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吾爾族女性走向何方——當代維吾爾文情愛小說中女性形象探析
晁正蓉
（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化研究所 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摘要：維吾爾當代女性文學中以愛情和婚姻為題材的情愛小說佔有很大比重，女作家們在作品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被維吾爾傳統婚姻觀和道德倫理觀裹挾，在愛情、婚姻、家庭中陷入悲慘境遇的各種女性形象，體現出維吾爾族女作家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和民族發展的憂患意識。同時提出在全球科技高速發展、現代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今天維吾爾族女性走向何方的質疑。
關鍵詞：維吾爾族；女性形象；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I20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469（2015）03-0001-06
收稿日期：2015-05-1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疆維吾爾女性作家與作品研究」（12XZW 039），新疆社會科學院博士後流動站課題「新疆維吾爾文學作品中愛國主義思想研究」（14036）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晁正蓉（1974—），女，陝西臨潼人，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維吾爾語言文學、維吾爾文化。
愛情一直都是文學世界永恆的主題，追求美好的愛情，能與自己相愛的人白頭偕老是許多人理想的生活目標，維吾爾當代文學作品中以愛情和婚姻為題材的小說佔有很大的比重。我們可將其歸入情愛小說。情愛小說即愛情小說（Ro⁃mance novels），是小說的一種類型，泛指以愛情故事為主體的小說。愛情本身容易牽動人的情緒，小說又常以人物的衝突情節來反映人物性格，愛情往往存有衝突性，便成為小說作家常用的題材。維吾爾作家特別是女性作家，創作了不少情愛小說。細讀這些作品不難發現，女作家們通過塑造一個個不同的女性形象，展示了當代維吾爾女性真實地生存狀態，同時也對維吾爾族傳統道德、婚姻、家庭觀念提出了質疑。
一、逆來順受、委曲求全的「賢妻良母」形象
母親不僅承擔締造孩子生命的責任，還在培養教育孩子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在維吾爾情愛小說中作者雖然沒有專門將母親形象提出來進行描述，但文本中的隻言片語已刻畫出了眾多善良無私，為家庭貢獻一切的賢妻良母形象，這些母親薰陶和影響著一代代維吾爾女性。
大部分維吾爾文情愛小說中的母親，都是傳統的，集慈愛、溫柔、善良等於一身的女性形象。在這些文本中，母親形象成為傳統文化性別特點的符號化象徵。作家大多會把母親放置在一個苦難的環境中，通過母親與苦難的對抗，反映她們的堅忍與犧牲， ［1］76這些母親形象具有很強的生育能力，大都沒什麼文化，也沒有工作，她們生活的全部就是下地幹活、洗衣做飯、相夫教子、侍奉尊長。就算受過一定教育，有穩定工作和收入的女性，也仍然承擔著全部繁重的家務勞動，無論自己受多少委屈她們都堅強地承受。但是她們卻都沒有得到在家庭中應有的地位和尊重，而像是家裡免費的奴婢。她們從未得到來自家庭的溫暖，甚至還被丈夫隨意打罵。
哈麗黛·伊斯拉依爾的《軌道》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最能體現身為維吾爾女性，身為一個母親悲慘的境遇。「母親在一間破敗的房子裡生下我時，當聽說是女孩後，背過臉哭了。可憐的母親，可能是因為生男孩的希望破滅而哭泣，也可能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又多了一個同自己一樣不幸的人而哭泣，或者是二者兼有……」 ［2］248在維吾爾族傳統觀念裡，存在重男輕女的現象，尤其是在經濟落後的農村地區，女性生活在狹窄的圈子裡，小時候服從父兄，結婚後服從丈夫，世代處於卑下的地位。當生下女孩的「我」，母親流淚了。她的眼淚預示著我未來的命運。母親在有生之年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當「我」考上大學，能夠自立，滿懷希望能對母親敬敬孝心時，她卻因操勞過度，拋下所有的苦難撒手而去。而「我」一直以為通過努力能實現自己的願望時，處境卻同母親如此相似。這樣的母親形象，也同樣出現在其他情愛小說中。熱孜萬古麗·玉素甫的《天邊的微笑》中，海裡倩姆的母親省吃儉用、忠誠、辛勞地照料了丈夫一生，卻沒有得到丈夫一絲眷戀和柔情。《小路》、《天使》中女主人公的母親也是為了維持家庭，默默地承受一切，最後過早地離開人世。
在傳統落後的教育觀念中，女人不需要接受太多的科學文化教育，目前這種觀念在新疆很多地區，尤其是南疆地區依然大量存在。人們不把女性看作是可以自立的個體，她們的任務是呆在家裡，生兒育女，照料家務，而男人的任務才是養家餬口。所有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幸福的生活，「但是維吾爾教育觀念並沒有使大多數女孩子在婚後擺脫傳統的任人擺布的家庭地位。」 ［3］171-172即便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女性，婚後也無法避免陷入家庭的藩籬。近年對烏魯木齊市維吾爾族女性的調查顯示：78.4%的家務勞動都由妻子完成。剩餘的由妻子和保姆完成。［4］23-25
哈麗黛·伊斯拉依爾的《那眼睛》中，通過一個男人對自己已逝妻子生前的回憶，更能深刻體會出一個勤勞、善良、逆來順受的維吾爾族母親形象。「他欺騙了她一輩子，就連對別的女人付出的愛的十分之一也沒有給過她，只是把他當作孩子的母親、家庭的支柱和一個忠於自己的傭人而已。她原先也上過學、有文化、可以是有所作為的女人，然而，卻把自己的一生、前途和健康毫無保留地獻給了丈夫、家庭和孩子們，他想不起來她什麼時候舒舒服服地躺下休息過一次，或安安心心地吃過一次熱飯熱菜。不論什麼時候她總是那麼忙碌。……那些沒完沒了的勞作和家裡的瑣事吞噬了她。」就是這樣的妻子，他也沒有好好對待過「他從來沒有好言好語地向妻子問寒問暖，一生中從來沒有給她送過什麼禮物，若在單位遇上什麼不順心的事也總是拿身材消瘦、大眼睛、膽小怕事的妻子出氣。孩子們呢？怎麼也都不能體諒母親的難處呢？他們莫非是受了他對妻子態度的影響不成？……她遭受了如同地獄般的煎熬，孩子們卻沒有為她做任何事。」「是啊，他是有愧於妻子的。可是，在世界上如此生活的難道就只有他一個人嗎？他的父輩是如此生活的，周圍的人都是這樣生活的。女人是家庭的主婦，家務事主婦不幹還由誰來幹？」 ［5］279人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會反省的。作為一個男人當他反省自己和妻子共處的日日夜夜時，發現自己有愧於那麼無私、善良、勤勞的妻子，孩子的母親。當他拷問自己的靈魂時，心靈深處產生了一絲懺悔和慚愧，可是轉瞬間，這些悔恨便在這男權社會傳統觀念的保護下蕩然無存，他為自己找到了託詞和藉口，使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變得理所應當，同時良心也得到了解脫。通過男性的口吻和立場，批判男權社會的世俗觀念，以及男性自私、無恥的一面。這樣的傳統觀念與現代先進文化顯得那樣格格不入，而在科技發達的21世紀，仍然大量存在這樣的現象，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真是值得人們深思。
二、沉默寡言，缺乏與子女溝通的母親形象
有修養的母親會鑄造孩子的品質，有深度的母親會影響孩子深刻思考。維吾爾族家庭的教育主要是對子女進行思想品德、倫理道德、生活常識、勞動技能和宗教文化教育，不少身為人母的維吾爾族婦女本身文化知識水平低，在教育孩子方面沒有科學的指導。她們每天將家人的吃穿住行照顧好就已消耗了大量的體力和精力，因此，跟孩子心靈的溝通少之又少。對孩子進行科學文化的薰陶就無從談起。作家在小說中塑造的很多缺乏與子女溝通的母親形象，正是作家對現存婦女地位低下的憂慮和抗爭。
著名維吾爾族女作家熱孜萬古麗·玉素甫的《露珠》中吐爾遜尼牙孜汗在上小學時每天都和母親一起在棉花地裡除草，但是當她小學畢業後，母親突然不讓她出門拔草了，但母親沒有告訴她真實原因。《沙棗花》中處於青春期的賽麗曼對沙棗林充滿幻想，當母親看到她從沙棗林中走出來時，便勃然大怒，「她好像要找出什麼人似的窺視了一遍四周，然後拽著女兒的手向家裡走去。」她沒有告訴孩子為什麼禁止她進入沙棗林。因此，當女孩看到沙棗林裡漫步的一對對情侶，更是將那裡看做神秘的地方而充滿好奇。正是因為母親不了解青春期的女孩應如何溝通交流，而總是採用迴避的方式，於是造成女孩遇到了感情方面的困惑，不敢跟父母交流，最後以悲劇收場的結局。
熱孜萬古麗·玉素甫在她創作的情愛小說中塑造了大量這樣的女性。如《離別之旅》中的瑪依努爾，《飛蓬之夢》、《紅遍鄉村》和《小路》中的女主角。而女性意識強烈的女作家哈麗黛·伊斯拉依爾在作品《彩色旋風》中也有類似的情節。小說中的父親不苟言笑，脾氣暴躁，而善良、慈愛的母親沒能給孩子一個堅強的臂膀，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遇事往往因為害羞對母親也難以齒口。
維吾爾族長期遺留下來的傳統觀念是男女青年不能公開交往，特別是女性家教管理更嚴格，不允許參加任何社交活動或與男青年往來。對女性貞潔的要求也極高。青春期的少女，對男女之戀充滿神秘感和好奇心，但又缺乏自我保護能力，小說中的女性又缺乏和母親的交流溝通，更缺少對性知識的了解，因此上演了一幕幕悲劇。《飛蓬之夢》中的女主角，《神秘的蘋果》中未婚先孕的少女都是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反映。
三、在婚姻的枷鎖中掙扎的女性
社會的變遷促進了維吾爾族女性婚姻家庭生活觀念的變遷，提高婚姻質量，建立以愛情為基礎的平等、和睦、幸福、美滿的婚姻家庭生活成為廣大維吾爾族女性共同追求的目標。但是因為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維吾爾女性在婚姻生活中並不美滿。小說中主要體現為兩種婚姻形式：一種是包辦婚姻，另一種是自主婚姻。但是這兩種婚姻的結局竟然都如此相似，女性最終仍與她們的母輩一樣，成為家庭和生活的依附者，處於男子的附庸地位。而各種無形的社會規範又都要求她們的言行舉止與傳統社會規範一致，她們無法勇敢地衝破這婚姻的枷鎖。
1.包辦婚姻的犧牲品
熱孜萬古麗·玉素甫的《加汗巴格》中，女主人公萊麗是一位像生活在童話世界般天真、可愛的女孩，在她還未成年時，就被害怕孤獨的爺爺糊裡糊塗地嫁給了一個大她很多的男人亞森。萊麗婚後像霜打的花兒一樣蔫了，以往銀鈴般的笑聲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一次，在賽馬會上，她遇到了自己心動的男孩吉利力，直到那時她才知道什麼是愛。但是由於傳統觀念的束縛，直到爺爺去世，丈夫突然消失多年後，她仍然沒能和她相愛的人在一起，一個人過著孤苦伶仃的日子，直到靜靜地老死在核桃樹下。作品《沙棗花》中的賽麗曼剛滿16歲就被父母嫁給一個從未謀面的彪悍男人，新婚之夜，當她沉浸在美好的幻覺中時，卻被不知道要對她做什麼的赤身裸體的丈夫嚇成了神經病。
在現代文明如此發達的今天，仍然存在這樣的悲劇，原因是：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偏遠地區的農村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文化教育事業還很落後，還沒能徹底改變包辦婚姻的局面。文化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們生活的質量和婚姻意識。新疆廣大維吾爾農村深受傳統婚姻觀念、陳規陋習的影響，這些都極大限制和妨礙了維吾爾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剝奪了許多女孩受教育的權利。而女性教育水平的低下又導致社會生活對女性進一步的排斥，使許多女性處於不利社會地位的惡性循環中。女性的愚昧、無知迫使她們處於任人擺布的狀態。多年來雖然政府一直在致力於提高教育水平，但是維吾爾族廣大農村地區仍固守傳統觀念不改變，沒有將宗教觀念與現代先進文化相適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因此，包辦婚姻和早婚的現象至今仍存在。這類女性形象在熱孜萬古麗·玉素甫的情愛小說中體現的尤為突出。其他作家也不同程度在小說中塑造了包辦婚姻造成多家不幸福，造成多個心靈受傷的女人形象。《軌道》中的瑪依努爾與阿不力克木真心相愛，但是卻被迫嫁給了一個自己並不愛的男人，沒能跟自己初戀情人阿不力克木結婚的瑪依努爾，在阿不力克木與阿斯亞結婚的當天自殺了。瑪依努爾的死，給阿斯亞的家庭生活籠罩上了一層陰影，最終也導致阿斯亞婚姻的不幸。阿爾孜古麗·比拉爾的《阿爾曼的心願》中，小主人公阿爾曼的父母以前都有自己鍾情的戀人，是包辦婚姻讓他們生活在一起，於是在無愛的婚姻生活中的阿爾曼的父母總是處在無休止的爭吵中，阿爾曼對家唯一的記憶就是父母爭吵不休。包辦婚姻不僅造成了兩個家庭的不幸，更是傷及到更多的人。類似的描述在《靈魂的徵途》中也有反映。主人公「我」回憶小時候，「不知為什麼父母經常當我的面沒完沒了地吵鬧，他們不顧我的不安和恐懼。爭吵到最後總是在媽媽的哭泣、爸爸的嘆惜和我們睜著驚恐的大眼睛的嗚咽聲中結束。」 ［6］135《薄荷》中的再那甫，《死亡》中的迪裡拜爾，《晚秋霜凍》中的拜合提努爾，《痛苦》中的比力克孜等等都是包辦婚姻的犧牲品。早在「五四「時期，我國婦女就力爭打破封建枷鎖，並為之做出巨大的努力，轉眼，時光已飛逝將近一個世紀，直到現在我國維吾爾族農村婦女的生存境遇仍沒多大改觀。這是歷史的悲劇。作者塑造眾多女性形象，正是要提醒人們：人類在長期交往中約定俗成的習慣性定式構成的人類的行為文化模式雖然很難被打破，受傳統觀念和宗教信仰的影響的維吾爾族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自主意識的提高，打破束縛女性枷鎖的道路雖然也很艱巨，我們女性自己應該為維護女性權利，保護女性發揮自己的作用。
2.走進婚姻的墳墓
隨著國家教育法和婚姻法的普及，自主選擇對象越來越普遍，在城市，自由戀愛已成為維吾爾族青年女性首選的擇偶方式，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向自主邁出了第一步。但是自由戀愛的雙方婚後的生活也並不是想像中的天堂。在伊斯蘭教傳統觀念以及維吾爾傳統道德觀的束縛下，女人仍處於弱勢地位，無論婚後生活多麼不幸，妻子也無權提出離婚，只能由男方單方面提出。《軌道》中阿斯亞的丈夫因婚後仍然思戀自己的初戀情人，經常辱罵毒打妻子阿斯亞，甚至在外面與其他女人鬼混，而阿斯亞為了孩子和維持家庭，一直保持沉默，最後致使精神失常。傳統觀念就像一條鋪設好的「軌道」，要求婦女嚴格按照它的軌跡運行，否則就會被摔得粉身碎骨。主人公阿斯亞，作為一個新時代的知識女性，曾經為自己母親的不幸悲哀過，曾痛下決心，通過自己的努力，走出壓制婦女的家庭，把母親也拯救出來。但阿斯亞最終不但沒能解救自己的母親，自己反而也在既定的軌道上越陷越深，不能自拔。《離別之旅》中瑪依努爾經歷幾次感情失敗後與自己相愛的塞達爾結了婚，但是婚後不久，塞達爾就移情別戀，為了家人，為了孩子，瑪依努爾一直硬撐著。這些固守破碎的婚姻，為了讓父母放心的觀念都深受維吾爾「孝敬父母」觀念的影響。這種觀念與伊斯蘭教教規之間也有一定的關係。按伊斯蘭教來看，不孝敬父母者兩世（今世和來世）都得不到幸福。特別是來世進不了天堂。這種觀念根植於人心，形成維吾爾族特定的社會道德觀念。［7］也形成他們心中「好女人」的樣板。阿斯亞、瑪依努爾等女性形象都觸動了維吾爾婦女不幸的根源，她們讓我們看到，傳統觀念下「好女人」的文化面具是怎樣扼殺女性的天性和鮮活的情感，遮蓋她們的真實存在的。她們像一顆顆沿固定軌道運行的行星，運轉的中心始終是男權社會。在這種環境中，作為弱勢群體，處於邊緣地帶的女人，能做的只能是忍耐。這正驗證了20世紀60年代西蒙·波娃所提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論點。
四、無知、清純的少女形象
維吾爾作家在情愛小說中也塑造了不少美麗、善良、情竇初開，追求美好愛情的少女形象。這些涉世之初的女孩大膽追求真愛，但都以悲劇告終。小說中的少女形象，無論是生活在城市還是鄉村，無論是從事農耕還是讀書，從外貌描述來看幾乎都符合維吾爾族傳統對女性審美的要求。她們長發飄飄、含蓄羞澀、美麗端莊，就算身體有某些小缺陷，總體也給人楚楚動人的感覺。而小說中的少女也常常以男性樂於接受的形象為標準來調整和改造自己。維吾爾族傳統婚戀觀念往往將女性的外貌看作第一位。中篇小說《飛蓬之夢》中被稱為「黃毛丫頭」的阿依姆古麗在不知不覺中長成了美麗的青春少女，她每天割飛蓬的時候，都遙望著地平線，想像著地平線另一邊人們的生活；為了獲得真愛，為了能到地平線那頭去看看，她夜夜在飛蓬地等待那位答應娶他並帶她去烏魯木齊的穆罕默德，但最終是在等待中逝去了青春年華。《神秘的蘋果》中的女孩輕易便將自己獻給一見鍾情的男孩，並懷孕，但男孩在一夜情後就像突然蒸發了一樣，再也沒有出現。她也只好聽從家人的安排嫁給了大自己很多的男人。《幸福》中的女大學生因在大學戀愛、懷孕最後被迫退學，而當時對她信誓旦旦的男友早就逃之夭夭不見蹤影。
作者在情愛小說中塑造了大量這類清純、痴情的少女形象，她們對愛情充滿美好、單純的幻想，自主意識薄弱，接受新觀念能力差，分辨能力不強，性知識缺乏，輕易將自己委身於某個鐘情的男人，但終究落下被拋棄的結局。實際上，他們的愛情早已化為泡影。但是她們卻仍在痴痴地等待。作家通過這些女性形象，揭示了當下維吾爾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境，讓我們看到的是在男權社會下，女性被隨意蹂躪、拋棄的現實。同時表明，在現實生活中男性和女性並不站在同一地平線上，在現代社會維吾爾族女性仍然承受著巨大的精神束縛，難逃厄運。她們在宗教教義和封建倫理道德的雙重壓力下，不能呼吸。小說在對維吾爾女性愚昧、落後、無知、痴情的生存境遇如實展示的同時，更多的是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和民族發展的憂患意識。
五、堅強、勇敢、自立、自強、自信的女性形象
令人欣喜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維吾爾族女性受教育的機會也越來越多。她們開始覺醒，更多的女性開始重新審視自己，並且開始大膽地擺脫家庭的束縛，爭取屬於自己的幸福。作家在情愛小說中也塑造了一批這樣的女性，她們反叛和否定束縛女性發展和自由的陳舊觀念，在她們看來，愛情是美好的，但並不是女性的全部，她們決不為愛情喪失自我，也不為愛情犧牲獨立。她們大膽地追求真愛，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存，開始獨立自主地確立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她們不再只是生育的奴隸，她們渴望擁有自己的事業和尊嚴。她們也不再滿足於男性中心文化的禁錮，不能忍受男性身影對於世界的遮蔽，往往以一種獨立的姿態出現。
《綠色的希望》中因發現丈夫有了外遇，大膽與丈夫離婚去尋找真愛的「我」，因有孩子的拖累沒能再婚，但是並沒有為自己的選擇而後悔。小說肯定了女性處理家庭變故的能力，讚揚了現代女性在破裂婚姻下的堅強。從家庭的枷鎖中解放開來，從丈夫背叛的陰霾中走了出來，與外界接軌，顯示出破裂下的堅強。
《啊，生活》中喀什的年輕少婦古麗琪克熱和丈夫離婚後，在療養院遇到了自己所鍾愛的醫生卡斯木，最後功夫不負有心人，她和醫生卡斯木一起踏上了愛情之路。古麗尼莎·加瑪勒在《好夢成真》中成功塑造了一位獨立不羈，秀外慧中，自立、自主、自強、自信與傳統迥然不同的維吾爾現代女性形象——海維拉。在單位，她是一位主治醫師，有著高尚的職業道德；在家中，她是一位好母親；當丈夫背叛之情敗露以後，她氣憤但保持了一位知識女性在此種境遇中難能可貴的理智和尊嚴；她不屈於女性在無愛的婚姻家庭中屈辱地位，於是，當久已心儀的夢中情人真切地出現在她眼前時，她一反《軌道》中阿斯婭的優柔寡斷，勇敢地去追求人性的自由，好夢成真。這些女性大膽追求愛情的行為標誌著新的婚戀觀已經形成。尤其是2011年莎吉旦·蘇來曼創作的長篇小說《我也有愛的權利》引起很大的反響。作品以現代理性眼光審視民族傳統文化，以男性獨白的口吻客觀、公允地道出：「人們的傳統觀念應隨著社會的進步而進步，並使之與現代社會相適應，我有尋找真愛的權利，這種純粹的愛與金錢、年齡、地位、是否離異沒有關係。作品女性現代意識強烈。
是的，女性只有把自己從女性傳統角色中解放出來，才能真正領悟到生命的意義和實現自我價值。只有束縛女性的枷鎖真正被打破，女性的社會地位才能提高。雖然女性在社會文化，道德標準下始終沒有擺脫男權的制約，但作品觸及了女性的社會價值、女性的自主意識。雖然還不是很深入，但也可以說明作家們已開始思考這些實質性問題。
作家們以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對維吾爾族女性生命意義的描述，對女性生存狀態的關注和展示發人深思。隨著現代文化為引領的維吾爾族女性社會地位地不斷提高，作家們一定能塑造出現代色彩和民族個性完美結合的維吾爾女性形象。而這種形象正是兼備傳統美德和現代科學文化素養於一身，在祖國各條戰線上辛勤耕耘，獲得幸福生活的維吾爾族女性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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