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中國與朝鮮半島古代關係史的研究萌芽於1949年前，正常發展則是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得以蓬勃發展。中國朝鮮史學會日益壯大，學術刊物日益增多，學術會議日益頻繁，學術成果日益豐碩，中韓學術交流日益密切，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學術發展的總體趨勢。隨著新一代學人的崛起，這個領域的研究將會迎來新的發展。
朝鮮半島與中國，以鴨綠江、圖們江為界，地接中國遼寧、吉林，並與山東隔海相望。歷史上，因地緣相連、文字相通、文化相類，中國歷代王朝與朝鮮半島間的關係比諸他國更為密切。甚至某種程度上，與中原王朝國運相關，隋、明兩朝的覆亡，清末統治危機的加劇，都與朝鮮半島局勢有關。因此，深刻認識古代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不僅有助於我們深刻把握雙方交往的歷史脈絡，而且對於當今學術研究乃至政治、外交，都有著重要的參考作用。
自20世紀初創立的中國朝鮮———韓國學研究，1949年以前草創，篳路藍縷，發展艱難。1949年以後，百廢待興，一度有所進展，但也有停滯不前。改革開放以後，學術研究走向正軌，逐步發展，成就斐然。檢視四十年來中國學界關於古代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的研究歷程，縱論學術成果，無疑是一項浩大工程，並非易事。本文在已刊文獻資料索引和若干階段性研究綜述的基礎上，以1992年中韓建交為節點，重點討論四十年來的狀況，分為1978—1992年、1992年至今兩個階段闡述，只討論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內地的學術情況，不涉及臺灣、香港與澳門三地的研究狀況，最後對研究特點與問題，略加總結。鑑於論文太多，難以搜羅齊全，故以專著為線索，兼及個別代表性論文，聚焦於交流演進的關鍵節點，擷其精要，闡明其發展進程和特點，並展望未來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向。
一、學術復興:1978—1992年之狀況回眸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是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研究蓬勃發展的時期。在20世紀70年代「文革」結束後的三年(1977—1979)，即有論著刊出，關涉中朝經濟文化交流、萬曆朝鮮之役、朝鮮歷史人物、義兵運動和朝鮮「三一運動」研究等若干方面，開啟了學術研究新的徵程。根據遼寧省檔案館藏《李朝實錄》，王鍾翰輯錄了女真史料，開啟了中朝關係史料的整理工作。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背景之下，被視作「承前啟後的80年代」，中朝關係史研究得以快速發展，直至1992年中韓兩國建交前的十餘年間，中國朝鮮史學界開展了頻繁的學術活動，創辦了學術期刊，為學科的發展開闢了學術陣地，整理了原始資料，促使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研究得到了全方面發展。
1978年至1992年，為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的初步發展時期，創立學會，創辦專業刊物，在某些大學設立相關的碩士生、博士生培養的專業，專業人士逐步增多，相關原始資料也得以整理刊行，為以後學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改革開放之初，伴隨著中朝關係史研究的復興，1980年8月18日至22日，在吉林安圖縣松江召開學術會議，通過了《中國朝鮮史研究會章程》，中國朝鮮史學會得以成立，選舉以延邊大學樸文一教授為會長，創辦會刊《朝鮮史通訊》，延邊大學朝鮮問題研究所為中國朝鮮史研究會日常聯絡單位，亦出版《朝鮮問題研究論叢》。當時延邊大學成為中國朝鮮史專業研究重鎮。由於地緣、民族語言等特殊因素，延邊大學與吉林社會科學院朝鮮研究所等，自新中國建國伊始，便是中國與朝鮮學術交流最重要的窗口。1978年以後兩個研究機構湧現出了一批著名朝鮮史專家，以樸文一、樸真奭、姜孟山、孫進己、楊昭全、劉永智、金光洙、金龜春等為代表，他們專攻中朝關係史與朝鮮史，成就卓著;加上北京大學楊通方、南開大學曹中屏等先生們的努力，他們為中國中朝關係史研究奠定了學術基礎。
與此同時，一批中朝關係史料得以出版，工具書得以編撰，推動了本學科的發展。1980年，吳晗早年輯錄的《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出版，為明清中朝關係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朝鮮王朝實錄》(日本影印版書名為《李朝實錄》)是研究中朝關係史和朝鮮史最為重要的史料，只是長期以來，這套書對於中國學者來說，很難讀到，因為只在國家圖書館等極個別圖書館有收藏;即便是借到這套書，但其部頭很大，字體過小、過密，通讀全書，相當不易，吳晗摘抄的這套史料，恰恰彌補了其缺陷。儘管這套書1966年就排版完畢，一直等到1980年方由中華書局出版，一共十二冊。朝鮮王朝初年的歷史，部分史料是抄自鄭麟趾主編之《高麗史》，其餘則主要抄自日本影印版《李朝實錄》。全書以史料摘錄為主，偶有刪節，或有吳晗添加的小字，以為標註。此書的出版，意義非凡。隨之，馬協弟編《燃藜室記述選編》、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朝鮮文獻選輯———清實錄中朝關係史史料摘編》、王其榘編《明實錄鄰國朝鮮篇資料》和《清實錄鄰國朝鮮篇資料》、北京大學朝鮮文化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壬辰之役史料彙輯》、李澍田編《朝鮮文獻中的中國東北史料》等，相繼問世，這些史料的刊出，有力推動了古代中朝關係史研究的發展。顧銘學、賁貴春和宋禎煥主編《朝鮮知識手冊》也得以出版，全書分為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文學藝術、人物、名勝古蹟、書志、民俗等十篇，共收錄朝鮮相關知識2 606個條目，是研究朝鮮歷史和中朝關係史的重要工具書。
20世紀初，日本吞併大韓帝國，使得中國史家如梁啓超等關注韓國亡國史等問題。隨後，有一些史家如孟森、王崇武、金毓黻等都涉獵過中朝關係史和朝鮮史的研究，刊出了一些影響深遠的學術論著;20世紀50年代初期，因為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也曾興起過一陣研究熱潮，但持續時間不長，當時並無多少學者真正在這個領域潛心研究。改革開放以後，各方面的學術條件逐漸具備，中國學術界才比較全面地開展中朝關係史研究，在學術上也取得了初步成就。下面分專題對主要問題略加介紹。
(一)朝鮮通史的著譯與中朝關係史的著述
宋禎煥《朝鮮史話叢書》(1～4)可以說是我國首部通俗類朝鮮史著作，該書力圖打通朝鮮史的嘗試值得讚許。1986年出版樸真奭等著《朝鮮簡史》，是首部中文朝鮮史。1997年增訂再版。此外，朝鮮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的《朝鮮全史》，部分得以翻譯刊行。
在中朝關係史領域，樸真奭《中朝友誼三千年》，延續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風格，全面闡述數千年的中朝友好歷史;他的《中朝經濟文化交流史研究》乃是在學術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學術專著，對中朝經濟文化交流進行了系統闡發。楊昭全《中朝關係史論文集》，收錄18篇學術論文，分為古代史、近代史和文學交流三個部分，涉及朝鮮歷史的諸多問題;他與韓俊光合著《中朝關係簡史》一書，系統論述了自遠古至1945年長達數千年的中朝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關係，是一部重要的中朝關係史專著。金光洙、崔宗國合著《中朝友誼一百年史話》，以朝鮮語寫成，分34個專題，多角度、多層次地梳理了近代百餘年來的中朝友好交往情況。楊通方《源遠流長的中朝文化交流》，長時段地闡述了中朝間長達幾千年的文化交流史。孫進己、範壽琨和曹中屏等分別撰文介紹了女真與高麗關係、蒙古與高麗關係和清中後期中朝關係問題。
(二)朝鮮半島斷代史著述
這一時期朝鮮斷代史研究成果，既有歷史普及讀物，也有學術論著，多以朝鮮文發表。歷史普及讀物主要有:宋禎煥《海東三國》，簡明扼要介紹了朝鮮半島上同時存續的三個政權高句麗、新羅和百濟的歷史;姜孟山《高句麗的足跡》，是我國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高句麗歷史著作。該書以朝鮮語寫成，選編17個史事，是一部普及性讀物。其後，他另有《高句麗史話》、《新羅的人們》，皆是同類性質的歷史著作。李洪淳、姜孟山、樸真奭編著的《高麗歷史故事》，分上、下兩冊，輔之以插圖，揀選若干朝鮮民族歷史故事予以描述。
學術論著，最重要的是樸真奭和姜孟山主編的《朝鮮中世紀史研究》和金光洙的《朝鮮近代史》。前者收錄了延邊大學朝鮮史學者17篇論文，集中討論了朝鮮古代國家的社會性質、土地制度和中朝思想文化交流幾個方面的問題。後者以朝鮮文寫成，全書五章，敘述了19世紀中葉至1919年「三一運動」之間的朝鮮半島近代歷史發展。有別於以往的研究，這一時期的朝鮮半島歷史研究的下限有所延展，中國學者開始觸及朝鮮半島現當代史的研究，研究成果多以論文形式呈現，研究內容包括「二戰」後朝鮮歷史南北分治過程的解析和韓戰中的中美關係以及停戰談判。
(三)專題史研究的開展
中朝關係史研究，突破了傳統領域。大抵有如下幾個方面:中朝經濟貿易史，如王崇實《會寧、慶源開市———談清代吉林與朝鮮的邊境貿易》，聚焦清代吉林一隅的中朝邊境貿易的興廢流變。楊昭全《近代中朝貿易(1840—1918年)》，認為這一時期中朝貿易對兩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均有益處，且對朝鮮尤甚。思想文化方面，文學與哲學研究成果明顯增加。許文燮、韋旭升和樸忠祿相繼刊出《朝鮮文學史》或《朝鮮文學簡史》，提綱挈領地介紹了朝鮮文學發展情況。韋氏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將小說與史書記載作了具體對比，撰成《抗倭演義(壬辰錄)及其研究》。金柄珉《朝鮮中世紀北學派文學研究:兼論與清代文學之關聯》，分北學派文學的產生與發展、文學觀念、創作意識、創作與審美表現、與清代文學之關聯以及北學派文學的性質與地位六個部分，對北學派文學進行了全面梳理與研究。朱紅星、李洪淳和朱七星合著《朝鮮哲學思想史》，按時段分為七章，集中討論了朝鮮哲學思想的發展流變。此外，日本高橋進《李退溪和主敬哲學》一書，被譯為中文出版，該書主要研究朝鮮王朝著名學者李滉的哲學主張。在移民與邊界方面，楊昭全與孫玉梅《朝鮮華僑史》，以翔實的資料，對古代、近代和現代的朝鮮半島華僑情況進行了全面介紹。韋祖輝《明遺民東渡述略》一文，主要探討明朝遺民向朝鮮王朝遷移的問題。吳忠亞《吳祿貞與所謂間島問題》和王崇實《中朝以圖們江為東段邊界的歷史回顧———駁日帝蓄意製造的間島謬說》兩篇文章，對「間島」問題予以批駁。楊昭全《清朝穆克登查邊及中朝兩次勘界》，探討了清末兩次中朝勘界問題。
(四)朝鮮近代歷史事件史研究
楊昭全兩部著作《日帝霸佔朝鮮始末:1876—1910》和《朝鮮1884年的政變》，前者敘述了從1876年《朝日修好條約》(《江華條約》)籤訂至1910年《日韓合併條約》籤訂，其間日本逐步佔領朝鮮半島的歷史進程。後者專注於1884年朝鮮甲申政變的敘述。宋禎煥《朝鮮甲午農民戰爭》一書，敘述了東學道領袖全琫準所領導的反對朝鮮王朝封建統治、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農民起義史。
總之，這個時期，中國學術基本上走向正軌，中朝關係史的主要貢獻體現在幾點:第一，整理出版了不少資料，為學術研究作了資料上的準備;第二，出版一些中朝關係史和專題史方面的專著，顯示學術的活力與潛力;第三，成立了全國性的朝鮮史學會，創辦相關學術雜誌，定期舉辦學術活動;第四，研究範疇相當廣泛，基本上涉及朝鮮史與中朝關係史之主要領域，為隨後學術的蓬勃發展作了一些基本準備。
二、蓬勃發展:1992年至今之學術縱論
1992年8月24日，中韓建交，這不僅使得中國與朝鮮半島南北雙方都建立了大使級關係，地緣政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中國中朝關係史的研究，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國與韓國從政治到經濟開展全方位、多領域的合作，密切交流;相應地，中國與韓國學界加強了學術文化交流，古代中韓(朝)關係史的研究進入了空前繁盛期，在量和質上，都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一)研究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研究各具特色
上文提及，由於地緣和民族等因素影響，吉林社會科學院朝鮮研究所和延邊大學自1949年新中國建國伊始，便側重發展中朝關係史和朝鮮半島史研究。吉林社會科學院朝鮮研究所在中韓建交前，當時全國中朝關係史和朝鮮史研究力量相對薄弱之時，承擔了一系列翻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所刊朝鮮史著作的工作，整理了一批朝鮮史料，編刊了一些朝鮮史研究著作。改革開放以後，該所學術研究進一步提升。同期，延邊大學也得以長足發展。1979年，延邊大學獲得了地區國別史的碩士學位授予權，1993年獲得了博士學位授予權。延邊大學成為中國首個培養高層次中朝關係史和朝鮮史研究人才的高校。
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吉林社會科學院朝鮮研究所更名為朝鮮韓國研究所，延邊大學朝鮮學研究中心更名為朝鮮韓國研究中心，以適應新的形勢。與此同時，中國社科院和中國知名高校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山東大學、遼寧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揚州大學、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等先後建立了韓國研究中心，這些研究機構的建立，都與韓國高麗大學前校長、韓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金俊燁先生的積極奔走有著密切關係。近年來，中國海洋大學、南開大學、魯東大學等又相繼成立韓國研究中心或東北亞研究院，進一步推進學術機構的建設。
每個高校韓國學研究各具特色，北京大學韓國研究中心，整合東方語言文學系和歷史學系的研究力量，以韓國語言文學研究和中韓關係史為特色。復旦大學有多個相關單位，朝鮮問題研究所專注於韓國獨立運動史的研究，當代朝鮮半島所關注現當代國際關係研究，文史研究院掀起「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熱潮，其中便包括對古代中朝關係史的研究。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專注於韓國傳統文化和中韓關係史的研究，連續出版「韓國研究叢書」，貢獻良多。
山東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也有多個機構，歷史文化學院側重於中韓關係史的研究，近幾年致力於壬辰戰爭史料的整理與研究;韓國學院側重於韓國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東北亞研究院側重點在於古朝鮮研究與明清時期中韓關係史研究。遼寧大學韓國研究中心從國際關係史的視野側重於當代中韓朝關係研究。南京大學有韓國研究中心和域外漢籍研究所，偏重與古代中朝關係史與文學文獻交流史研究，其主辦的《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為開展域外漢籍文獻研究的主要陣地，朝鮮古代漢籍是其研究重要組成部分。中山大學韓國研究中心致力於韓國史、韓國當代國際關係等問題的研究。中國海洋大學研究側重於中韓文學比較和中韓經濟交流的研究。南開大學韓國研究中心重點關注古代中韓關係史研究、中韓史學比較研究、朝鮮漢文學以及中韓文學比較研究等諸多方面。魯東大學東北亞研究院致力於中朝關係史、中日關係史等論題的研究。
總的來說，中韓建交以來近三十年中，中國學界中韓關係研究機構的布局，從東北逐漸延展到關內，各研究機構形成了彼此不盡相同的學術優勢和研究特色。大多數具有影響力的中韓關係史研究機構，都位於東部沿海地區，也體現了地緣區位的影響。
(二)學術會議日漸增多，專門性學術刊物亦有增加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朝鮮史研究會宣告成立。但20世紀80年代，學術發展比較艱難，全國範圍的學術會議，幾乎皆由中國朝鮮史研究會及其掛靠單位延邊大學舉辦，當時只有研究會會刊和延邊大學偶爾出版論文集。中韓建交以來，學術會議日漸增多，專業學術期刊也大為改觀。
中國朝鮮史研究會每年舉辦學術年會，參會人員逐漸由國內人員擴大到國外人員、在域外從事中朝關係史和朝鮮半島史學習與研究的中國教師與留學生、韓國科研機構代表與韓國研究人員共同參加。並且中國朝鮮史研究會年度會議的舉辦地，也改為由國內韓國學研究機構接續承辦，擴大了中國朝鮮史研究會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在韓國相關機構的資助下，「韓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會議的召開，更是一個極大的推進。
在韓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金俊燁先生的倡議和支持下，1995年10月19日，由北京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任楊通方先生發起，並聯合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浙江大學(原杭州大學)、延邊大學等高校的韓國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學舉辦了首屆「韓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中、韓、美、日等國百餘名學者參會，盛況空前，影響深遠。此後每兩年舉辦一次，由最初成立韓國研究中心的八大高校輪流舉辦。2007年，會議更名為「中國韓國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改為每年舉辦一次，並吸收了很多後來成立韓國研究中心的高校參加。2019年11月，由成立時間最短的南開大學韓國研究中心舉辦第20屆韓國學大會，有170餘名代表參會。該研討會是中韓兩國學者定期交流的重要學術平臺，發揮著深遠的學術影響力。
近十年來，由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與中國高校韓國學中心每年聯合舉辦的「中韓歷史學家高層論壇」，邀請中韓兩國頂尖學者，就某些共同論題舉辦學術會議，加強雙方的學術交流，促進中國韓國學研究的發展。「圖們江論壇」，是由延邊大學和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聯合主辦的國際性學術論壇，該論壇圍繞圖們江區域國際合作事務，加強學界、政界和商界精英之間的溝通與對話。該論壇自2008年開始，每年舉辦一次，迄今已歷12屆。討論的問題涉及朝鮮半島政治、文化、歷史、經濟、文學、哲學和法學等多個研究領域。
此外，全國各高校韓國學研究中心也經常性地舉辦各種學術活動，即如山東大學陳尚勝教授依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壬辰戰爭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譯和研究」，近年來發起舉辦了三屆壬辰戰爭研究(國際)工作坊，為壬辰戰爭的專題性研究搭建了國際學界溝通與對話的學術平臺。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延邊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韓國研究中心都相當活躍，每年舉辦多次學術工作坊，各國學者展開對話。因此，中國韓國學學術活動，日益繁榮。
有關學術刊物，除中國朝鮮史研究會會刊《朝鮮·韓國歷史研究》外，中國社科院《當代韓國》、北京大學《韓國學論文集》和復旦大學《韓國研究論叢》，三種韓國學研究專業刊物相繼創辦，影響深遠。《當代韓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韓國研究中心主辦的季刊雜誌，刊登有關韓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歷史、外交等方面研究的論文，設立「時評」、「論壇」、「論文集萃」、「韓國文化」、書評和會議報導等欄目。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的《韓國研究論叢》，旨在致力於刊載有關朝鮮半島問題研究論文，分「政治、外交與安全」，「歷史、哲學與文化」以及「社會、經濟與管理」三個欄目，涉及朝鮮半島問題研究的各個領域。此外，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和亞洲文明研究院共同主辦的《古代文明》常設「東亞歷史文化」欄目，刊載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三方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創辦的《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朝鮮—韓國漢籍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組成部分。基於傳統辦學特色，延邊大學的《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和延邊大學朝鮮韓國研究中心的《東疆學刊》，都是當今發表中朝關係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臺。與此同時，隨著兩岸關係的緩和、中韓交流的增多，中國內地學界越來越多的成果出現在中國臺灣韓國研究學會主辦的《韓國學報》和韓國學界主辦的一系列學術刊物上，這也恰恰是海峽兩岸學界與中韓學界深化交流合作的重要體現。而其他專業學術刊物刊載中韓關係史、韓國學方面的文章，也越來越多，呈現出四面開花的繁榮景象。
(三)刊行資料日益增多，研究成果日臻豐碩
1．研究資料大量整理出版和學術資源資料庫建設也越來越豐富
這一時期，隨著中韓交流的廣泛開展，電子資源的日益豐富，大量韓國漢籍走入中國學界的視野。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全九冊，分為「王室書目」、「地方書目」、「史志書目」、「私家書目」四類凡26種，清楚地介紹了朝鮮王朝的典籍概況，為我們了解韓國的漢文典籍情況提供了極大方便。
在韓國文集編印整理方面，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刊《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和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輯《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等著作大批出版。在「燕行錄」整理方面，韓國學者林基中主編的《燕行錄全集》、《燕行錄續集》及其與日本學者夫馬進主編的《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相繼刊行並被介紹到中國學界。韓國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所編《燕行錄選集補遺》和弘華文(邱瑞中)編《燕行錄全編》(已出版四輯46冊)亦相繼問世。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共三十冊，精選《燕行錄》數十種彙編出版。
中國學界對中朝關係史史料的輯錄整理工作也在這一時期充分開展。刁書仁、衣興國編《廿六史中朝關係史料選編》和劉子敏等主編《中國正史中的朝鮮史料》，都是以中國正史的朝鮮傳記為中心，將相關資料彙編成冊。杜宏剛等主編《韓國文集中的蒙元史料》、《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和《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等書，皆是與元明清時期中朝關係史相關的重要資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彙編》和《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續編》，收集了自乾隆到光緒年間，軍機處錄附奏摺中有關朝鮮的奏摺各417件和404件。李仙竹主編《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古代朝鮮文獻解題》，該書是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韓國學叢書之一，著重介紹北京大學館藏古代朝鮮文獻，並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進行排列。黃純豔《高麗史史籍概要》主要介紹了各類有關高麗歷史的漢文史籍220種，體裁上包括紀傳體、編年體、典章制度、地理志、金石與文書、傳記類、雜史類、文集類及其他，還包括今人所作史料彙編。劉菁華將《明實錄》中朝鮮史料輯錄成編;吉林省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吉林省檔案館藏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選輯》，收錄自1871年到1911年間，吉林將軍處理中朝關係事務相關檔案史料149件。
與此同時，張伯偉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三冊)、趙季輯校《足本皇華集》(三冊)，都是相當重要的史料。權赫秀編《近代中韓關係史料選編》，收錄相關資料140件，加以校勘、注釋、解題。趙興元等編《〈同文匯考〉中朝史料》全書4冊，以朝鮮王朝《同文匯考》為基礎，將其中有關中朝關係的史料輯出，編輯成冊。樸興鎮總主編《中國廿六史及明清實錄東亞三國關係史料全輯》，全書五冊，1000餘萬字，由延邊大學牽頭，有六十餘位專家參與，歷時六年才完成的一部資料，乃是對中國史料中有關東亞各國史料的一個大總集。
還有一系列大型叢書出版，如周斌等編《朝鮮漢文史籍叢刊》，按照史書體裁，分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等分輯出版，現在已經出版六輯上百種朝鮮史籍。《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分經、史、子、集四部分別收錄海外重要漢文史籍，其中有不少朝鮮典籍收錄其中，有數百種之多;其中特別有《域外所見中國古史研究資料彙編·朝鮮漢籍篇》，全30冊，收錄史書共115種，「是編為古代朝鮮人所編修、整理、研究、評論中國古代史之重要漢籍彙編……本叢書所收文獻按內容可劃分為三個大類:其一為史編史傳類，主要指古代朝鮮人出於某種目的、按照一定主題編修、搜集群書中相關的中國古史資料而形成的客觀著述;其二為史抄史選類，指的是古代朝鮮人從中國史籍中摘抄、選編相關內容以為己用而形成的著述;其三為史評史論類，指的是古代朝鮮人針對中國歷史事件、人物、史籍等內容而形成的評論性和研究性的著述。」這給中國學術界開展朝鮮古代史與古代中朝關係史的研究，奠定了充足的史料基礎。
與此同時，韓國古典綜合資料資料庫、首爾大學奎章閣資料庫、韓國史資料庫等大批韓國電子資料庫在網上免費開放，大批韓國漢文資料如《朝鮮王朝實錄》、《備邊司謄錄》、《承政院日記》、《日省錄》、《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歷代韓國文集叢刊》以及方志、家譜等眾多重要史料，都可以用漢文自由而免費地查詢檢索、複製下載，使得中朝關係史的研究資料極大豐富，極大促進了中國韓國學的發展。
2．通史與斷代史性質的中朝文化交流史與關係史研究成果皆有呈現
陳玉龍、楊通方等所著《漢文化論綱: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中有《中朝文化交流》一章，系統闡述自周到明清中朝間在文學、書法、哲學、佛學、醫藥、教育、印刷術、制瓷、火器等方面三千年的文化交流，實際上就是一部古代中朝文化交流簡史。楊昭全《中國一朝鮮·韓國文化交流史》全書四卷，分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卷，為我國目前部頭最大、字數最多的中朝文化交流史著作。古代篇涵蓋中朝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法律、文字文學、宗教、科技、醫學、音樂繪畫、書法、天文曆法、數學等各方面的交流。楊昭全《韓國文化史》比較全面介紹了韓國文化史的方方面面。
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小甫、徐萬明、宋成有等共同編著三卷本《中韓關係史》(古代卷、近代卷、現代卷)，是第一部以中文編寫比較系統的中韓關係史，給中韓關係史的教學與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礎。陳尚勝《中韓關係史論》，收錄中朝關係史論文十餘篇，重點討論政治與海上交流的問題。他另一部著作《中韓交流三千年》，是一部按專題比較通俗介紹中韓交流的歷史著作。楊昭全、何彤梅合著的《中國—朝鮮韓國關係史》與前面提到的楊昭全《中國—朝鮮·韓國文化交流史》有些類似，按專題比較系統介紹了中國與朝鮮半島間自古及今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流關係。楊軍、王秋彬著的《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敘述了自古代到20世紀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關係演變史。此外，楊昭全和韓俊光合著的《中朝關係簡史》、劉永智的《中朝關係史研究》、楊通方的《中韓古代關係史論》，這些專著都論及古代中朝關係史，側重點各有千秋。汪高鑫、姜龍範、王新民、王頲、刁書仁等，都出版了介紹中、朝、日三國關係史的著作，也涉及中朝文化交流史方面的問題。
楊渭生的《宋麗關係史研究》以高麗王朝為中心視角，依據《高麗史》和《高麗史節要》等史料，主要研究高麗王朝對宋友好關係。書中有大量表格，史料充分，是一部宋麗關係史研究的拓荒性著作。韓國學者盧啟鉉的《高麗外交史》一書，分建國與領土擴張期、對元抗爭期、衰退期、復興的企圖與滅亡四個階段，集中展現了高麗王朝長達500年的高麗王朝對華外交史。魏志江《中韓關係史研究》，是作者在博士論文和博士後研究報告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專著，分上下兩編，主要討論了遼金帝國與高麗、清與朝鮮宗藩關係建立的經過及特點，指出作為北方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其與朝鮮半島的宗藩關係也是依從傳統上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的範疇。
姜龍範、劉子敏合著《明代中朝關係史》是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明代中朝關係史。白新良主編的《中朝關係史:明清時期》是一部比較全面探討明清中朝關係史的著作，涉及明清中朝關係史的方方面面。刁書仁《明清中朝日關係史研究》，收錄有關明清中朝日關係史專題論文十八篇，偏重於清代中朝政治外交關係的研究。鄭紅英《朝鮮初期與明朝政治關係演變研究》，對明初中朝宗藩關係的建立進行了探討。趙興元《清代中朝關係研究》，重視清代宗藩關係的歷史演變及政治特性的闡述。姜龍範等《清代中朝日關係史》，探討了清代中日朝關係史的建立與演變歷程。有關入關前建州女真與朝鮮關係的研究，亦當引起關注。王臻《朝鮮前期與明建州女真關係研究》，乃是作者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專著，系統地探討了朝鮮王朝與建州女真從15世紀到17世紀關係的演變及特點，偏重於政治、外交與經濟關係。2017年，王臻出版《清朝興起時期中朝政治秩序變遷研究》，以清朝興起時期的1583—1643年60年間為研究斷限，分四個階段，結合政治事件和外交關係，系統探討清代中朝宗藩關係建立的歷程及雙邊關係之演變。
此外，這一時期在朝鮮通史和斷代史方面也有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問世。通史方面，以姜孟山為首的延邊大學朝鮮史學者們自1992年開始，歷時21年時間，陸續出版了四卷本《朝鮮通史》，這套通史上起原始社會、下迄「三一」運動，勾勒出朝鮮半島歷史發展的整體面貌。韓國學者李基白的《韓國史新論》是一部文風簡約而脈絡清晰的韓國通史專著，該書以統治階層的更替取代以王朝興衰為標準的敘事模式，從主導力量的興衰變化分析朝鮮半島社會歷史的變遷。孫科志翻譯出版了代表當下韓國學界較高研究水平的《新編韓國史》。另外，斷代史方面，曹中屏《朝鮮近代史(1863—1919年)》，是中國學者所著第一部漢文朝鮮近代史，廣泛參考了韓、日學術界的相關成果。同年，韓國學者姜萬吉《韓國近代史》也被翻譯出版。
3．古朝鮮與新羅、百濟、高句麗、高麗史的研究概況
中韓建交以來，雙邊關係的升溫造就了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中韓關係研究的繁盛。但與此同時，朝鮮和韓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皆日漸高漲，對箕子朝鮮徹底否定，對檀君朝鮮強烈認同，以及對高句麗、渤海等古代東北地方政權的領土意識逐漸增強，最終造成了中國與朝鮮半島雙方在這一領域學術與政治層面的對立。針對這一形勢，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東北三省相關學術機構及大學，共同組織啟動「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簡稱「東北工程」。這一大型學術項目，為期5年。其具體工作包括:論證箕子朝鮮說，批評檀君朝鮮說，論證高句麗史、渤海史是中國東北地方古代史組成部分，論證高句麗與王氏高麗並無繼承關係，反駁關於中國東北為朝鮮民族歷史舞臺的說法。
中國學界在20世紀，對於古朝鮮、高句麗和渤海的歷史研究，大都因循金毓黻等老一輩學者的研究思路，納入到東北地方史範疇予以探究。雖然發表了一大批學術論文，但罕有學術專著出版。在「東北工程」的影響和帶動下，中國學界形成了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所(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延邊大學和通化師範學院等為核心的研究群，率先展開對於古朝鮮和高句麗史、渤海史的史料整理與研究工作。
經過十餘年的發展，相關領域的研究專著大量出版。苗威在古朝鮮史的研究中，相繼出版古朝鮮斷代史著作《古朝鮮研究》、《箕子朝鮮史》、《衛氏朝鮮史》和《樂浪研究》，用力頗勤。在高句麗研究領域，耿鐵華是集大成者，在1998年，他便與楊春吉、倪軍民合作編錄《高句麗史籍匯要》和《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敘錄》。「東北工程」啟動之後，他自著或合著《中國高句麗史》等多部研究專著，與李樂營合作編著《高句麗研究文獻目錄:1952—2012年》和《高句麗壁畫資料彙編》，資料整理與高句麗多個層面問題的研究一併向前推進。其他學者，如劉子敏、高福順、苗威、姜維東、姜維公、孫煒冉、喬風岐等相繼出版了研究專著。在高句麗史研究中，好太王碑的研究是最引人注目的重點，出版成果也多。王健群、樸真奭、耿鐵華等都出版多種著作，涉及好太王碑的拓片、文獻考證、好太王碑與中朝日關係史等等，全方位地給予解讀。渤海史研究領域，代表性著作有，王禹浪與魏國忠合著的《渤海史新考》、鄭永振、李東輝與尹鉉哲合著的《渤海史論》，魏國忠與楊雨舒合著的《渤海史》，都值得關注。
李大龍《〈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研究》，是第一部系統考察《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的中文著作，以比較的視野，考察了其與中國史籍記載的異同，進而對《三國史記》的價值進行了分析，為高句麗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據。拜根興長期關注唐與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的關係問題，出版了多部專著，主要以西安洛陽出土墓誌為中心，對高句麗和百濟移民問題進行了研究;並論述了7世紀中葉唐朝與新羅的關係，以及從唐朝赴朝鮮半島將軍的行跡看7世紀中葉的羅唐關係。黨銀平論述了唐與新羅文化關係。馮立君《百濟集史》是一部基於國際學術對話的百濟史研究的學術著作，分別從中國、韓國、日本不同學者群體角度，梳理諸方面成果及其問題脈絡，並細緻地搜集、編制百濟史專刊總目，分為研究現況、研究資料解題和學術史剖析三個層面對百濟史進行研究。
喜蕾以元朝高麗貢女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元初社會歷史面貌，探討了高麗貢女制度產生的時代背景及其對朝鮮半島及元朝社會的影響。韓國李成茂的《高麗朝鮮兩朝的科舉制度》被譯成中文出版，該書對朝鮮半島高麗王朝和朝鮮王朝，尤其是後者的科學制度的產生和演變、科舉的內容和實施步驟作了系統的分析研究。姜吉仲重點討論了高麗與宋、金的經貿關係。黃建國與金初升對中國所藏高麗史籍的調查;鮑志成對高麗寺與高麗王子的研究;烏雲高娃以文書為基本史料，特別考證高麗與元朝特殊的關係;王霞特別關注宋朝與高麗兩朝的使行人員往來;孫希國對《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進行了整理和研究;舒健與張建松對韓國現存元史文獻進行了綜合和研究。
4．明清時期中朝關係史研究朝著多領域、縱深化的方向發展
在中朝宗藩關係研究方面，黃枝連在他三卷本「天朝禮治體系」研究系列中，下卷《朝鮮的儒化情境構造:朝鮮王朝與滿清王朝的關係形態論》，把清與朝鮮的宗藩關係，看成是「天朝禮治體系」的一個典型，並對其特性與發展進行了梳理。韓國學者全海宗在《中韓關係史論集》中，將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看成是「典型的朝貢關係」，對某些專題進行了探討。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關係嬗變研究》，全書七章分別討論了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建立、發展、危機、「變通」、「畸變」和終結，對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清韓宗藩關係進行了通盤的考察。李善洪《朝鮮對明清外交文書研究》，透過外交文書的研究，揭示明清中朝宗藩關係的特色。張禮恆《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1626—1894年間的中朝關係》，以傳統與現代理論為中心，敘述了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發展演變歷程。
在中朝邊界史研究方面，近二十年來，隨著中朝關係史研究的發展，不斷有專著問世，成就卓著。楊昭全與孫玉梅的《中朝邊界史研究》，是第一部比較系統論述中朝邊界歷史沿革的專著，重點描述了清代以來中朝邊界交涉的經過。次年，出版了他們二人主編的《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將中朝交涉之歷史文獻、檔案資料以及近代條約等彙編成冊，系他們研究中朝邊界史的副產品。1998年，楊昭全編《中朝邊界研究文集》，收錄海峽兩岸學者有關中朝邊界研究論文62篇。楊昭全的系列著作，為清代中朝邊界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姜龍範《近代中朝日三國對間島朝鮮人的政策》，乃是作者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綜合中日韓三國資料，對「間島」地區朝鮮移民政策進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刁書仁與王崇時合著的《古代中朝宗藩關係與中朝邊界歷史研究》，對中朝古代宗藩關係沿革變遷與中朝邊界的演變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陳慧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了《穆克登碑問題研究:清代中朝圖們江界務考證》，重點討論了穆克登勘界的原因、經過與影響和光緒年間兩次勘界的經過。李花子對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的研究用力頗勤，迄今有三本專著問世，層層推進。《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一書，在探討清代中朝之間越境問題之時，也涉及了穆克登定界問題，本書偏重於強調此次定界的積極意義。《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研究》，在專題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將朝鮮人的疆域與邊界認識歷程同中朝邊界的交涉結合起來考察，用動態的考察方式，試圖探尋出中朝邊界交涉史的真相，指出穆克登定界不確，給後來帶來諸多被動消極的影響，認為光緒以後中朝勘界的許多問題都跟這次定界不清有關。《清代中朝邊界史探研:結合實地踏查的研究》，在中韓日學界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中韓日三方史料，特別是有關地理志、地圖、踏查記及勘界談判資料等，對清代中朝邊界的形成、演變過程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對中朝邊界史的難點、疑點問題有所突破。李花子二十多年一直致力於中朝邊界史的研究，將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萬曆朝鮮之役研究，也是重點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改革開放以來，以楊昭全、朱亞非、陳文壽、萬明、陳尚勝、楊海英、孫衛國、鄭潔西、劉永連、劉保全、王煜焜等為代表。儘管大多數研究者還是以發表專題論文為主，但也出版了像《明代抗倭援朝戰爭》、《從戰爭走向和平:第一次韓戰後日本與中國和朝鮮關係研究》、《壬辰倭亂時期朝明關係史研究》、《域外長城:萬曆援朝抗倭義烏兵考實》、《跨境人員、情報網絡、封貢危機:萬曆朝鮮戰爭與16世紀末的東亞》、《萬曆援朝與十六世紀末的東亞世界》、《東亞世界與古代中國》等這樣專題性的論著，主要關註明朝將士在這場戰爭中的作用及涉獵的相關問題，儘可能利用中、日、朝三國史料，從東亞多角度來研究這場戰爭。並已邁出國門，積極跟日、韓等國外學術界召開學術會議，進行學術交流。
在明清中朝使行往來與文化交流方面，這是中朝關係史研究的熱點問題，刊出的成果也最多。劉喜濤《封貢關係視角下明代中朝使臣往來研究》和劉為《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兩部書，是中國學者研究明、清兩代使行的專著，對於明、清兩代中朝之間使者的種類、任務、人員結構、使行路線與制度、禮儀、貢品禮物及回賜加賞以及相關的經濟與文化活動，都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末附使者往來編年，對明清中朝交往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以《皇華集》為中心，重點討論了明文臣出使朝鮮的「詩賦外交」的特徵。廉松心《十八世紀中朝文化交流研究》，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專著，重點探討了18世紀中朝間文化交流的背景、書籍交流、物質交流、西學交流、文人學者間的交流，並專題討論了樸趾源的《熱河日記》和清朝使者阿克敦的《奉使圖》，此乃研究18世紀中朝文化交流最為系統的一部著作。日本學者松浦章編著《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的交流:朝鮮使節與漂著船》，分三部，分別討論「渡海的朝鮮使節與使館」、「朝鮮船漂到中國問題」、「明代朝鮮使節的燕行錄」，由松浦章、張德信和湯熙勇分別撰寫，以明代朝天使為主，兼及清代燕行使的問題。松浦章的《明清時代東亞海域的文化交流》，全書五編，除第一編外，其餘四編都與清代中朝交流相關。
日本學者夫馬進從事了二十多年的燕行使研究，其研究成果《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被譯成中文出版，尤其值得關注。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十六七世紀燕行使對中國的觀察」，第二部為「十八九世紀燕行使與通信使進行的學術討論與學術交流」，透過一些具體的專題研究，揭示了清代中朝日文化交流史的關聯性。第三部分為「燕行錄與使朝鮮錄」，其中第九章「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書目提要」，乃是對作者與林基中所編日本所藏的33種燕行錄的內容解說，首先將朝鮮出使明清使行的名稱詳加考訂，並對朝鮮使行的目的予以說明，再對33種日本所藏燕行錄的編者、內容、特點、時間逐一考訂;第十章「使琉球錄與使朝鮮錄」，介紹了明清兩代的《使朝鮮錄》的基本內容及作者情況。張伯偉在《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也著重討論了1764年朝鮮通信使在漢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們都看到了1764年朝鮮通信使出使日本在東亞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夫馬進強調其文化上的意義，而張伯偉則強調文學史上的意義。
「燕行錄」是研究明清中朝使行往來與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在「燕行錄」史料陸續影印出版的同時，圍繞「燕行錄」所進行的專題研究也陸續展開。事實上，在林基中所編之《燕行錄》出版之前，中國學者詹杭倫、王敬堯、黃時鑑等學者就已經發表了相關論文，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燕行錄》出版之後，論著則更多。邱瑞中的《燕行錄研究》，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燕行錄闡幽:燕遼紀事」，乃是依照《燕行錄》的史料，討論明清中朝關係史上的相關問題，共八篇文章。下編為「燕行錄學引論」，乃是作者參與編輯有關從韓國文集中所選取的中國史料的序。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燕行錄學」的概念，值得關注。同時他還指出:「燕行錄學應該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歷史學的新標誌。」葛振家對崔溥《漂海錄》研究甚深，出版兩種頗具影響的著作。鄺建行點校洪大容的《乾淨衕筆談》和李德懋的《清脾錄》，錄於一冊，201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末附作者論文四篇。徐東日通過對朝鮮使臣使行記錄的考察，探討朝鮮士人觀察中國文化的視角、價值取向及其中國想像，較為清晰地勾勒出朝鮮使臣眼中的明、清中國形象與嬗變，分析構成這些形象的社會深層的文化根源。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專著，全書緒論、結語而外，正文五章，本書以朝鮮燕行使臣為中心，兼及明清書籍的東傳、西學的傳入以及燕行對朝鮮王朝儒學思想的影響等方面的問題，對明清中朝文化交流史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溫兆海《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晚清文人交流研究》一書，也是經博士論文修訂而成，以朝鮮燕行使通譯李尚迪為中心，探討他所交往的清朝學人，是一個很成功的個案研究。韓榮奎與韓梅合著《18—19世紀朝鮮使臣與清朝文人的交流》，全書主體三章，分別討論燕行與燕行錄、燕行使與清朝文人的交流、18—19世紀清朝文人與燕行使交流的特點。徐毅《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全二冊，比較系統探討了18世紀中朝文人間的交遊，資料豐富，涉及相當廣泛。王鑫磊《同文書史:從韓國漢文文獻看近世中國》，全書五章，以韓國漢文使行記錄為史料基礎，以朝鮮燕行使和通信使許篈、盧以漸、申維瀚、趙完璧、金允植等為代表，分別討論朝鮮使臣對清朝、日本、安南的相關認識與思想上的比較，從一個側面體現了近世東亞世界中朝鮮對自我地位的尋找。劉曉東等就燕行使對於登州、廟島等地域的描寫與記錄，進行了專題研究，出版了專著。葛兆光的《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尤為值得注意。該書乃是作者十餘年來，在閱讀朝鮮漢文《燕行錄》等史料的基礎上所作出的學術成果。它的學術意義，遠不只是關注某些新史料，而是從這些新史料中發現許多新問題，提出了許多新方法，進而開創了認識中國歷史的新範式。本書是作者近十餘年來倡導「從周邊看中國」的系列成果之一，是其提出「從周邊看中國」理論視野重要的專題研究。同時，本書對清代中朝關係史給予了許多鮮活的敘述、全新的解釋，大大推進了清代中朝關係史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學術貢獻。楊昕《「朝天錄」中的明代中國人形象研究》，以朝天使的記錄分別討論了明代皇帝、官員、儒生、平民的形象，闡述了「他者」眼中的「中國形象」。年輕的臺灣學者吳政緯數年前在臺灣出版的《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1592—1780》，近期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簡體字版，本書敘述了從壬辰戰爭到清代中期朝鮮燕行使的故事，將嚴肅的學術思考融入有趣的敘事之中。張伯偉編的《「燕行錄」研究論集》，以《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所刊出的論文為據，分「總論」、「文獻編」、「專題編」三個部分，共收入20篇論文，系近年來中國學術界燕行使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的結集。
這一時期，有關朝鮮禮學和儒學、宗教、文學、史學、社會史、西學和數學等方面的著作，可謂奼紫嫣紅、琳琅滿目。
禮學和儒學方面，謝寶森、張立文等都出版了李退溪的研究著作，對李滉的理學思想進行了闡發，有學者進而對中朝實學思想進行比較研究。葛榮晉《韓國實學思想史》，全書二十一章，對於韓國最重要的思想家如李退溪、李慄谷、南冥等理學思想都進行了梳理與介紹。彭林的《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系統考察了中國禮學在朝鮮半島的傳播歷程，重點探討了高麗王朝的禮制、《朱子家禮》在朝鮮王朝的傳播與影響以及朝鮮典籍《經國大典》和《國朝五禮儀》所確立的朝鮮禮儀制度，並重點研究了鄭逑和丁若鏞的禮學思想，是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禮學對朝鮮影響的專著。趙旭對朝鮮王朝禮制也進行了專題研究。有四種韓國學者的韓國儒學思想史被譯成中文出版。李甦平《韓國儒學史》與邢麗菊《韓國儒學思想史》，則是由中國學者所出版的系統評介韓國儒學發展史的專著，重點介紹了高麗王朝、朝鮮王朝前後期儒學發展的流派、各學派的思想特徵。張敏《韓國思想史綱》與洪軍《四端七情之辨:朝鮮朝前期朱子學研究》，都是對朝鮮儒學思想的闡發。李英順對朝鮮北學派思想也進行了專題研究，出版了專著。
宗教方面，黃有福與陳景富合著《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該書分十三章，將中國佛教東傳朝鮮的歷史進程作了細緻梳理，其內容包括朝鮮半島僧侶來華求法、中國佛教典籍在朝鮮半島的流通、中國佛教不同流派的東傳、朝鮮僧俗對中國佛教發展史的貢獻以及中韓佛教文化與藝術交流等多個方面。韓國學者金煥泰《韓國佛教史概說》依時間順序，對韓國各歷史時期的佛教教義、流派等方面內容進行了概要性介紹。何勁松的《韓國佛教史》，是影響較為廣泛的韓國佛教史研究著作。該書分為十五章，把握佛教在韓國歷史上的波狀動態主線，縱向予以梳理和闡釋。
文學方面，李巖、徐健順的《朝鮮文學通史》，按照文學體裁，以時間為序，系統闡述了朝鮮半島文學的發生、發展、演變及其特點。韋旭升《中國文學在朝鮮》，比較系統地討論了中國文學在題材、主題、風格等方面對朝鮮半島文學的影響。李巖《中韓文學關係史論》，是一部比較系統研究中韓文學關係的專著，從上古時代開始，一直到明代中朝使節間的詩賦唱和，重點討論了中國詩歌、佛教、詩話、小說以及中朝文人間的交流。蔡美花《中韓文論關聯研究》，從文論的角度討論中韓文學的關係。李花《明清時期中朝小說比較研究:以婚戀為主》，以婚戀為主體，運用歷史學與比較文學的手法，對明清中朝小說進行了專題比較研究。張伯偉《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此書是張伯偉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叢書》的一種。全書七章，對於清代詩話東傳朝鮮與日本的狀況、途徑、時間與數量，以及朝鮮與日本之反應，皆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融文學史、書籍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於一體，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貢獻。金柄珉《朝鮮—韓國文學的近代轉型與比較文學》，在文學比較視野下，專題討論韓國近代文學的特色。趙季撰著及主編、校注的系列著作，如《箕雅研究》、《韓國詩話人物批評集》、《箕雅五百詩人本事輯考》、《韓國詩話全編校注》、《中朝三千年詩歌交流考論》等等，大大推進了中國學術界對於韓國文學的研究，以韓國文學為研究對象，也呈現出中國文學深厚的影響。
史學方面，韓國學者李潤和《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關注韓國近代史學的研究以及梁啓超史學對朝鮮的影響。孫衛國《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收錄作者十三篇與朝鮮史學相關的論文，對明清時期中朝史學的交流進行了一些專題研究。楊軍《朝鮮王朝前期的古史編纂》，對於朝鮮王朝前期官方與私家所編史書進行了專題性的考釋，有助於我們關注朝鮮古代史學的研究。張光宇《朝鮮王朝正祖時期的官方史學研究(1776—1800)》為中國學界首部關於朝鮮王朝斷代史學史研究專著，對正祖朝官方史學活動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在爬梳豐富的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又關注到中韓學術界的研究狀況，是研究東亞史學史的典型範例，具有較重要的借鑑意義。
社會史方面，常建華《朝鮮族譜研究》，從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角度系統探討了朝鮮族譜歷代演變的情況、特點與原因，分析朝鮮族譜的功能與內容、編纂特徵、宗族與族譜編纂的關係等問題，以及朝鮮族譜與中國族譜的關係，既拓展了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視野，又深化了中朝文化關係的研究。
西學與數學方面，有韓國李元淳《朝鮮西學史研究》，此書分五編，分別探討了朝鮮之漢譯西學書、朝鮮西學的實學性、朝鮮後期社會的西洋教育觀、東北亞吸收西學的對比考察、韓國近代文化底蘊中的西方因素等問題，對朝鮮西學進行了深入而系統的研究。李虎《中朝日三國西學史》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專著，分西學初傳、西學受挫、西學再傳、近代西教、西學確立等問題，較為全面地比較了中日韓西學的異同，此書重視西學的傳播過程及其所發生的問題。郭世榮《中國數學典籍在朝鮮半島的流傳與影響》一書，用比較史學方法，以中國歷代算學典籍為線索，著重討論了宋、元、明、清時期中國數學典籍在朝鮮的流傳與影響，揭示出中朝古代數學間的密切關係。加深了對朝鮮數學史的理解和認識，解決了一些過去模糊不清的問題。並對韓國收藏中國著作的情況做了全面的調查;分析了朝鮮數學與中國數學之間的內在聯繫，從史料、內容、方法與原理上說明了中國數學對朝鮮數學的深刻影響。
在朝鮮王朝「中華觀」演變方面，中國學術界關注的時間不長，但成果不少。陳尚勝選取一些《朝天錄》和《燕行錄》為基本的研究案例，在專題研究的基礎上，深入討論了朝鮮王朝在對明與對清觀的差異，從而把握其對華觀的演變。韓國學者吳一煥在南開大學的博士論文，主要討論明清時期中國對朝鮮的移民問題，涉及朝鮮王朝思明問題，有一定的學術貢獻。葛兆光一系列論文，如《想像異域悲情》《寰中誰是中華?———從17世紀以後中朝文化差異看退溪學的影響》《從「西域」到「東海」:一個新歷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問題》等論文，從思想史的層面，抓住認同的關鍵問題，系統討論清代中朝間思想的交鋒。這些集中體現在其《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一書中，既展示了清代中朝關係的獨特層面，更展示了中國歷史認識的多重視角。孫衛國在採用中、日、韓三國原始材料與二手研究的基礎上，從朝鮮王朝視角，深入系統探討了朝鮮王朝「思明反清」的思想根源、具體表現及其對清代中朝關係的影響，著重討論了朝鮮崇祀明朝皇帝的大報壇、大統廟、萬東廟的情況及其暗中遵用明朝正朔、編修明朝史書的情況，對於清代中朝關係進行了新的解說。王元周在多年研究心得上，對朝鮮小中華意識在近代的變化以及清韓關係的近代轉型作了深入研究，並且對現代韓國史學中的歷史認識與歷史書寫問題作了頗具啟發性的探討。2018年9月，孫衛國的專著《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被收入「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中作為第5種出版，本書系《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一書的姐妹篇，分上、下兩編。上編八章，將政治史、思想史與外交史結合起來，選取一些關鍵性專題，如「小中華」思想、箕子崇拜、關王廟、「復仇雪恥」理念、丁未漂流人事件等，共時性地揭示了朝鮮對清觀由「尊明貶清」到「尊明奉清」的演變。下編六章，以朝鮮燕行使洪大容、「北學派」人士、洪良浩、李尚迪、樸珪壽、金允植等與清人交往的情況，歷時性地考察朝鮮對清觀的嬗變。在思想觀念上，儘管朝鮮長期堅守「尊明」理念，但是隨著現實的變化，朝鮮漸漸將「貶清」變成了「奉清」，近代仰仗清朝去對抗西方與日本的侵擾，正是典型的體現。拋開前人的研究理念，從文化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清代中朝關係，提出很多新的看法。桂濤的《17—18世紀朝鮮士人眼中的清朝》，是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著作，試圖從儒學思想中探究朝鮮士人對清觀的變化，認為是朝鮮性理學中的世界觀及其「主靜」意識決定著朝鮮「小中華」思想的變化，並使其難以認同清朝的正統觀。
總之，1992年以來中朝關係史的研究，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隨著中國朝鮮史學會以及各高校韓國學中心的陸續成立，學術活動日益組織化、經常化、國際化;相關資料大批刊行，資料庫使用日益頻繁，大大促進了中朝關係史研究活動的展開。研究隊伍日益壯大，研究領域逐漸擴大和深化;研究方法上，跟中國史、日本史的聯繫越來越緊密，甚至成為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新的視角。
三、評析與展望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研究的總體特點，
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中朝關係史的研究受政治的影響比較大，由於中、朝、韓三國系鄰國，又因為政治意識形態不同，因此現實政治外交關係對學術研究的影響非常大。事實上，20世紀對於中國和朝鮮半島來說，上半葉是爭取民族國家獨立的時期。清末民初中國學人就是有感於大韓帝國被日本吞併，才開始關注朝鮮半島歷史的。日本侵華之後，中韓兩國人民共同抵禦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直到「二戰」勝利。下半葉，朝鮮半島雖然光復，卻南北分立，政治成為影響中朝關係史研究的重要因素。直到1992年中韓建交之後，學術研究向其他方面拓展。
其二，中國中朝(韓)關係史研究，日益組織化、學科化和專業化。20世紀上半葉，各個大學真正開設中朝關係史與韓國史或朝鮮史課程的不多，各大學真正給予韓國史、韓國學的教職位非常少，大多數研究者都是中國史、國際關係史或者其他專業方面的職位。後半葉尤其是1992年以來，隨著中國高校韓國中心紛紛成立，從研究人員與研究機構來說，先以東北三省，尤其是吉林省為主，逐漸擴展到華北地區、華中地區，以至全國，逐步打開了研究局面。1981年8月的朝鮮史學會會員，「其中，北京、河南、河北和天津等關內地區的學者有12人，佔18%;東北三省的學者有55人，佔82%，吉林省的學者有45人，佔67%。這說明，當時我國朝鮮歷史研究遠沒有普及，研究人員主要集中在東北三省，尤其集中在吉林省」。當時長江以南都沒有會員。而「2012年改選的研究會第九屆理事會60名理事中，關內地區的理事已有37人，約佔62%」。現在東北以外，華東、華中、西北、西南各地皆有會員，以關內學者為主了。加上跟韓國學術交流日益緊密，各種學術會議定期主辦，更加促進中國韓國學的發展。現在中國韓國學研究人員遍布全國各個高校，每年有不少碩士與博士研究生畢業，充實到各個高校和相應的研究機構。更重要的是，每年還有不少在韓國、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留學的人員，學成歸來，他們國際化的視野與掌握多門外語的能力，為中國韓國學未來的發展奠定了更為堅實的基礎，也為中國韓國學研究的國際化，提供了更多優質教育背景的年輕人才。
其三，學術研究受制於資料，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韓國學的研究歷程，也是一個資料的積累、擴充與日益豐富的過程。二十世紀初，日本影印版《李朝實錄》傳入中國，引起中國學者極大關注，一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吳晗摘錄《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一書，都是中國大陸學者研究中朝關係史極其重要的資料。進入九十年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中國、韓國與日本資料庫的建設與免費開放，大批韓國與日本漢籍的大量影印出版，研究資料日益豐富，國內國外資料都有比較大的變化，加速了這個領域的發展。這也是1992年以後，相關研究成果迅速湧現出來的重要原因。只是中朝關係史的研究，對於資料、語言的要求很多，不僅應該懂得中文，會熟練使用古代漢語，還需要懂韓文、日文、英文等，才能夠更好地跟國際學術界進行對話。事實上，具備這樣素質的研究者，並不是太多，中國跟國際學術界對話，並不是太頻繁，閉門造車的現象仍然比較嚴重。相信隨著年青一代學人的成長，尤其是留學歸來一批年輕人的崛起，這樣的狀況正在逐漸改變。
其四，二十世紀以來中朝關係史的研究，可以說是越到後期，研究成果越多，參與的人員也越多，學術活動也越來越頻繁，在中國學術界由幾乎無人問津的領域，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相當活躍的學術領域。並且與中國史、日本史、東亞史的研究聯繫越來越緊密，成為一個頗具學術活力的學術領域。從學科建制來看，中朝關係史和韓國史本來只是一個很小的學科，在中國學術界並不太受重視，這也是長期以來學術成果不多，研究人員較少的根本原因。但是因為歷史上朝鮮半島與中原王朝特殊的關係，朝鮮半島歷史與中原王朝的歷史最為密切，而朝鮮半島文獻中保存很多中國歷史資料，很多史實跟中國史籍的記載完全不同。隨著大批地被發現和使用，中國出現了以葛兆光為首的一批倡導並實施「從周邊看中國」的史家，以周邊國家的視野、採用周邊國家的資料來重新認識古代中國史。而中朝關係史與朝鮮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樣就更加凸顯了中朝關係史與朝鮮史的學術意義，也吸引越來越多的中國史學者關注到朝鮮史與中朝關係史的研究之中來，顯示出跨學科研究的學術意義。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朝鮮半島古代關係史的研究，從上世紀初開始以來，逐步發展，資料日漸豐富，人員日漸增多，學術研究日益組織化、學科化、定期化和國際化。在跨學科和全球視野之下，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重新認識中國史的一扇窗口，是中國學術界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域。隨著年青一代學人的崛起，相信今後會有更大的發展和突破。
（本文轉自：《暨南學報》2020年第9期）
作者簡介：
孫衛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原標題：《孫衛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研究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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