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是近30年來世界政治中最具和平主義特徵的國家。中國過去30年從未在海外使用武力、更沒有捲入任何一場新的地區軍事衝突。然而，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憂慮並不取決於中國對外關係的話語承諾，也不取決於中國對自身外交與國際行動的判斷和認知。由於國際關係本身就是一種複雜的社會關係，各國對彼此的看法很大程度是由各自的內政、追求利益的方式和思考外交與國際問題的思維方式所決定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憂慮」說到底是由典型的西方國家的利益判斷和追求方式、價值選擇與思維特點所決定的。從維護國家權力、利益、財富和話語權優勢的基礎上，西方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不僅是對自身地位的擔心，更重要的是，這也是西方政治、經濟和價值體系自我運行、保持國際體系中主導優勢的現實需要。
【作者】朱鋒，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近年來，西方政策界、戰略界和學界對於「中國崛起」的討論，總與「中國威脅」的意象相伴相生。中國崛起是否會引發諸多的不確定性，大國間的競爭和衝突是否會引發戰爭，中國的真實戰略意圖究竟是什麼，中國強大了是否就會走上擴張主義，甚至軍事冒險主義的道路？西方對此的「憂慮」普遍而又真實。然而，中國是近30年來世界政治中最具和平主義特徵的國家。中國過去30年從未在海外使用武力，更沒有捲入任何一場新的地區軍事衝突。自十八大以來，中國對世界事務的認識和理解不斷調整、創新和發展，已經形成了系統的「中國理念」，向國際社會昭示了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致力於推進相互尊重、包容互鑑、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的意志和信念。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成為新時代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旗幟。習總書記曾指出，面向未來，中國願意與世界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走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的新路，不搞唯我獨尊、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不搞以鄰為壑、恃強凌弱的強權霸道，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實現持久和平。可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憂慮並不取決於中國對外關係的話語承諾，也不取決於中國對自身外交與國際行動的判斷和認知。國際關係本身就是一種複雜的社會關係，各國對彼此的看法很大程度是由各自的內政、追求利益的方式和思考外交與國際問題的思維方式所決定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憂慮」說到底是由典型的西方國家的利益判斷和追求方式、價值選擇與思維特點所決定的。
01 西方憂慮的根源：西方中心主義的利益驅動
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憂慮，源於擔心中國崛起會動搖美國主導的二戰後國際秩序對西方的利益滿足。國際秩序通常是指在規範和調解特定國際權力結構基礎上，國家間利益互動、分配和行為方式的一整套規則、規範和制度。國際秩序通常是由國際體系中的主要大國提供和保障的，因此，國際秩序也是大國間權力、利益和觀念分配的結果，是與特定的國際權力結構相適應的行為與規則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和蘇聯成為了主導世界的兩個超級大國，其所制定的國際規則和規範具有明顯的兩極地緣戰略對抗和意識形態分裂的特點。閻學通教授指出，冷戰時期，美、蘇同為世界的兩大霸權國家，而它們制定的國際規範帶有「雙重標準」的特點。這種雙重標準表現為對盟友採取「道義原則」，即非武力的方式解決衝突；而對非盟友國家則採取「實力原則」，即以遏制、直接戰爭或代理人戰爭的方式解決衝突。
當前的國際秩序既保留了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基本要素，同時，也受到冷戰結束和全球化進程的深刻影響。儘管同為世界霸權國家，美國對於戰後世界政治中的規則、價值、國際制度和國際規範的影響力，要遠遠超過蘇聯，這突出地體現在二戰後美國將自由主義價值、治理機制和國際制度建設推廣到了全世界。蘇聯在1991年的解體，意味著「蘇東模式」走到了盡頭。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秩序在美國單極霸權的主導性作用和自由國際主義的全球制度性安排的基礎上得以確立和發展。尤其是蘇聯集團崩潰、全球統一的大市場建立之後，國際經濟發展的地緣經濟分裂徹底結束，全球化得以起步。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秩序，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其核心是全球化推動下的各國經濟開放和自由競爭、國際規範和國際制度基礎上的全球治理、人權與公民自由基礎上的普世價值以及多邊主義的國際議事規則。這一秩序穩定的條件，一是美國單極霸權權力體系下的「霸權和平」；二是美國與其西方盟友所推行的自由國際主義，即美國對國際事務保持積極的介入和幹預；三是國際制度和規則雖然保持了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但多邊主義的議事規則開始興起。全球性問題越來越需要各國的共同參與和國際合作。多邊主義基礎上的全球治理成為越來越多國家推進國際事務共同應對與行動的戰略性追求。
但美國和西方盟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西方中心主義」色彩濃厚，對發展中國家常常採取「雙重標準」。例如，美國通過對聯合國、世界銀行、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組織和規則的主導，不斷維繫著以自身為核心的世界霸權。美國按照基於西方現代價值觀和政治結構，為其他國家制定行為規範，並誘導或敦促其遵守美國的意志，按照美國制定的遊戲規則採取行動。這些多邊國際機制和規則是美國在全球擴張自身制度和價值觀的結果，同樣也是維護美國霸權利益的工具。然而，建立在開放、多邊的國際規則網絡基礎上的霸權治理模式要想持續獲得成功，一方面，美國要繼續對自己的霸權地位和利益獲取保持足夠的信心；另一方面，美國也需要保證「自由國際主義」的行為模式，即對全球性問題的合作解決要有足夠的投入，接受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符合美國的基本國家利益。
歐巴馬政府時代，多邊主義是美國基本的利益規則。在中美共同努力下，2015年12月，巴黎氣候公約（即《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得以籤署。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實力的相對衰弱開始出現，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以及中國的持續發展，開始不斷加劇美國對於自身霸權地位的憂慮。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由於製造業持續外包導致的製造業只佔GDP的11.2%，而金融和金融服務業佔據GDP的80%，產生了大量白領工作的流失。冷戰結束到2018年，美國的GDP翻了一番，但國內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中下層低收入人群不斷膨脹。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也必然要求增強其在國際秩序建設中的份額，國際影響力上升的需求不斷增強。這幾個因素的共同影響下，2016年11月，美國大選中主張「美國優先」、縮小美國的國際義務和責任、重回國家中心主義競爭戰略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美國開始認定，「隨著中國經濟力量上升，中國正試圖重塑國際秩序的規則。」但中國恰恰在後冷戰時代「參與」和「融入」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而非「重塑」或「顛覆」這一秩序。1978年以來，中國從國際體系的「邊緣游離者」不斷成長為國際秩序穩定與進步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中國不僅加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各種國際機構，而且隨著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的騰飛，中國成為全球化進程的重要推動者和受益者。今天，中國成長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辛勤奮鬥的結果，也是中國融入世界秩序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一直試圖將中國引導和塑造成接受西方價值觀念、遵守國際規則、符合西方標準的「同道者」，也提出中國應該成為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下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美國精英階層也曾普遍認為，接納中國融入現有國際體系，不僅可以讓美國從持續發展的中國獲得源源不斷的商機，更可以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中國」。但從2015年以來，美國國內的中國政策辯論卻得出結論：美國既難以改造中國，又面臨一個崛起的中國的挑戰。隨著中國實力的上升以及在國際規則體系中利益訴求的增強，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也由「鼓勵融入」轉變為利用國際規則主導權針對性地「壓制」中國的利益和訴求。
無論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還是創辦亞投行、絲路基金和金磚銀行等舉措，都是中國積極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為推動世界經濟互聯互通和向前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例如中國在南海、東海的維權與維穩行動，是基於歷史和法理的合理主權訴求。但這些舉動都被美國和西方國家被視為是尋求挑戰和改變「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行動。川普政府上臺之後，更是直接在《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中國也是第一次超越俄羅斯成為了美國第一位的潛在威脅。特別是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進程加快和科技創新的進步，讓美國擔心中國有能力挑戰美國長期在西太平洋擁有的霸主地位，更有可能在高科技創新和高精尖製造業領域挑戰美國長期的主導位置。中國的這些能力更將轉化為中國的高精尖軍事裝備，提升中國的軍事作戰能力。簡言之，美國擔心的，不是今天的中國，而是展示出自身體制優勢和持續經濟增長活力的未來的中國。這樣的中國不僅有可能顛覆美國長期擁有的霸權國家地位，也被認為更會成為有能力和美國「全面叫板」的挑戰國。川普政府上臺後，不惜屢屢採取貿易霸凌主義、單邊主義行動，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媒體戰」。即便2020年1月中國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嚴峻困擾，美國都沒有停止在南海的航母戰鬥編隊巡航和演習，沒有放鬆挑釁中國主權的「航行自由行動」，更沒有放鬆加強國內立法和行政管轄措施對中國華為公司的打壓和對華高科技出口產品愈發嚴厲的限制。隨著2020年3月下旬美國的疫情開始變得嚴峻，川普政府更是把中國議題當成轉移國內批評、為自己前期防疫行動失敗尋找「替罪羊」的政治話題，不斷地「汙名化」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發本來是中美兩國合作的機遇，但現在卻成為了中美關係持續惡化和緊張升級的助推劑。在川普政府的政治動機和戰略利益的雙重驅動下，中美關係自1979年實現關係正常化以來，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令人憂慮。甚至有言：中美關係離「新冷戰」只有一步之遙！
02 西方憂慮的根源：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驅動
在經歷了二戰，尤其是冷戰時期東西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峙後，今天的西方對於民主、自由等價值的堅持，對於來自非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中國的崛起的憂慮，實際上有著十分深刻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內在驅動。
回顧冷戰初期，由喬治·凱南提出的「遏制戰略」主要是以遏制蘇聯這一從帝國歷史到意識形態都具有地緣戰略擴張性的國家為目的。美蘇冷戰爆發後，從在全球範圍內打擊和遏制社會主義勢力的戰略利益和意識形態需要出發，再加上韓戰爆發引發的東亞地緣戰略版圖新的不確定性，美國很快對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也採取同樣的「遏制戰略」。冷戰時期，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的對峙和競爭，充滿了意識形態對立的色彩，通過代理人戰爭在全球推行本國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戰略競爭，其目的是為了建立或維護那些採取和本國相同政治體制的外國政權。因此，意識形態的異同也成為絕大多數國家在美蘇之間進行「戰略選邊」的原則。儘管冷戰最終以東方陣營的瓦解而告終，但這種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並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煙消雲散。相反，由於冷戰的結束被認為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歷史的終結」性勝利，美國始終將西方價值的普世化視為自己霸權地位的價值優勢和美國繼續影響和主導世界的戰略性資源。而經過戰後七十多年的實踐，在西方看來，保持自由民主價值觀並積極在全球推廣，不僅僅是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更是意味著對從政策理念、國家認同、政治資源到輸出價值、影響和凝聚他國民眾等的全方位優勢。哈佛大學諾亞·費爾德曼（Noah Feldman）教授在其著作《涼戰：全球競爭的未來》（Cool War:The Future of Global Competition） 對此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解釋。他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主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擴張主義性質的意識形態，因為基於「民主」和「人權」等價值觀的普世訴求對於民主國家而言是具有實際利益的。隨著新的國家擁抱人權和民主理念，它們便會朝著這些領域的「領導者」靠近——實際上也就是指富裕的自由民主國家，而與此同時這些國家自身也會積極推動這些價值觀的進一步傳播。當民主的價值觀傳播開來的時候，這批新興的民主國家作為這種管理技術的早期接受者，則亦會從中獲益，如此便形成了一個有著積極外部效應的網絡。尊重人權的民主國家越多，它們就越能從相互的意識形態承諾中獲利。
這種美國所堅持的美國的利益和霸權地位基於自由、人權與民主意識形態的獨特認同方式，導致了歷屆美國政府在對外關係上的一個從來沒有改變的立場，即美國的國家凝聚力和美國外交是否能夠得到美國民眾的擁護和世界的認同，基本取決於敵對的意識形態的存在以及美國意識形態對其他國家的感召力和影響力。 冷戰結束後，面對世界諸多的未可知和不確定性，美國立足於自身利益，總是需要尋找到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共同敵人」來維持其在世界的核心地位。喬治·凱南認為，「冷戰的結束將美國推到了一個似乎還缺乏存在一個重要的敵對大國的世界，很明顯這也給美國人提出了誰將是美國最重要的敵人這樣一個只有少數人準備好回答的問題。」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期第一波「中國威脅論」的到來，中國似乎「順理成章」地成為了蘇聯意識形態的繼承者和替代者。1993年，圍繞世界銀行以購買力平價（PPP）標準計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而出現的中國經濟實力排行世界第三位的報告、威廉姆·歐佛霍爾特（WilliamH.Overholt）對中國未來有可能成為新的「超級大國」的斷言以及《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尼古拉斯·克裡斯託夫（NicholasD. Kristof）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的《中國崛起》一文中有關中國隨著實力的增長必然要在國際關係中追求更多權力的論斷，在90年代初的西方學術界和媒體界引起軒然大波，儘管這三位學者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都還是持有積極的態度，但西方社會整體的反應使誇大了的「中國威脅」的言論接踵而至。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國即便改革開放也始終堅持「中國道路」的意志與決心。這也使得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世界的「中國視角」始終都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批評眼光，政治制度的不同也從來不會成為美國「接受中國」的政治條件。20世紀90年代中期，柯林頓政府的對華「接觸政策」只是相信，美國和中國的合作和交往，最終能夠引發中國制度、中國道路出現符合美國意識形態標準的變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經濟曾一度陷入低谷，而中國經濟出現了持續高速增長。十八大以來，「中國道路」和「中國方案」更是成為了中國希望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基礎上推動世界多樣化發展的嘹亮的「中國聲音」。對於西方國家自冷戰結束以來的制度優越感而言，這無疑帶來的是焦慮和不安。中國發展為代表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更被普遍認為是中國在試圖挑戰西方的意識形態優越性，侵蝕西方的價值優勢。
2012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在國際舞臺上的表現也愈發自信，甚至在西方國家看來中國在諸如南海問題、臺灣問題等方面的態度越來越強勢。這讓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崛起的戒備之心愈發強烈，擔心實現「經濟崛起」的中國也將順勢推動「政治崛起」，一些政要和學者宣稱所謂的中國會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價值觀構成重大威脅。
她進一步表示，中國對美國形成的挑戰是多方面的，包括智識、科技、政治、外交、軍事等，美方必須從情報、執法、民間企業、高等教育等多方響應。她還強調，如今美國政壇在對抗中國侵犯政策上，已有跨黨派支持，美方必須儘快行動，且這對於美國而言風險極高，甚至可能「生死攸關」。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世界經濟和國際權力的重心不可避免地向亞太地區傾斜，西方的憂慮不僅來自於崛起的非西方國家可能帶來的對自由民主體制和價值觀的衝擊，也來自於西方國家內部，主要是美國和歐洲國家之間日漸加深的「裂痕」。
尤其是2017年川普政府上臺後，其推行的「美國優先」政策和一系列「退群」行為使得歐洲國家對此極為不滿，歐洲國家認為美國右翼保守主義政治勢力主導下的川普政府所推行的諸多保護主義、新孤立主義、單邊主義政策選擇，開始背離美國和其西方盟國所堅持的西方式民主和自由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選擇。川普個人的特立獨行以及在國內事務與外交議題上的隨意和專斷，加劇了西方民主正在受到威脅的擔心。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將主題定位「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這背後便折射出當今歐洲深刻的戰略焦慮：面對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美國優先」政策、英國脫歐等的衝擊，自地理大發現以牢牢佔據世界舞臺中心的西方國家突然發現「西方中心主義」正在衰落，因冷戰而緊密團結在一起的西方陣營似乎已經變得不那麼團結了。美國執政團隊對於「美國優先」戰略、單邊主義、貿易霸凌主義等破壞現有國際秩序穩定的政策後果視若惘聞，並因為強化對中國的戰略打壓而成為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外交和內政議題上難得的共識，甚至成為了川普外交政策中在美國國內「最受認可」的政策領域。
2017年底至2018年初，川普政府先後發布了三個重磅戰略文件：《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以及《核態勢評估報告》。三份報告一致強調大國競爭的時代已經重新到來，並將中國和俄羅斯定性為國際體系的「修正主義大國」和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認為中俄兩國試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和利益相對立的世界」，是「美國的繁榮與安全面臨的核心挑戰」。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Pence） 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了關於中美關係的演講更是被不少學界和政界人士比喻為「新鐵幕演說」，認為美國有意將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升級為全面對抗，乃至在世界範圍內醞釀一場以陣營對抗為基礎的「新冷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剛剛過去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表述則更為直白，他表示，「自由的國家就是比人類在文明史上曾經嘗試過的其他制度更加成功」，並認為，把西方團結在一起的正是意識形態，西方正在美國的帶領下贏得勝利。 美國防長埃斯珀在隨後的發言中更是將「走上非西方道路」的中國視為西方需要合力應對的頭號威脅。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正被賦予意識形態和集團對抗的色彩，而美國這樣做，至少能夠從兩方面獲益：一方面在國內凝聚兩黨共識，團結民眾意願；另一方面則通過不斷強化「共同敵人」意象，號召西方陣營再次「統一陣線」，並跟隨自己再次贏得「新冷戰」的勝利，從而增加對華實施遏制戰略、維持全球霸權的籌碼。冷戰期間成長的一代人不少已佔據歐美外交決策的核心位置，數十年形成的觀察世界思維定式，「仍左右著不少人看待國際關係的方式，以及他們對事物的分析和判斷，甚至被很多政客當作政治動員的政策工具」。 即使中國崛起遠未達到導致大國間「權力轉移」和對現行國際秩序產生重大變革的程度，西方國家仍然還是會挑起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競爭，要從價值理解的角度「遏制」中國的崛起，或是偏執地「引導」中國變革的觀念，這不僅僅是西方的執政者面對中國崛起不可能放棄的價值優勢，更是西方國家挑剔、指責中國而不可能放棄的「優勢資源」。這也就是為什麼冷戰結束近30年，「中國威脅論」仍舊有市場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意識形態背後的歷史、傳統、宗教和文化影響根深蒂固。即便中國始終強調建立「新型國際關係」，推進合作共贏、文明互鑑、包容發展的道路，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和主導的價值觀本質上並不會完全接納堅持「中國道路」和「中國方案」的中國。不管中國如何強調和平崛起、合作共贏的「中國理念」，都將難以改變西方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挑剔、指責，甚至非難。
03
西方憂慮的根源：國際關係理論作為政策哲學的思維驅動
西方對於「中國崛起」的另一個憂慮的根源是來自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所提供的政策哲學的驅動。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等三大流派對於「中國崛起」都有廣泛、深入的分析和探討。過去20年來，國際關係學術界從理論到政策研究，沒有什麼話題比「中國崛起」更有影響力的了。國際關係理論起源於美國，構成了西方政策界、學術界、戰略界和媒體界審視和認識「中國崛起」最重要的思維方式。國際關係理論基於歐洲和美國的「歷史經驗」，更是基於歐洲和美國政治哲學的傳統。儘管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是西方社會科學領域「科學研究」的分支，但其西方學者的「價值選擇」不可避免地是「西方式」的。國際關係理論的功能，用沃爾茲的話來說，並不提供「具體的政策答案」，理論是思考和制定外交、安全政策和大戰略的「政策哲學」，即最基本的、科學的思考方法和思辨方式。西方國家從事外交、外事、媒體報導和政治活動的學者、官員、記者、軍官們，對全球和世界問題的思考和認識基礎，無一例外都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長期形成的邏輯與思維習慣。
例如，國際關係就是「權力政治」，西方的優勢地位是基於西方的力量、價值和治理模式的優勢；大國崛起必然帶來競爭和衝突，戰爭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國際體系內的力量重組或者說是「權力轉移」。中國學者往往從中國文化、中國傳統的「中國經驗」出發認為中國崛起必然帶來和平與和諧。在西方國際理論研究中，「中國經驗」卻被顛覆性地重新進行了解釋。當「中國崛起」的西方主流話語體系仍然還是建立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之上，西方大國在面對中國崛起的政策研判和制定的過程中，當然無法跳出以強權政治、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等為基礎的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窠臼。
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這一結構特徵是無法改變的。國家為了維護其自身的利益，會不斷地追求權力，而國家的權力直接決定著其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利益和安全，世界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力政治」。基於這樣的邏輯前提，現實主義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崛起必然會引發崛起國與主導國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從而觸發大國間在安全認知和心態上的變化，使得崛起國必然會尋求與主導國爭奪國際體系規則的主導權，進而引發大規模戰爭。美國學者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 於1960年在其著作《世界政治》一書中提出了「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理論。奧根斯基通過歷史的實證研究認為，主導性大國和崛起性大國的實力對比達到6：4或5：4時，它們之間爆發軍事衝突的機率最大。戰爭成為了國家間「力量轉移」進程啟動之後總是難以避免的權力衝突的結果。「權力轉移」理論是解釋大國衝突最有說服力的國際關係理論之一。
奧根斯基認為 ， 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裡，國家行為最重要的特徵永遠是難以抑制的權力追求。國家的權力追求具有「主觀特徵」（subjectivity）。具體來說，就是一國在估計和評價本國和他國的實力與權力時的主觀意志，包括如何思考權力的用途和使用權力的具體方式，以及國家在運用權力時的決心和手段。奧根斯基將國際體系內的國家分為「強大而滿意」「強大而不滿意」「虛弱而滿意」「虛弱而不滿意」四種類型，其中「強大而不滿意」的國家由於沒有參與國際秩序的創建過程，因而未能得到與其現有實力相應的地位和利益滿足，最有可能會成為「挑戰者」。
在權力轉移的進程中，「強大而滿意」的國家可能會有限度地讓渡部分特權，但絕不會放棄或者犧牲自己的霸權地位，並不惜付出發動戰爭的代價來保障自己的權力優勢。「權力轉移」理論是今天中國崛起背後西方國家出現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重要的理論與經驗來源。依照「權力轉移」理論的邏輯，隨著中國的綜合實力和自信心的日益提升，中美兩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必然發生。在西方國家看來，一個「強大而不滿意」的中國「註定」會成為尋求改變國際秩序現狀的「修正主義國家」，從而「威脅」到西方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另一個經常被用來解釋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可能發生衝突的現實主義理論是「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該理論最早由德國學者約翰·赫茲 （John H.Herz） 提出，該理論認為，由於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沒有一個能超越各主權國家的最高權威，因此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不足，國家要尋求安全，必須增加自身的實力。國際關係學者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vis）對「安全困境」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研究，他認為當國家採取措施增加自己的安全，而其他國家認為這種行為有損於他們自己的安全而產生螺旋效應時，「安全困境」就出現了。「安全困境」理論解釋了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走向霸權戰爭另一種競爭態勢，即雙方均會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不斷追求權力最大化，且最終爆發衝突或戰爭的誘因是雙方對彼此戰略意圖的不確定性。一方面，隨著新興大國綜合實力的提升，其可能是出於安全考慮而尋求增強自身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舉動，在守成大國看來卻很可能是在意圖顛覆現有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守成大國出於恐懼和憂慮可能會採取相應的行動，在新興大國看來，這又是惡化其安全環境的舉動，因而會選擇繼續提升本國的軍事力量。這樣的螺旋式上升的權力衝突，便最終會導致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爆發激烈對抗，甚至戰爭。
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者對中國崛起的所謂衝突後果的判斷則更加頑固和執著。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人的學說，並沒有突破「權力轉移」和「安全困境」的理論假設，但更多地運用上世紀90年代後期之後中國發展與中美關係作為案例來檢驗和延續其基本命題。米爾斯海默認為，在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中，大國的最終目標是取得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支配性權力，擁有支配性權力才是確保自身安全的最好方式。因此，大國總是要爭取和謀求「權力最大化」，國家間就註定相互衝突。大國競爭就是彼此爭奪權力優勢的永不停息的競爭。艾利森教授認為，崛起大國往往會謀求更多的權力、影響力和尊重，而守成大國面對崛起大國的挑戰，往往會感到恐懼、缺乏安全感、充滿防備。
在這樣一種環境下，誤解會被放大，同情更加困難，往往是間接性或可控的事件和第三方舉動就很有可能會引發主要國家之間本並不想要發起的戰爭。在中美關係當中，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伴隨兩國文明的不相容性會大大提升，因為根據亨廷頓的觀點，文明的衝突會加劇國家之間的競爭，中美兩國在對於國家、經濟、個體角色、國家間關係以及時間本質等問題上的觀念和看法截然不同，這會使兩國之間矛盾的調解變得更加困難。
新自由主義理論對於中國崛起的總體理論基調同樣也比較消極，約翰·伊肯伯裡（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觀點具有很強的代表性。用他的理論來看待近期的中國，我們要麼看到的是美國不再堅持「戰略限制」而擴大中美衝突，要麼中國堅持「中國道路」、拒絕融入西方體制而強化衝突。 伊肯伯裡教授認為，中國的崛起並不必然導致中美就全球規則和領導權展開激烈的爭奪，只要美國能夠不斷鞏固現有的秩序，西方秩序的存在就能夠把即將到來的「權力轉移」引導和限制為美國樂見的「和平轉變」。在伊肯伯裡看來，今日的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難以顛覆，而易於參與。中國依靠開放的、一體的、基於規則的西方中心體系來支持其經濟增長，同時也從中受益。
如果中國不尊重國際規則和規範，則會面臨西方主導的制度和規則，以及認同西方主導的制度與規則的其他國際社會成員的制約和限制：一旦中國對當前國際體系發起全面的地緣政治挑戰，便會導致周邊國家聯合抗衡中國，使得中國「難以作為」。即便中國想要權力，推動改變國際秩序，中國也難以找到現行國際秩序的替代模式，即便找到也難以成功推行。一是西方推崇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在全球深入人心，二是核武器時代，中國也沒有通過軍事行動成功改變國際體系現狀的可能性。伊肯伯裡教授為此斷言，國際秩序的開放特性會不斷地給與中國「激勵」和「機會」，促成中國在與國際秩序的合作，而不是對抗中獲得更多的利益滿足。但新自由制度主義並非完全排除了大國崛起會引起衝突和戰爭的可能。伊肯伯裡教授指出，當一國在國際體系中佔據支配地位時，該國和其他的弱國都沒有動機改變現存國際秩序。但是，當作為挑戰者的崛起大國的力量增長，而主導國的力量衰弱時，戰略性對抗就接踵而至，衝突或戰爭就有可能出現。這背後最重要的原因，是主導型大國的力量下降，以及缺乏對原有秩序穩定所建立的自由主義價值、規則和制度始終保持有效維護的決心。 因此，新自由制度主義擔心的，是美國和西方的相對衰落，缺乏維繫自由國際秩序的意志和能力，將會給中國開啟「挑戰性行為」的「窗口」。
國際關係理論的另一大流派是以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建構主義的「中國研究」並不如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那麼雄厚，但其理論引導的「中國認知」同樣是消極的。溫特把國際體系的文化分為三類：國家間遵循敵人邏輯的霍布斯文化、國家間遵循競爭邏輯的洛克文化，以及國家間遵循朋友邏輯的康德文化。溫特認為，目前主導的國際體系文化為洛克文化，即國家間的相互身份是競爭對手，他們相互承認主權，遵循「生存和允許他國生存」的原則。競爭對手可能會使用暴力解決爭端，但他們使用暴力是有限度的。競爭對手的身份使國家的基本利益成為尋求安全而不是尋求權力和徵服。對於中國崛起，建構主義認為中國在與國際體系的互動中會逐漸內化國際規範，其身份由此得到塑造，也就會逐漸按照盛行的國際規範界定自身利益和行為，不會去挑戰當前國際規範所構成的國際體系。但多數建構主義學者對中國崛起持消極態度，認為一個社會的信仰結構很難改變，中國和國際社會的互動可能會加固身份和相互認知中的消極因素。也就是說，在與西方社會的互動中，中國也許會更加認為美歐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創立者和受益者，而自己是受害者，而西方則可能愈發認為中國尚不是一個充分融入現有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國家，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可能追求改變現有國際體系中的規則和規範。
三大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對於中國崛起都有著各自基於理論範式的辯論和思考，但在進行理論解釋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理論範式自身的局限。國際關係理論現有的大多數研究，都將大國競爭導致的國際秩序失穩的根源放在崛起大國的意圖上，崛起大國是否具有權力意志、戰略能力和修正主義的國際觀決定了其是否會對現行的國際秩序尋求改變。而由於對崛起大國意圖的判斷具有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加之受西方經驗和冷戰思維的影響，西方學術界和政策界基於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範式對中國的崛起所作出的判斷，往往憂多喜少，對於中國崛起的種種作為，防備和警惕要遠多於信任和肯定。
中國知識界深知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範式的局限，近年來，中國也在積極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和建設中國特色的外交和國際關係理論。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旨在摒棄以往冷戰思維、權力政治、零和博弈等觀念的束縛，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維護世界公平正義，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反對幹涉別國內政，反對恃強凌弱，堅持共商、共建、共贏，才能最終實現建立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世界的美好願景。但無論是在學科方法論建設，還是在研究力量的培養和成長上，中國特色的外交和國際關係理論還處於成長期，更不用說西方國家長期形成的在社會行為整體的詮釋體系、學科發展和話語權領域內的主導性優勢。美國為代表的國際關係理論、政策主張和價值體系依然在國際話語體系中佔據領先地位，並且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主導對中國崛起持消極和疑慮態度的理論和政策話語討論。這個事實的改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結 論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結束了百年屈辱，重新走上了「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民族復興之路。但中國崛起的時代和國際背景，是美西方在權力、財富、利益分配和話語體系中長期所佔有的結構性優勢地位。美西方的這種結構性的優勢地位構成了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中的「西方中心主義」。隨著中國等新興國際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國際權力結構開始出現了「東升西降」的新態勢，但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是一個長期和緩慢的過程。西方國家不會坐視中國走向強大，更不會把堅持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中國理念」作為判斷中國因素的標準。從維護西方國家權力、利益、財富和話語權優勢的角度看，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不僅是對自身地位的擔心，更重要的是，這也是西方政治、經濟和價值體系自我運行、保持國際體系中主導優勢的現實需要。國際關係的本質就是國家間的權力競爭，而任何權力競爭的遊戲在道義標準來上看一定是「醜陋」的。
對此，我們需要適應，而不是喋喋不休地抱怨。西方對於「中國崛起」而產生的「威脅」感知，帶有濃鬱的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內在驅動。它們擔心一個「非西方」國家在體系中的迅速崛起，可能會動搖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價值基石。同時，美國政府基於冷戰經驗，通過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把中國視為「共同的敵人」，不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粘合」美國同歐洲及其他地區盟友之間「裂痕」的作用，還能夠彌合國內兩黨之間的政治鴻溝，凝聚共識，團結民眾。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撰文指出，近兩年受美國國內兩黨、軍方、學界、媒體界等對華實施強硬政策的「共識」的影響，美國普通民眾的立場轉化為一種近乎直覺的「敵意」。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調查顯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美國人比例從2018年的47%躍升至2019年的60%，只有33%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而這一數據是皮尤研究中心自1974年起展開這項調查以來的新低。
西方對於中國崛起揮之不去的「中國威脅」，是中國崛起必須直面的現實，更是保持中國崛起可持續的戰略態勢需要化解的戰略性難題。「中國威脅論」不僅僅是西方國家的「憂慮」，更重要的是，隨著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利益競爭的深入，這些「憂慮」正在轉變成政策和戰略，構成了中國大國崛起所面對的國際環境和國際戰略格局中最大的制約性因素。川普政府上臺後，第一次把中國稱為超越俄羅斯的「首要戰略對手」，宣布對華實行全面「戰略競爭」，發動貿易戰、科技戰、媒體戰，推行印太戰略試圖在亞太地區孤立中國。弗格森斷言，美國已經對華拉開了「新冷戰」的大幕，美中長期的對抗將不可避免。最近，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發，構成了對人類公共健康與生命尊嚴的重大威脅。從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共同威脅常常是中美關係緩和與合作的驅動力。
但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威脅，我們恰恰看到的是美國在「防疫」、「反華」和「脫鉤」問題上的「三不誤」。以至於美國學者都開始驚呼，中美在百年未遇的重大傳染疫情的威脅下，必須保持合作，國際社會才能團結協調、共抗疫情。否則，美國將「犯下重大的戰略性錯誤」。連認為中美關係難以逃脫「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教授艾利森也強烈主張，川普政府不管如何想要遏制中國崛起的勢頭，但中美競爭的同時，合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國必須是美國抗疫的「朋友」。深入分析和了解西方的「中國憂慮」，不是為了簡單地抱怨和指責西方，更不是一味地「打嘴仗」；而是需要我們有更加理性和說服力的行動，需要在具體的行動中客觀、準確和堅定地捍衛中國主張和中國利益。
（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助理研究員秦愷對本文亦有貢獻），有刪節
責任編輯/張玲 徐坤陽
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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