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客廳沙發上的大鬍子下令：「講故事給我聽。」說真的，這情況讓人很不高興。我是「寫」故事的人，不是講故事的。而且就算要寫也是自己想寫，不是聽命於人。上一次要我講故事的是我兒子，那是一年前的事，我講了個妖精與貂的故事，內容現在都忘了，而且他聽不到兩分鐘就睡著。不過今天的情況和上一回有基本上的不同，因為我兒子沒有鬍子，也沒有手槍；因為我兒子好聲好氣求我講故事給他聽，而這個男人根本就用搶的。
我努力想跟這個大鬍子解釋清楚，放下手槍比較好，對他對我都好。有把上了膛的槍指著腦袋，要想出故事很難。可是他很堅持，還說：「在這個國家，你想要什麼東西，都得訴諸暴力。」他剛從瑞典來，在瑞典完全不是這樣。在那裡，你想要什麼東西，只要客客氣氣地說，多半都能得到，但在令人窒息的中東可行不通。他才到這裡一個星期，就明白事情如何運作……或者該說，事情是怎麼個無法運作了。巴勒斯坦人想要國家，好好說，得到了嗎？才怪。後來他們開始炸小孩和公交車，大家才開始聽他們講話。屯墾區的人想進行對話，有人理嗎？才怪。直到他們開始採取激烈行動，在邊境巡警身上倒熱油，才突然有了聽眾。在這個國家，誰有能力就有權利，各方面皆然，無論政治、經濟或停車位都一樣。蠻力是我們唯一能理解的語言。
瑞典，也就是這個大鬍子回歸以色列之前所住的地方，十分先進，而且在許多方面都比這裡高明。瑞典不光只有阿巴合唱團、宜家家居和諾貝爾獎，瑞典自成一個世界，而且無論他們有什麼，全是以和平的手段取得的。在瑞典，如果他去王牌合唱團的女主唱家敲門，請她籤名，她會請他進門，泡茶給他喝，然後從床底下拖出木吉他，為他彈奏，而且整個過程從頭到尾都面帶笑容。而這裡呢？我是說，如果他沒亮出手槍，我早就轟他出去了。喂，我想講理。「餵你個頭，」大鬍子咕噥一聲，扳起扳機，「你不講故事，兩眼中間就會進一顆子彈。」
我看出眼前選擇有限，這傢伙是認真的。「一間屋子裡坐著兩個人。」我開始說了。「忽然一陣敲門聲。」大鬍子忽然僵住，我一時之間還以為他聽得入神，但其實並不是。他在聽別的。有人敲門。他說：「開門，但是別想搞鬼，不管是誰，都趕快應付掉，動作要快，否則下場會很難看。」門外的年輕人是做問卷調查的，有幾個問題要問，都很短，有關於這裡夏季的潮溼，以及夏季潮溼對我情緒的影響。我說沒興趣回答問卷，但他硬是闖了進來。
「那是誰？」他指著大鬍子問我。我騙他說：「是我侄子，從瑞典來。他爸死於山崩，他來參加喪禮。我們正在讀遺囑，能不能請你尊重隱私，離開這裡？」那個做問卷調查的拍拍我肩膀說：「別這樣，不過就是幾個問題，給人家機會賺點錢嘛，我是論件計酬的。」他手裡抓著文件夾，一屁股就坐在沙發上。瑞典人也在他旁邊坐下。只剩我還站著，還想假裝。我說：「請你離開，你時間挑得太爛了。」「太爛？呃？」他打開塑料文件夾，拿出一把大左輪槍。「為什麼我時間挑得太爛？因為我比較黑？因為我不夠好？面對瑞典人，你有全世界的時間；面對摩洛哥人，面對一個脾臟碎在黎巴嫩的老兵，你就連該死的一分鐘都騰不出來。」
我努力想跟他講理，想跟他說不是那麼回事，他只是來得不巧，我和瑞典人的對話正在節骨眼上。但做問卷的將左輪槍舉到唇邊要我閉嘴。「少來，」他說，「別找藉口，坐到那邊去，快給我吐出來。」我問：「吐什麼？」老實說，我挺緊張的，瑞典人也有槍，事情搞不好會失控。東是東，西是西，還是別碰在一起的好。他精神狀況比較特別，也許會為了要獨佔故事而抓狂。
「別惹我，」做問卷的提出警告，「我的槍很容易走火。把故事吐出來，快點。」瑞典人也說：「是啊。」並且把他的槍也掏出來。我清清喉嚨，從頭開始：「三個人坐在一間屋子裡。」瑞典人說：「不許再說什麼『忽然一陣敲門聲』。」做問卷的不懂他何出此言，卻立刻附和：「繼續說。不要有敲門聲，講點別的，給點驚喜。」
我停頓片刻，深吸一口氣。他們兩個盯著我瞧。我怎麼老讓自己陷入這種情境？我敢說知名作家阿摩斯·奧茲和戴維·格羅斯曼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忽然一陣敲門聲，他們用威脅的眼神看我，我聳聳肩膀。這不是我的錯，我這回講的故事裡沒人敲門。做問卷的下令：「叫他走，不管是誰，都叫他走。」我把門打開一個縫。是送比薩的，他說：「你是埃德加·凱裡特？」我說：「是，但我沒叫比薩。」他指著送貨單，邊往門裡擠邊說：「上頭寫的明明就是柴門霍夫街十四號。」我說：「那又怎樣？我沒叫比薩。」他堅持：「家庭號，一半菠蘿，一半鯷魚，信用卡預付過了，拿到小費我就走。」瑞典人質問他：「你也是為故事來的？」送比薩的問：「什麼故事？」但明顯是假裝，他不怎麼會說謊。做問卷的說：「拿出來，快啦，槍拿出來啦。」送比薩的不自在地說：「我沒有槍。」他從硬紙盒下面拿出一把切肉刀。「但是，如果他不給我生個好故事出來，我會把他切成肉絲。」
他們三個坐在沙發上，瑞典人在右邊，然後是送比薩的，然後是做問卷的。我說：「這樣我沒法講，你們三個在這裡，還拿著傢伙，這哪行？你們出去轉一圈吧，散散步，回來就有故事可以聽了。」做問卷的對瑞典人說：「這渾球會叫警察。」「他在想什麼？當我們昨天才出生？」送比薩的求他：「別這樣嘛，說個故事，我們聽完就走。短短的就好，別這麼龜毛。你也知道，現在日子不好過，失業、自殺炸彈、伊朗人，還有很多人因為其他事而挨餓。你以為我們這些平日守法的人今天怎麼會做出這麼過份的事？我們很絕望啊，老兄，很絕望啊。」
我清清喉嚨，重新起頭。「四個人坐在一間屋子裡，天氣很熱，他們很無聊，而且冷氣故障。其中一個想聽故事，另一個也想，還有一個說他也要……」做問卷的說：「這不是故事，這是實況報導嘛，跟現在發生的事情一模一樣。我們想要逃離的就是現實，你還像垃圾車似的把現實倒在我們身上，這不行。用點想像力，老兄，創造、發明，扯遠一點。」
我點點頭，重新來過。有個男人獨自坐在屋子裡，很孤單。他是個作家，想寫個故事，上回寫故事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很想念，想念那種有中生有的感覺。沒錯，有中生有。無中生有是憑空捏造，沒有價值，誰都能做；有中生有卻表示東西一直都在那裡，在你裡面，你只是發掘出它的新面貌而已。那人決定要寫一個與現況有關的故事。不是政治現況，也不是社會現況，他決定要寫一個與人類現況有關的故事，人類現況，他現下所體驗到的人類現況。可是他寫不出來，沒有故事自告奮勇跳出來，因為他現下所體驗到的人類現況好像不值得寫成故事。就在他打算要放棄的時候，忽然……」瑞典人插嘴說：「我警告過你了，不許再有敲門聲。」我堅持：「非得有人敲門不可，沒人敲門就沒故事了。」送比薩的輕聲說：「隨他吧，別太綁手綁腳了。你想要有敲門聲？好，就讓你有敲門聲，只要生得出故事，怎樣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