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作《日子的手》在1968 年11 月8 日出版。某種程度上,這是一本很不安的、不滿意的,甚至不真誠、不可信的書。它讀起來就像一場「罪過之旅」。聶魯達悔恨他沒有用手做過任何有用的事情;他稱它們為「拒絕之手」,因為他保持著他們的潔淨,遠離汙穢。他願意成為一個米蓋爾· 埃爾南德斯,在莊稼地裡勞作。或者甚至一個他前哥倫布時期的祖先,在馬丘比丘加工石頭。
在《月亮的孩子》中,他甚至更進一步說:
我感到世界從未屬於我;這首詩的自暴自棄讓人想起他漫長的青春期所有的那種痛苦態度。
批評家海梅· 阿拉茲拉齊對這本書有不同看法。他把《日子的手》看作對於沒有用詩歌做出某種有用之物而進行的道歉,因為他忘了:詩歌本該像麵粉一樣有用。
另一位專家,馬努埃爾· 杜蘭更激進。他說本書
揭示出聶魯達心靈中最深、最痛苦的衝突—在公共角色與絕非私人的生涯中的私密性之間的衝突……政治上,他的目標是不害羞的、有計劃的、與社會關聯的:來推進工人、農民、無產者的運動。可是《日子的手》清晰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是一個他之前的克維多那樣的「文人作家」* 從未能親手創造過任何東西,只是通過文字、句子、意象、段落、詩歌來創作……」我不認為聶魯達當時真正認為他的詩歌技藝整個的毫無用處。有很多例子表明,聶魯達曾告訴他朋友,當他看到他的語言對普通老百姓發生影響時是多麼感動—包括他對阿蘭· 西卡所說的,這其中有一群完全由懂欣賞的剪羊毛工人構成的讀者群。
而且,聶魯達要是聽到他的同胞,更為年輕的智利詩人勞爾· 蘇裡塔在1980 年對一個記者所說的話,他會非常高興,甚至驚訝:
從個人的角度,我不像許多其他人,我認為他最偉大的作品在於他的政治詩歌,而不是《居所》……在那裡可以找到聶魯達,任何作品—包括我自己的—都必須經受他的考驗。這不是一個寫作問題—他已經有足夠多的模仿者,就像帕拉也有一樣。你無法模仿聶魯達—要那樣做,你必須寫得比他更好,我不知道還有誰比聶魯達寫得更好。可以看出,聶魯達不僅可以讓手工藝工人滿意,也可以讓他的知識分子同仁滿意。可是,聶魯達在1971年告訴法國新聞雜誌《快報》說,「我最大的缺點是懶惰。我從未勞作過。那就是為什麼我對我父親有過一種特殊的崇拜,他是一個偉大的工人……他畢生只是勞作,而我什麼都做不了。也許寫了一點點詩歌。」
但《日子之手》也許有更廣闊的意味:一個孤獨的、無愛的生活,沒有與自己同胞的團結—那種團結與合作曾讓聶魯達嘗試了一次投身戲劇創作獲得的歡樂體驗—是空洞的、無意義的生存。他意識到寫作詩歌的活動本質上是一種孤立的活動—除非他的言語被其他人讀到。
在1968 年短暫訪問加拉加斯之後,聶魯達為聖地牙哥雜誌《埃爾西利亞》寫了一系列每周專欄文章。當他正在寫這些文章的時候,1968年8月,「華約」部隊侵入布拉格,鎮壓了「布拉格之春」。
官方辯護稱:捷克當局請求幹預,以防被反革命暴亂控制。這個說法被其他人,包括捷克駐智利大使否認。
豪爾赫· 愛德華茲寫道:他認為非常蹊蹺,聶魯達對於捷克斯洛伐克所發生的事情沒有做任何公開評論—甚至沒有對朋友發表意見—畢竟,他是很熟悉那個國家的。他在入侵事件發生的8月21日當天實際拜訪了聶魯達,很驚訝地發現什麼都沒被提到:他們談論書籍與朋友,蹦出一些隨機的笑話,但布拉格從未出現。只有當愛德華茲離開之際,他問巴勃羅關於他即將進行的歐洲之旅,聶魯達告訴他:「我不認為我會去。我認為局勢過於捷克斯洛伐克了。」
聶魯達對布拉格事件的沉默—即便在私人場合—看起來是古怪的,甚至令人震驚。
那是他唯一一次提到1968 年的布拉格。可是,第二年,聶魯達1969年的集子,《世界末日》第一次在聖地牙哥出版,有很多人繪製的插圖,他們是:馬裡奧·卡勒諾,尼梅西奧·安圖內斯,佩德羅·米拉爾,瑪麗·馬爾特納,胡裡奧·伊斯卡梅以及奧斯瓦爾多·瓜亞薩明。在這本書中,我們了解到聶魯達的內心反應:
布拉格的時辰墜落在那個城市裡,他曾經擁有過如此眾多難忘經歷,那個城市曾居住著給他名字的偉大作家揚· 聶魯達,對這個城市的攻擊讓他真正幻滅了,迷茫了。如果我們把《世界末日》的「1968」年部分與《葡萄與風》的那種極樂狀態相比較,我們會發現:聶魯達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單純信仰是如何被動搖了的。
私下裡,他有過嚴重的憂慮。他的俄國朋友維拉· 庫泰什科娃告訴我:在他對莫斯科的一次訪問中,他問過她:「他們如何可以迫害像約瑟夫·布羅茨基那樣的偉大詩人?」 聶魯達從未公開發表這種抗議,就像他從未對鮑裡斯·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所遭受的對待發表過任何公開抗議。他拒絕站起來譴責同行所遭受的迫害,鑑於他對黨的情感忠誠,儘管這可以理解,但也必須遭到譴責。
不過聶魯達也被美國所發生的事情嚇到了。意識到這種雙重幻滅折磨著他六十五歲的年頭,這一點很重要。那個締造了林肯和惠特曼的國家被改造成了一個地球上無人愛戴其人民的國家—他寫到。「他們不是『合眾國』,而是『愚眾國』」。
越戰的無意義繼續讓他感到驚駭與噁心:
何至於殺戮?在《詩藝(一)》中,聶魯達似乎收回了《日子的手》中那種自謙。在這裡,在《世界末日》中,他稱自己是一個「詩歌木匠」,用他的雙手鍾愛地摩挲著他的木頭,然後用鋸子把它切割。並且,他還是「詩歌麵包師」,搗鼓著烤爐、麵粉和酵母。他稱自己為一個「孤獨的五金商人」。即便這些可能被解釋成詩藝的象徵,但在《耶穌復活》中,他的調子跟《日子的手》中那種悔恨的音質大為不同:
如果我有來生不均衡性,一種演進與變化的能力,是讓聶魯達詩歌如此充滿活力、新鮮而豐富的動因。但這裡仍有一個值得一問的問題:他在《日子的手》中的悔恨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誠的,如果它在一年後就消失了?
類似地,似乎有理由問:我們該如何當真相信他在《世界末日》中的詩歌《個人崇拜(二)》中對個人崇拜的攻擊:
一百萬可怕的史達林肖像覆蓋了大雪可終究,聶魯達繼續說:
遺忘是更好的因為忠於這種精神,聶魯達對年輕藝術家們顯示了巨大的慷慨—不僅對詩人們,而且對在其他藝術領域工作的人們。一個當今最著名的智利歌手兼詞作者提託· 費爾南德斯(「El Temucano」)告訴我說:他有一次被驚呆了,聶魯達在1969年12月14日訪問特木科的時候和他坐在一起,聽他一連幾個小時背誦聶魯達的詩歌,「我不會忘記那種姿態—聶魯達提議幫我搞定一個錄音合同。他說我應該成為一個歌手,而非詩人!」
聶魯達還繼續展露他的探索精神。在1969 年,他開始為一部電影《巴波》寫作腳本,故事是基於19世紀美國小說家兼同樣的海洋熱愛者赫爾曼·梅爾維爾所寫的一部短篇小說《貝尼託·賽萊諾》。這部小說在1865年出版但是在1799年動筆的,描述了阿馬薩·德拉諾船長作為聖瑪利亞港一艘大船的首領—該港口是一個小小的、無人居住的小島,面朝智利漫長海岸線的南端—牽涉到一場奴隸暴動。
聶魯達久已渴望圍繞梅爾維爾寫作,用詩歌形式開始寫作他的腳本,有一場杜撰出來的在他和梅爾維爾之間發生的有趣對話,其中,梅爾維爾抗議聶魯達試圖復甦
我講過的冰冷故事有一個部分奇怪地讓人聯想起《馬丘比丘高地》那種樂觀主義信念:人會像鳳凰一樣從塵土裡升起。聶魯達告訴「梅爾維爾」:
好同志,我認為從灰燼裡不幸的是,聶魯達沒能完成這個令人好奇的計劃,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它胚胎般的存在。
在他寫《世界末日》的同時,聶魯達還寫了事實證明是他最薄的一本書,一串閃光的小珠寶,叫作《仍然》—一首433行的詩歌。根據羅伯特· 普林– 彌爾所述:《仍然》僅僅在兩天內也就是1969年7月5日和6日寫成,很快由聶魯達的第一個出版商,聖地牙哥的納西門託印行了500冊。《仍然》包含了聶魯達最動人的一些詩句:
如果在旅途中,你碰到也是在1970年,瑪蒂爾德—持續感到焦慮,在五十八歲的年紀,她也許開始失去美貌了—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她告訴巴勃羅:她想要去布宜諾斯艾利斯做一個面部整容手術。一開始,聶魯達驚呆了。當他送她離開聖地牙哥機場,他轉向他的朋友瑪麗· 馬爾特納。「他很關切地問我:『瑪麗,我認為手術之後她還能夠微笑,對嗎?』實際上,瑪蒂爾德有過非常迷人的笑。巴勃羅不知道該如何發笑—他的笑總是默默地!瑪蒂爾德有一種爽朗的笑,巴勃羅很喜歡。」
但就當瑪蒂爾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挨手術刀的時候,聶魯達找到了一份新的、最後的激情。在六十五歲年紀,他愛上了他妻子的侄女,艾麗西亞· 烏魯齊亞,瑪蒂爾德曾邀請她和他們一起住在黑島,帶著她的小女兒。艾麗西亞當時三十多歲,她女兒—被送到黑島的學校裡上學—叫作羅薩裡奧(正是聶魯達當年為了掩蓋他和瑪蒂爾德的關係而給她取的名字)。
巴勃羅與艾麗西亞的關系所帶來的是令人驚奇的晚年能量大爆發:他的書《燃燒的劍》。當時,它讀起來就像一種非同尋常的,聖經般的精神重生的史詩,以引用《創世紀》中人類被從伊甸園驅逐的內容作為開始。就在該書完成之際,一個記者問到這本書,聶魯達把《燃燒的劍》描述成「關於亞當和夏娃,懲罰與罪惡的迷,實際上,一個新的亞當和一個新的夏娃。這個世界面臨終結,炸彈和戰爭摧毀了它,而亞當—地球上唯一的男人遇到了夏娃。生命和人性再次隨著他們而開始。」
加布列拉· 加西亞· 馬爾克斯有一次說到聶魯達:他對瑪蒂爾德是忠誠的,但不是專一的。這在拉丁美洲以及總體的拉丁文化中是一個常見的口頭區分。可是,聶魯達對女人的態度跟他的朋友畢卡索很不一樣。當畢卡索對他的妻子們或情人們畫畫的時候,他相信他正在施展某種神秘的、幾乎超自然的活動。它們往往並非愛情畫:繪畫的行為似乎給他帶來一種控制他的主題的權力感。聶魯達則不然。自始至終,對象都對藝術家施加著力量。實際上,在《燃燒的劍》中,聶魯達把「羅西亞」變成了地球上第一個女人。這是一個再也沒法超越的
地位。
埃爾南· 洛伊拉聲稱:跟聶魯達從最後的風流韻事中獲得的情感能量無關,他的靈感來自另一個「確切的—儘管不是公開提到的—文學資源:L』Incendie terrestre,聶魯達年輕時翻譯過的馬塞爾· 施沃布(死
於1905 年的一個法國作家)的散文作品」。
我問過聶魯達的一些朋友他和艾麗西亞的關係是否反映了他在嘗試修復某種在他婚姻中已經喪失的事物。他們堅稱:巴勃羅繼續像以往一樣熱情地愛著瑪蒂爾德。當我幾乎是魯莽地問他的朋友弗朗西斯科·維拉斯科,他是否認為聶魯達與艾麗西亞的關係進入了圓房階段,他很高興地回答(儘管可能沒有證據):「不。這完全是一種柏拉圖式的戀愛。」
這個看法似乎很難讓人信服,因為,當我們閱讀這本書中關於「羅多/ 聶魯達」與「羅西亞/ 艾麗西亞」之間關係的描述時,我們馬上能感到它的柔情和生動的性意味:
羅西亞赤裸地在當瑪蒂爾德從阿根廷回來,發現了巴勃羅對她侄女的愛情,就在她自己的屋頂下,在黑島,她陷入暴怒之中,切切實實地把艾麗西亞扔出了屋子,包括她所有隨身物品。巴勃羅和她自己的侄女一起背叛了她。艾麗西亞,跟瑪蒂爾德一樣,是紅頭髮。但不像瑪蒂爾德,她只有聶魯達年齡的一半大小。
很難想像,如果瑪蒂爾德意識到《燃燒的劍》裡面那個「羅西亞」的原型就是艾麗西亞,他們的婚姻還如何維持—聶魯達賦予他最後的愛人以夏娃這個全人類之母的終極讚美。尤其是,聶魯達讓他的夏娃極端多產,而瑪蒂爾德顯然至少遭受過兩次流產:
羅西亞說:我們打破了鎖鏈羅多說:你會給我一百個小孩瑪蒂爾德威脅說要離開聶魯達—一開始似乎不可能繼續和他在一起。她和朋友們談起這個事情,他們都勸她冷靜。但他們之間出現了一種新的、難以言喻的、折磨人的緊張,讓他們兩人都不愉快。
聶魯達遇到了另外的麻煩,需要保持冷靜。1970年7月12日,六十六歲生日之際,他悄悄告訴他的醫生朋友以及塞瓦斯蒂安娜的鄰居弗朗西斯科· 維拉斯科,「聽著,番球*,我很擔心。我尿裡面有血。」維拉斯科建議他馬上去諮詢聖地牙哥最好的泌尿科專家。巴勃羅採納了他的建議—但只是部分地。「他去找了一個專家,回來
說:他們發現了一個小東西,讓他務必一個月內回去做檢查。他沒有去,他太害怕了。」維拉斯科,這位曾經的瓦爾帕萊索的薩爾瓦多醫院院長說。
維拉斯科相信聶魯達原本可以避免那最終要了他命的前列腺癌。「他自己太大意了。他沒有去複查,這讓病情惡化了。」
就在這種身體和情感的雙重折磨中,1970年9月4日,智利總統選舉如期舉行。選舉結果震驚了世界,薩爾瓦多· 阿連德贏得了最多選票:36.3%,稍微領先於豪爾赫· 阿萊桑德雷· 羅德裡格斯的35.3%。選舉還需要提交給智利議會批准—美國要盡全力保證參議院投票反對阿連德—但這時候,世界似乎要第一次見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民主國家當選為國家元首。10月24日國會批准阿連德成為總統。幾天後聶魯達打電話給他提出一個緊急請求:「讓我離開這裡,把我任命為法國大使。」聶魯達—在他的《大詩章》中寫道:所有的智利白痴都成了大使—他想要一個藉口逃離他所熱愛的家鄉。他需要修復他的婚姻,遠離艾麗西亞似乎是唯一的辦法。阿連德相信聶魯達可以成為他所熟知的這個國家的優秀大使。他迅速任命聶魯達履新該職位,並請智利外交部長克羅多米洛· 阿爾梅伊達向參議院遞交提案徵求正式批准。
羅伯特· 普林– 彌爾所得到的另一個版本說:是智利共產黨暗示阿連德總統,這個任命可以避免一場醜聞。
1971年10月21日,聶魯達被正式授予諾貝爾文學獎。記者們聚集在他巴黎的住所焦急等待一個回應。阿連德總統發了一則消息,表達了智利人民的「歡樂」,他們「祝賀他們的同胞,他們的兄弟」。
在聲明中,阿連德說聶魯達「很多年前就應該、並且可以贏得這個非凡的重大榮譽……他的書和詩已經被翻譯成全世界各種語言有些日子了,但值得指出的是:這個獎授予了一個忠於他的人民的詩人。」
很少有人知道—因為聶魯達堅持讓它保持為謹慎的秘密—詩人在接下來的幾天內接受了更多的身體檢查。讓他感到惱火的是,這妨礙他代表智利政府去參加在巴黎體育宮舉行的慶祝活動,慶祝巴勃羅· 畢卡索九十歲的生日。
12月,聶魯達和瑪蒂爾德到了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獎。他們在機場受到了阿爾圖爾· 倫德克維斯特的迎接。他向記者們確認,他為這一時刻已經做出多年漫長而艱辛的努力。比希尼婭· 比達爾是唯一的一個智利記者,全程跟蹤了聶魯達諾貝爾授獎儀式。她回憶說,聶魯達在12月10日穿著一件雨衣走下了停在斯德哥爾摩機場飛機的舷梯。
他走得不急不慢,也沒有笑。記者們圍繞著他,開始傾瀉各種問題。他是清醒的,富有經驗的,散發著平靜的光輝。他回答說:「我的愛好是貝殼、舊書、舊鞋子。在巴黎,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杯外交詩人和社會主義者混合的雞尾酒。」沉默了片刻,他接著用一種簡潔的方式說:「我害怕你們,但現在看上去你們也害怕我。」在那以後,他被送到斯德哥爾摩的賓館。在那裡,他很激動地聽說:他和瑪蒂爾德將和他們的朋友米蓋爾·奧特羅· 席爾瓦及其妻子瑪麗亞·特蕾莎·卡斯蒂略會合。他還非常高興與他的老朋友兼外交同事路易斯· 恩裡克· 德拉諾重逢—後者當時是駐瑞典的智利大使。
在臨近諾貝爾獎頒獎儀式的那三天內,一個流言開始在斯德哥爾摩流傳,說聶魯達收到匿名威脅,譴責他穿著燕尾服參與一項帝國主義事件,並聲稱在儀式期間,他的燕尾服將會被剪刀剪成碎片。瑞典警方非常嚴肅地對待這個威脅。後來人們才得知,這個威脅是米蓋爾·奧特羅·席爾瓦策劃的一場鬧劇。
正如比達爾指出的,1971年12月13日當天,穿著燕尾服坐在費萊德菲亞教堂的聶魯達看上去完全很放鬆。他在出席使館各種活動的時候,已經很多次穿過這種燕尾服。
當瑞典國王走來跟他握手的時候,他們倆非常熱烈的交談起來。後來瑪蒂爾德問巴勃羅,他們彼此談了一些什麼。聶魯達回答說,「我們開始談論的是石頭,石頭是他的興奮點。然後我告訴他關於我們復活節島的情況……我告訴他,那些大雕像是如何仰面朝天,凝望著天空,他們的目光消失在大海中。我們談了很長時間這個話題,他非常感興趣,最後我告訴他我會邀請他參觀這個島嶼,他回答說:再也沒有比這更令他嚮往的事情,但是他的精力已經不允許這樣做了。」 這個國王在那一年的晚些時候就死了。
在他的長篇諾貝爾獎受獎演說中—那也是他所做過的最有力的一次演講—聶魯達首先把他的聽眾帶回到了1949年非同尋常的穿越安第斯山逃亡到阿根廷的遭遇,然後,他轉而講述經驗如何教會他寫作詩歌:
我未曾從書本學到任何寫作詩歌的配方。反過來,我也拒絕在風格、模式上提出任何建議,哪怕它們可能給新的詩人們帶來一丁點洞見。詩人不是「小神仙」……他並非被神秘的命運選中,優越於那些忠於手藝和職業的人。我堅持認為,最好的詩人就是為我們準備日常麵包的人,離我們最近的麵包師並不認為他自己是一個小神他談到他服務於
一支光榮的軍隊。這支軍隊不時犯下錯誤,但是,它不停地前進,每天都與負隅頑抗者的反動以及固執己見者的焦躁作鬥爭。因為我相信我作為一個詩人的責任不僅涉及與玫瑰和韻律之間的兄弟關係,與熱切的愛以及無盡的渴望之間的兄弟關係,還涉及與一直融入我的詩歌中的不屈不撓的人類責任的兄弟關係。那天晚上在斯德哥爾摩,路易斯· 恩裡克· 德拉諾的妻子羅拉· 法爾孔主持了一個晚宴,宴會中瑪蒂爾德告訴羅拉巴勃羅得了癌症—但堅持認為不應該讓聶魯達知道這一點。
第二天,聶魯達,在斯德哥爾摩當代藝術博物館朗誦了他的詩歌,面對的是一群年輕人,他們或坐或躺在博物館的地板上,由演員馬克斯·馮·西多交替進行瑞典語翻譯。
在巴勃羅離開瑞典之前,有一個最後的驚喜:被邀請參加一個展覽,這個展覽讓詩人目瞪口呆,既歡樂又沉醉。展覽的焦點是一艘十七世紀的瑞典船隻,叫作「瓦薩號」,它在1628 年的處女「航」時就已經沉沒了,甚至都沒能離開港口。這艘船由1000 顆橡樹做成,它再次浮出水面的時候依然保持完好無損的狀況。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對這次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選擇感到高興。阿根廷作家豪爾赫· 路易斯· 博爾赫斯告訴記者拉蒙· 查奧:
聶魯達寫過一首詩反對美洲的暴君,將一些詩句獻給美利堅合眾國,但沒有一首詩寫到庇隆。人們認為他充滿了高貴的尊嚴……他娶了一個阿根廷婦女,他很好地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是這樣嗎?但他不想要他的詩歌造成任何傷害。當我去智利的時候,他溜走了,避免見到我,他有理由那樣做。人們想要讓我倆陷入彼此反對的泥潭。他是一個智利共產主義詩人,而我是一個保守的阿根廷詩人。我不同意那種理論,宣揚國家應該凌駕於個人之上。但我上面所說的一切與聶魯達詩歌的品質無關。在1967年,諾貝爾獎授予米蓋爾· 安赫爾· 阿斯圖裡亞斯的時候,我馬上說:聶魯達應該得這個獎。他最終在1971年獲得該獎。我不認為通過政治觀點判斷一個作家是公平的。實際上,魯德亞德· 吉卜林也為大英帝國辯護。但我們也必須承認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