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生態的中國現狀是複雜的。一者它的現代指向性非常突出，朝向現代目標演進的特點也顯著凸顯；二者它的新舊要素之間存在尖銳的衝突甚至對立。由於種種不利於現代政治生態因素的作用，中國建構現代政治生態的頑強嘗試存在不同的可能。如何確認中國當下政治生態的複雜性，發現真正有利於建構現代政治生態的穩定域，在強演替性的現實處境中，優化中國的政治生態結構，成為中國成功建構現代政治生態的決定性條件。其中，民主化、法治化成為中國建構現代政治生態的重中之重。
關鍵詞：政治生態；現狀認知；結構優化
作者簡介：任劍濤（1962-），男（漢），四川蒼溪人，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中國政治的研究。
運用生態學的方法研究政治現象，成就了政治生態學這一新的學科分支。政治生態學挪用生態學的理念，將政治視為一個複合體系，認定「政治體系也是一個生態學的概念，因為它強調了政治領域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1］運用生態學的方法研究政治現象，可以幫助研究者抓大放小，準確揭示政治體系中的關鍵問題。「生態學研究法的好處在於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一些較大的政治問題上。如果我們要對政治做出合理判斷，必須把政治制度置於其周圍環境之中，看出這些環境如何對政治選擇施加限制，又如何給政治選擇提供機會。」［2］注重政治與環境的關係，凸顯政治環境中的重大問題及其機遇，正是政治生態學的兩個重要特點。
以政治生態學作為觀察中國政治的理論視角，可以發現，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既凸顯了鮮明的現代特徵，同時又內涵著尖銳的新舊矛盾。這些矛盾，不但表現為古代傳統與現代轉型的衝突，也體現為新傳統之間不同要素的突兀對峙。以建構現代政治生態為鵠的，就必須覺醒，中國的政治生態現狀除非經過結構性的轉變，才可能正中這一目標。
一、政治生態的中國現狀
從政治生態學的視角審視當代中國政治，可以對其有一個全面、準確的認知。從政治生態學的幾個基本結構面來看，可以對中國政治生態的現狀有一個總體把握：一是政治體系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關聯結構，二是政治體系內部諸要素之間的關係結構，三是國內政治體系與國際政治體系之間的互動情形，四是一個政治體系的現狀與發展前景之間的連接狀態。
首先，中國當下的政治體系與自然條件、經濟支撐、社會狀況和文化傳統諸外部「環境」要素的互動結構，是對當下中國政治生態加以準確認知的第一門徑。從總體上講，當代中國政治體系與外部大環境的關係結構是相互適應的。這種適應性，是在底線意義上講的。也就是說，中國政治體系尚未與外部環境發生直接對立，因此出現對峙、崩潰或傾覆的危險。在此基礎上，中國政治體系與外部環境還存在調適餘地，政治體系的自我生存還具有騰挪空間，遠未走到一盤死棋的地步。從這樣的斷定往上行，可以得出更為樂觀的結論：當代中國政治體系與外部環境要素在適當調適的基礎上，不僅存在維護當代中國政治體系的豐厚資源，而且還存在強有力支撐這一體系走向更為良好的政治生態的希望。
——從當下政治體系的自然環境條件來看，雖然目前政治體系的政策決斷償付的環境代價巨大，但環境還沒有惡化到與目前政治體系不能適應的地步。相反，適當的調適仍然可以維持目前的發展局面。
——從經濟發展來看，儘管單純尋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政治體系建構已經出現後繼乏力的現象，但也沒有走到毫無增長空間，因此必須對經濟發展的政治策略進行即刻轉型的境地。相反，仍然有經濟學家相信，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並挖掘潛力，還有20年強勢增長的空間。［3］這證明當下政治體系與經濟體系的關係尚存相互調適的空間。
——從中國社會的目前情形來看，儘管社會矛盾，尤其是因分配不公、城鄉分化、貧富不均引發的社會矛盾令人擔憂。但論者認為，只要善於化解社會矛盾，中國政治體系中存在的種種社會矛盾是可以解決的問題。［4］
——從現行政治體系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視角來看，其相互適應性正走出過往的尖銳對立，步入一個積極互動的健康狀態。中國現行政治體系之所以必須處理自己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主要是因為中國政治體系的傳統負重定勢所註定的。在歷史上，中國的現行政治體系與傳統文化處於明顯的對立狀態。但近期國家權力方面致力調整自己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勉力發揚光大傳統。因此在相當程度上化解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政治的緊張關係。［5］
其次，就當代中國政治生態的內在環境，也就是政治結構諸要素及其關係上來看，是準確認知中國政治生態現狀的主要切入口。因為一個政治體系的內部結構，是塑形一個政治生態的決定性構成部分。對當代中國而言，政黨、人大、政府、政協、法院組成的權力結構，是構成中國政治生態之權力機制的相關組織結構。這是狹義的中國政治生態所指。由這些權力組織所構成的中國政治體系，就是中國政治生態的直接呈現。中國政治生態的權力機制演進，已經經歷了四個階段，呈現出四種狀態：中國共產黨建政初期，各權力組織的分權結構，曾經讓國家政治權力健康運轉；在文革前後階段，粗放的「黨的一元化領導」，權力機制的運行出現重大障礙，造成中國政治生態的明顯惡化；在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時段，分權成為權力組織運行的基本原則，有力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形成了較為良好的政治生態。到目前階段，由於長期分權導致的權威流失，明顯重歸「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體制。［6］從總體上講，中國的政治權力體系處於集權與分權的不同階段，大致都能夠維持權力機制的基本運轉，並保證權力的權威性。近期這樣的政治態勢尤其成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強勁動力。
再次，從中國政治生態的國家現狀與國家間互動的關係結構上看，大致良好的國際環境構成了國內經濟增長的良性政治生態。論者指出，中國的改革主要得力於開放。而改革與開放正是中國當代良好的政治生態之兩個緊密關聯的構成面。開放主要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這就解決了中西方國家的長期政治對峙，走向了發展中的中國與發達的西方國家之間的合作局面。改革則是創造性模仿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經驗，有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進步。良好的國際政治生態復加優良的國內政治生態，成為有力促進中國快速發展的政治生態環境條件。
最後，從中國政治生態當下情形的演替狀態與發展前景的樂觀展望上看，一種長期的良性演替趨勢給人以樂觀未來的信心。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是古代傳統與現代革命新傳統向現代主流演進的結果。古今之變、中西之爭，是塑造當代中國政治生態的幾股力量。守舊拒新、以中抗西，曾經是中國政治生態無法維持穩定的重要導因。但近40年的改革開放，將中國政治生態較為穩定地塑形為逐漸成型的、有民主與法治支撐的現代政治生態。這給人一種較為持續的現代政治期待，從而強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現代發展。截止當下，這樣的政治生態依然是中國前行的驅動力量。
但讓人憂心的中國政治生態問題也是多方面的。其一，在政治體系與環境互動的諸結構面上，都存在不可忽視的問題。由於長期以來中國政治-政策圍繞的中心目標是經濟發展，尤其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高速增長，因此，資源與環境代價之巨是有目共睹的。圍繞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展開的當代中國政治過程，已經出現某種力不從心的跡象。與此相關，在當代中國政治已經很難繼續依靠經濟總量做大而成長為世界強國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對現存政治生態的支撐作用就會出現衰變，長期維續當代中國政治生態的政治與經濟關聯方式正發生明顯的改變。而長期維持社會秩序的致富欲望，正處在一個貧富嚴重分化導致的社會失序狀態。隨市場經濟興起至今，人們總是在擔憂道德滑坡、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僅僅依靠致富願望已經無法維持較為良好的社會秩序，即便是祭出傳統文化的殺手鐧，也處在一個緩不濟急、無法即刻解決秩序短缺的社會紊亂難題。就此而言，人們心知肚明，曾經長期支撐中國社會良好政治生態的外部環境條件正在喪失，中國政治生態的緊張重建已經不是什麼「狼來了」的問題。
其二，就當代中國政治體系內部諸結構要素來講，對中國政治生態好壞發揮最關鍵作用的執政黨，本身就遭遇極為嚴峻的挑戰：一方面對執政黨來說存在四大考驗：長期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另一方面執政黨本身面臨四大危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再一方面執政黨在優化政治生態時面對艱苦的八大鬥爭：爭奪資源、貨幣戰爭、爭奪市場、意識形態鬥爭、領土爭端、反腐敗鬥爭、網絡鬥爭、反民族分裂主義鬥爭。［7］而這些鬥爭無疑會直接影響甚至重塑中國的政治生態。與此同時，執政黨與國家的關係、執政黨與政府關係、執政黨與變遷社會的關係、執政黨與其他社會政治力量的關係，都需要重構。如此，才能期望建構起一個政治結構內部諸要素相互適應的良好政治生態。
其三，就中國政治生態的國家與國家間關係結構來看，曾經給當代中國經濟增長提供強勁動力的中國與發達國家間的積極互動關係正陷入緊張、甚至是對峙狀態。人們對新冷戰的擔憂可以印證這一點。中國正大力建構突破這一可能困境的新的國際環境，「一帶一路」就是這一努力的最重要體現。但問題在於，與發展中國家發展緊密的地緣政治關係，是不是能替代與發達國家已經建構起來的協同發展關係？如果後一努力是以前一成果的喪失為前提，那麼就會惡化中國持續發展的國際政治生態；如果前一成果引導中國做出後一嘗試，那麼對中國的國際政治生態優化將發揮積極作用。從目前的一些跡象來看，要實現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多贏的國際政治生態建構目標，還需要做出極為艱苦的努力。
最後，在中國政治生態疾速發生變化的當下，強演替性與發展的樂觀前景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難以逆料的變化。由於經濟增長的放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增加、國際關係的快速重構、執政黨內部激變因素的增多，中國政治生態的強演替性明顯增強，穩定性相對降低，未來前景的暗昧不明為人們所感知。中國政治生態是否存在顛覆性與毀滅性的因素，已經成為官民雙方共同警惕的事情。
由上可見，中國政治生態的現狀是喜憂共存、好壞因素共在。如何將中國政治生態導向一個更加良好的狀態，就成為現狀認知基礎上需要努力的方向。
二、政治生態的中國複雜性與穩定域
當下中國政治生態是一個長時期逐漸積澱的結果，其複雜性早就為人們所熟知。分析起來，這種複雜性不僅是因為其容納的因素繁雜，以至於各種組成要素之間的磨合相當困難，因此很難形成相互適配的良好政治生態。同時，也是因為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是一場浩大的革命運動的產物。
中國革命不是一場志在實現權力交替的有限革命，而是一場權力交替與移風易俗交錯而在的社會大革命。革命是對改良宣判死刑的結果。改良本是建構良好的政治生態的最佳方式。因為藉助改良手段，足以讓政治生態中那些不太適配的要素之間逐漸相互匹配，最終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態。但革命是雷鳴電閃、疾風暴雨、泥沙俱下、全局變化。這就讓那些本來不相匹配的生態要素之間的磨合需求，完全被革命風捲殘雲去，且被人們徹底忽略掉。一旦革命成為絲毫不可懷疑的政治正當性依託，那麼處在革命激流中的人們，甚至會完全忽視政治生態建構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更為重要的是，長期的革命氛圍，尤其是階級鬥爭的氛圍，一定會將良好的政治生態建構視為一種不能接受的政治妥協，因此會遭到政治立場堅定的部分執政者的強烈反對。這就更加增添了政治生態的複雜性，縮小了政治生態的穩定域，強化了政治生態的不斷顛覆風險。
革命自具天然的正當性，這是不容懷疑的事情。因為革命常常是當權者頑固拒絕與新興精英和社會大眾妥協的產物。但革命很容易遺忘發起革命的初心，也就是興利除弊、分享權益、共享權力。尤其是革命者常常將自己反對革命對象的偏狹與不公的政治正當性加以獨佔，在革命勝利之後並不認為應當改弦更張，而以自己獨佔權力為政治正當性的唯一保障。這就必然導致革命的異化，將本來可以藉助革命手段加以優化的政治生態僵化、固定在難以改良的政治情形中。於是，建構良好政治生態的豐富手段就必然處於絕對短缺的情形，人們對良好生態的渴求也就處在望梅止渴的尷尬情景之中。
歷史地看，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是1840年以來持續長久的中國革命不斷塑造的結果。中國革命將古今中西、本末內外的社會政治諸要素高度聚集起來，呈現出令人驚心動魄的恢宏歷史場景。但正是由於革命將政治生態的一切構成要素霎時匯聚起來，反而讓這些要素的自主磨合變得非常困難。革命領袖登高望遠、洞察一切、明察秋毫的政治稟賦，讓政治生態的諸要素磨合顯得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然而，被遮蔽的政治生態諸要素磨合，並不因革命領袖的宏偉氣勢被淹沒掉。相反，古今中西、本末內外的政治生態諸要素，因為處在政治權力的壓制情形中，各自蓄積著能量。一旦獲得釋放自身力量的契機，就會引發難以整合的政治生態危機。晚清中國的狀況是一次證明。民國的最終失敗再次證實了這一點。人民共和國前期歷史的巨大挫折不過是又一次印證而已。當代中國政治生態中諸要素，尤其是傳統與現代的衝突、中國與西方的對峙，仍然尖銳交錯地作用於中國政治生態。政治生態各要素之間的有效磨合，並最終形成良好的現代政治生態，還必須假以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艱苦努力，方有可期。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生態的優化明顯可見。這一優化，從前述中國政治生態的現狀可以知曉。概括起來說，主要是因為中國終於走出了晚清以來的革命氛圍，步入了現代化建設的境地。在政治生態諸構成要素中，曾經長期被權力強行中止的自主磨合得以重新啟動。首先是中西的尖銳對立宣告結束。中國的現代政治生態自然不是西化的結果，而是中國自身現代轉變的產物。但西方國家的現代經驗、尤其是現代政治生態基本面目，是中國實現現代轉變必須借重的。只要超越中西對峙的偏狹心態，對中國而言，在建構現代政治生態時對西方經驗該拿來的拿來、該改造的改造、該拋棄的拋棄；只要不陷入你是我非的對立情緒，對中國而言，在建構現代政治生態時，就能夠甄別有利於中國建構這一政治生態的結構要素。如此，再複雜的政治生態建構，都可以簡化為人們可以熟練駕馭的事務。曾記否，長期對中國建構現代政治生態發揮阻礙作用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全面對立的政治思維，一旦在鄧小平指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資本主義也不是沒計劃之後，就發揮出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作用，這對中國形成改革開放以來的良好政治生態，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
但面對中國政治生態的複雜性，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簡約主義的化繁為簡的。簡約主義勝在簡而馭要，但在操作中常常失之於大而化之。［8］本來，面對複雜的當代中國政治生態，應當把握住關鍵要素，從而保證政治生態的良性機制，並為進一步改善政治生態儲備資源。但這種以簡馭繁、扼住要領的優化政治生態嘗試，也可能陷入因小失大、不得要領的窘迫狀態。
由於眾所周知的兩個原因，當代中國政治生態的向好性受到嚴峻挑戰。其一，自從1990年以來，中國政治生態建構的首要任務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幾代領導人都明確強調的一點，「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9］這是與革命的動蕩態勢完全不同的高壓維穩局面。高壓維穩，自然不是完全消極的事情。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的持續高速發展，可以說是高壓維穩的一個結果。但高壓維穩不利於政治生態諸要素的自主而有效的磨合，也是不爭的事實。這對良好的政治生態發生的不利影響不言而喻。在政治高壓中，一切基於理性、民主、法治才會出現的良性政治態勢，都會受到高壓維穩的強力抑制，以至於難以發揮它們改善政治生態的應有作用。
其二，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態諸構成要素中，被激發出最強有力影響政治生態的因素，是人們耳熟能詳的「關鍵在黨」。這一命題自然有其深厚的歷史與政治理由。因為當代中國是一個由政黨組織直接建構起來的國家，政黨與國家的邊際界限，不會像國家建構之後才出現政黨的那些國度那麼清晰可辨。由於建構國家的政黨全面執掌國家權力，全方位影響國家的現狀與未來，因此，斷言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關鍵在黨」，應該是合情合理的。由於這一定勢，註定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好壞取決於執政黨的組織生態。但中國共產黨具備良好的組織生態，進而以良好的組織生態塑造優良的國家政治生態，並不是一個順流而下、毫無阻力的事情。對一個由將近9000萬成員組成的巨型政黨來講，組織生態的優化是一個異常艱巨的事情。前述四大考驗、四大危險就是明證。更為重要的是，當組織生態得以優化之後，從組織生態推向國家政治生態，也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事情。因為政黨組織的高度紀律性，相對容易保證其組織生態的優化嘗試奏效。但一個非組織化的龐大社會，很難受一個高度組織起來的組織生態的塑造。
生態學的常識告訴人們，改善生態結構，需要首先具備穩定性支持的既成生態。否則，由於既成生態中反抗變化與促使變化兩種因素的力量變化，就會引發生態系統的突然改變。假如一個生態結構的穩定域發生變化，甚至是出現導致一個既成生態結構死亡的穩定域，那就會中止既成生態結構。「社會系統有時會經歷『開關式』的跳躍變化，從一種穩定域跳到另一種穩定域。」［10］寄託於單一執政黨穩定性的中國政治生態穩定性，是一個以小組織支撐大體系的穩定域。中國執政黨成員的極端複雜性可能會產生的催變能量，常常為人們所忽視。不能不看到，正是取決於這一高度複雜性，組織穩定域與整個國家的社會系統穩定並不是天然吻合的關係。假如部分強有力的組織成員在政治理念與行動模式上與整個組織既成穩定域發生裂變，穩定域的「開關式」跳躍就再正常不過了。中國自然尚未出現這樣的跳躍，但蘇聯的相關變化，足以提醒人們對之加以高度關注。
三、中國政治生態的強演替性
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正處於一個強演替性的狀態。這種強演替性，是中國疾速發展的現實所註定的狀態。
從理論上講，生態演替是受各種條件制約的。一般而言，由於一個既成生態各要素的隨機組合方式不同，它所經歷的系統變化也就不同。對同一個生態系統而言，不同要素之間的作用引發的該生態系統的緩慢而有序的變化，就是生態演替。這樣的演替，既受該系統的諸要素自然演化狀態的影響與制約，更受該系統中活動著的人群、尤其是領袖群體主觀意圖的引導與控制。因此，為了駕馭該系統的演替過程，人們必須學會對該系統進行生態演替管理。生態演替是一個會經歷生長、平衡、衰亡和重組變化的循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個生態系統會從不成熟走向成熟。但也一定會因為生態演替中正反饋與負反饋的相互作用，不僅會遵循四個階段的漸次遞進關係，而且會因為負反饋作用的增強，在可能條件下保持系統結構新生性的同時，逐漸或迅疾走向系統自身的更新。［11］在政治生態演替中，由於人為作用的決定性影響，尤其是人類好壞價值判斷對政治生態演替的關鍵作用，對生態演替的管理就變得十分重要——如何在可持續發展的基點上，將政治生態穩定在最有利於人群活動的狀態，是政治生態演替管理的基本著眼點。
比較而言，與自然生態系統的演替不同，由於政治生態中人為作用的首要特質，它受制於政治生態諸構成要素自然演化的影響相對較小，而受生態演替管理活動的影響極大。一旦一個政治生態系統中活動著的人們、尤其是領袖群體認定這一生態結構不良，必須痛下決心加以改良的時候，政治生態的演替就會因此變得非常劇烈和難以駕馭。這是政治生態的強演替性的鮮明體現。在一個既成的政治生態系統中，人們受政治價值觀念的驅使，會將自己認為好的價值理念作為改良該生態系統的精神驅動力，同時會將自己懷抱強烈期待的政治制度理想模式作為改良既成政治生態的行動框架，以期成就一種最佳的政治生態模式。這個時候，政治生態的強演替定勢就無可避免。
政治生態的強演替性是一柄雙刃劍：如果對之施以有效的生態演替管理，可以促進既成生態系統中活性因素髮揮優化該生態結構的作用，從而維持該生態系統的穩定域，保持該生態系統的蓬勃生機；如果對該生態系統演替失於管理，就會對這一生態系統發生不利影響，甚至造成置該生態系統於死亡的毀滅性結果。由此可以說，對一個呈現出強演替性特徵的政治生態系統進行演替管理，管理的精準尺度與有效措施是至關重要的。
從實踐的角度看，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強演替性呈現，似乎又強於當今世界的其他政治生態系統。這是受中國政治生態的複雜性、以及該生態系統處於一個劇烈的改革狀態所決定的情形。一方面，在傳統與現代視角看，中國的改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走向現代的中國，傳統的政治生態系統戛然而止，無法維持其穩定域，出現了內驅外逼雙重動力驅使下的結構性變化。但現代的政治生態並未系統生成，更是長期無法成熟落地。中國建構現代政治生態系統的三個基本困難長期未能有效克治：一是晚清的帝國邏輯與新生的民族國家邏輯的對立衝突迄今尚未化解。二是民國的黨國邏輯與現代的立憲民主國家邏輯之間的對峙至今未能調和。三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主權邏輯與政黨領導一切的權力邏輯之間的錯位尚待理順。當這三個關乎中國現代政治生態系統良性建構的問題疊加到一起的時候，對中國政治生態的演替進行有效管理的難度就可想而會了。
前兩個政治體（晚清與民國）累積的政治生態優化的難題尚未解決暫且不表，僅就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生態系統而言，由於建政初期未能完整確立現代國家的基本政治生態結構，構成這一生態系統的一些基本要素之間，一直處在相互衝突、難以彼此適應的狀態。舉其大端，就有黨與國家的關係問題，執政黨按照政治意志還是法律規則治理國家的問題，政府是按照長官意志行事還是依法行政的問題，集權政治與計劃經濟結對導致的發展障礙問題，粗放型經濟造成的資源浪費問題，贖買性忠誠催生的普遍腐敗問題等等，都對人民共和國的優良政治生態發生極為負面的影響。一些問題，屬於建政之初就存在的老問題；一些問題，則是集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結對以後出現的新問題。但這些問題，對中國的政治生態系統穩定域都發揮的是負反饋作用。近代以來的歷史沉積問題，加上人民共和國的新老問題，相互疊加，經年累月，堆積如山，積重難返。
中國啟動改革開放，就是為了興利除弊，保持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勃然生機。但是，由於積弊難改，非大黃猛劑，不足以起沉痾。因此，中國的改革力度必須空前強勁，才能夠化解窒息政治生態生機的種種弊端。但在化解政治生態系統存在的種種弊端的過程中，又出現了新的弊端，由此註定了化解政治生態弊端的前後相繼之處境。這就是人們感知到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力道總是趨強的原因。
中國的改革開放本是化解集權政治與計劃經濟匹配造成的經濟發展停滯問題。但這樣的權宜性改革，並不足以從根上解決中國政治生態諸要素不相適應的結構性問題。在改革開放早期，由於人人都面對治窮的問題，因此致富的意欲遮蔽了此外的一切欲望。集權政治與發財致富的衝突遠未呈現給世人。但這種配置模式的兩種結構在關係上是很難磨合的。因此，自1980年代後期以降，中國的改革開放就總是磕磕絆絆。對中國的既成政治生態系統而言，集權政治是維持這一生態系統的預設條件，這就讓市場經濟僅僅成為單純聚集財富的活動。兩者搭配在一起，就意味著權力與財富的內在勾連關係是鐵打不動的——以權力謀求財富而對權力愈顯忠誠，以財富鞏固權力愈見謀財的極端重要性。於是，腐敗的發生與蔓延，就必然浮現於中國的既成政治生態系統。而克治腐敗，也就成為優化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內在難題。
對當代中國政治生態而言，就此呈現出兩個十分難以化解的難題：一是政治權力千方百計謀劃經濟發展，尋求國內生產總值的高速增長，並以之作為統治合法性的決定性來源。二是經濟發展必然成就一種權貴資本主義的模式，掌權者與龐大利益的直接瓜葛，造成既成政治生態難以克制的嚴重弊端。就前者言，既成政治生態諸要素的大力度調整勢所必須；就後者論，既成政治生態是否不經結構性改造就能有效化解難題，仍然讓人生疑。但毫無疑問的是，只要在既成政治生態中試圖解決這兩個問題，就必須下出重手，否則就無法有效緩解負值的增長，遑論根本克治相關難題。
圍繞經濟增長的目標展開的改革，力度明顯處於一個強化趨勢。［12］早期的改革與其說是啟動市場經濟進程，不如說是恢復計劃經濟秩序。後來經歷社會主義經濟究竟是計劃多一點還是商品多一點的探索，確定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必須重視商品效用的進路。到最後，才以既成政治生態的社會主義性質為前提，啟動了市場經濟。即便是從市場經濟的小生態系統來講，利用微觀價格機制驅動市場活力，也比確立市場經濟的產權機制要早。但後來一再處在產權機制改革的緊要關頭，在無法霸王硬上弓的情況下，只能以更加政治化的強硬方式來規避產權變革問題。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關乎中國既成政治生態活力的重組，也就只能仰仗國家強力斷斷續續地進行。在必須優化這一政治生態系統的設定條件下，各種紅線範圍內的改革舉措頻頻出臺，政治生態系統的強演替性特徵非常明顯。
與此相關的是，當贖買式政治忠誠機制確立起來以後，權錢勾結、貪汙腐敗，也就成為優化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一大難題。這就註定了在既成政治生態沒有發生結構變化之前，系統內反腐的力度必然呈現明顯強化的趨勢。如此才有希望終結贖買式忠誠，建構新的政治忠誠模式，讓執政黨權力變成乾乾淨淨的權力。中共在十八大以後，反腐在規模上、程度上、手段上都空前強化。大黃猛劑醫沉痾，刮骨療毒治重症——「要深化標本兼治，奪取反腐敗鬥爭壓倒性勝利。標本兼治，既要夯實治本的基礎，又要敢於用治標的利器。要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堅決減存量、重點遏增量。『老虎』要露頭就打，『蒼蠅』亂飛也要拍。要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嚴厲整治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要把掃黑除惡同反腐敗結合起來，既抓涉黑組織，也抓後面的『保護傘』。要加強反腐敗綜合執法國際協作，強化對腐敗犯罪分子的震懾。要強化不敢腐的震懾，扎牢不能腐的籠子，增強不想腐的自覺。要通過改革和制度創新切斷利益輸送鏈條，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形成有效管用的體制機制。」［13］在這樣的反腐局勢中，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不發生令人想像不到的巨變才讓人感到驚奇。必須承認，在當下中國，贖買式的政治忠誠模式基本被終結，大規模、普遍化的貪腐被有效克制，執政黨-國家權力的道德化運作原則重新被確立起來，曾經對既成政治生態發生明顯負反饋的腐敗之社會憤懣情緒得到相當程度的化解。
但反腐的副產品也不容忽視。猶如論者指出的，一者，「反腐敗運動既遏止了官員的『亂作為』，也遏止了官員的『作為』。改革需要官員有所作為，否則改革的舉措無從落實。」二者，「官員任務導向的轉型，即從以前的經濟指標的單一目標，轉型成為多元目標。這種轉型也使得很多官員不知如何行動。」三者，「因為腐敗等因素，今天的中國，政府官員和老百姓之間互信極低。從前的一些改革，不僅沒有給大多數老百姓帶來利益，反而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老百姓因此不信任政府官員。在人民不信任官員的情況下，官員就無法作為。」［14］需要注意這三個相互關聯的官員行動現狀：遏止作為、不知作為、無法作為。這對一個由國家權力帶動發展的中國政治生態而言，所具有的負反饋效應是多麼巨大，似乎勿需多此一舉的分析？！
由於執政黨空前強力的反腐，也由於反腐引發的不作為，讓這兩個來自積極與消極不同端點的動力源頭，進一步強化了中國政治生態的強演替性——究竟其對中國既成政治生態的流變會發生怎樣的影響，仍在未知之天。
四、走向民主與法治：中國政治生態的結構優化
當代中國政治生態的強演替性表明，這一生態系統的正反饋與負反饋膠著作用的機制已經隱然成型。優化中國既成政治生態，仍然是國家權力與公眾期待雙方的公倍數。可以說，當代中國政治生態的優化處在一個強有力改善功能、大幅度優化結構的節點上。人們樂觀這一優化嘗試收到預期的效果。
儘管國家權力與社會公眾各方都樂觀優化中國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嘗試收到預期效果，因此在優化的願望上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但也不能不看到，無論是在已經收到的優化效果判斷上，還是在優化的預期目標上，或者是在優化的方式手段上，在國家權力方面與社會公眾方面，仍然存在需要艱難彌合的深度分歧。分開兩方面來講，國家權力方面對優化政治生態的預設條件顯然強於社會公眾方面——這種優化的一切嘗試，都必須以維持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現存穩定域為前提，必須保證各種優化措施不對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發生任何輕微的機體傷害。這顯然是一種不動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任何結構，只動組成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要素功能的剛性設定性優化模式。但對公眾來講，是不存在必須維護的、優化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預設條件的。只要有利於公眾權利訴求、制度發展與價值多元選擇的，公眾就會表示歡迎。這一顯著的差異性，會放大國家權力謀劃政治生態系統優化的顧慮：一旦覺察到某種優化舉措無益於國家權力的自我鞏固，那種優化舉措就會驟然收手。不寧唯是，在啟動政治生態系統結構優化的時候，國家權力方面一旦直觀感覺某一舉措將會對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發生不利影響，更會阻止相關優化嘗試。
中國國家權力方面對優化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堅韌努力有目共睹。姑不論由計劃經濟改弦更張，艱難坐實市場經濟。即使從政治制度上看，國家權力方面也一再嘗試進行深度改革。這是改革開放受到公眾各方肯定性評價的重要緣由。但從國家權力方面設定的種種先決條件來看，維持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穩定域，明顯蓋過轉移穩定域的努力。從鄧小平強調的穩定是首要任務起始，中經執政黨三任總書記，一直都毫不動搖地堅持了這一改革原則。這當然是維持權力秩序的不二之選。但也得承認，這一設定前提，多少有些捆綁住了國家權力改革的手腳。國家權力的改革舉措與社會公眾的改革預期之間的距離，似乎給人越拉越大的印象。究其原因，與雙方的預期值不同是顯著相關的——對國家權力來講，需要堅持的價值信念、制度設計與政策導向，愈來愈多，從改革開放早期守持的四個基本原則，到十九大報告強調的十四個堅持，選項的增多毋庸贅言。但公眾的改革預期值卻愈積愈高，改革從主動引領公眾預期演變為被動跟隨公眾預期的狀態，是明顯可辨的事實。
從政治生態系統的權力與權利二元分立定勢的角度來看，優化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嘗試，很難形成高度一致的官民共識。但從權力與權利良性互動的現代政治視角看，只要搭建起官民理性對話的制度平臺，促成官民雙方形成優化政治生態系統的共識也絕對是可能的。基於此，凸顯官民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政治制度平臺，就成為促成官民共識的必須。有問，什麼是官民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平臺呢？回答這個問題，不是給出現存答案就行的。需要首先看看雙方是怎樣表達自己的政治制度期待的，其次才得以呈現雙方的共同制度欲求。
自當代中國啟動改革開放以來，官方表達的政治制度欲求，除開具體而微的制度舉措以外，在宏大制度設計上，官方一直對民主與法治展現出高度的政治熱情。從1980年起始，「改革的總設計師」，實際上也就是優化中國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明確指出，必須在克治既成政治生態的權力弊端的前提條件下，大力推進民主法治建設。這是兩個高度相關的政治改革面：就前者言，「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這就確立了優化既成政治生態系統需要杜絕官僚主義的基本原則。就後者論，「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15］這就確立了優化中國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民主制度建設的首要原則。隨著一正一反兩個原則的確立，也就呈現出中國既成政治生態系統優化的制度輪廓。
從鄧小平至今的中共幾代最高領導人都堅守這兩個基本原則。從當下著眼，習近平明確強調，必須堅決整治四風，即「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這『四風』」。「如果任由這些問題蔓延開來，後果就不堪設想。」［16］這是明確杜絕的制度弊端。而倡導的制度選項，也都是民主與法治。一方面，在基本制度決斷上，「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要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利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這是對民主制度的自覺選擇。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厲行法治，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17］這是對國家法律主治的治理機制的理性確認。
轉換視角看社會公眾對政治制度的期待，民主與法治也是認同度高企的制度選項。論者指出，在中國基本制度建構上，已經不需要懷疑要不要民主的公眾態度，而是需要去研究確認公眾要什麼民主的問題。［18］這就意味著中國政治生態系統中的民主要素，已經成為社會公眾認定的、這一體系的關鍵構成部分。至於法治，也已經同時成為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不同處境的中國公眾共同的期待。［19］
官民雙方對民主與法治的共同認同，凸顯了優化中國既成政治生態的制度平臺。民主與法治何以構成優化中國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官民公認選項呢？分析起來，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官民雙方都認定，只有讓中國落定在民主與法治的制度平臺上，才足以化解官民關係的緊張，才能夠解決令官方長期感到困擾的難題，才足以化解公眾的心中鬱結，保障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這是中國的現代政治處境促成的共識。二是民主與法治乃是現代政治生態系統的基本構成要素。因此它具有強大的規範力量，以此對政治生態系統的優化發揮極強的牽引作用。
論者指出，「民主是生態文明本質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談及生態民主就是將兩種強大的思想並列在一起。」民主凸顯的人民當家作主，在生態的導向下以自由和共同體價值引導其健康發展；生態凸顯的人類周遭環境諸要素的平衡理念，在民主的制度運作中引導人類理性前行。需要警醒的是，「民主和生態都不是一首頌歌，即結束作出諸多艱難的道德、社會、政治、經濟和環境選擇需要的頌歌。相反，生態民主通過創造性和建設性地包容共同體所有聲音的諸多方式而促進並鼓勵大家作出這些選擇。」［20］政治生態系統是廣義生態系統的一個構成部分。在其本質上，也必須將其與民主內在勾連起來。這一方面將政治生態系統的民主性質確定下來，另一方面也將民主的生態化發展模式確立起來。進而從根本上呈現出優化政治生態的確定不移的方向。至於法治，不過是現代民主的具體治理方式而已，它與民主的內在吻合關係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毋庸多言的。
對中國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優化而言，既然民主與法治構成基本制度選項，由此就註定了中國既成政治生態系統優化不可能行進在現存政治生態要素的功能優化道路上。因為中國的既成政治生態系統既不是民主類型的、也不是法治類型的——在革命烽火連天的時代建構的群眾運動性政治生態，重視的是軍事化管理，強調的是高度的政治服從；在根深蒂固、見慣不驚的人治傳統中，政治領袖的個人意志對政治生態的好壞發揮著決定性作用，試圖轉向法律主治，就必須堅韌地克治人治衝動。這對於處在國家治理慣性機制中的國人來說，都是極大的挑戰。可以說，無論是民主還是法治，非經玉汝於成的艱難琢磨，方才可期。這是中國政治生態系統結構性轉變的重要指標，也是這一生態系統穩定域轉移的基本指向。
中國近40年的改革開放，基本上處在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結構要素的功能優化狀態。儘管官民雙方對這樣的改革局面均有不滿，但功能性改革已經讓人們生發了路徑依賴習性。因此，真正要對中國既成政治生態系統的結構動刀，讓改革成為一場真正的革命，官民雙方都還缺少必要的心理準備和手段儲備。為此，優化中國既成政治生態系統，必須自覺意識到「改革是一場革命，改的是體制機制，動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槍幹是不行的。」
改體制機制，就是改結構，不是調功能；動既得利益，就是打破現有體制，不是維護現有體制。就此而言，中國政治生態系統的優化，乃是政治生態一次結構化的演替。一言以蔽之，這一結構化的演替，就是民主與法治取代集權與人治的重大變遷。這也是中國政治生態系統是否成功優化的兩個基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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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中共十九大報告）.
［18］參見張明澍.中國人想要什麼樣民主——中國「政治人」（2012）［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2-6.
［19］參見姜業宏整理.百姓對法治中國的期盼［N］.人民日報，201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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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