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李達在五四運動後，致力於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作鬥爭，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打下了思想基礎。大革命失敗後，因多種原因，李達脫黨。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險惡環境中，他堅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陣地，成為卓有建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37年5月出版的《社會學大綱》，被毛澤東譽為「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號召黨的高級幹部學習此書。
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但傑出人物的作用不能低估。今天，讓我們一起走近李達，去看看白色恐怖時期的他如何有理有據、機智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為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李達脫黨以後，與黨的組織仍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受黨的委託做了大量實際工作。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科由廣州北遷武漢。李達應鄧演達之邀，到武漢主持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招生工作，並代理政治總教官。惲代英到校後，李達協助惲代英任政治教官，併兼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
1927年初，總政治部部務會會議決定成立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作為農民運動的參謀機關。李達被聘為該會的常務委員，多次參與農民問題的討論。毛澤東受中央委託到達武漢，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一次，毛澤東聽說李達也在武漢，就專程去拜訪。別後重逢，倍感親切。毛澤東當即邀請李達給農講所的學員們講授馬列主義理論，李達愉快地接受了邀請，並多次給農講所學員授課。
1927年春，李達受毛澤東之託做過唐生智的統戰工作。唐氏後來說：「記得1927年春，在武漢，有一次李達到我家來，他說：『潤之先生希望你同我們一起幹革命，要我來問你，你幹不幹？』我說：『當然要幹嘛！』」
3月底，李達受命回長沙，與謝覺哉、夏曦、郭亮等人籌辦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湖南省黨校。唐生智任校長，謝覺哉任秘書長，李達任教育長。黨校於4月初開學，5月21日上午補辦開學典禮。典禮當晚10時半，許克祥發動了叛亂。一時群魔亂舞，長沙城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這就是駭人聽聞的「馬日事變」。李達接到湖南地下黨組織的緊急通知，在當天夜裡，同他的父親、大哥、大侄，匆匆包僱一艘木船，離開長沙，乘船逆湘江而上，於6月13日抵達家鄉零陵縣蔡家埠避難。
其時，零陵也正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但唐克、李義等共產黨人正在秘密發動農民進行武裝鬥爭。李達獲悉後十分高興，他給唐克等人出主意，並用自己從長沙包租回鄉的那艘木船送唐克等人過湘江，武裝襲擊蔡家埠團防局，一舉繳獲了零陵蔡家埠河西團防局的16支步槍。
這一行動震驚了敵人，唐克所領導的革命武裝畢竟勢單力薄，當地國民黨當局在唐克夜襲蔡家埠團防局後即來清鄉，李達在家鄉也不能立足了，只好馬上轉移。8月下旬，他秘密乘船，順湘江而下去了長沙。
李達到長沙後，得到李漢俊的密信：「鶴兄宜速離鄉，免遭意外，可先來武昌中山大學任教。」他接信當晚即離開長沙赴武昌。1927年9月下旬在武昌中山大學（今武漢大學）任教。年底，桂系軍閥攻入武漢，「厲行清黨」，李漢俊、詹大悲等被槍殺，李達倖免於難，逃往上海。
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李達雖然處境危險，但他同反動派的文化「圍剿」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參加了上海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同上海地下黨組織保持直接聯繫，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陣地，從事出版、著述、教學等工作。
1928年冬，李達和友人熊得山、鄧初民、張正夫、熊子民等創辦崑崙書店，出版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等革命書籍。李達全然不顧國民黨當局對《現代社會學》的列罪攻擊，針鋒相對地出版了《現代社會學》修正版。
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李達立場堅定。他後來說，從1923年秋脫離共產黨後，「我就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抱著至死不變的決心，不離開馬克思主義，決不做反黨反人民的事情，決不參加任何別的黨派組織，也決不為反動派的威脅、利誘所屈服」。
當時，一些人通過種種渠道引誘他去南京為政府當局效勞，李達一口回絕說：「一個月給我一千元大洋我也不幹！」谷正倫還派一個姓郭的秘書做說客，寫信給李達說谷氏想聘他做顧問，並保證共進退。對於這位衛戍司令的邀請，李達同樣嗤之以鼻，連信都不回。他說：「要我做劊子手的顧問，真是不把人當人。」
然而，李達卻與許德珩、張慶孚、鄧初民、施復亮、鍾復光、黃松齡等人發起組織「本社」。所謂「本社」，就是「要保本，保持革命的本分，保持自己的純潔性」。也就是「不要忘本，不能做損害共產黨的事」。實際上，它「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宗旨是擁護共產黨，跟著共產黨走，同情和支持毛主席領導的井岡山鬥爭，公開的口號是要求貫徹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本社」被迫解散。
其時，黨組織十分關心李達的處境和對革命的態度。1929年秋，中共中央宣傳部董維健將李達介紹給當時以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書記身份從事活動的地下黨員張慶孚。他說：「李達（是）1923年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爭吵被陳獨秀開除的。」並說：「李達對共產黨是同情的。」張慶孚奉命做李達的工作，李達也與黨組織保持聯繫，努力完成黨組織交給的任務。
李達的教學和研究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密切注意。他的家裡經常有一些不速之客。「九一八」事變不久，他到暨南大學做時事講演時還遭到學生特務的毒打。那天，幾個學生特務持棍在校門口盤查，李達進校門時回答：「我是學校社會經濟系主任，學生會邀請我來演講。」一個姓莊的學生特務說：「噢，你就是李達！」說著伸手就是一巴掌，接著揪住他用力向石板地摔去，並向他的胸部、右肩、肋骨猛擊。
李達被打倒在地，面無血色，動彈不得。後來被左派學生發現送到海格路紅十字醫院，經檢查他右臂骨和右鎖骨被打斷，住院醫治40餘天，右臂還不能活動。然而，李達堅定地說：「反動派想打斷我的右臂，不讓我再拿筆，要我放下武器，辦不到！我一定要把右手鍛鍊得和好手一樣。」
他出院後，一面以頑強的毅力鍛鍊右臂，恢復動手能力；一面繼續利用講課和學生的個別訪問，宣傳革命理論。但是，暨南大學當局仍然借「一·二八」事變遷校之機，於1932年2月將他解聘了。
1931年前後，國民黨當局對革命文化發動反革命「圍剿」，先後頒布了《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細則》。按照這些法令，凡是宣傳共產主義的都被視為「反動」；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稍有不滿的，即被視為「替共產黨張目」。因此，政府當局常常查禁書刊，封閉書店，搗毀文化機關，直至逮捕和暗殺革命文化工作者。
就在這種文化「圍剿」的白色恐怖下，1932年，李達以「王嘯鷗」的名義（實際上是夫人王會悟）創辦了筆耕堂書店，他本人負編輯、出版、發行之全責，自己出錢買紙，託人代印，然後署上「筆耕堂書店」出版，再找人把書轉銷出去。
李達冒著極大的風險，大膽而又巧妙地繼續出版《反杜林論》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其時，《反杜林論》譯者吳黎平已被捕入獄，該書被列為「禁書」。李達毅然重版這本書，除了把譯者改名為「吳理屏」以外，一切照舊，印數反而比初版還多。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李達還盡力幫助受到國民黨迫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同志。1931年1月17日晚上，共產黨員、作家、左聯會員胡也頻被捕。翌日下午，李達和夫人王會悟就趕到萬宜坊胡氏家中，將胡夫人丁玲和孩子接到自己家裡住了將近一個月。後來，胡也頻遇害，李達還特意出版了胡也頻《光明在我們面前》一書，以表達對死難烈士的紀念。
本文摘編自《李達畫傳》，圖片來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