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克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圍繞「病毒來源」和「疫情起源國」的各種「汙名化」言論泛濫，出現了對特定人群實行「種族歧視」、禁止出口甚至扣留他國物資的現象。危機讓人反思，為什麼公共衛生危機沒有促成世界各國充分的團結合作，反而誘發部分國家以鄰為壑，採取各自為政的「碎片化」行動？為什麼疫情的蔓延沒能促進國際社會完善「更安全的全球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逆全球化」？疫情暴發後各國在應對措施和輿論上的反應，揭示出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全球同理心赤字」（Global Empathy Deficit），即各國難以產生對他國國情、政策的共情與理解，從而無法基於理解調整自身政策和行為，形成共同抗疫的集體行動。本文將探討此次全球抗疫中的集體行動與同理心之間的關係。
「集體行動」與「同理心」
集體行動貫穿人類社會的始終，只要存在單個個體無法實現的合作問題，就存在「集體行動困境」的現象。「集體行動困境」的成因是什麼呢？哈丁（Hardin）認為，「集體行動困境」是由於公共資源具有非排他性和競爭性的本質屬性，導致治理面臨「公地悲劇」的威脅。「囚徒困境模型」（Prisoners'' Dilemma）說明,由於行為主體雙方或多方之間缺乏交流與溝通，個體採取對個人有利的決策，致使最終結果並非對各個主體均有利。奧爾森（Olson）提出「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認為個人的理性常常導致集體行動的困境，帶來搭便車(Free-Riding)式的機會主義。「公地悲劇」「囚徒困境」和「集體行動困難」都指向一個事實——基於個人利益的理性決策最後往往導致集體利益受損的非理性後果。然而，「集體行動困境」還有一個重要的，但當前討論鮮有涉及的社會心理基礎，那就是同理心的消減和缺乏。
「同理心」(empathy)也被稱為「共情」，由人本主義創始人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首先提出。同理心是換位思考的能力，是指從一個人的「參照系」中了解另一個人經歷的能力。哥倫比亞大學精神病學家艾伯塔·薩利塔（Alberta Szalita）在文章《關於共情的思考》中說：「共情是我們彌合經驗與思想之間差距的重要機制之一。」同理心包括情感共鳴（affective sharing）、同理心關注（empathic concern）和觀點採擇（perspective taking）三種成分。「情感共鳴」是指對他人情緒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共鳴，「同理心關注」主要指關心他人情緒和狀態的內在動機，而「觀點採擇」則類似於換位思考，指站在他人立場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
為避免「集體行動困境」，市場治理學派和政府規制學派分別提出了解決思路，但卻面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弊端。為避免「利維坦」與「泛市場化」兩種極端，奧斯特羅姆（Ostrom）的「多中心治理體制」提供了走出集體行動困境的新思路，其核心在於相信公民的自組織能力和自我治理能力，通過公民的自主組織、制度的自我供給，可以實現自我治理。多中心治理深受託克維爾的影響，涉及「能夠強化社群自主治理的原則和機構、社會合作的藝術、賦予社會意義的共同知識與關係紐帶等」，從社會認知的角度來看，這些也是同理心的重要方面。同理心與集體行動緊密相關，較強的同理心有利於促進集體行動。因為同理心有助於體會對方的需求和處境，引起共鳴和共情，通過自我效能的提升做出利他的價值判斷和行為取向，促進集體行動的形成；相反，缺乏同理心，會使得人們難以形成相似的認知傾向，無法克服固有的社會、文化屬性造成的刻板印象和思維固化，導致認知上相互「汙名化」、行動上「各自為政」的「集體行動困境」。
疫情中的「同理心」
本次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中，出現了各國之間、一國國內社會各階層和群體之間不理解、甚至不願理解對方的現象。這樣的「同理心赤字」使得越來越多的社群之間失和、猜疑，甚至分裂。隨著亞洲其他國家和歐美等世界其他地區相繼出現感染者，恐慌與仇外心理也漸漸抬頭。一些國家、尤其是歐美國家的部分政客多次借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進行汙名化。美國《華爾街日報》登出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評論，德國《明鏡周刊》的封面圖將新冠病毒變相表現為「中國製造」。在韓國首爾，有商家在店鋪貼上了「中國人出入禁止」的標語，在日本,「中國人不要來日本」的話題被刷上了流行趨勢。缺乏理解和共情，動搖了集體行動的根基。隨著疫情發展，不少國家的政黨之間不僅互相指責，甚至還甩「鍋」給第三國，將他國的防疫措施進行政治化處理，違背了遵照公共衛生本身的邏輯和方法進行防控的原則。日本政府執行新的入境措施，韓國方面認為日本採取的措施是出於政治目的，宣布取消日本公民短期訪韓的免籤政策，將國際公共衛生問題變成了一場雙邊外交爭端。歐盟各國之間、歐洲和美國之間摩擦不斷，這種互相推諉增加了國際合作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同理心不僅在於感受、理解他人的處境和情感，更在於基於共情而展開的集體行動，即將共情化為互助，為疫情防控奉獻自己的力量。疫情發生以來，全國各界對湖北等主要災區的馳援與幫助，固然有賴於國家強大的動員能力，但這樣長時間和大規模的動員乃至犧牲，若沒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同理心和共情能力作為支撐，是難以想像的。換言之，從「逆行」的醫護人員與社區工作者到自覺居家隔離的普通人，中國社會的同理心促成了「萬眾一心」的集體行動，這是中國抗疫取得當前成就的深層因素，也將是我們最終戰勝疫情的重要保證。但即便如此，針對武漢人、湖北人的歧視與排斥現象偶有發生，對國外疫情幸災樂禍、「隔岸觀火」的心態也間或浮現。不論是國外政客貼「中國病毒」標籤，還是國內少數人對疫區人民的不理解，本質是一樣的，根源之一就在於同理心的缺乏。所以，在糾正「同理心赤字」上，我們既要向外反擊，也要向內審視。
只有同理心激發的理念和作為，才能超越地域和文化，推動構建新型全球化模式和全球治理框架，塑造基於相互理解和協作的集體行動，應對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內的全球挑戰。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就與重塑同理心的任務相契合。同理心是共同體存在的重要前提，自由和競爭不一定會瓦解共同體，但若同理心被損害，那麼人們就會看不到實際面臨的共同命運，從而讓共同體處於瓦解的危險之中。抗擊疫情早已不局限於一國一城，而需要全人類的集體智慧和協作。面對此次的全球疫情，如果延續之前各自為政、甚至以鄰為壑的老路，那麼疫情之後我們只能得到一個比之前隔閡更深、紛爭更多的世界。但如果全世界能夠借共同抗疫之機，在國際與國內層面重視「同理心」的作用，促進各國、各群體、各階層人民的團結、信任和協作，並給予「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一個寶貴的實踐機會，重建全球同理心，那麼疫情過後的人類社會將會迎來一個更加健康的狀態，從而為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開啟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