崩潰邊緣。政治上受制於政府，教區生活停滯，即使教會在精神上還沒有徹底死去，他們也已經無力阻止大批農民轉投其他教派，或者逃往城市，加入社會主義者的陣營尋求世界真理與正義。
如果說，託爾斯泰基督教式的無政府主義是由於他渴望歸屬一個充滿宗教友愛情誼的自由共同體，那麼他這番信仰的個人因素則是源於他與日俱增的死亡恐懼。死亡是他一生和所有藝術創作中都不能擺脫的主題。他父母去世的時候他還是個小孩子；在很年輕的時候，他又失去了自己的哥哥尼古拉——這一情景揮之不去，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描述了另外一個尼古拉，列文公爵的哥哥之死。託爾斯泰不顧一切地想理性地看待死亡，將其看成生命的一部分。「人們恐懼死亡，是因為對他們來說死亡意味著空虛與黑暗，」他在《論生命》（1887）中寫道，「但是他們之所以看到空虛與黑暗，是因為他們沒有理解生命。」後來或許是受到了叔本華的影響，託爾斯泰認為死亡是個人人格的幻滅，成為宇宙中的抽象物質。但這些觀點無法令熟識他的人信服。就像契訶夫在寫給高爾基的一封信中所說的，託爾斯泰對自己的死亡充滿恐懼，但他不願意承認這一點，因此他通過閱讀經文來使自己獲得平靜。
1897年託爾斯泰拜訪了契訶夫。這位劇作家當時身患重病。他得肺結核已經很長時間了，這時他的病情突然急轉直下，並且伴有肺部大出血，契訶夫沒辦法像之前那樣對自己的病情置之不理，只好找來醫生。託爾斯泰是在契訶夫肺部出血6天後到的醫院，他發現契訶夫當時情緒很好，有說有笑，把血咳在一個大啤酒杯裡。契訶夫很清楚自己病情的危險程度——畢竟他曾經是一名醫生——但是他依然保持著良好的精神狀態，甚至還在談論未來的計劃。契訶夫用自己一貫的詼諧睿智說，託爾斯泰發現自己的朋友還沒有到垂死的邊緣時「幾乎非常失望」。顯然託爾斯泰是想要來跟他談論死亡的。他驚異地發現契訶夫面對死亡能夠泰然處之，繼續像平常一樣生活，或許他對這種鎮定自若的態度有些羨慕，因此他想了解得更多。通常來說，在一個病重的人床前是不適合談論死亡的，但是託爾斯泰很快就提起這個話題。契訶夫還躺在這邊咳血，他那邊就長篇大論地談起了死亡和來生。契訶夫認真地聽著，但最後他還是失去耐心，跟託爾斯泰爭論起來。在他看來，託爾斯泰所謂死亡的神秘力量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僵直渾沌」，他告訴託爾斯泰自己也不想要這種永生。實際上他並不理解死後還有來生這種說法。用他的話說，思考這種「虛幻的永生」或用它來自我安慰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兩個人之間最關鍵的分歧。當託爾斯泰思考死亡時，他想的是另外一個世界，而契訶夫關注的則是眼下。託爾斯泰走後，契訶夫在醫院裡對自己的朋友，出版人A. S. 蘇沃林說：「你就這樣不存在了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們把你送到墓地，然後回家，喝茶，說一些關於你的虛偽的話。想想都讓人覺得不舒服！」
……
所有契訶夫的作品都有關於死亡的內容，在他後期的許多作品中死亡成為創作的主題。契訶夫的一生都在和死亡作鬥爭——起先是作為一名醫生，後來是作為一個垂死之人——或許正是因為他與死亡如此接近，他才能以如此無畏誠實的方式來描寫死亡。契訶夫知道，通常人們都以極其普通的方式死去——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死的時候都在想著要活下去。他看到死亡只是自然過程中的一部分——因此當他面對生命的終點時，他保持著自己的尊嚴和勇氣，以及他一直以來表現出來的對生活的熱愛。1904年，他和妻子奧爾加一起預定了德國巴登韋勒的一家酒店。「我去那裡等待死亡了，」出發前夕，他對一位朋友說，「一切都結束了。」 7月2日晚上他醒來，發著高燒。他找來醫生，大聲說：「Ich sterbe.」（「我要死了。」）醫生盡力讓他鎮靜下來。前者離開後，契訶夫點了一瓶香檳，喝了一杯躺在床上，隨即告別了這個世界。
託爾斯泰的遺體從家中抬出
對託爾斯泰來說，死亡就不是這麼容易了。出於對自己死亡的恐懼，他把信仰維繫在一種神秘的理念上，認為死亡是精神的解脫，肉身幻滅後會成為一個「宇宙的靈魂」；但這並沒有完全消除他的恐懼。沒有人比託爾斯泰更加頻繁地，或者說更有想像力地描寫死亡的時刻——他對伊凡·伊裡奇以及《戰爭與和平》安德烈的死亡描寫是文學史上的經典。但這些並不僅僅是死亡。這是最後的審判——此時，將死之人重新審視自己生命意義，在精神真理中找到救贖或者最終解答。在《伊凡·伊裡奇之死》中，託爾斯泰展示了一個男人——一個高級法官，他在臨終回顧時才真正認識了自己。伊凡發現他的一生都只是在為自己而活，因此他的生命被浪費掉了。他的終身職業是一名法官，但他對那些工作中接待過的人的關心，遠趕不上眼前這位醫生對他的關心。他的一生都圍著自己的家庭轉，但他並不愛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似乎也不愛他，由於沒有人意識到他即將死去這個事實，也沒有人來安慰他。唯一與伊凡有真正親密關係的是他的僕人格拉西姆，一個照顧他的「青澀農民小夥」，格拉西姆整夜守在他床前，並抱著他的腿讓他感覺舒服一些。格拉西姆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對一個他知道即將不久於人世之人的善意之舉，而他意識到這個人即將死去，也是對彌留之人的巨大安慰。在伊凡看來——
對於他即將死去這件糟糕透頂的事，在那些與他相關的人的眼裡似乎成了一件偶然的、不愉快的，或者說相當不合時宜的事情（就好像一個身上有怪味的人走進了一家人的客廳）——而他們有如此的反應，恰巧是出於他終生所信奉的那種適可而止的禮貌。他覺得沒人同情他，因為沒有人願意真心理解他的處境。格拉西姆是唯一一個理解他並同情他的人。這也是為什麼只有當格拉西姆在伊凡身邊時，他才能感到放鬆……只有格拉西姆不會撒謊；所有事情都證明，只有格拉西姆了解事情的真實狀況，並覺得沒有必要去掩蓋現實，只是單純地為他病重的、將死的主人感到難過。有一次，伊凡準備讓他回去睡覺時，格拉西姆甚至毫不避諱地說：
「我們都會死，這點小事算什麼？」意思就是他不介意多幹點活，因為將來他也會死，他做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將來在他要死的時候，也會有人這樣對他。
一個淳樸的農民給這位法官上了一堂關於真理與同情的道德教育課。格拉西姆向他展示了人應該怎樣生應該怎樣死——一個農民對於死亡坦然接受的態度，使得伊凡在自己人生最後還清醒的時刻，克服了對死亡的恐懼。
《伊凡·伊裡奇之死》是根據託爾斯泰一個在司法機關工作的朋友伊凡·伊裡奇的死而創作的，伊凡的哥哥向託爾斯泰講述了伊凡死前幾天一些詳細的情況。在俄國上流社會中，死前從陪伴他們的僕人身上獲得精神安慰是一件常見的事。從貴族人士的日記和回憶錄裡來看，與前來聽取懺悔和主持最後儀式的神父相比，那些僕人給他們的精神力量要大得多，農民的淳樸信仰讓他們克服了死亡的恐懼，「可以面對面地正視死亡」。在19世紀俄國的文學作品中，農民面對死亡時的無畏態度隨處可見。「農民的死簡直太了不得了！」屠格涅夫在《獵人筆記》中寫道，「他們的精神狀態既不是冷漠，也不是愚蠢；他們的死仿佛就像是在進行一項宗教儀式，冷酷而又簡單。」屠格涅夫筆下的獵人遇到了好幾個將死的農民。一個是叫馬克西姆的伐木工，他被一棵倒下的樹砸中。他請求同伴原諒自己，在咽下最後一口氣之前，他還請同伴們確保自己的妻子去領回一匹他已經付了錢的馬。另外一個人在鄉下的醫院裡被醫生告知他只能再活幾天。這個農民想了一會兒，撓了撓脖子，戴上帽子，看著好像要轉身離開。醫生問他要往哪兒去。
「往哪去？還用說麼，要是病情已經這麼糟糕，當然是回家了，家裡還有很多事要安排呢。」
「但你這樣做可真的會傷害自己的身體啊，瓦西裡·德米特裡奇，說實話我都驚訝你是怎麼走到這兒的。留下吧，算我求你了。」
「不了，卡皮通兄弟，如果我要死的話，我也要死在家裡。如果死在這兒，天知道家裡會亂成什麼樣。」
農民面對死亡時同樣的態度在託爾斯泰的《三死》（1856）、列斯科夫的《著魔的流浪人》（1873）、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波謝洪尼耶遺風》（1887）中都曾出現過，可以說所有俄國的大作家都對此有過描述，以至於最後農民的堅忍克己成為一種文化傳說。這一場景在亞歷山大·索忍尼辛的《癌病房》中再次出現，故事裡葉夫列姆回憶起「故鄉的老人們怎樣在卡馬河上死去」：
他們不會給自己鼓氣，也不會苦苦抵抗或者對自己的死誇誇其談—他們只是平靜地面對死亡。他們絲毫不避諱分財產的事，他們默默地、迅速地決定好誰將得到母馬，誰將得到馬駒，誰拿大衣誰拿靴子，然後他們輕描淡寫地離去，就好像只是搬往另外的新房去一樣。沒有人會被癌症嚇倒。畢竟，沒有人得過癌症。
但這樣的態度並不僅是文學創作。在各種回憶錄、醫學報告和19、20世紀初的民俗學研究中，都記錄了這樣的例子。其中一些將農民面對死亡的態度看作農奴的宿命論：死亡是對痛苦的解脫。當他們談起自己的命運時，農民通常把來世比作「自由王國」，認為他們的祖先正活在「上帝的自由」之中。這也是《獵人筆記》背後的構思。在《枯萎了的女人》中，屠格涅夫講述了一個患病的婦女渴望通過死亡來結束自己的痛苦。跟許多和她同一階級的人一樣，她相信苦難能為自己換來天國的幸福，這使她在面對死亡時毫不畏懼。另外有人將這種農民的宿命論看作一種自我保護。死亡在農村生活如此常見，因此某種程度上農民在面對死亡時必須要變得鐵石心腸。在一個5歲前嬰孩的死亡率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國家，人們不得不找到一種對抗這種悲傷的方法。醫生經常注意到，農村的家長在面對自己孩子的死亡時，並不會流露出來特別強烈的感情；在一些最貧窮的地區，由於家裡需要養活的人口太多，一些母親甚至會感謝上帝將自己的孩子帶走。有些農民的諺語則更甚，例如「孩子死的時候是個好日子」。殺嬰行為並不少見，尤其是在經濟困難時期，對於處理那些私生子來說，這簡直是最普遍的做法。
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佐西馬長老告訴那個絕望的農婦，她的孩子已經被上帝帶走，授予天使的身份。俄羅斯的農民普遍相信，用梁贊省的一個村民的話說，「小孩子的靈魂可以直接上天堂」。這種想法一定對他們有真正的安慰作用。在農民心中，宇宙中的人間和靈界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靈界觸手可及，天使和魔鬼與自己朝夕相處每天相伴。他們親屬靈魂的運數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俄國農民相信有好靈，也有壞靈，一個人的死法會決定他成為好靈還是壞靈。必須為死亡做好準備，讓他們走得舒舒服服，要為臨死的人禱告，結束與他們的爭吵，要合理地分配他們的財產，為他們舉行基督徒的葬禮（有時會準備一支蠟燭和一個麵包做的梯子，為他們在陰間的路上提供幫助），這樣他們的靈魂才能平靜地進入靈界。那些死時心懷不滿的人，會變成惡鬼或者疾病來糾纏活著的人。因此在很多地方，都有不把被謀殺、自殺或中毒而死的人，以及畸形人、巫師和巫婆等埋在墳區的習俗。
在糧食嚴重歉收時，農民甚至會把他們認為導致這一災難的惡靈的屍體從墳墓裡挖出來。在農民的信仰體系裡，死去之人的靈魂依然過著正常的生活。他們的靈魂也吃也睡，也能感覺冷暖和疼痛，它們也會經常回到家人身邊，按照習慣說法，它們會住在爐子後面。祭奠死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死者的房子裡會留下各式各樣的食物，因為人們相信他的靈魂會在此停留40天。水和蜂蜜是必需的，在大眾的觀念裡，伏特加也一樣，都是為了他們的靈魂即將開始前往另一個世界的漫長旅途而準備。有些地方人們也會留一些錢，或者放在墓裡，這樣死去的人就能在另一個世界為自己購買所需要的東西。
在每年固定的日子，尤其是復活節和聖靈降臨節，很重要的一項家庭活動就是悼念死人，給他們上供，帶著合乎風俗的麵包和彩蛋在死人墳邊野餐。人們會在墳上撒麵包屑來餵鳥——鳥兒象徵著死人的靈魂，它們從地底下飛出來，復活節時在村子周邊盤旋——如果有小鳥出現的話，就意味著他們親人的靈魂生活得很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借鑑了這一古老的習俗，書中那個將死的男孩伊柳沙讓父親在自己的墳前撒上麵包屑，「這樣麻雀就會落下來，我就能聽見它令人高興的叫聲，這樣我就不會一個人孤單地躺在那裡了」。對俄國人來說，墳墓遠不止是埋葬死人。這是一塊神聖的地方，活人和死人在這裡可以交流。
在阿斯塔波沃火車站站長的小屋裡，託爾斯泰臨死前有一句遺言：「農民呢？他們是怎麼死的？」他多次思考過這個問題，並且相信農民的死亡方式和知識分子階層不一樣，農民死的時候知道自己的人生意義是什麼。農民死時接受了死亡，這為他們的信仰做了見證。託爾斯泰也希望自己能夠這樣死去。很多年前，他曾在日記裡寫過：「當我死的時候，我希望有人能問我，你是否還像以前那樣看待生活，認為生活是通向神的道路，是愛的累積。我應該沒有力氣說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時我會閉上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將死不瞑目。」在他死的時候，沒人想到問他這個問題，因此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他如何穿越這個帶給他無盡痛苦和疑慮的障礙。儘管託爾斯泰去了奧普京修道院，他也沒能和教會重歸於好。神聖宗教會議試圖讓託爾斯泰回心轉意，在他離開修道院，由於病情過重無法繼續前行而留在阿斯塔波沃時，他們甚至派了一名奧普京的僧侶前去探望他。但這個僧侶還是沒有完成任務——沒有一位託爾斯泰的家人允許他與臨死的託爾斯泰見上一面——因此最終，這位作家也沒能擁有一場基督徒的葬禮。
然而，如果說教會拒絕為這位去世的作家做彌撒，那人們也會用另外的方式來為他祈福。儘管警察試圖阻撓，但是成千上萬的悼念者還是來到了亞斯納亞-博利爾納，託爾斯泰被埋在這個他最喜歡的童年故地，人們對他的死所流露出來的悲傷超過了任何一次沙皇歸天。他的墓地在樹林裡，許多年前，他的哥哥尼古拉曾在這片地裡埋了一根魔棒，上面寫著關於永恆的寧靜將會如何到來、邪惡將會如何被驅逐出這個世界的秘密。當託爾斯泰的靈柩被緩緩放進墓坑，悼念者開始唱起一首古老的俄羅斯歌謠。在作家生命旅程的終點，警察依然來執行教會開除其教籍命令。有些人朝他喊道：「跪下！把帽子摘掉！」每個人都遵循基督教的禮儀，在猶豫了片刻之後，警察雙膝跪地，脫掉了自己的帽子。
《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奧蘭多·費吉斯著，郭丹傑、曾小楚譯，理想國，201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