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液態青年（ID：liquidyouth）
作者：鄭卜丁
對於詹娜這樣的年輕人來說，留在當地可選擇的工作並不多。
來自烏克蘭的雜技演員詹娜坐在化妝鏡前，捧著一個巨大的眼影盤，熟練地將黃色、綠色和藍色的眼影依次塗抹到眼睛周圍——這是位於河南洛陽市中心不遠的一家劇院式演藝俱樂部內，詹娜正在做著上臺前的準備。每天晚上9點，她都會準時出現在這裡。
俱樂部的後臺略顯侷促，不過幾平米的地方，掛滿各種顏色和款式的演出服，靠牆的兩張桌子擺滿了化妝用品，桌子下面的儲物櫃也都塞滿演出必備的道具。
裝扮完畢，詹娜從幕後走到臺前，整個人被布滿亮片的緊身衣包裹著，髮髻和妝容一絲不苟。圓形舞臺周圍是俱樂部數百人的觀眾，一片嘈雜聲中，燈光亮起，打在詹娜的身上，也打在她前方從七米高空垂下來的繩子上。
一個前翻亮相後，詹娜一口氣爬到繩子最頂端，倒立、空翻、高空旋轉、墜落，再陡然用手抓緊繩子——所有動作沒有任何防護措施。每一個危險的動作之後，臺下總是掌聲雷動。
凌晨兩點是詹娜下班的時間，她會摸摸胳膊上酸疼的肌肉和手上的老繭，結束當天的工作。
酸痛和老繭對詹娜來說並不陌生。
她出生在1996年，那是蘇聯解體後的第5年。當時，體操在獨立國協國家仍是一項非常受歡迎的運動——1952年到1992年期間，蘇聯女子體操隊幾乎囊括了奧運會和世界體操錦標賽所有的團體冠軍。
和當地很多女孩一樣，詹娜4歲就練起了體操。她對液態青年回憶，「媽媽每天帶我去上課，開始每天學習半小時，後來變成每天一小時，再往後，要想練得好，每天要訓練四五個小時。」
疼痛是兒時經常伴隨詹娜的一種感受——一種是身體上的，「體操對柔韌性、肌肉強度以及體力要求極高，抻筋的疼，肌肉承重的疼，以及訓練受傷的疼」；另一種是心理上的，詹娜對自己的親生父親沒有太多記憶，「他很早就離開了我的媽媽，我的成長中沒有父親。」她也記恨過母親，「因為她總是會逼著我去訓練。這種感受一直伴隨到我成年以後」。
詹娜由媽媽、外公和外婆一起撫養長大，「那個時候體操是我的一切，甚至一度比學校裡的功課更加重要。」詹娜的夢想和那個時候的很多烏克蘭小女孩一樣——成為一名體操運動員。
為了這個夢想，她曾在家人的帶領下去烏克蘭各地參加比賽。參加比賽需要花很多錢，「要買漂亮的比賽服，要負擔路費以及食宿，但當時家裡條件不好，媽媽靠著打各種零工來維持家用。」
由於體操運動需要高強度的訓練，想要走專業路線更是得四處打比賽，參加比賽的費用則全部需要自費，詹娜那一批女孩漸漸有很多人放棄了這個項目。到了十幾歲的時候，詹娜也逐漸放棄了體操，轉而投身雜技工作，「想成為體操運動員對於我的家庭來說成本太高了，當雜技演員可以早點找到工作，幫助家裡。」
那之後，她輾轉各地的馬戲團工作，去過烏克蘭的很多城市，也曾被短期外派到德國，工作辛苦，但工資不高。即便是後來到了烏克蘭的國家馬戲團工作——那已經算是烏克蘭最好的馬戲團，月薪也還不到2000元人民幣。
「我需要租房子，需要買菜做飯，一個月下來幾乎剩不下錢」，詹娜說，她的媽媽再婚後，又生了一個妹妹和兩個弟弟，「我非常想幫助媽媽，但沒有辦法。他們還在哈爾科夫（烏克蘭東北部城市）生活。」
這樣工作幾年後，2019年，一個在中國工作的前同事問詹娜要不要過來工作，地點在青海西寧，合同期限是半年，薪資是8000元，由公司提供宿舍。在此之前，詹娜只去過德國，是跟著馬戲團去表演，中國對於她來說，是一個十分遙遠而神秘的國家。
那一年，詹娜22歲，她慎重考慮後決定接受前同事的邀請。
剛到青海西寧的生活，讓詹娜不太適應——當地很多菜都放辣椒，「前三個月我不會說『不要辣椒』，胃疼了很久」；她時常想念自己的家人，「我開始來的時候手機很舊，是一部三星的老款手機，很少和家裡聯繫，直到發了工資，買了一部iPhone 4，才能時常和家人聯繫。」至於舊手機，詹娜託回國的朋友帶給了自己的妹妹。
詹娜來中國的前一年，烏克蘭人已經已經開始大規模向海外勞動移民，中國只是他們探索的一個新的勞動力市場。
蘇聯解體後，由於烏克蘭政局長期不穩定，經濟發展也常常受限，尤其在2004年的橙色革命以及2014年的烏克蘭親歐盟示威活動後，烏克蘭整體的GDP甚至不到蘇聯剛解體時的70%。
與此同時，烏克蘭年輕人開始大批流向海外。根據烏克蘭內政部統計數據顯示，「自 2010 年以來，約有 400 萬烏克蘭人離開烏克蘭後沒有返回，幾乎佔總人口的 10%。」
沒有好的工作和體面的薪水，是烏克蘭年輕人離開本國的最主要原因，也是詹娜當時決定離開的主要原因，「在西寧工作，公司給我們提供很大的住房，離俱樂部很近；薪水也變多了，我可以寄給家裡，幫助母親。」在中國履行半年合同後，詹娜選擇繼續留在中國。
西寧、鄭州、南寧和洛陽，詹娜先後在很多城市工作過，薪資也從最初的8000元，慢慢漲到1萬3千元。她告訴液態青年，新冠疫情期間沒有演出，復工後老闆還給他們多發了工資，作為補貼。
而她所在的一個微信群裡，北京、上海、鄭州、揚州、無錫等地都有來自烏克蘭的雜技演員，其中一些去往南方知名馬戲團的，自稱能拿到兩三萬元的薪資。
在詹娜收入幾乎翻倍的這三年裡，烏克蘭的物價一直在上漲，而貨幣格裡夫納卻在貶值。「和很多獨立國協國家一樣，人們早就習慣了發下工資，先換成美元，需要用的時候再換成當地貨幣。」詹娜說。
2021年不斷反覆的疫情，讓詹娜回國探望家人的計劃一再擱置，「我整整三年沒有回家了，兩年前剛想回去，就爆發了疫情，」詹娜說，「如果說想家，我現在會比在中國的任何時候都想家。」
幸運的是，這一年，回不去家的詹娜在中國有了自己的小家。
今年年初，結束排練後的詹娜在一家超市買東西時，微信支付出現了問題。排在隊伍後面的一個中國男人，主動提出幫助她。
幾個月後，這個高大的中國男子成為了她的丈夫。
「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找個外國人，本來我想在中國工作幾年，然後回到烏克蘭找個烏克蘭男人結婚生子。」詹娜說，直到遇見這個西語名叫阿方索的中國男人。阿方索是個翻譯，精通西班牙語，常年在拉丁美洲、非洲工作，因為疫情留在了洛陽老家。
眼前這個烏克蘭女孩讓阿方索覺得很特別，「雖然她比我小了整整10歲，但卻思想卻非常獨立和成熟。她幫媽媽分擔家庭費用，幫著妹妹付房租，給弟弟們買玩具，而自己卻很節省，會自己在家做飯，買打折的衣服，雖然也有環遊世界的夢想，但目前也只去過泰國旅行。」
阿方索記得，他們剛認識的時候，詹娜回到家總會默默把當天帳單AA轉給自己。「她說如果我不收，下次就不會出去，」阿方索說，「這也證明詹娜看中的是我這個人。」
相處過程中，詹娜也漸漸發現，看起來滿身肌肉的阿方索竟然什麼家務都會做，「在烏克蘭，女人要工作，要帶孩子，要做家務做飯，而男人很少會操心家裡的事。」後來，她發現，阿方索之所以這麼做，是有一個樣樣都行的爸爸。每次帶著詹娜回家，阿方索的爸爸都會做一大桌子飯菜招待，而阿方索的媽媽更多時候是像個少女一樣稱讚自己的丈夫。
阿方索一家非常理解並支持詹娜幫助自己的家人，並提出過要直接幫助他們，但被詹娜拒絕了。
最讓阿方索擔心的是詹娜的工作。「雖然我常年健身，但我手上的繭子都沒有詹娜的多」，阿方索說，常年無防護的高難度表演也讓詹娜受過很多傷，「有一次她高空旋轉的時候，肩膀受了很嚴重的傷，我常帶著她去找中醫做康復。之前在西寧工作時，沒有暖氣，演出服又很輕薄，詹娜落下了背疼的毛病。」即便到了現在，天氣一有變化，詹娜還會常常背疼。
阿方索多次勸詹娜找一份輕鬆些的工作，但詹娜一直拒絕，「我需要工作，也需要錢。」
成年以後，詹娜越來越能理解當初媽媽的選擇，讓她訓練，就是要讓她有一個吃飯的傍身技能。每個月一發工資，詹娜就會把大部分寄給母親。
「烏克蘭物價上漲得很厲害，麵包牛奶物業費都需要錢，我的妹妹明年就要上大學了，我希望能夠幫住她。」現在最讓詹娜感到操心的是，烏克蘭天氣已經很冷，而今年由於歐洲遭遇能源危機，暖氣費上漲了30%，讓很多人很難支付。
「我可以幫助媽媽，但我們國家還有很多老年人，經濟這麼不好，誰來幫助他們？」
烏克蘭老年人的生活讓詹娜感到恐懼，「他們不是坐在家，就是靜靜地坐在外面，好像在等著死亡降臨。」
「對於一個死亡率是出生率兩倍的國家來說，從長遠來看，年輕人出國工作將成為一個大問題。」烏克蘭人口與社會研究所所長埃拉·利巴諾娃說，「這個國家的老人將會越來越多。」
但對於詹娜這樣的年輕人來說，留在當地可選擇的工作並不多。2019年詹娜離開烏克蘭時，全國的失業率為9.2％，絕對數字是160萬人。困難的經濟狀況也影響了當地的工資水平。
「在烏克蘭，絕對不可能拿到現在的工資」，今年十一國慶節期間，詹娜依舊在工作。阿方索帶詹娜回到父母家吃飯，飯桌上，一家人看著國慶節的特別節目，阿方索的爸爸還跟著唱起了歌頌祖國的歌曲。
詹娜想起不久前的8月24日——烏克蘭獨立30周年，她在網絡上看了烏克蘭的閱兵式，「雖然我的國家工作機會很少，收入也很少，但看到我們的軍人走在獨立廣場上，我依然非常激動，它永遠都是我的祖國。」
由於烏克蘭的疫情仍然嚴重，詹娜回國的計劃依然被擱置著。她希望能讓自己的家人來中國看一看，「我的媽媽常在電視和畫裡看到中國，然後和我說一定要來看看。」她也期待著等到疫情穩定後，能有個蜜月旅行，「很想去三亞看海，也想去北京。上次到北京辦證件只待了半天，還沒有去過故宮和長城。」
一個月前，詹娜和阿方索開始錄視頻並發布在各個視頻平臺上，一方面是想給家人看看她在中國的生活，一方面也是希望介紹中國和烏克蘭文化的差異，認識更多的朋友。
在中國的多家俱樂部工作三年後，詹娜已經習慣了白天睡覺，晚上工作的生活。她和阿方索計劃未來兩年要一個混血寶寶，「他（她）出生就會講英語、俄語、西班牙語、烏克蘭語和中文，因為他（她）的爸爸媽媽就會，」說到這兒，詹娜在電話那邊笑出聲來。
詹娜現在的夢想是，和丈夫在中國好好生活，慢慢變老。圖片：受訪者供圖
至於她自己，詹娜說，她現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工作，為未來的孩子也能存一點錢。「雜技演員早晚有一天，會離開舞臺和那些喜歡自己的觀眾。」
「以前我的夢想是做體操運動員，參加比賽，成為冠軍，但現在我希望讓我的家人開心」，詹娜說，她現在的夢想是，和丈夫在中國好好生活，慢慢變老，「等老了就去跳廣場舞，一起成為廣場舞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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