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曹原
本文轉載自「圖蟲攝影網」
查克·克羅斯曾說，「你不可能意外畫出一幅大師級的畫，但你有可能意外拍到一張大師級的照片。」繪畫更多是人們內心已有，而攝影的樂趣有時在於意想不到。城市與街道大概是「意外」發生頻率最高的地方。
本文選取了15張歷史上的經典的街拍影像，回顧它們的作者和拍攝背後的軼事，一起在重讀經典中獲得力量。
森山大道，流浪犬，1971
森山大道最著名的照片，莫過於這隻流浪狗。黑澤明的《野良犬》，羽仁進的《他與她》，當然也包括森山大道這幅照片，在戰後那段歷史中，日本文藝作品裡不止一次提及「流浪犬」這一寓像。戰敗後日本信仰的崩塌，天皇的子民變成無家可歸的人，那被高溫顯影液衝刷掉所有細節的黑白照片，唯獨留下一雙充滿了退縮，迷茫，和疑慮的眼睛，還有那背景中暴力的白色，猶如原子彈爆炸時末日降臨般吞噬一切的白光。
阿爾弗雷德·艾森施泰特，勝利之吻，1945
與戰後百無聊賴的日本相對應的，是太平洋另一端沉浸在勝利歡樂中的美國人。1945年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紐約民眾紛紛走出家門，到時代廣場慶祝這勝利。成就了阿爾弗雷德·艾森施泰特這張傳世之作——勝利之吻。攝影師這樣描述當天的場景：「紐約民族紛紛走上街頭慶祝，一位水兵情不自禁在活動中親吻了身邊一位護士」。關鍵在於，他倆並不認識，最終也沒有在一起，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對和平的一致嚮往。
羅伯特·杜瓦諾，市政廳前的吻，1950
雖然表面看來這張不如「勝利之吻」那麼有殺傷力，但杜瓦諾本人因拍攝從二戰時期法國被佔領到後來的解放而知名。而這張「年輕夫婦光天化日之下風騷走位無視旁人暴力虐狗花樣秀恩愛秀得整個影史一臉血」，則毫無懸念地成了杜瓦諾象徵解放與自由的代表作。
德文·艾倫，巴蒂摩爾衝突，2015
這是德文·艾倫在2015巴蒂摩爾衝突中拍攝的照片。被時代周刊選用為封面。時代周刊自1923年創立以來，其本身就具備了強大的標誌性積累。每當我們看到什麼事物上了時代封面，這就已經體現了其重大性。更厲害的是照片是黑白的，並故意在下邊用手寫字體把1968改成2015。黑白照片製造的時間模糊感與主題中黑人人權在這47年裡「什麼改變了，什麼沒有」產生了絕佳呼應。準確體現了攝影作為一個可以回看歷史的工具的力量。
傑夫·沃爾，Mimic，1982
傑夫·沃爾出門並不帶相機，他更偏向「再現」和「擺拍」他所看到的畫面。Mimic就是一幅典型的作品。在一個看起來像是北美某個工業城市的街區，一對穿著隨意的白人夫婦牽手走在人行道上，正要超過一位衣著較正式的亞裔男人，就在超過亞裔的一瞬間，白人男做了一個帶有歧視性和攻擊性的手勢，並伴隨了一個嘲笑的眼神。此時照片是否擺拍已經不再重要，傑夫沃爾重現的只是一個典型。
亨利·卡特·布列松，「穆浮塔街，巴黎」，1954
如果你了解布列松和他所倡導的決定性瞬間，就不會不知道這幅作品，很多人形容其為「抱著酒瓶的男孩」，實際上這幅作品叫「穆浮塔街,巴黎」。男孩洋溢著自豪喜悅的表情成為這幅作品的中心，但稍多花點時間觀看，觀眾還會注意到背景中稍有模糊的兩個女孩，她們看起來也參與到了男孩的喜悅中，就和每位受到感染的觀眾一樣。布列松後來一直與照片中的男孩保持聯繫。在「男孩」五十歲時，布列松還參加了他的生日派對，當那個五十歲男人打開門時，布列松站在他門前，左右手各抱著一隻大瓶酒。
史蒂夫·麥考瑞 ，「男孩與玩具槍」，1992
史蒂夫麥考瑞最著名的照片無疑是「阿富汗女孩」，而這幅「男孩與玩具槍」想必也觸動過很多人。「我看到這個男孩拿著一個玩具槍在街旁哭泣，他被其他孩子嘲弄欺凌，我走過去想幫幫他，但男孩過於悲傷沒有反應。」這是史蒂夫麥考瑞回憶拍攝這張照片當時的情景。那些欺負他的孩子究竟有多壞，這個男孩究竟有多悲傷，以至於他會下意識拿槍指向自己。
威廉·克萊因，「槍」，1955
畫面由兩個男孩和他們之間鮮明的區別組成，左邊的男孩拿著一把槍，他猙獰的臉充滿了攻擊性和叛逆。而他右邊的男孩卻展現了一種平和內斂的氣質。他一隻手輕輕放在憤怒的男孩身上，試圖安撫那憤怒。「那僅僅是模仿，是我讓那個男孩拿槍指著我的鏡頭的，我拍完照片後我們都笑了，那就像個雙面自畫像，我既是那個憤怒的男孩，也是那個膽怯的男孩」，克萊因在後來回憶拍攝當時的場景時說道。
羅伯特·弗蘭克，紐奧良有軌電車，1955
弗蘭克是瑞士裔美國人。31歲那年開始，他橫跨美國進行多次公路旅行，拍攝了28000張照片並最終選出83張，這就是後來名垂影史的影集「美國人」。1955年的一天羅伯特到了紐奧良，就如每個平庸的早上一樣，有軌電車上坐著去上班的人。但這裡大有內涵，注意畫面左數前三個車窗內坐著的是白人，後兩個車窗內坐著的是黑人。這畫面在今天看來簡直不可理喻，令人憤慨，但在1955年的那個早晨，它不過是個和往常一樣的普通早晨，一切看起來都似乎是「理所應當的」。
薇薇安·邁爾，自拍，1953
如果你不認識照片中的人，你也許很難理解一張自拍為何入選，但她的確改寫了攝影史。薇薇安邁爾，有人在看過她的紀錄片後這樣感慨「躲在自己小世界裡的Vivian卻在乎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事：哭泣的小孩，殘弱的老者，相依的夫婦，動物的死亡。她囤積報紙，收藏票據，還有那浩如煙海的10多萬張底片，好像要拼命把這個世界收入她的小閣樓裡。她無法走出去，便統統留下來。」在後人找到她為數不多的錄音裡她這樣說「我想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時代，我選擇留在自己的時代裡。」
約瑟夫·寇德卡，入侵68，布拉格，1968
寇德卡故意布置了這樣一個構圖，把手錶伸到鏡頭前，背景是1968年8月蘇聯坦克隊入侵布拉格。他精準記錄了這一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巧妙的是「watch」既是「手錶」的意思，也有「見證」的意思。「他們遊行示威時給我展示這張照片，跟我說這是個無名攝影師拍攝的，而我不敢告訴他們，我就是此照作者，那真是一直奇怪的感覺，從此我也不敢回捷克了，因為我知道如果當局願意，他們一定能查出是誰拍的。」寇德卡後來回憶道。
戴安·阿勃絲，中央公園拿著玩具手榴彈的男孩，1962
戴安阿勃絲是以拍攝「怪人」而被人熟知的攝影師。在那個公眾追捧多表現正能量和光明面題材的時代不被廣泛接受。但阿勃絲有著自己的看法，「大多數的人都在懼怕將來會在有什麼創傷的經驗中生活過來，而畸形人與生俱來就帶著創傷，他們已經通過了生命的考驗，他們是神」，她這樣以崇敬的心裡描述她的每位拍攝對象。
艾略特·厄維特，Felix, Gladys and Rover，1974
影史上有那麼多街頭瞬間，艾略特厄維特也有那麼多傳世之作，但什麼也擋不住他對小狗的熱愛。艾略特是個紀實攝影師，也是個充滿幽默感的人，馬蹄，皮靴，穿戴整齊的小狗，不失為一種對富人階層的婉約展現。「當我跟隨一群人在街上走一段之後，我會突然來個180度轉身，然後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這對我很管用。」
尤金·史密斯，驕傲街的男孩，1956
這張照片取自尤金·史密斯的「匹茲堡項目」。這本來是個三周的小任務，史密斯卻整整拍了三年。三年裡史密斯因自己的執著丟了老婆，官司纏身，並且將本來可以賣兩萬美金的照片以一千九賣給了唯一能滿足他排版要求的大眾攝影。你甚至無法用一句話去概括「匹茲堡項目」，它宏大的格局完全改寫了人們之前對報導攝影的認識。
布魯斯·吉爾登，日本黑幫，1998
羅伯特·卡帕說，「如果你拍的不夠好，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於是聽到這句話的吉爾登徹底瘋了。這位怪老頭背著手走在大街上，一手拿著相機一手拿著閃光燈，看對眼了突然舉起相機拍。他不只是離得近，而是幾乎糊被拍者一臉。吉爾登在一次採訪中說「很多人抱怨找不到拍攝題材，我從來沒有這種問題。在我看來，滿街都是各種有意思的形象，這條街我拍了好幾年，但每天我都會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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