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19日,當布魯斯·斯普林斯汀越過柏林圍牆,進入民主德國時,按照個粉絲的描述,就是「一個我們等待了一輩子的時刻,渴望聽到他們」。這個美國的搖滾明星看了他的聽眾,30萬充滿焦慮、疲憊不堪,對被鎖在一堵牆後的現狀感到極度厭惡的年輕人。
儘管已經有一定的預期,但30萬東德青年從全國各地湧入東柏林來看他對於斯普林斯汀還是超乎想像的驚喜，演出場地是一個自行車賽場,觀眾把賽道圍得滿滿當當,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守在模糊的電視信號轉播前。東德的所有青年人,幾乎無人不知這場演出。
以大規模審查、鎮壓政治異議和監視民眾而臭名昭著的東德當局,成立了自由德國青年( FDU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東德的共青團),以緩和當局和青年人之間已經極度緊張的關係,為此還邀請了在西方大受歡迎的流行音樂人斯普林斯汀到東德演出。結果弄巧成拙,觀看了那場演出的 Beneke 回憶道:「這場演出成了東德棺材上的第一顆釘子。」
如今,通過大量調查報告、斯塔西秘密警察的檔案文件和參與者採訪,這場演出點燃了德國人的反抗精神,最終為16個月後柏林圍牆的轟然倒塌埋下了伏筆。
「忘了大衛·哈塞爾霍夫吧」，《 Rockin the Wall 》的作者基施鮑姆說，那年哈塞爾霍夫的《 Looking for Freedom 》在西德的權威音樂榜首盤踞了8周時間,被認為是推倒柏林圍牆的最大助力。「跟斯普林斯汀不一樣，哈塞爾霍夫壓根沒去過東德,在牆倒塌之前,他也沒公開宣揚過推倒這面牆的理念。」
在斯普林斯汀那場4個小時的演唱會上,他總共唱了32首歌,毫無疑問這是一場充滿激情的演唱會,也是一場充滿激情的演講,斯普林斯汀向一個沉默但能聽懂他的德國,傳遞了一條隱晦但清晰無比的政治信念。
在演唱鮑勃·迪倫的《自由的鐘聲》前,他向已經瘋狂的人群喊道:「我在這裡不是因為某個政府邀請了我。我在這裡是為了給你們唱歌,總有一天所有的圍牆和璧壘都將不復存在。」這番話對於那些已經陷入瘋狂的歌迷們的殺傷力是無與倫比的,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開始揮舞起自製的美國國旗。
歷史學家相信斯普林斯汀的演出並沒有這麼直接的煽動效果,但他確實讓東德人發現自己想要的更多。
柏林洪堡大學的歷史教授 Gerd Dietrich 告訴基施鮑姆:「斯普林斯汀的演出和演講確實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相信對後來柏林圍牆的倒塌有一個巨大的原始推動作用。他讓東德人越來越渴望生活中出現更多的變化斯普林斯汀挑起了東德人對西方世界的興趣和欲望。他讓東德人意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如此閉塞晦暗的世界裡。
一個研究搖滾樂和流行樂的學者認為,斯普林斯汀的演唱會是民主德國短暫歷史裡出現過的規模最龐大的演唱會。在結束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它依然是整個社會最熱門的話題。
毫無疑問,這演唱會之後,整個國家都出現了一種以前不同的感覺和情緒。基施鮑姆從斯塔西那浩如煙海的文件庫中找到了80頁文獻,證明這場演唱會是東德當局制定的緩和與青年人關係計劃的一部分。
1987年,大衛·鮑依和 Eurythmics 這樣的明星常在西柏林舉行演唱會,而東德的年輕人都會儘可能地聚集和靠近柏林圍牆前,當他們隔著牆享受這一點點西方世界的娛樂文化時,東德警察用警棍和電擊手槍對他們的訴求進行了回應,而這進一步撕裂了東德當局和青年人之間的裂痕。
在斯普林斯汀來東柏林前,每當平克·弗洛伊德或是麥可·傑克遜在西柏林舉辦演唱會時,數以千計的士兵就會在柏林圍牆東側戒嚴。後來東德當局把斯普林斯汀的演唱會安排到離柏林圍牆很遠的地方進行,也是出於種戰略上的考慮,他們顯然不希望太多的人出現在牆邊,因為那樣很有可能出現場臨時組織的即興叛亂,或是革命。
一份斯塔西文件顯示,自由德國青年( FDJ ）為了讓斯普林斯汀進東柏林,花了很多功夫說服那些對搖滾樂完全沒有概念的官僚。他們說斯普林斯汀是「當今世界無可爭議的當代搖滾樂大師」。
當然了,他們還在提交的報告裡強調了斯普林斯汀工人階級的出身,著重指出他的音樂「硬派、質樸,對美國社會的陰暗面進行了無情的揭示和諷刺」。最後,為了名正言順他們還把這場演出打造成了一場為尼加拉瓜捐款的慈善演出。
時至今日,許多人聊起那個夜晚時,依舊認為那是他們生命中最重大的轉折時刻之一。 Andrea Dubois 那天晚上27歲,是一個科學工作者,他說:「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多人聚在一起,我們內心中某種潛在的情感被喚醒了,我們意識到自己再也沒法生活在一堵牆後面。
「對於20歲到30歲的人來說,他們已經不可能在想老一輩人那樣,一直生活在民主德國的巨牆之下。對於他們而言,生活還在繼續,但這一切都必須改變,而斯普林斯汀的到來則成為催化劑,把這種所有人都不敢說的東西引了出來。
但為什麼是斯普林斯汀?基施鮑姆認為或許是他的工人階級出身幫了他,當然了,最重要的是,斯普林斯汀的這場演出是免費的。當時滾石樂隊也很有名,如果他們來,可能對東德人的衝擊會更大。
「請滾石樂隊是要花錢的,很大一筆錢,而且他們不要東德馬克,要美元或是別的硬通貨。東德當局拿不出來至少是不可能為了這種事情動用外匯,所以他們直到1990年夏天才第一次去了東德,因為那會兒,東德馬克都已經兌換成了德國馬克。」
多年以後,當斯普林斯汀回憶起那場演出,他說道「有時候,當你在一個地方演了一場後,你會發現它會一直留在你的記憶中,所有細節都那麼清晰,所有情感都那麼真實,它會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毫無疑問,1988年我在東柏林的那幾個小時,正是其中之一。」
文 | Kate Connolly
編輯 | krej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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