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地說，只有封為王爵的人才能稱王爺。而實際上，因為皇帝的兒子和兄弟們基本都能封王，他們的子孫也可以繼續王位，因此上「王爺」的就成了對宗室男子具有吹捧性的代名詞。皇位在傳承過程中，有的父子相傳，有時兄終弟及，有時立長，有時立嫡，有時立賢，有時立功，這些都是制度，因人而異，莫衷一是。因此，凡是宗室之中男子都有可能成為皇位繼承人。禁錮、優崇（養），「親親睦睦」……皇帝對宗室採取了軟的不吃，就來硬的，實在不成就軟硬兼施。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既想得用他們鞏固皇權，又不致他們威脅帝位。這樣以來，隨著當時局勢，特別充分吸取前代宗室政策的經驗教訓，校正前朝並制定本朝的宗室政策。這樣往往會矯枉過正，從而導致了本朝宗室政策出現新的問題。於是，歷代皇帝與宗室鬥爭此消彼長，宗室的命運也由此而從天堂到地獄而循環往復。
一、兵強馬壯就成為皇權最有力的挑戰者
漢初，漢高祖劉邦與部將「白馬誓盟」：非劉不得為王，無功不得封侯。於是，把沛縣豐邑中陽裡的所謂「彭城劉氏」定為皇族（其實已經是擴大化的），劉姓諸侯分封於全國各地。從國家的根本制度上確立了劉氏宗室至高無上的貴族地位。原本想讓宗室封國和地方郡犬牙交錯，相互牽制，共同拱衛皇權，誰知王爺們雖然富可敵國，貴極人臣，卻不甘心永遠做王。王爺們處心積慮，煮海為鹽，冶山為銅，鑄造貨幣，招兵買馬。
江蘇盱眙馬壩鎮大雲山漢墓（疑似吳王劉濞墓）隨葬品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漢景帝被迫採取了晁錯削藩建議，卻立即引發吳楚等「七國之亂」，這些已經尾大不掉的王爺們，竟然打著「誅晁錯，清君側」旗號而起兵造反，矛頭直指皇帝。漢武帝原則上繼承了其父（景帝）的削藩政策，只是策略上更講究穩妥，於是他頒布「推恩令」。從此，諸侯在樂於把自己王國的土地分封給自己子弟的同時，這個王國也開始自我瓦解。不久，天下諸侯「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裡」，宗室諸王不再對中央構成威脅。
漢將周亞夫像
從漢「七國之亂」到晉「八王之亂」，直到封建社會在中國的最後滅亡，宗室王爺們始終沒有放棄對皇權的覬覦，祖宗們原本想讓他們幫助加強皇權的夢想，卻陰差陽錯地變為奪取皇權的惡夢。在中國歷史上，有一位王爺算是歷史的幸運兒——他就是明代的燕王（後來的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像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國朱元璋駕崩，因太子朱標最逝，因此由太孫朱允文繼位（諡號惠帝，年號建文），文弱年少的建文皇帝剛登極就看到，大明的這幫宗室王爺們——自己的叔叔，個個手握重兵，如狼似虎。於是，他也被迫削藩。先抓周王，貶為庶人，遠遷雲南蒙化。次年（建文元年，1399年）再廢岷王，逼迫湘王自焚，廢齊王，復囚代王……諸王震驚中，只有燕王伺機而動。燕王是太祖的第四子，洪武三年十歲時受封燕王，二十三歲時之國就潘。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發動「靖難之役」，打的旗號竟是當年太祖皇帝要諸王在必要時「清君側」祖訓。十月，朱棣北上攻取大寧（內蒙古大寧），生擒寧王朱權。十一月，朱棣還軍北平（北京），大破明軍。建文三年（1401年），燕軍再次南下，三月於山東大捷。同年十一月，朱棣回師北平，調整戰略為「不攻堅城，直指南京」，十二月率軍再度南徵。建文四年（1402年）二月，燕軍淝水大捷，四月攻取靈璧。五月，強渡黃河，兵臨長江。六月，燕軍渡江，谷王等人開城歸降燕王。城破之夜，建文帝焚宮，不知所終。燕王朱棣就成了大明成祖。
明蜀王陵內景
明成祖朱棣自己以藩王之身奪取了侄子的皇位，總怕後世其他子孫以此為例，向自己的嫡傳皇帝挑釁。於是，他設想出一種既保證諸王無力問鼎皇權，又不能虧待他們的辦法。真有這樣兩全其美的好事嗎？
二、安分守己則淪為皇權政治的終身囚徒
許多罪不至死的王爺們被終身「圈禁」。這是對高級政治犯來說，是一種不亞於死刑事的殘酷刑罰。西漢有個特殊的王爺——昌邑王劉賀。元平元年（公元前74）漢昭帝劉弗陵病逝，昌邑王劉賀就被立為皇帝。可是，僅27天就被廢黜。此後，放逐到昌邑故國，此時國已被除。
漢海昏侯（昌邑王、廢帝）劉賀墓隨葬的黃金
於是，皇帝就把他交由當地官員來嚴加看管。十年之後，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地山陽太守張敞在給皇帝的報告中，詳細匯報了他的一舉一動：「故昌邑王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鬚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臣敞嘗與之言，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當時的皇帝漢宣帝看到這個報告才放心，無須再防範這位昔日的王爺了。
劉賀墓隨葬的玉印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首著名的《七步詩》，正是魏文帝的弟弟、王爺曹植所作。這首詩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皇帝對宗室的迫害。史冊記載：「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曹植三番五次，連篇累牘，言辭肯切勸諫侄兒魏明帝對宗室開禁，而明帝僅以：「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等虛辭遮掩。據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八月，魏明帝在一份詔書中說：「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到此時魏開國僅十二年，明帝卻經歷文帝之世，直至自己當五年皇帝這十二年一直都沒可見諸王。歷史記載：「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裡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可見，當時皇帝對宗室王爺們禁錮到什麼地步。
江蘇揚州漢廣陵王劉胥（漢武帝之子）墓
魏文帝對諸王採取了過分高壓的壓制政策，雖然使宗室再無機會和能力問鼎皇權，卻導制了後代皇帝孤立於權臣的股掌之間。西晉吸取了魏的這一教訓，矯枉過正地採取以強諸王來進而強皇權這一水漲船高的政策，卻適得其反地引發了「八王之亂」，導致了自相殘殺，外族入侵，一個皇帝（惠帝）幾經顛沛流離並被廢黜復位後在宮內被毒殺，兩位皇帝（懷帝、愍帝）先後做俘虜最終被殺，國破家亡的結局。
河北滿城漢中山靖金縷玉衣
因漢魏對王室的過度禁錮，加上晉初對之的過度放縱，以致宗室腐化墮落到極致。可見，這同樣導致王室（皇帝和宗室）共同的腐敗無能，王朝因此漸次衰微。
南朝劉宋前廢帝劉子業當皇帝後，特別提防他的爸的親兄弟們，擔心他們在外為患，把他們集中到首都建康，拘禁在皇宮裡，隨意地毆打陵辱，沒有一點人性。宗室諸王中，湘東王劉彧、建安王劉休仁、山陽王劉休祐，體格肥胖，他就做竹籠，把他們裝在裡面，劉彧特別肥胖，就稱「豬王」，把劉休仁叫「殺王」，稱劉休祐為「賊王」。因為這三位王爺年長，就特別忌恨，經常叫他們跟班，不離左右。諸王中還有被他稱為「驢王」的。廢帝竟然用給牲口進食的木槽給諸王盛飯，並胡亂攪活一起，讓王爺吃。在地挖坑，再灌滿泥水，把王爺扒得赤身裸體扔進泥坑中，讓他直接用嘴搭在木槽上進食，皇帝竟然站在一邊看著開心地歡笑。廢帝十多次都要殺這些王爺，只因劉休仁會說笑話才一次次躲過劫難……
洛神賦圖（局部）
常理上說，人們總願意把自己品德、才能等好的方面展示給世人。王爺之中卻有人大敵當前有意要裝成無才無德的酒店色之徒？東漢明帝時，北海敬王劉睦，「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籲，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
無獨有偶，時隔148年的史冊竟有驚人相似的記載。魏北海王曹兗：「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兗美。兗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
巨大的政治壓力，長期的政治迫害，使得宗室王爺們神情怪異，甚至心理變態，也成了必然。
三、相安無事就變成國家的沉重負擔
明代第三位皇帝——成祖朱棣是以燕王身份奪取了侄兒建文皇帝之位，因此他當皇帝之後對藩王實行養尊處優的政策，但其核心卻是以「不臨民、不統兵」為原則的。這就成為大明帝國日後的祖制。這樣以來，雖然藩王在政治和軍事上不再對中央皇權構成威脅，但對宗室的優養形成的沉重負擔，最終成為把帝國拖入滅亡深淵的絕症。
明萬曆皇帝像
明太祖的制度，皇子封為親王，其護衛少者三千人，多至萬人。然在北邊九鎮的親王，其護衛均超過此數。親王的長子立為世子，其它諸子則封為郡王，以後各世子孫均有封爵，六世孫以下為奉國中尉。到成祖之後，龐大的皇族宗室既不能從事士農工商之類的職業，也不出來當官統兵，只是坐享俸祿。明初宗室人數尚少，但到了明末時，宗室人數達到三十多萬人，造成了國家財政極為沉重的負擔。
皇子之中，一般由嫡長子繼承皇位，其餘諸皇子皆封親王，親王之中也是嫡長子繼承親王爵，其餘封郡王，郡王之中也是如此，以此類推再到將軍、中尉……宗室之女也是如此，從皇帝女兒為公主，親王之女為郡主，以此類推到縣主、郡君、縣君……親王每年祿米1萬石，郡王2000石……直到最低等級的奉國中尉也有200石之多。即使被貶為庶人，供給依然不減。除祿米之外，生活用品供給等都一應俱全。婚喪嫁娶都有賞賜，萬曆的兒子福王婚禮的賞賜幾乎耗盡河南、山東多省的財稅，外加2萬頃良田尚不上算。
大明開國之初，宗室之中食祿米者50多人。到萬曆（1573年至1620年）時，親王若干人，郡王251人，將軍7100人，中尉8951人，公主、郡主、縣主、郡君、縣君7073人。
有資料統計：明朝末年的時候親王總共有65位，加上被追封為親王共有22位，共87位。 明朝共分封了924位郡王。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明朝的皇室人口總共達到了16萬左右，統計的還只有男性，而且是只統計登有名字的，沒有名字的還不算，女的也沒有算上。到1644年明亡之際，有學者測算宗室男性有30萬，再加上他們的妻妾，以及公主、駙馬和他們的子女，總數有一百多萬之眾。
有報告說，每年供應京城400萬石，而供給宗室之祿米就多達853萬石，而帝國全年的田糧賦稅總額僅為2284萬石。洪武皇帝有個孫子叫朱濟炫，封慶成郡王，他生了一百個兒子（這並不稀奇，他比西漢中山靖王劉勝生育的兒子就達一百二十餘人的記錄還是差了許多），除嫡長子襲郡王爵外，其他均封鎮國將軍，他們一家兄弟每年的祿米就要10萬多石。
明末無論是與農民軍打仗還是與關外清兵作戰，節節敗退的重要原因是糧餉不濟。試想，如果少供給宗室一點祿米，也許會不是大明日後的結局。
漢武帝像
無論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王爺們總是在皇帝的股掌間，全力與皇帝博弈，在極權與親情的縫隙裡生存，也有朱棣那樣的歷史幸運兒，才會改變自己的命運，反而變本加厲地對他待原本的同類——宗室王爺。即使皇帝絞盡腦汁想出頒發「丹書鐵券」，冊封「鐵帽子」王爺等辦法，來調和宗室和皇帝的關係，但都終歸無濟於事，甚至於事與願違。因為，他們作為皇帝的叔伯、兄弟、子侄，這些離極權僅一步之遙的人，既是皇權的受益人，同時也是帝位的偷窺者，對極權的欲望永遠是他們揮之不去的靈魂毒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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