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五一，讓「後浪」這個詞火了。節後儀式上，原中國規劃設計院院長李曉江也「潮」了一把，他笑言：這就是為「後浪」所規劃的一個新城。
更早一些時候，《南風窗》策劃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城市專題，其中一篇文章標題很帶感：「成都，當下中國的青春期」。
這三年來，成都在城市的頂層設計上有很多理念創新，讓整座城市充滿關於未來的想像，朝氣蓬勃，拔節生長。
城市發展進入中盤階段，其實都面臨著相同的困境，發達的地區不夠宜居，宜居的地方又不夠發達，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城市難題」。
解決成長煩惱和痛苦，成都從頂層設計上破題，三年前，先後成立兩個新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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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經濟發展委員會兩個機構，共同指向城市的轉型，在城市動能轉換和治理的革命性變化中，尋求生產和生活的平衡，求解「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終極命題。
看似領域大不同，其實是一個配套，前者聚焦動能轉換，後者則是動能轉換的治理匹配。
新經濟委·生產·動力源2020年2月10日，成都新經濟發展戰略走進世界聚光燈下。
這一天，正在阿布達比舉辦的第10屆世界城市論壇分論壇，推出聯合國人居署發布的《科技創新驅動未來城市: 新經濟與共享城市繁榮》特刊，特別推介了成都和英國牛津郡推動新經濟、新治理的創新探索。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有些激動，他希望兩三年後再來總結成都經驗並向全國其他城市推廣，以「幫助我們在走向民族復興的過程中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給我們的機會，並且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
以新經濟委的成立為標識，成都與新經濟深度擁抱迄今已有三年。
2017年11月，成都發布「新經濟宣言」，提出要成為新經濟的話語引領者、場景培育地、要素集聚地和生態創新區，打造「最適宜新經濟成長的城市」。
彼時，距離「新經濟」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剛剛過去一年，各地城市還少見「新經濟」提法，擁有阿里巴巴的杭州，打出的是「數字經濟」旗幟。
成都宣言，無疑是打開新經濟新動能通道的第一聲「芝麻開門」。
2020年5月2日，財新智庫和BBD聯合發布「中國新經濟指數」4月數據。當月，中國新經濟指數為32.1，相當於佔整個經濟投入的32.1%。就此現象，人民日報發表評論：讓新經濟成為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支撐。
此時，「新經濟」已經成為特殊時期中國城市的大合唱。作為領唱者，上述新經濟指數4月數據中，成都新經濟總量排名全國第四。
突如其來的疫情是對成都新經濟的一次淬鍊。作為城市重要的戰略布局，成都的新經濟發展指向則穿越疫情，抵達更遠的未來。
在成都看來，「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是應該整體理解的一句話，不能拆分。這種整體感是解讀成都新經濟發展頂層設計的終極密碼，其關鍵，就是發現和打造城市新的動力源。
近二十年來，「塌陷論」「衰退論」以及「××向何處去」之類城市詰問不絕於耳。城市觀察家們憂心忡忡的「天問」，投射城市發展困境：傳統的動力機制不再發揮作用，而新的動力機制尚未形成。
作為一名城市追趕者，成都實現後發先至、後發超越的關鍵，在於能否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大勢，率先改變城市傳統的發展動力，創造面向未來的內在新動能。站在全球動力轉型這樣一個大歷史階段，成都發現了未來新經濟，並緊緊抓住了。
2020年4月16日，作為西南科創板第一股，成都先導敲響了上市鐘聲。在先導上市鐘聲與「芝麻開門」之間，一組數據很亮眼：
◆ 新經濟企業從12.7萬到35萬
◆ 獨角獸企業從零到六
◆ 截至2019年底新經濟營業收入實現48%的增長
◆ 新經濟活力指數、新職業人群規模均居全國第三
僅從「GDP」的視角，尚不足以概括成都新經濟戰略布局的所有價值。
三年來，成都從零起步，構建了新經濟發展的一套政策體系，一套理論邏輯，一套場景構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對成都率先提出的「場景理論」評價很高。他認為，場景驅動模式是新經濟驅動因素的一種變革。
他表示，新經濟正在催生「人本消費社會」，「其本質是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的『新經濟』相匹配的新型社會形態。」而成都作為場景先行者，正在構建新的「經濟-社會範式」。
佐證這一觀點的，是4月29日天府綠道上舉辦的2020成都新經濟「雙千」發布會，線上線下同步發布了100個新場景和100個新產品。現場，成都市新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周洪表示，「公園城市是成都最大的新經濟場景」。
這一城市級場景，正在催生新的「經濟-社會範式」，其最大邏輯，就是生產生活生態的高度和諧統一。
三年蝶變，新經濟是成都
高質量發展的強力推動者
高品質生活的重要創造者
高效能治理的有力參與者
社治委·生活·新場景與新經濟委幾乎同時成立的社治委，同樣是一個全新的機構。
2019年11月，一場名為「黨建引領城鄉社區發展治理·成都論壇」的高端論壇上，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張翼坦言，「成都的實踐經驗，可以通過理論凝練為具有全國推廣價值的成都模板。」在他眼裡，成都在城市治理體系中的重大創新，就是建立市級和區級兩級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
很快，這一判斷被突如其來的疫情驗證。
一個突出的指徵，就是僅僅一個晚上的動員，社區排查就在成都全市4357個城鄉社區全面鋪開。
在很多城市，六七個社區工作人員管控六七十戶甚至六七百戶家庭是一個常態。成都常住人口1680萬，投入的社區防控力量是48萬，相當於一個社區工作人員管控35個社區居民。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讓人震撼於成都社區治理能力的強大。很簡單，沒有三年積累的社區發展治理勢能，門，不是那麼容易敲開的，而48萬人的基層隊伍也不可能一夜之間召之即來。
依靠社區力量，成都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對疫情的有效把控，也在最快的時間內實現了有序復工復產。這種「受挫後迅速恢復原狀」的能力，體現出成都社區的強大韌性。
一手牽著生產，一手牽著生活，韌性社區守護了成都城市的煙火氣。
疫情期間，曾有人做了一項有趣的統計。用「疫情」加上「寬窄巷子」為關鍵詞，在百度搜尋引擎能找到相關結果約4320,000個。可見，對成都煙火氣的懷念，不只成都人。
將視線拉回三年前，據成都有關負責人介紹，社治委成立的初衷，就是提高城市的治理水平，鞏固成都生活城市的比較優勢，留駐成都三千年最美城市煙火氣，回歸「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初心。
近年來，「逃離北上廣」成為一種現象。城市的發展總是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創造了更豐富的生活場景，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生產和生活之間的不平衡，「逃離」和「吸引」成為超大城市發展的一個悖論。
成都的社區發展治理專注「生活」， 強調發展與治理的有機結合，就是試圖破解這一悖論。
2019年10月，成都正式發布《成都市城鄉社區發展治理總體規劃（2018-2035年）》，對社區的空間規模、人口規模以及就業渠道作出系統設計，把「人城產」邏輯的觸角深入到社區。
2019年12月，成都市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大會傳出消息，未來將塑造八大重要消費場景，其中最新鮮出爐的，是社區鄰裡生活場景。
在成都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工程師朱直君看來，「場景是具有文化價值的消費實踐活動符號的城市空間」。成都把場景營造作為社區發展治理的未來方向，用「千人千面」的社區新場景，吸引不同人群前往活動和消費，讓「老地方」充滿新活力，也讓生產與生活渾然一體，使社區擁有煙火氣、生活味、歸屬感。
◆ 浣花溪社區，盛唐詩詞文明之路以年代為時序展現盛唐時期大事件，歷史文脈可觀賞、可感知；
◆ 寬窄巷子社區，傳統市井民俗集中展示，生動的「老成都」回憶激發了空間活力，提升了業態價值；
◆ 玉林路社區則在玉林北路「小酒館」之外，又打造了玉林四巷的「愛轉角」手繪牆，一個個人們熟知的文化符號在牆上栩栩如生，使這裡成為遠近聞名的「網紅打卡地」。
營城理念也在社區滲透和浸潤。
2020年5月7日，大疫過後成都一次最重要的會議召開，主題為「凝聚社區發展治理新優勢 激發辦賽營城新動能」。如果不了解成都社區發展治理的「生活」思路，可能很難理解「辦賽」和「營城」這樣的城市宏大敘事居然會著落在小小的社區。
在成都看來，社區，就是營城理念最關鍵的那個「點」，沒有社區的生產生活平衡，就無法達到整個城市層面的生產生活平衡。
新機構•頂層設計•城市未來如果將新經濟委與市委社治委視為當下成都的一個切片，那麼，從中完全可以探知一個面向未來的城市戰略大棋局，發現一個大歷史觀下的城市坐標。
透過這兩個全新機構，成都對於解決城市生長期的煩惱，對於解決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矛盾的頂層思考，邏輯很清晰。簡單來說，就是：
◆ 以社區為基本單元，實現空間布局的回歸，探索生產生活生態平衡的新城市發展模式；
◆ 以社區為基礎，重建與發展匹配的新的社會治理體系；
◆ 以新經濟為切口，重構動力體系，形成足以支撐城市未來行進的增長極和動力源。
村上春樹曾說，「有的東西不過很久，是不可能理解的。」
無論是新經濟委還是市委社治委，實際上在設置之初都有所爭議，這種爭議，深刻投射發展慣性、治理慣性，也深刻呈現成都以新理念為指引的慣性突圍。
價值總是被追認。短短三年，無論是新經濟委還是社治委，都成為成都營城理念「人城產」大邏輯下不可或缺的一環，成為成都通往未來的加油站。
有人說，成都的公園城市建設，猶如進入無人區，是一項開創性的城市實踐。事實上，無論是東進，產業生態圈和產業功能區建設，還是新經濟委和市委社治委的設置，都具有開創性意義。這些圍繞成都城市新坐標的頂層設計，是一種理念上的築城，正在從裡到外改變成都。
延續列備五都、揚一益二的歷史輝煌，挾公園城市建設以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機遇之勢，成都，正努力重回世界最先進的城市體系。
這是一個「關鍵窗口期」，把握住了，就能打通城市未來。
成都商報-成都發布記者 | 王涵 劉琴
部分圖據 IC photo
原標題：《頂層設計孵化出的「雙黃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