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端於上世紀60年代的臺灣經濟奇蹟，曾長期吸引大陸的眼球，但直至1988年南京大學臺灣研究所出版《臺灣30年》一書，大陸史學界才算第一次正視臺灣經濟奇蹟的根源。
該書意識到了以往的研究中存在一個誤區，即認為美援和黃金促進了臺灣經濟；而事實是：尹仲容與李國鼎推行的自由市場經濟，成就了臺灣「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傳奇。
尹仲容
遺憾的是，對大陸人來說，有「臺灣經濟總設計師」之稱的尹仲容，是一個很陌生的歷史人物。
尹仲容生於1903年，祖籍湖南邵陽。1925年畢業於南洋大學機電工程專業後，進入交通部工作。青年時代的尹，立志實務救國。九一八」事變時，尹在上海與三十餘名青年學者相約組織「正己社」，以不談政治，專研經世致用之學為宗旨，互相砥礪。
1936年，尹獲宋子文賞識，進入「中國建設銀公司」（該公司乃國民政府所設立的極重要的經濟方面的抗日備戰機構）擔任協理，自此與經濟工作結緣，並終其一生。八年抗戰，尹協助宋子文爭取美援，多方奔走；1945年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時，任命尹為機要秘書。獲宋子文賞識並重用期間，尹漸漸進入蔣介石的視野。四九鼎革前夕，尹受臺灣省主席陳誠邀請赴臺，出任「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陳誠），負責實際業務。
其「臺灣經濟掌舵人」之路，由此起步。
一、迷信計劃經濟乃臺灣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
尹仲容出任「生管會」副主任委員之際，臺灣的經濟形勢相當嚴峻。
日據時期，臺灣經濟是日本經濟的附庸，即所謂「工業日本，原料臺灣」；光復後，這種畸形的附庸經濟，本可成為大陸經濟的一環，但四九鼎革，使臺灣失去了這個機會。對外輸出，已失市場；對內輸入，外匯短缺。百萬大陸移民來臺，及每年高達30萬的人口自然增長，又使這種困難雪上加霜。
不過，最嚴重的困難，卻在於觀念的轉變。國民黨以孫中山之「三民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而「三民主義」在經濟方面的立場是「發展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倡導計劃經濟。以孫中山繼承者自居的蔣介石，在大陸時期，就曾明確表達了他對計劃經濟的心儀：「國家如不對人民的經濟活動確定分限，確定計劃，任人民流於鬥爭，只有招致社會混亂與民族困窮的結果。」退至臺灣後，「計劃經濟」和「國家資本」仍是國民黨不可動搖的經濟意識形態。
尹仲容也曾是計劃經濟和「國家資本」的擁躉，但1952年，信奉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蔣碩傑回臺前去拜訪尹仲容，蔣帶給尹一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德的名著《計劃與價格機能》，此書讓尹的經濟思維有了很大改變。
蔣碩傑
尹仲容的轉變，還與同期臺灣政學兩界掀起的「財經大辯論」有很大關係。按當局的立場，1950年代的臺灣須優先發展重工業，並以建立自給自足的「民族大工業」為理想目標。以臺灣一隅之地，欲發展鋼鐵、機械、重化學、電器、飛機、汽車、造船等諸多全方位的「大工業」，本身並不現實。當局之所以如此無視經濟法則，皆因「民族大工業」是為了滿足「反攻復國」的政治需要，而要建立「民族大工業」，則必須實施計劃經濟，發展「國家資本」。
大約從1952年開始，臺灣的經濟學界開始公開質疑乃至批評當局的「計劃經濟」理念，甚至指責正是因為大搞國家資本，才導致了大陸的丟失。這場論戰持續至1954年。該年3月6日，胡適「同《自由中國》的許多朋友」做了一次公開演講，以自我懺悔的姿態，將論戰推向了高潮。胡適自我反省道：
「我今天對諸位懺悔的，是我在那時與許多知識分子所同犯的錯誤……（最近）我們在臺灣看到《自由中國》、《中國經濟》，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討論到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一切計劃經濟……是不是與自由衝突的？」最後，胡適呼籲上至領袖，下至知識分子，都一起來為以前的「計劃經濟」懺悔。
二、既得利益者的反撲
尹仲容「自我洗腦」的同時，臺灣當局高層也在努力從經濟層面反思為何丟失大陸。1952-1954年的論戰，對反思的走向起到了某種潛移默化的作用。
1953年1月，當局出臺了《公營事業轉移民營條例》，規定：除直接涉及「國防」秘密之事業、專賣或獨佔性之事業、大規模公用或特定目標之事業，其餘，無論是政府獨資還是公私合營者，均可轉為民營。
這是臺灣當局首度從政策層面打破「公營制」的意識形態樊籬。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當局放棄了「計劃經濟」和「國家資本」。
該年春，蔣介石曾指示一批年輕幕僚，命其從理論上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的核心經濟觀「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這種文字遊戲，不過是權宜之計，治標而不治本。相比蔣介石的曖昧，陳誠的態度要清晰許多。1954年3月，陳誠在「總統府」動員月會上公開表示：
「『政府』現在已深深感到，要充分發展經濟建設，必須具備一個最基本的條件，此即保障私人財產、擴大企業自由，替私人資本開闢一條平坦廣闊的出路。今後『政府』不但要修改妨礙企業自由的各種法令和辦法，同時還應有計劃有步驟的，將可以讓民營的企業，儘量開放民營，這是一個政策問題，也是一個觀念問題。」《陳誠回憶錄·建設臺灣》）陳誠
1952-1954年論戰的結果，促成了蔣介石對私營經濟的發展持默許態度，促成了陳誠成為私營經濟的擁護者，也促成了尹仲容在1954年3月出任「經濟部長」，並一人身兼「工業委員會」主委、「中央信託局」局長等要職。尹上任之後，和一批年輕人夜以繼日，一個月修改了十幾個法律規章。
在1954、1955年時，臺灣的民營企業突然像決堤一樣爆發了。
「經濟部長」任上，尹仲容對私營企業的扶植不遺餘力。這種政策上的傾斜，使他得罪了相當多卵翼於「公營經濟」體制下的政、經要人。這些人不斷批評尹的做法「圖利私人」，違背了國民黨「均富」的立黨原則。1955年3月，終於發生「揚子木材案」。該案對尹提出多項控訴，但經多方切實調查後發現均屬子虛烏有。「揚子木材案」歷時經年，二審判決尹仲容無罪。
當日，因私營化政策而受損的既得利益者的反撲力量，相當強大大，連蔣介石也遏止不住這種反撲。「揚子木材案」期間，尹仲容曾提出辭呈，蔣介石約見各方高層要人，放風表示希望留任尹仲容的「經濟部長」之職。一審判決尹無罪後，最高檢察署卻並不配合蔣的意願，執意提起上訴，蔣為此相當憤怒。稍後，蔣又召見陳誠，討論要不要親自出面阻止上訴，思慮再三，終於決定遵守制度，不加幹涉，但在日記中再次憤然寫道：
「與辭修談尹、胡案，準其上訴方針，對立法、監察兩院不肖黨員，梟張跋扈……加以痛斥與警告。」三、閉門兩年研究郭嵩燾
辭職後的尹仲容，閉門讀書長達兩年之久。雖然已被法院宣判無罪，但不明真相的輿論仍是洶洶，令尹異常痛苦。
賦閒期間，尹仲容著手為清代名臣郭嵩燾編寫年譜。尹如此自白心曲：
「在我到臺灣之初，就想到郭嵩燾（筠仙），郭筠仙是那時第一個有世界知識的人，他的膽識才華，遠在曾左胡孫之上，可是他的抱負因為曲高和寡，並沒有怎樣發展。」尹既傷懷郭嵩燾當年超前的識見不被時代所容，也感佩郭「政治家識時務的才智，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的熱誠」，並以郭堅持真理絕不隨波逐流的精神自勉。
此一時期，羅家倫曾到尹仲容家兩次，都以郭嵩燾為談話的主題，間及曾紀澤和薛福成幾位當時對西洋政治經濟頗有認識，而想把中國引到近代化路上的人物。但二人對尹所受的打擊，都毫不提及，仿佛若無其事。
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均是晚清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也均不被時代所容，尹對羅家倫談論這些人物，既是以之為師，也是以之自況。
郭嵩燾
尹在「經濟部長」任上，曾希望利用個人的影響力，改變國民黨老黨員乃至一般民眾對「公營體制」及「計劃經濟」的迷信，故而不但常在報刊發表文章，還幾乎每天和新聞記者見面，時時發出逆耳之言。羅家倫曾因此勸他：
「我雖不常和你見面，可是我幾乎每天在報紙上看見你的談話。我很欣賞，可是辭句太鋒利了。你的才華，大可不必從此表現。」尹則回應道：
「我謝謝你的指教，可是我並不是『御人以口給』，我只是對一般工商界的人們說老實話。我若是說依違兩可的話，害得他們瞎猜，弄到蝕本以至破產，我覺得心裡過不去，而且也不應該。我說到斬釘截鐵的老實話以後，他們還不相信，那責任是他們自己的。他們活該。」四、再度出山，引導臺灣走向自由市場
1953年對「私營企業」的鬆綁，使臺灣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諸多必需工業品的自給自足，可謂成績斐然。
但至1957年，這一鬆綁所帶來的政策紅利，已基本走至盡頭，其局限性日益暴露。譬如，臺灣市場已經飽和，工業生產要繼續增長，必須拓展海外市場；人口增長帶來的高失業率壓力，也必須依賴海外市場對工業增長的刺激來解決。而要拓展海外市場，首要之務，就是打破政府所設置的「計劃經濟」的樊籬；樊籬中最受詬病者，則是貿易保護及外貿匯率問題。所謂貿易保護，是指當局為扶植本土產業的成長，鼓勵民眾使用本土工業品，對進口物資課以重稅。所謂外貿匯率問題，是指當局對進口物資採取多達9種不同的匯率。
1957年夏，為求經濟闖關，蔣介石與陳誠再度啟用尹仲容，命其擔任「經濟安定委員會」秘書長。上任伊始，尹即挑起了外匯貿易改革的大辯論。
尹認為，「複式匯率」嚴重妨害了市場價格機制的自由運作，阻礙了出口工業的發展，必須改革。代表官方利益的「財政部長」徐柏園則認為，實施「單一匯率」將造成通貨膨脹，政府也將喪失用低匯率結算的特權，導致開支增大，加深財政赤字。尹仲容承認會出現通貨膨脹，但同時認為，這只會是改革初期的暫時現象，只要站穩立場，鎮靜應對，不朝令夕改，通脹很快就能消彌。辯論持續至1957年底，雙方僵持不下，蔣介石遂命陳誠成立「外匯貿易研究小組」，專門討論該問題。至1958年3月，終以尹仲容一派的勝利而告終。該月19日，尹仲容出任「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在「立法院」語出驚人：
「我到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的目的，就是要結束這個機構！」此次外匯貿易改革，僅僅是尹仲容復出後，致力於讓臺灣經濟回歸市場機制、擺脫「計劃管制」的第一步。1959年，尹又拿出了新的改革方案「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尹明言，自大陸至臺灣，「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始終沒有弄清楚」——之所以沒有弄清楚，一方面是陳舊的觀念所致，一方面也與政黨利益有關。「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中，有「出售國營事業」一項，即遭到當局的強硬抵制，原因是高層擔憂「公營事業」轉移為「民營事業」，將使民間政、經勢力坐大，不利於國民黨對臺灣的統治。何況，每一項「公營事業」的背後，都隱藏著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以至於尹曾私下感嘆：
1960年，尹出任臺灣銀行董事長，同時掌握美援、外貿、金融大權，被時人目為臺灣的「經濟沙皇」。同年，尹發表長文《臺灣經濟十年來的發展之檢討與展望》，認為「過去十年臺灣經濟發展的最大失著，是沒有發動一個全面性的革新」。這篇長文，為臺灣此後的經濟體制改革定下了「自由市場」的方向；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臺灣經濟邁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
1963年1月24日，尹仲容因急性肝炎驟然病逝。去世之日，家無餘財。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沉痛寫道：「尹仲容今晨病逝，又弱我一革命健兒矣！」並致褒詞：「好學深思，長才自奮，於艱難之際，為臺灣經濟開創新局。」
「開創新局」四字，是對尹仲容經濟貢獻的確切評價。
但尹的貢獻尚不止此。歷史此後的演變軌跡是：上世紀60、70年代臺灣民營資本的「經濟奇蹟」，造就了大批體制外的「中產階層」，這些「中產階層」，隨之又推動了80、90年代臺灣的社會轉型。這些變化，追根溯源，均與尹仲容對臺灣經濟走向的引領，有著莫大關係。
（本文寫於2015年，曾刊於《同舟共進》2015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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