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柏林以北50英裡，一個叫弗斯滕貝格的地方，有一組磚砌的小樓，這個地方人跡罕至，風景優美，乍看會讓人以為是療養院。但只有密密麻麻的鐵絲網透露出這裡的真實性質——這裡是二戰期間納粹唯一的女子集中營，卻有個動聽的名字：拉文斯布呂克。
1945年蘇聯解放這裡之前，這組建築裡曾經關押過13.3萬名婦女和兒童，約有5萬人被迫害致死。
在入口處的大門上，是五個醒目的大字——勞動使人自由。
但實際上，大量的婦女被從波蘭、法國、英國等國通過鐵路運輸過來，與家人、孩子失散，然後，她們被關進寒冷、逼仄的營房，被迫換上統一的藍色條紋衫。之後，她們每個人都會被分配一個號碼牌，從此不再有名字，而徹底淪為13.3萬中的一個數字。
代表死亡的集中營藍色制服
由於納粹的信息封鎖，當時無人知曉這個沉默的地獄的存在，納粹對外公布的信息中，只稱這裡是個普通的猶太人聚居地。
但更令人意外的是，這裡的看守和醫療人員很多也是女性。她們是經過精挑細選的，擁有純種雅利安人外貌的金髮碧眼的德國女性。可面對自己的同胞，她們下手冷酷，毫不留情地用皮質警棍抽打因虛弱而無法勞動的女孩，更有一些，協助醫生秘密用這些女孩來做人體實驗，包括在她們身上注射各種類型的病毒，再觀測這些病毒對人體的影響。
這些女孩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在手術臺上醒來，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手臂抑或雙腿，有的人下肢逐步萎縮，還有的人永遠沒能醒來。
在拉文斯布呂克，這些「實驗品」卻有個聽起來宛如童話的代號：「兔子女孩」。
「兔子女孩」以及她們因人體實驗留下的終身殘疾
全世界似乎都將女孩們遺忘了。只是，遙遠的大洋彼岸，依然有人牽掛著她們的命運。那就是年輕的卡洛琳·菲芮戴。
卡洛琳
卡洛琳出身於一個熱心慈善事業的家族，她的外婆曾經在蓋茨堡戰役中看護傷兵，她的母親則經常會帶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回家來住。在她家中，園丁、女僕都不是為他們服務的下等人，而是家庭的一員、永遠不離不棄的家人和朋友。
因而對於和她階級不同、身份不同的人，卡洛琳從未有「高人一等」的概念。她年紀輕輕就投入大量精力在救助戰爭遺孤的慈善事業當中，與許多熱衷社交的美國名媛不同，她出席社交場合往往是為了動員那些和她一樣，出身上流社會的有錢人為她的慈善項目捐款。
因為她的多方奔走，「兔子女孩」得以在逃出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後，遠渡美國，接受最好的治療，重新找回正常的人生。她甚至幫助其中一些女孩獲得了新的身份、新的工作，從而成為一生的摯友。
「兔子女孩」們不是人們印象中柔弱的受害者，她們也曾用自己的方式對抗強權。
在集中營裡，她們默默地相互扶持，相互幫助，把私藏的珍貴藥品分享給那些奄奄一息的女人。反叛者也在其中，有人在與自己的父母通信時，想到一個方法，用尿液在信上寫下了集中營裡的真實情況，從而躲過了審查，把這重要的信息傳遞給了世界。
如今的拉文斯布呂克遺址，門口有一束白花
她們的經歷被寫在《失去名字的女孩》一書中。真實的歷史故事令人們相信，即使在極端絕境，人依然可以選擇保有人性，依然可以擁有純淨美好的友誼，依然會尋找愛與自由。
內容選讀
卡茜亞
1942—1943年
格布哈特醫生打開我腿上的石膏，我眼前的這條腿已不像是人的肢體，它成了一塊深藍與墨綠色相間的腫脹爛肉。黑色縫合線將踝骨到膝蓋處切開的肉緊緊縫合在一起。
我甚至忘記了尖叫，但後來病房的女孩們告訴我，他們要再給我進行一次手術。這次手術沒有用麻醉，在點名時，整個營地的人都聽到了我痛苦的叫喊聲。手術開始時，格布哈特往我嘴裡塞了一塊毛巾，讓護士給我打了一點兒安眠藥。
我在病房裡醒來，腿上緊緊纏著紗布，切口感覺正在被千刀萬剮。祖薩娜從床上起來，輕輕捏起了紗布的一角。
「我的情況很糟糕嗎？」我問她。
「不太好，卡茜亞。他們可能截去了骨頭，或者部分肌肉。」
這簡直不可理喻。人的肉怎麼會就這樣被取掉呢？「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應該是某種實驗，」祖薩娜說，「他們只給你藥片，別的女孩沒有。」
「我好熱。」我說。
「堅持住，卡茜亞，媽媽馬上就會來幫我們的。」
我又被實施了三次手術，每次都會帶來新的痛苦，每次手術結束後我都會發高燒，而且越來越難恢復。醫生們好像在試驗我被折磨死之前能活多久。在最後一次手術中，我已經放棄了所有關於舞蹈的希望，只是祈求自己以後還能走路。我每天都只能躺著，有時清醒，有時沒有意識，只是做著關於母親和派特裡克的夢，還以為自己回到了家。
我躺在那裡，完全被他們控制著，心中越來越憤怒。我已經喪失了時間意識，只知道這是1942年的冬天。我只能勉力堅持下去，希望有朝一日能再見到母親。
我們躺在病房裡的時候，裡吉娜給我們講英語動詞，講弗雷迪的有趣故事和他喜歡從搖籃裡爬出來的小習慣。佳妮娜則教我們她從盧布林的美髮沙龍學到的法語，諸如「吹風機太熱了」和「能幫我做個冷燙嗎？中卷，發尾多卷一下」。在經過佳妮娜的輔導之後，我了解到在法國人的工作用語中會使用多如牛毛的強調句。
「我真的受不了再這樣躺著了。」我對佳妮娜說。
「是啊，」她說，「那讓我們出去騎車兜風吧。」
「我是認真的，我有一個計劃。」
「噢，別。」祖薩娜說道。
「我認為我們應該給家人寫密信。」
裡吉娜靠在胳膊肘上：「就像考奈兒·馬庫申斯基在《七年級來的惡魔》裡面寫的那樣？我特別喜歡那本書。」每個學校裡的孩子都很喜歡書裡那個偵探男孩的冒險故事。
「沒錯，」我說道，「我們在女童子軍的時候也幹過。」
祖薩娜正拿著她用麵包自製的念珠祈禱，她聽見我們說話後抬起了頭。她幹嗎不乾脆吃掉那些麵包呢？祈禱是沒有用的，畢竟連我最欽佩的聖阿格尼絲也拋棄了我。
「你這個好主意會害死我們所有人的，卡茜亞。」她說道。
「書裡的男孩用檸檬汁寫信。」裡吉娜說，「在他信裡面每句話第一個詞連起來才是真正的意思。」
我用盡全力從床上坐起來：「我們可以用尿寫，尿也是酸性的，我們可以用自己的尿來寫密信……」
「這主意太天才了。」裡吉娜說。
「這簡直瘋了。」祖薩娜說，「你別再想這些了。」
後來，祖薩娜先被放出了病房，我很想念她。與此同時，我們聽說又有新的女孩被送到了隔壁。
一天早上，佳妮娜在病房裡抱怨了幾句，而馬莎爾護士剛好走了進來——她用毛巾捂著鼻子記錄我們的生命體徵信息。佳妮娜只不過是說我們在這裡有多累，結果馬莎爾護士生氣地走了出去，把奧本赫瑟爾醫生叫了進來。
「你們要是不想在病房待著的話可以出去，」奧本赫瑟爾醫生說，「現在就走，站起來，回你們原來的營區。」
起初我們以為她是在開玩笑，因為我們全都尚未痊癒。但當馬莎爾護士走過來把我們推下床時，我們才意識到她是認真的。
「我們沒有鞋可以穿……」我想要說幾句。
「出去，」奧本赫瑟爾醫生指著門，「要是不能走路，就單腳跳出去。」
我試著站起來，但是摔倒了。雖然石膏已經除去，但劇痛令我無法支撐起身體的重量。
「快起來，趕緊走。」醫生說道。
我站在病房門口，奧本赫瑟爾醫生用她有力的雙手一把將我拉了出去，就好像大掃除的時候把地毯拖出門外一樣。
隨後，她扔了一副木拐杖給我。我被拋在美麗大道上，上面的煤渣劃傷了我的皮膚。我向四周觀望著，想看看母親在不在，同時努力想站起來。
重新回到外面感覺很奇怪，就像到了月球上。天又冷又陰，一切都是灰色的，天空中沒有飛鳥，只有一片片的灰燼上下飄動，就像骯髒玻璃球裡的黑色雪花。空氣中有一種不同於病房內的惡臭。黑色的煙塵積在營區的玻璃窗上，就像積雪一般。遠處，在營地的圍牆外，煙囪向天空吐出兩隻深紅色的舌頭。幾乎在營地的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聽到火焰燃燒的轟鳴聲，仿佛地獄入口處的巨大熔爐。
幸好，我看到祖薩娜朝我跑過來，她臉上的神色是多麼擔憂！我倚著她站了起來。她已經搬到了新住所。我多麼期待見到母親啊。
因為這幾個月來我寸步未行，用拐杖走路對我而言也甚為勉強，更別說是光腳走在煤渣路上。我停了下來。
「我走不了，別管我了。」
「來吧，」祖薩娜幾乎半扛起我，「就像嬰兒學步一樣走。」
我們被遷移到三十一區，那裡關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些波蘭人，包括「兔子」們；一些做地下工作的法國人，還有紅十字會的護士。這裡的人全都是政治犯，所以比我們之前住的地方還要擁擠。
自我被送入病房後，這裡有了新的變化。一些囚犯，包括波蘭人，開始獲準領取家人寄來的包裹。在那時，集中營提供的湯已經變得更稀了，所以我們很容易辨別誰是能收到食品包裹的人，因為她們大多健康地走著。而那些沒有包裹可收的人往往骨瘦如柴，躺在床鋪上，甚至無力清理自己身上的蝨子。
我抵達營區後馬上睡著了，到了午飯時間才被吵醒。祖薩娜跪在我身邊，握著我的手，她的朋友安妮絲站在一旁——我總覺得她是個十分機智的女人，似乎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我們很想你。」安妮絲說道，「現在我們有一個新宿管，名叫瑪茲卡，是個難纏的傢伙。」
「我也好想你們。」我說，「外面是什麼味道？」祖薩娜捏了捏我的手：「他們在建火葬場，焚屍爐。」
「為什麼？」
祖薩娜猶豫了一下：「他們要燒……」她還沒說完，我就明白過來了，他們要燒掉那些不幸死在這裡的人的屍體。
《失去名字的女孩》
四川文藝出版社
磨鐵·大魚讀品出品
2019年4月
編輯 | 王白白
圖片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