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進行第七次人口普查之際，界面文化特約日本文化研究者小秋談了談正值100周年紀念的日本「國勢調查」。這一典型的現代國家項目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觀察日本現代史的新視角，也讓我們看到了今天更多元、更原子化的社會對國家治理提出的挑戰。
2020年10月20日，日本總務大臣在記者會上宣布除了部分因自然災害延後的自治體之外，從今年10月1日正式開始的第21回國勢調查大體上已經結束。通過郵寄和網絡手段的國民回答率達到了80.9%，再加上後續作為補充的調查員訪問，本次調查的最終回答率可能會和五年前第20回的86.9%基本持平。考慮到從戰後開始日本民眾隱私保護意識的持續增強和新冠疫情的影響，這一看似沒有進步的數字已經好於社會的普遍預期。
事實上，相當於中文語境的「人口普查」和英文「Census」的日本「國勢調查」，在今年恰好迎來了誕生100周年的紀念。這一十分典型的現代國家項目除了對國家的正常運行具有重要作用之外，其本身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日本現代史的新視角。而近年來調查在日本受到的新挑戰，也無疑能在全球化的今天作為更多人的前車之鑑或他山之石。
百年國勢調查：問卷背後的社會變遷
和日本大部分的「現代迷思」一樣，看似是現代產物的國勢調查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這個「起始點」之前。在江戶時期，德川幕府就已經掌握了幾種可以用來記錄人口和社會發展的「統計」系統。比如記錄土地的「檢地帳」以及原本是記錄村民宗教信仰後逐漸發展成人口全方位調查的「宗門人別帳」。
而被視為是現代日本統計和國勢調查鼻祖的杉亨二，也是在幕府下專門翻譯外國書籍的「番書調所」裡第一次接受到了關於現代人口調查的啟蒙。
在維新後的第二年，成為地方公務員的杉在今天的靜岡縣進行了一次範圍很小的人口調查，調查並不成功，但他沒有放棄對於現代統計的普及。1873年，杉亨二和其他有志者一起創辦了後來的東京統計協會。1879年，成為中央政府統計負責人的他在甲斐國進行了一次全縣範圍的大規模人口調查，這次調查包括了性別、年齡、家族組成和職業等與今天各國人口普查基本相似的項目。這一地方性的調查因此被視為現代日本國勢調查的發端。
此後，在包括杉在內的統計學家和官僚們的共同推動之下，日本全國層面的人口調查也逐漸有了進展。1902年，帝國議會通過了《國勢調查相關法案》，決定從1905年正式開始全國調查，還詳細規定了相關的組織和資金來源。但受日俄戰爭影響，原定計劃沒有按期實現。
此後又由於世界大戰等諸多內外因素，日本第一次國勢調查直到1920年才得以實現。但在此期間，全國各地陸續舉行了一些區域性調查，比如1907年的熊本市職業調查和1911年的京都市臨時人口調查等，都為日後的全國調查打好了理論以及實際上的基礎。
第一回國勢調查宣傳海報（圖片來源：Wikipedia）
於1920年10月1日開始的第一回國勢調查在全國一共動員了約25萬調查員。在許多地方，準備活動從半年多之前就已經開始。不僅有中央的專家巡迴全國進行培訓和講座，部分地方政府還專門展開了試調查以確保後續的順利；國家在宣傳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從報紙廣告到抽獎活動再到詩歌競賽。
藉助於當時已經十分發達的大眾傳媒，民眾對於這一新型國家項目的理解得到了巨大提升。雖然調查當天關東遭遇暴雨襲擊，但從總體上說，這次調查的完成度可以用成功來形容。
此後，日本的國勢調查以五年為期進行，在以0結尾的年份會進行「大規模調查」，以5年結尾的年份進行「簡易調查」，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調查項目的多寡。
正是從國勢調查的調查項目中，我們也可從側面一窺日本現代史。在第一次國勢調查時，問卷的具體內容就成為了討論的重點，各部門官僚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希望加入更多項目。但在具有實際經驗的統計學家們的堅持下，調查內容被控制在了包括年齡、性別、職業和婚姻等在內的基本項目上。
此後國勢調查的問題也不斷受到現實中宏觀社會結構的左右。比如，1940年在戰時舉行的國勢調查加入了兵役關係和指定技能的項目，「行業」和「職業」項目也被細分了上百種。這種事無巨細的對人口及生產力的把握，也是出於國家試圖動員更多後備力量為在亞太不斷升級的軍事活動做準備的目的。
1950年，還在聯合國軍佔領下的日本舉行了戰後首次國勢調查，同樣添加不少新項目。對於女性婚姻和生育狀況的聚焦反映了越來越多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現實，而對失業人群和原子彈被害者的調查又是日本戰敗的直接體現。
此後，70年代加入的對通勤方式的提問，90年代對居住面積的詳查等等，都和日本經濟得到復甦且城市化逐漸加快的社會背景直接相關。
第二回國勢調查紀念郵票（圖片來源：Wikipedia）
問卷之外：文明強國話術與殖民地的權力失衡
任何關於技術的簡史都有可能變成對於「精確度」的進化論式的記錄，日本國勢調查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從前現代到現代、不斷細化的發展軌跡。可事實上，太多文化、政治和社會的要素在國勢調查的演進中發揮了作用，這些「非科學」的力量一起確立了它作為現代國家統治工具的位置。
在國勢調查成立初期，關於「文明」的話語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江戶時代日本就有很完整的對人口進行記錄的系統。正如學者佐藤正廣指出的，對於這些系統的「路徑依賴」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了國勢調查無法進步的原因。
明治的非統計官僚們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有了類似「戶口」記錄的當下，還需要投入更多的金錢和人力進行定期的國勢調查。除了解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使得固定的戶籍變得不可靠之外，許多當時的統計學家依靠關於「文明」的話術來進行說服工作。
在1905年一次貴族院的討論上，統計學出身的柳沢保恵強調，作為東洋的「文明國家」，日本政府不知道自己的國民組成是完全說不過去的。他進一步說明這種調查不像傳統記錄一樣依靠官員，而是需要所有「愛國人士」的配合。
佐藤在著作中引述的另一位議員在1909年眾議院答辯中的發言可能更為典型。在細數了歐美國家已經發展了一段時日的國勢調查之後，他話鋒一轉，指出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幾個國家裡只剩三個沒有進行普查，分別是俄羅斯、中國和日本。
這一發言的巧妙之處就在於，彼時日本已經獲得了對中甲午戰爭以及對俄日俄戰爭的勝利，如果自詡為現代文明國的日本還和兩個敗者一樣沒有國勢調查，豈不是完全沒有在世界上的立足點？正是靠著把國勢調查和文明直接畫上等號，使得對其不甚理解的明治政府非統計官僚們最終認同了這種新的治理技術。
事實上，1895年9月萬國統計協會發起的希望日本一起參與全球範圍人口統計的邀請，正是1902年日本最早的統計法得以成立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此可見，國勢調查的成立除了現代統計技術之外，少不了與其他敘事的密切合作。
另一方面，掌握了以現代調查為代表的「文明國」日本又將其與自身在海外的擴展結合在了一起。在日本各殖民地進行的人口調查也許是最生動的例子。前文提到原定於1905年進行的第一次調查因為戰爭不得不中止，但事實上，在本土沒有實現的項目在日本侵佔臺灣地區時期先行一步得到推廣。
佐藤正廣在書中引用了許多當事人的觀點指出，在當時的日本殖民者看來，臺灣地區調查的最大困難在於島內落後的文明程度。戶口調查因為自1895年後時常進行，所以這個名稱可以讓不理解這種現代活動的民眾更為安心。在具體的調查實踐中，殖民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也暴露無遺。
大正四年（1915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結果表（圖片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在一百年的時間內，日本的國勢調查基本上採用「自記式」的方法，但在早期，不充分的識字率意味著許多被調查者需要官方調查員的幫助。佐藤的數據就顯示，在最初正式成為日本一部分的北海道，「代寫率」高達80%，遠超本土。
文化人類學家青柳真智子更指出，在日本於一戰後獲得的南洋託管地，日本當局在國勢調查中採用了完全的代寫制度。被殖民者的自我申告需要經過殖民者的鑑別，才可以成為科學數據的一部分，這種所謂「認識論的暴力」也成為了殖民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此，佐藤著作裡提到的在後幾次國勢調查中，日本殖民者十分滿意民眾對調查的理解並將其看作自己統治的成果之一，也就不難理解了。
民族、性向與隱私權：國勢調查的身份挑戰與存在危機
即使在告別了殖民的戰後，國勢調查的政治意涵依然不言自明。在日本，不管是中央補助的發放，還是國會議員席位的配比，都需要依靠調查得來的數據進行。舉個近年來生動的例子，愛知縣東浦町的副町長在2013年因為涉嫌違反《統計法》被捕。他被控在2010年進行的國勢調查中給該町人口注水，以滿足「町」申格為「市」所必須的「人口五萬」這一條件。
該自治體糾正後的人口數停留在4.98萬，最終沒能升級成功，也就此告別了作為市可以得到的財政撥款。和這些「硬核」的政治活動相比，在僅僅因為能否在調查表上被看到而引發的討論中，也包含了影響力不相上下的政治向度。
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無疑是種族/民族。我們可能很熟悉在「熔爐」美國的歷史上，黑人奴隸僅作為「五分之三」個人或印第安人根本不被記入人口統計從而在書面上被「抹殺」的事實，而往往被認定為「民族單一」的日本也有著自己的問題。
在戰前，國勢調查均包含有相當於民族的「民籍」這一選項。屬於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南洋還有北海道的阿伊努人需要如實匯報自己的出身，但這一項目在戰後的調查中被徹底廢止。
雖然長期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仍然需要參與調查，但他們需申報的只有「本國國籍」這一項――這背後的邏輯是所有擁有日本國籍的人都屬於大和民族。事實上仍然存在的阿伊努人，以及在戰後既沒有回到朝鮮半島也沒有選擇加入日本籍的「在日朝鮮/韓國人」，至少在統計項目上來說是接近透明的。
誠然，這個問題並不只有「能見度越強就越好」這一層解讀，比如戰前就有進步主義的議員提出記入民籍是不是違背了全體國民平等的原則。而在美國之外的其他發達國家，在人口普查中專門統計種族/民族也並不是一個慣例。但對於這種複雜的「表徵政治」的討論沒有借著國勢調查出現在日本的公共領域之中，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與之相對，近年來性別/性取向相關的議題在日本社會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雖然日本沒有在國家層面通過承認同性婚姻的法律，但不少地方自治體相繼制定了保護同性伴侶權力的，類似於「事實婚」的制度。但是國勢調查對於這類伴侶的統計仍與現實脫節。在本次調查之前，相關的國會議員聯盟曾就此問題質問了負責調查的總務省，官方的回覆是「同性伴侶按照實際情況申報即可」。
但在現實中，即使當事人在問卷中填寫彼此的關係是「配偶」，在後續數據錄入時也會被改正為「其他親屬」。和現實效果存在爭議的民族問題不同，日本LGBT相關團體十分積極地試圖加強自身在國勢調查中的「存在感」，這也與其婚姻權仍然沒有得到切實保障有著密切的聯繫。
日本相關組織倡導同性伴侶通過使用「配偶」等術語回答問卷，以此提高lgbt群體在國勢調查中的能見度（圖片來源：prtimes.jp）
站在100周年這個節點上，不少論者對日本的國勢調查本身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思考。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前文多次引用的學者佐藤正廣。對於國勢調查的前景，佐藤的態度可謂十分消極。在他看來，在民眾對隱私保護越來越重視、對國家機關越來越不信任的今天，日本國勢調查正向著無法繼續下去的趨勢前進。如果民眾徹底拒絕「被國家表徵」，調查可能的方向又是什麼呢？
多個歐洲國家甚至已經完全放棄「普查」這種形式，佐藤在研究後認為，日本需要找到諸如「註冊調查」等更為新型的手段。2015年日本出於記錄公民社會保障和稅收情況實施了「My Number卡」制度，相比於傳統較為固定的戶口登記，該制度能更即時反映個人的社會經濟情況。在佐藤看來，這種固定的制度加上定期的小規模抽樣，或許可以成為不錯的國勢調查替代品。
靠著從2010年開始的郵寄問卷和2015年開始的網絡問卷，日本版的人口普查在今年還是維持住了其全覆蓋的規模。但與此同時，基層調查員越來越難招募、工作負荷越來越重的新聞也充斥著調查期的新聞報導。
日本社會和人口結構性的改變，讓有著百年歷史的國勢調查走到了一個分岔路口上。未來的人口普查將以何種面貌出現，可能是所有普遍城市化的、個體原子化的、注重隱私、性向多元的現代國家都要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