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故事#
汪曾祺生前，有人讓他用一句話概括自己，他想了想說：「我大概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也正是這樣的脾性，使他聞嗅到一抹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也成為了擁有赤子之心的人。
這個老頭兒的第一嗜好是吃，文人氣裡混雜著煙火氣。從高郵鹹鴨蛋到昆明米粉，他的目光所及之處，皆是趣事。儘管活在這世上有過各種創傷，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
剛剛過去的2020年，是汪曾祺誕辰100周年。
這一年發生的一切，讓人感慨世事無常，讓人不得不在口罩的裹束下反思：該怎樣度過這一生？在這世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有不同的命運軌跡，也將有不同的歸宿，但一切的前提是：好好活著。像汪曾祺先生那樣，在兵荒馬亂的歲月湍流中，不慌不忙，好好活著。
1937年，昆明冬夜的街很黑，犬吠的聲音自遠處幽幽傳來，聽起來好像低聲的哭泣，在解釋一個說不清的痛處。
這一晚，日軍佔領江南，警報在西南聯大長鳴，學校的師生紛紛往郊外奔逃。
眾多紛亂中，十七歲的汪曾祺不慌不忙，手裡緊緊攥著一塊點心，朝著有松林的地方藏身。
同學們都說他跑錯方向了，很危險。
他邊吃邊躲，笑著說道：「那裡有松子可以吃，死也不做餓死鬼。」
資料畫面：西南聯大學生「跑警報」
從抗日戰爭時在炮火連天中讀書，到被下放農村改造。
在汪曾祺77年的人生旅途中，他總覺得人不管走到哪一步，總得找點樂子，想一點辦法，老是愁眉苦臉的，幹嘛呢？
汪曾祺歷經時代的變革，一生所遭受的磨難不可謂不多，他卻對生活自始至終保有熱情，從未自怨自艾。
去年是汪曾祺誕辰100周年，這個老頭兒的第一嗜好是吃，文人氣裡混雜著煙火氣。
從高郵鹹鴨蛋到昆明米粉，他的目光所及之處，皆是趣事。
汪曾祺是個凡人，亦是個妙人。
汪曾祺認為人生如夢，自己入的卻是真情。世界先愛了他，他不能不愛它。
對於世間萬物，他都持有一份關切之心。
汪曾祺出生於1920年3月5日，正月十五元宵節。中國一直很重視這個節日，到了這天，家家戶戶吃元宵，南北皆然。
他自認為沾了這個光，於是每年自己的生日都不會忘記。
汪曾祺的家鄉是江蘇高郵，在運河的旁邊。運河西邊，是高郵湖，農民幾乎家家都有船，那裡的水總是柔軟的，靜靜地流著。
水不自覺中成了汪曾祺後來一些小說的背景，並且也影響了他平和的性格。
汪曾祺在家鄉高郵的蘆葦蕩裡
他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貢」，這是略高於「秀才」的功名。母親在他三歲那年因身患肺病去世了。
汪曾祺的父親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金石書畫皆通，還是個體操運動員。
他後來在書中寫道：「如果我還不算太笨，大概跟我從父親那裡接受的遺傳因子有點關係。我的審美意識的形成，跟我從小看他作畫有關。」
讀初中後，汪曾祺的父親建議他寫魏碑，寫《張猛龍》。他買來一種稻草做的高二尺，寬半尺，粗而厚的紙，每天寫滿一張。
十幾歲時，汪曾祺就學會了抽菸喝酒。他與父親對坐飲酒，抽菸一人一根，那叫一個痛快。
十七歲那年，他戀愛了，在家奮筆疾書寫情書，父親在一旁瞎出主意。
多年父子終成兄弟。受父輩影響，汪曾祺養成了隨性、淡泊的性格。
年輕時的汪曾祺
戰亂年代，他勉強讀完中學。
1939年，汪曾祺帶著一本《沈從文小說選》，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
當時他在投考志願書上填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衝著沈從文去的。
那年，汪曾祺19歲，沈從文37歲。
作為沈從文的嫡傳弟子，汪曾祺後來的文風受沈先生影響極大。
汪曾祺與沈從文
他常常從沈從文那裡借書看，有一次，在書的某頁，看到沈先生題了一筆：某月某日，見一個大胖女人過橋，心裡很難過。
這條筆記讓汪曾祺揣摩良久：這是個什麼大胖女人，為什麼沈先生看見了大胖女人會很難過呢？
這一師一徒，折射出某種悲天憫人的情懷。
當時，西南聯大學風自由，汪曾祺愛玩愛吃的天性得到了充分釋放。
他常常逃課去逛翠湖，和同學泡茶館，下館子，吃遍雲南小吃。
什麼汽鍋雞、烏鍋貼魚、腐乳肉、火腿月餅之類的雲南名吃他都吃了一個遍。
吃窮了，他就給同學當槍手代寫文章，賺點零花錢。聞一多看完文章後，讚不絕口：「比汪曾祺寫得好多了！」
汪曾祺除了愛吃，還愛酒。
有一次他喝得爛醉，癱在路邊。沈從文經過，以為是個難民，走進一看，才發現是汪曾祺，只好和幾個學生一起把他從街上抬回宿舍。
灌了好些釅茶，他才清醒過來。
汪曾祺的室友，後來的歷史學家何兆武在《上學記》中這樣描述他：
「那時候的他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破舊的藍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趿拉著一雙布鞋不提後跟，經常說笑話，還抽菸喝酒，很頹廢的樣子。」
沒人相信，這個學渣日後會成為西南聯大培養的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
汪曾祺天性愛玩，但閱讀量極廣，他常常因為一本喜歡的書，在圖書館通宵研讀，頗富文名。
沈從文對他更是偏愛，不僅給他的習作課打出120分的高分，還將他的作品寄往各大雜誌，稱比自己寫得還好。
沈從文說他：「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
汪曾祺年輕時讀書很雜。大學時讀過尼採和叔本華，後來讀過一點薩特。
有一陣，他迷戀上了莊子。但是他感興趣的是其文章，不是其思想。
汪曾祺受儒家思想影響比較大。一個中國人或多或少，總會接受一點儒家的影響。
他覺得孔子很有人情味兒，從《論語》裡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性格的活生生的人。
離開大學後，汪曾祺在昆明郊區一個聯大同學辦的中學教了兩年書。《小學校的鐘聲》和《復仇》便是這時寫的。
也是在這幾年，他遇到了後來相伴一生的妻子施松卿。兩人同在中國建設中學教書，也同從西南聯大畢業。
1950年，汪曾祺與相戀六年的施松卿結婚了。
沒有那麼多的繁文縟節和儀式，兩人到一家小飯館裡吃碗麵就算結婚了。
汪曾祺的子女曾經打趣母親：「你不是說當時中文系的人都土得很，穿著長衫，一點樣子也沒有嗎？那你怎麼看上爸爸了。」
施松卿得意地說：「有才，一眼就看得出來。」
汪曾祺與妻子施松卿
你看汪曾祺吃吃喝喝，肆意人間，可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一切都身不由己。
他也曾遭受過命運的蹉跎。
王小波說：「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生活在了不理智的時代。」
1958年夏，38歲的汪曾祺被下放到張家口農村，進行勞動改造。
走之前，他留下紙條：「松卿，等我4年！」
那年，汪曾祺38歲，施松卿40歲。
汪曾祺與妻子施松卿
從這之後一直到十年文革浩劫結束，施松卿始終守著3個幼小的孩子艱難生活。
一個文弱書生每天要扛170多斤的糧食，還要砌豬圈、刨豬糞……別人都苦不堪言，汪曾祺卻樂觀得很。
旁人的悲觀情緒沒有影響到他，不自由的日子裡，他除了看書，還下河摸魚，用吃與玩打發時間。
他說：「我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只有我這裡一點是熱的。」
接近不惑之年的汪曾祺展望前路，如霧裡觀河，模糊不定，卻從未心灰意冷。
有次勞動的時候，他撿到一個大蘑菇，捨不得吃，等到過年回家時，給家人做了一道蘑菇湯，還感慨道：
「我當了一回右派，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後來文革來了，汪曾祺被發配到偏遠的馬鈴薯研究站。早上起來，他到地裡掐一把花、幾隻葉子，回到屋裡，就開始對著實物畫「馬鈴薯圖譜」。
在旁人看來枯燥的生活，他總能想辦法找到樂子。
改造期間，他讓妻子寄的最多的就是稿紙和毛筆，而且毛筆還得是汪曾祺點名要的那種雞豪毛筆。
在浩劫歲月裡還能有這種閒情逸緻，汪曾祺怕是空前絕後第一人。
女兒汪朗說：「爸爸的腦子，似乎特別不願意記住那些悲苦的東西，更不願意將它們訴諸文字。」
汪曾祺其實寫過不少反思的小說，但都是淡淡的，有一種溫潤含諷的笑意。
無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他都如水般溫和，甚少悲觀處世。他說自己的性格就不是一個抗爭的人。
有人曾問汪曾祺：「這麼些年你是怎麼過來的？」
他回答：「隨遇而安。」
汪曾祺比同時代的很多文人幸運，在命運的凜冽侵蝕下，家庭成員之間也並未隔閡反目。
漸至晚景，老汪一家人終於過上了安穩日子，膝下的兒女也漸漸長大。
老頭兒，是汪曾祺在家中的「別號」。
夫人叫他「老頭兒」，三個兒女也這樣叫他，就連他的小孫女也這樣叫。有時外人來了，弄得人家不解：這家人怎麼回事？沒大沒小。
汪曾祺一向主張父母與子女之間應該平等相處，從不講究什麼父道尊嚴。
汪曾祺全家福
汪曾祺甚至還寫過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只有喝多了酒之後，他才敢為自己爭取地位：「你們對我客氣點，我將來是要進文學史的！」
有年輕作家到家裡來，見到汪曾祺很緊張，兩個女兒就安慰他們：「別怕，他在家裡最沒地位了，我們都欺負他，他還樂在其中。」
兒子談戀愛，汪曾祺也像當年自己的父親那樣，採取「聞而不問」的態度。
了解，但不幹涉，尊重孩子的選擇。
在汪曾祺看來，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
汪曾祺認為自己是一個極其平常的人。他不求深刻，只求簡單。
在他的眼裡，滿世界都是好玩的東西。比如沒事的時候會為梔子花鳴不平：
「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人雅士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的吧，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他的文字中，沒有那種大悲的東西，也沒什麼華麗的詞藻，常常帶著一股幽默與坦率。
他文章寫得好，全家人都同意。唯一投反對票的是孫女：「爺爺的文章一點也不好，和別人的不一樣，沒詞兒！」
當時她上小學，老師讓班上的同學從名著中找點花哨的詞藻用在作文中。她在「老頭兒」的文章中認真找了半天，毫無所獲，於是很不開心。
汪曾祺聽了之後哈哈大笑：「沒詞兒，好啊。」
作家賈平凹說：汪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
有人曾問汪曾祺為何寫作，他回答：
「從小到大，數學不佳。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坦蕩謙虛的回答中，透露著幾分天真與玩世不恭。
生活可以好玩，但是永遠不要表演。
汪曾祺大概算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
現實主義，顧名思義就是真實地寫自己所看到的生活。
汪曾祺聲稱自己的作品，沒有什麼深刻的東西。可他對筆下的人物是有著強烈共情心的。
他自小生活在那條簡單的街道上，接觸的便是平常的市民。但汪曾祺並不鄙薄他們，他從這些小人物的身上發現了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
他試圖讓後人從這些小人物的故事中，得到安慰與溫暖。
不少人評價汪曾祺是「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最後一個士大夫」。
只是作為士大夫，不是應以天下為己任嗎？
在汪曾祺的眼中，沒有那麼多宏大的主題，只有眼前熱騰騰的煙火氣。
大多數人對汪曾祺的第一印象，都來源於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那篇《端午的鴨蛋》，能滋出油來的紅彤彤的高郵鴨蛋。
他曾經這麼稱讚自己家鄉的鴨蛋：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鄉鹹鴨蛋，我實在瞧不上。
四方食事，不過一碗人間煙火。你的味覺便是你的鄉愁。
愛寫美食，當然也愛做美食。例如那道著名的塞餡回鍋油條，看得讓人直流口水：
「油條兩股拆開，切成寸半長的小段。拌好肥瘦各半的豬肉餡，餡中加鹽、蔥花、薑末。用手指將油條小段的窟窿捅捅，將肉餡塞入、逐段下油鍋炸至油條挺硬，肉餡已熟，撈出裝盤。此菜嚼之極酥脆，聞之真可聲動十裡人。」
汪曾祺是極少熱愛做飯的文人，他的好手藝聲名遠播。
每當有其他地方的學者來北京採訪汪曾祺時，中國文聯不讓大家去飯店就餐，而是直接讓客人在汪曾祺的家中大吃一頓。
他表示自己最大的樂趣，就是看家人或客人吃自己做的飯菜盤盤見底，那一臉得意的笑容甭提多開心了。
菜市場是汪曾祺最喜歡的去處，在他眼裡，生活就該是熱氣騰騰的：
「到了一個新地方，有人愛逛百貨公司，有人愛逛書店，我寧可去逛逛菜市場。看看生雞活鴨、新鮮水靈的瓜菜、彤紅的辣椒，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
汪曾祺當然也心懷蒼生，因為蒼生一直在他的筆下，認真地生活。覺得日子難熬，就喝口熱湯。
人間市井，在汪曾祺的筆下卻散發著濃鬱的溫情與天真之氣。
晚年的汪曾祺，養成了靜坐的習慣。他家裡有一對舊沙發，有幾十年的歷史了。他每天早上泡一杯茶，點一支煙，窩在沙發裡。
雖是悠然獨坐，然而浮想聯翩。一些故人故事，一些聲音、一些顏色、一些語言，會逐漸在他的眼前清晰，生動起來。
這樣連續坐幾個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筆寫出一點東西。汪曾祺的一些小說散文，常得之於清晨靜坐之中。
在一個午後，汪曾祺重新拾起筆，發表了《受戒》，字裡行間沒有絲毫抱怨，依然一副溫情從容的閒適。
對此，他說：「我的性格就不是一個爭的人。不控訴、不置惡語，哀而不傷，怨而不怒。」
人可以無知，但不可以無趣。
汪曾祺抱著這樣的心境生活著，讓世間萬物不困於心，灑脫地遊蕩於人群之中。
1997年5月16日，77歲的汪曾祺因病去世。
他對小女兒說：「出院後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晶明透亮的龍井茶。」
這是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
還沒等到女兒將透亮的龍井端來，他已經安詳地閉上了眼睛。
汪曾祺生前，有人讓他用一句話概括自己，他想了想說：「我大概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
也正是這樣的脾性，使他聞嗅到一抹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也成為了擁有赤子之心的人。
這不啻於跌宕年代的理想主義。通透如汪曾祺，看盡人間百態，仍然願意熱愛世界。
他生前曾說：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於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詩意的。」
老先生已然如願。
後人在他的經歷與文學作品中，看見他對所有苦難微笑示意，之後將它們化成浩渺煙波與人間草木。
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得到了某種愈發堅定的勇氣。
儘管活在這世上有過各種創傷，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