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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特加·凱雷特(1967年-)以色列作家,在短篇小說,繪本小說和劇本等領域建樹頗豐。其作品古怪有趣,帶著同情的腔調,故事的結尾永遠出乎意料。已出版短篇小說集《管道》,《消失的基辛格》,《想做上帝的巴士司機》等。
埃特加·凱雷特
「給老子講個故事!」我家客廳裡,坐在沙發上的大鬍子命令道。
我得承認,被人命令的感覺一點也不好。我是個寫故事的人,而不是講故事的人,何況就算是寫,也是出於自願,而不是受人逼迫。
上次有人要我講故事是在一年前,那人是我兒子。當時,我給他講了一位仙子和一隻雪貂的故事——具體情節,這會兒已經記不太清了。我只記得,還沒講到兩分鐘,他就睡得雷打不醒了。
但此刻的情況截然不同,因為我兒子既沒有留大鬍子,也沒有舉著手槍;因為我兒子是友好地向我提出請求,而眼前這個人簡直就是赤裸裸地搶劫。
我試圖向大鬍子解釋:把槍收起來的話,對他、對我們倆都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腦門上頂著把裝有子彈的手槍,真的很難想出故事。
可是,那傢伙根本不聽。「在這個國家,」他反而教訓起我來了,「要是想得到什麼東西,就得使用暴力。」
他是剛從跟這裡有著天壤之別的瑞典過來的。在那個國家,想得到什麼的話,只要禮貌地提出請求,往往就能如願以償。
但這裡不是瑞典,而是悶熱的中東。只需在這裡待上一周,你就能明白怎樣才會辦成事——更確切地說,是怎樣才會辦不成事。
巴勒斯坦人曾經友好地提出請求,想要得到一個國家。他們得到了嗎?連屁都沒有得到!於是,他們換了個方式,襲擊車上的乘客。結果,世人開始聆聽他們的聲音了。被迫遷徙的民眾想要對話,有誰理會了嗎?根本沒有!於是,他們開始採取暴力手段,用滾油潑邊境上的巡邏士兵。結果,他們立刻引起了世人的重視。
在這個國家,不管在政治、經濟領域,還是在爭搶區區一個停車位上,強力就是一切。我們只聽得懂一種語言,那就是暴力。
大鬍子的故鄉瑞典是個發達國家,在諸多領域遙遙領先世界各地。瑞典並非只是阿巴樂隊、宜家家居公司或諾貝爾獎的代名詞,而是自成一個世界,無論什麼東西,應有盡有,而且都是通過文明的方式獲得的。
在那裡,要是大鬍子上門去找「王牌合唱團」的女獨唱為他表演,後者很可能會邀請他進屋,並親自奉上一杯茶。接著,那名女獨唱就會從床底下拿出原聲吉他,為他唱上一曲。而且自始自終,女獨唱都會保持微笑。
但在這裡呢?我是說,要是大鬍子沒有亮出手槍,我可能早就一腳把他踹出去了。「聽我說。」我試圖跟他講道理。「你聽我說,」大鬍子扣上扳機,嘟囔道,「要麼給老子講個故事,要麼吃顆子彈。」我發現自己別無選擇,這傢伙是玩真的。
「兩個人坐在一個房間裡,」我講了起來,「突然,響起一陣敲門聲。」大鬍子頓時怔住了,我還以為自己的故事把他嚇到了,但其實不是,他並沒有在聽我講話。這是,我聽到門上傳來一陣敲門聲。「去開門,」他吩咐道,「別耍花招。不管是誰,立刻打發走,否則休怪我不客氣。」
門外是做問卷調查的小夥子,想問幾個簡短的問題:關於夏季的高溫溼熱天氣,以及這種天氣對我性格的影響。我說自己不感興趣,但他置若罔聞,闖了進來。
「他是誰?」問卷調查員指著站在客廳裡的大鬍子問。
「我侄子,剛從瑞典來的,」我撒了個謊,「他爸爸在泥石流中遇難了,他是來參加葬禮的。我們正在討論遺囑的事,請你尊重我們的隱私,離開這裡,好嗎?」
「啊呀,行行好吧,」問卷調查員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只有幾個問題,就讓我賺幾塊錢吧。他們是按調查人數給錢的。」說完,他緊緊地抓著文件夾,一屁股坐到了沙發上。瑞典人也挨著他坐了下來。
「請你出去,」我仍然站著,假裝生氣地說,「我沒空!」
「真的沒空?」他打開塑料文件夾,亮出一把很大的左輪手槍。
「為什麼沒空?因為我不是白人?因為我不夠禮貌?對瑞典人,你有的是時間;對摩洛哥人,對一個差點死在黎巴嫩的退伍老兵,你就他媽的連一分鐘都擠不出來?」
我試圖跟他講道理,告訴他根本不是這麼回事,而是我正和瑞典人談話談到關鍵的地方,他來的不是時候。但問卷調查員舉起左輪手槍,貼到自己的嘴唇上,示意我閉嘴。
「行了,」他用西班牙語打斷我,「別找藉口了!在那坐下,開始講吧。」
「講什麼?」我問道,感到自己緊張得要命。
瑞典人也有一把手槍,情況很可能會失控。你想這樣,他想那樣,眾口難調。我得講個他們都喜歡聽的故事。要不然,瑞典人可能會發狂的,因為他只想獨享,讓我講給他一個人聽。
「別考驗我的耐心,」 問卷調查員警告道,「我這個人性子急。快講故事!」「就是!」瑞典人也幫著腔,也掏出了槍。
我清了清嗓子,從頭開始講起:「三個人坐在一個房間裡。」
「不要說『突然,響起一陣敲門聲』。」瑞典人提醒道。
「快點講!」問卷調查員不太清楚怎麼回事,但跟著附和道,「不要說敲門聲。給我們講點別的,刺激的。」
我停下來,深吸一口氣。以此同時,他們倆都死死地盯著我。我怎麼老是這麼倒黴啊?阿莫斯·奧茲和大衛·格羅斯曼(兩位以色列作家)肯定也遇到過這種事。
就在這時,突然又響起一陣敲門聲。那兩人的眼神裡立刻露出兇光。我聳了聳肩——這不關我的事,我在故事裡根本沒有提到敲門聲。「去打發走!」 問卷調查員命令道,「不管是誰,都給老子打發走!」
我把門開了一條縫,發現外面是個送披薩的。「你是凱雷特嗎?」他問。
「是的,」我回答,「但我沒叫披薩。」「上面說的就是這裡,柴門霍夫街十四號。」他邊指著送貨單不耐煩地說道,邊闖了進來。
「那又怎麼樣?」我說,「我沒叫披薩。」
「特大號的,」他自顧自地說,「一半菠蘿味,一半鯷魚味。錢已經用信用卡付過了。只要給了小費,我馬上就走。」
「你也是來這裡聽故事的吧?」瑞典人質問道。
「什麼故事?」送披薩的問。
不過,他裝得不太像,一眼就能看出是在說謊。「拿出來吧,」問卷調查員催促道,「別裝了,快把手槍拿出來吧。」
「我沒有手槍。」送披薩的難為情地說著,從硬紙盒底下抽出一把切肉刀。「不過,要是他不趕緊想個好故事出來,我就立刻把他剁成肉醬!」
他們三個坐在沙發上,瑞典人在最右邊,送披薩的在中間,問卷調查員在最左邊。
「像現在這樣,我講不了,」我告訴他們,「你們三個拿著武器在這裡,我想不出故事。去街上走走吧,等你們回來的時候,我就想出來了。」
「這個雜碎想要報警!」問卷調查員對瑞典人說,「他是這麼想的,把我們當三歲小孩嗎?」
「拜託,快講個故事,我們聽完就走,」送披薩的懇求道,「短一點也沒事,別那麼小氣嘛。我們活得不容易,時刻面臨著失業、人體炸彈和伊朗人的威脅,大家都渴望生活中能有別的東西。像我們這樣安分守己的老實人為什麼會鋌而走險,你知道嗎?我們感到絕望,哥們兒,絕望!」
我清了清嗓子,重新講起了故事:「四個人坐在一個房間裡。天氣很熱。他們感到很無聊。空調壞了。其中一個人說想聽故事,第二個人也跟著說想聽故事。接著,第三個人……」
「這不是故事,」問卷調查員抗議道,「更像是證人的證詞。你說的完全就是眼前的事情,完全就是我們想要逃避的現實。拜託,不要像垃圾車倒垃圾那樣,把現實倒在我們身上。運用你的想像力,哥們兒,編個故事出來!」
我點了點頭,再次重新開始講故事。
有個人孤零零地坐在房間裡。他是作家,想要寫個故事。他已經很久沒有寫出故事了。他懷念從已經存在的事物中創造出新事物的感覺。對,從已經存在的事物中創造出新的事物。因為無中生有就是憑空捏造,是毫無意義的,任何人都能做到。但從已經存在的事物中創造出新事物則意味著,這個新事物一直都是真實存在的。它存在於你的內心,作為新事物的一部分被你發現了,而整個新事物是從前從未出現過的。
那人打算寫一個關於當前狀況的故事。他要寫的不是關於政治或社會狀況,而是關於人的狀況——他自己正在經歷的人的狀況。但是,他什麼也寫不出來。因為他正在經歷的人的狀況似乎不值得寫成一個故事。正當他準備放棄的時候,突然——「我早就警告過你了,」瑞典人打斷我,「不要說敲門聲。」
「必須說敲門聲,」我堅持道,「沒有敲門聲就沒有故事。」
「隨他的便吧,」送披薩的溫和地說,「給他點自由。你想說敲門聲?好,那你就說,只要能給我們講個故事就行。」
《突然,響起一陣敲門聲》上海文藝出版社/樓武挺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