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大聲宣告，時代正在快速變遷，沒有人可以擋住歷史前進的腳步。他警告政客，要傾聽人們的吶喊，不要在阻擋在路上
你不需要一個氣象人告訴你風往哪裡吹——鮑勃·迪倫
都說狄倫是六十年代時代精神的反映。
的確，當他在1961年二月，背著吉他和破舊皮箱從白雪冰封的明尼蘇達來到了紐約格林威治村時，那確實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1963年五月，他的第二張專輯《自由自在的狄倫》(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出版，宛如一顆原子彈墜落在六零年代初的騷動之秋。
專輯中，二十一歲的狄倫寫下六零年代的國歌：〈隨風而逝〉 (Blowin』 in the Wind)。
從現在來看，這首歌或許有太多晦澀意象，而沒有一般抗議歌曲的具體內容。但在當時，這首歌的意涵對聽者來說卻是清晰無比；所有聽者都能穿透那些薄霧，知道當狄倫認真地質問「要多久時間，某些人才能獲得自由」時，他指的是種族不平等；當他唱道「砲彈要在空中呼嘯而過多少次，他們才會被禁止？」，他指的是核子武器。
這首歌真正巨大的力量不在於是否有深刻的社會分析，或是否能煽動人們起來行動，而是他抓到了那個時代空氣中微微顫動的集體思緒，說出許多年輕人面對時代的困惑。他們知道眼前的世界正在經歷巨大變動，一切既有價值都正在被顛覆；他們渴望改變社會，也希望追求個人的自主，所以要對抗一切傳統權威。但是要去哪裡尋找改變社會的答案呢？狄倫的回答是，不要接受任何既有權威賦予的答案，要自己去風中尋找；而最可怕的是不去尋找，而是沈默、冷漠與不關心，拒絕去觀看這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個人要有多少雙耳朵/他才能聽見人們的哭泣？
一個人要轉過頭多少次/他才能假裝什麼都沒看見？
同樣是在那一年，六零年代學生運動最重要的組織SDS（民主社會學生聯盟），發表青年革命者對世界的看法：「修倫港宣言」。這份宣言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是屬於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我們在舒適中成長，但是我們卻不安地凝視著這個環繞我們的世界。這正是和〈隨風而逝〉一樣的理想主義，一樣對權威的拒斥?——他們拒絕直接承接傳統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所提供的答案。
這也是狄倫的態度。他在關於這首歌的訪問中談到，太多人想要提供給他答案，但他並不想接受。他要自己尋找在風中飄盪不定的答案。
〈暴雨將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則用韓波式的超現實象徵，堆疊出一部核戰過後的黑暗啟示錄：悲傷的森林、垂死的海洋、被狼群包圍的嬰兒、不斷滴血的樹枝、上千個沒有舌頭卻仍在講話的人……。1962年十月的古巴飛彈危機，是戰後核武威脅最接近邊緣的關鍵時刻。
在〈戰爭的主人〉(Master of War)中，狄倫開展他對權力體制的具體批判，質問掌權者如何操弄戰爭機器以獲得權力和金錢。這些掌權者不僅是政客，也是軍火業者——在那個時代，許多人認為軍工複合體可能是美國真正的統治集團，甚至是暗殺甘乃迪總統的兇手：甘乃迪就是死於那一年（1963）底。
你們這些戰爭操弄者/你們打造了所有的槍枝/你們打造了死亡戰機/你們打造了超級砲彈/你們躲在牆後/你們躲在辦公桌後/我只是要你們知道/我可以看穿你的假面
那一年的8月28日，在華府的林肯紀念堂前舉行了百萬人民權大遊行，金恩博士發表他撼動世界的「我有一個夢」演說。多位重要黑人白人歌手輪流在他們一生最大的群眾場面演唱，並一起大合唱了〈隨風而逝〉。這首歌乃是才剛剛發表，且是由二十出頭白人男孩寫的歌，卻和另一首民權運動聖歌〈我們一定會勝利〉(We Shall Overcome)一起成為民權運動的國歌。狄倫也演唱了自己的歌。
1964年一月的新專輯《時代變了》(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更成為新世代最壯闊的政治宣言。
專輯同名歌曲如同〈隨風而逝〉一般，企圖召喚人們拒絕成為舊思想的俘虜，勇敢向新時代起義。
他大聲宣告，時代正在快速變遷，沒有人可以擋住歷史前進的腳步。他警告政客，要傾聽人們的吶喊，不要在阻擋在路上；在你們辦公室的外面，一場戰爭正在進行，並且將撼動你們的牆壁，讓你們無法再安逸地閉起眼睛。他更警告父母，不要批評你不瞭解的東西。你的兒女已經不是你能掌控的。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幫忙，那就不要成為變遷的阻礙。
而所有人都要知道：
你最好要趕快開始奮力往前泅泳，
否則你就會如大石般沉落海裡。
1964年，青年理想主義開始更熾烈的竄燒。夏天，民權運動組織者展開了「自由之夏」，北方大學生去南方參與民權運動；冬天，柏克萊大學展開言論自由運動，抗議學校禁止反越戰抗議，八百多名學生被警察逮捕。次年四月，全國性學運組織SDS發動第一次的全國反戰遊行。這些都只是六零年代後半更廣闊的青年革命的開始…..
《時代變了》在1964年一月發行，但正是在這一年，當狄倫寫下最好的抗議歌曲時，他也將親手敲碎所有人自以為是的妄想，開始自我解構眾人以為的形像與標籤，開始告別革命，不再回頭 。
他的下一張專輯就叫作「包布狄倫的另一面」。
接著從1965到1966年，他連續發表三張搖滾專輯。狄倫在三張專輯中給人們的音樂是更深沈、繁複、黑暗。而這些搖滾專輯的確也預示了六零年代前期的樂觀主義到了六零年代中期後變得更加晦澀，人們的純真開始變得更加世故。詹森總統開始轟炸北越，戰場上血腥的照片震撼美國人民，反戰運動越趨高昂。持續十年的非暴力民權運動未改善黑人的具體處境，黑人貧民區不斷出現暴動。尤其到了1968年四月，金恩博士被暗殺。兩個月後，競選總統的參議員羅伯甘迺迪被暗殺。反戰的學生運動對於不能阻止越戰感到困惑與痛苦，一派學生組成了「氣象人」組織，決定在美國國內進行恐怖行動，「把戰爭帶回家。」
用六零年代參與者、後來成為知名學者的季特林（Todd Gitlin）的比喻：六零年代前期的希望時光，轉變成後期的憤怒歲月。狄倫在這三張搖滾專輯彈奏出的噪音，正符合即將來的狂亂風暴。
然後，在1965年的一首「Farewell Angelina」歌中，他說 「天空正 在爆發，我要去一個安靜的、地方」。而他真的去了。
66年夏天他發生巨大車禍，接著消失於人們視野中。1967年，在嬉皮的花朵與黑人的暴動中，他躲在地下室用音樂重構一個「古老的、奇怪的美國」 。他甚至沒有參加最象徵六零年代的胡士託(Woodstock)音樂祭。
然而，狄倫真的離開了六零年代嗎？他的影子仍然如幽魂搬纏繞著新時代的抗議：主張暴力的激進學生組織「氣象人」(Weathermen)的名稱是來自他的歌曲「地下鄉愁藍調〈地下鄉愁藍調〉 (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黑人組織黑豹黨在印製機關刊物時，徹夜聽他的〈孱弱者之歌〉(The Ballad of a Thin Man)——黑豹黨主席席爾(Bobby Seale)說這首歌的意涵與黑人處境如此相關。而在更多現場抗爭場合中，他的歌曲就是那些盪在空中的旗幟與標語……
然後，他在1967年之後接連出版幾張歌詞更內省性、宗教性，音樂則更傳統、鄉村的專輯時，所有人都認為他是如此地不合時宜。尤其披頭四在68年發行了他們「寂寞芳心俱樂部」，滾石發行了Their Satanic Majesties Request，似乎都反映了時代之的躁動。
但從現在的眼光回頭來看，狄倫或許又再一次成為時代的預知者呢。因為即將來臨的七零年代正是一個保守的年代，六零年代狂囂的搖滾反文化在三個搖滾巨星先後死亡後，開始消沉；嬉皮的燦爛花朵也早已凋零；一整個世代的騷動最後選出一個共和黨的總統尼克森。許多人 。狄倫的保守與內省，正是預知了狂飆之後的沈澱。
他曾這麼唱：「某件事正在發生，但你不知道這是什麼」(出自Ballad of A Thin Man)。這確實是許多人對那個巨大變動的時代的困惑，但狄倫似乎比所有人都更清楚。人們不需要一個氣象人告訴他們風往哪裡吹，但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狄倫似乎正是六十年代的氣象人。（文/張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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