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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恰村小廣場，一名草根網紅達人在展示玩蛇。攝/林宏賢攝影、視頻 / 林宏賢、像素筆記團隊
採編 / 章文
「為什麼要當攝影記者？」
當林宏賢的朋友這樣問他時，他答道：「是好奇心。每一條報料帶來不同的線索，每天從一個現場趕往另一個現場，往往不知道下一個故事會是什麼模樣。」
現為獨立攝影師的林宏賢曾做過傳統紙媒的攝影記者和網際網路內容運營。底層人物與社會熱點是他長期以來關注的話題，而國內外的「網紅現象」更是他近期拍攝項目的切入點。
隨著Tik Tok（抖音國際版）等59款應用在印度被禁，以及近期川普政府表示將對Tik Tok和微信採取強硬行動，短視頻與直播平臺的議論與關注重新佔領了大眾的視野。
在「人人都是網紅」的當下，印度人對於網絡直播情有獨鍾，他們的方式更是別具一格：玩蛇、噴火、開拖拉機、徒手開椰子......
那麼真實的印度網紅生活究竟是怎樣的？攝影師林宏賢對於自身身份以及傳統媒體的轉變又有哪些看法？「內容已死」為何是一個偽命題，自媒體的紅利期又是否已經過去？本期採訪將試圖解答這些問題。
印度北方村寨奧恰（Orchha），在這個只有幾千人的村寨，已經有1000多人都在使用VMate，養成了過百位達人網紅。達人中有噴火、玩蛇、印度快板這樣的硬核技能，也有誇張地表演影視劇片段的年輕男女，還有記錄自己做農活、做飯就能火起來的「鄰家妹子」。草根網紅們舉起手機自拍。極：當初為什麼會關注印度網紅這一群體？
林：龐大的人口基數和低網際網路普及率的印度市場，是網際網路企業發展的新土壤。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網際網路企業出海的第一站，往往選擇在印度。
在拍了許多國產的網紅後，我很好奇，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是否也在發生著變化。剛好有個朋友在印度做短視頻產品，因此我聯繫到對方。
印度首都德裡，夜晚的公路。
極：是如何找到短視頻的網紅星探Albe這一切入點的？
林：在朋友的介紹下，我認識了在當地負責挖掘草根網紅的Albe。最初，我的拍攝方向是印度的草根網紅，但是直接尋找網紅對人生地不熟的我來說，困難重重。所以，我轉換了思路，通過網紅星探Albe的視角，記錄她所接觸的網紅。幸運的是，Albe是短視頻產品的中國員工，在印度做網紅星探1年多，對當地的網紅足夠了解，她無疑是我拍攝最好的切入點。
Albe在離開村寨奧恰（Orchha）的車上。離開時，高晨意外地在小村口看到一塊豎起的簡易廣告幅。這是村民們自發製作的。他們樸素地用村裡的網紅代表全村，祝願來往的人們節日快樂。
大力士Abdullah Pathan與Albe掰手腕。
在當地集市，Albe試穿紗麗。
奧恰村小廣場，網紅達人見到Albe，邀請她一起拍短視頻。
Albe在宿舍。
極：除了剛提到的尋找拍攝對象的困難，你還遇見過什麼比較大的困難？是如何克服的？
林：拍攝印度網紅這個題材，是我個人「人在囧途」的現實版。抵達印度首都德裡甘地機場的一刻，我就陷入了困境。當時是凌晨1點多到達機場，取行李時我誤取了。等我興致勃勃地到酒店時，才發現行李的密碼鎖打不開。因為對方的行李箱跟我的一模一樣，我甚至認為是密碼鎖壞了，而沒有醒悟是取錯行李。直到我把鎖撬開，打開行李箱的一刻，才發現取錯了。
凌晨四點的印度德裡火車站，等車的人和流浪者一同在站前大廳鋪上塊布，席地而睡，互不幹擾。
我陷入絕望，因為我所有的設備（包括相機、鏡頭、麥克風）都在我丟失的行李中。在印度的頭兩天，我都在打電話、跑機場、找行李的窘迫中。在朋友的幫助下，求助機場的工作人員。所幸，最後找回了行李。
在拍攝的過程中，我跟著Albe和她的同事，一起從首都德裡出發，前往一個偏僻的村寨奧恰村（Orchha）走訪。許多草根網紅，正是來自於貧窮的城中村，偏遠村寨。前往偏遠村寨的路途並不容易，我們凌晨3點多一起出發去德裡的火車站，搭乘5個多小時的火車，前往佔西市，再轉乘汽車到偏遠的奧恰村。
從印度新德裡到北方村寨奧恰（Orchha）的火車上
從印度新德裡到北方村寨奧恰（Orchha）的火車上，一家四口共用一張臥鋪。
最大的困難，是語言上的。在奧恰村，許多年輕人用當地方言接受採訪，部分用英語，但也夾雜著濃厚的口音，這讓我採訪起來很吃力。因此，很多採訪信息，都是靠Albe的印度同事協助我完成。
奧恰村小廣場，一名草根網紅達人在展示玩蛇，Albe在一旁好奇觀望，不敢接近。
2.極：在拍攝過程中，你印象最深的一個人是誰？
林：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草根網紅，她叫Komal，原本是一名家庭婦女，大學畢業就和鄰居家的男孩結婚了，之後隨著打工的丈夫來到德裡。從小喜歡跳舞的她看到視頻平臺上跳舞的女孩，便重燃夢想，開始背著老公在家拍視頻。老公晚上上班，白天在家睡覺，Komal就拉塊帘子拍小動作幅度的舞蹈。在印度偏保守的地區，女性公開跳舞會被當地人認為是不檢點的行為。
Komal原本註定是一名家庭婦女，因為在Vmate上發布自己跳舞的視頻走紅，成為網紅達人。
但是，兩個月後Komal從短視頻平臺上得到了第一筆收入，她欣喜地給丈夫看，說服家裡人支持她。Komal的收入從最初每周2000盧比，到後來的最高月入20萬盧比（約1.9萬人民幣），比丈夫收入高出很多，讓她的家庭地位大幅提升，丈夫和家人甚至主動替她做家務。
Komal原本註定是一名家庭婦女，因為在Vmate上發布自己跳舞的視頻走紅，成為網紅達人。
印度新德裡Nizamuddin火車站附近的城中村，Komal在公益組織Chetna的社區中心教孩子們跳舞。Komal原本註定是一名家庭婦女，因為在Vmate上發布自己跳舞的視頻走紅，成為網紅達人。
移動網際網路的應用和普及，讓她這樣的普通女孩和外部世界取得了某種奇妙的連接。或許沒有一個女孩是抱著顛覆刻板印象的使命而來，但這件事本身，卻讓她們贏得了尊重，改變了自身命運。
見到Albe，Komal跑過來和她擁抱。
極：隨著Tik Tok（抖音國際版）等短視頻平臺在印度被禁，許多印度網紅因而失去了生計，對此你有何看法？是否想過回訪拍攝這一現象？
林：網紅星探Albe所在的短視頻產品也在被封禁的應用之列。做為一個報導攝影師，看到消息時，我是很詫異的。這些應用涉及的用戶量非常龐大，依靠平臺營生的草根網紅也甚多。長久以來，印度因為種姓制度、男女地位差距、貧富落差等議題被國際社會長期關注。手機上短視頻的出現和普及，成為個體價值表達的重要契機。
短視頻平臺曾經給草根網紅帶來改變命運的機會。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回訪拍攝，記錄他們在失去平臺後的變化。
Naina是VMate平臺上特別的存在。今年5歲。平臺上有37萬粉絲，6個月以來收入將近9萬盧比。Naina一歲的時候母親就過世了，爸爸和祖父都是酒鬼。Naina被姑姑姑父一家收養，在家裡備受疼愛呵護。Naina從小就很愛美，也喜歡跳舞，在鏡頭面前不會怯場，樂於展示，也從粉絲中獲得了很多鼓勵和愛。她現在已經是鎮子裡的小明星了，已經有人聯繫到Naina，希望她參與拍攝影視作品。Naina現在剛剛開始上學，在VMate上獲得的收入都將用於她的教育。寄養家庭和粉絲們的關愛讓這個小女孩快樂地長大。
公益組織Chetna的社區中心的孩子們觀看網紅達人演出，高晨也看得出神。
Guruchela（右）曾患口腔癌，左臉因為手術凹進去一大塊。2015年，因為患病他回到老家拉賈斯坦邦的村子，不能繼續以前的工作但還要養活家人，他決定撿起小時候學過的魔術，並將它發展成了職業。現在，他和魔術老師的兒子一起表演、拍小視頻，把魔術的神秘、浪漫和驚喜帶給更多人。
首都德裡公園，網紅線下聚會上的兩名草根網紅。
奧恰村的草根網紅，他跟朋友因在平臺上發布玩蛇的視頻，被人關注。
來自奧恰村寨的女孩Kajul平時就在家裡做家務、幹農活。偶然有一次，哥哥把她開拖拉機在田裡作業的場景拍成短視頻，一下子在VMate上躥紅。
3.極：除了「印度網紅」，你的很多組作品都關注了「短視頻」、「直播帶貨」這些熱點現象。這是你的一個長期拍攝專題嗎？
林：在拍攝「印度網紅」之前，我在國內陸續做了許多關於直播、網紅的報導題材。2019年，我走訪了浙江義烏和河南商丘，做了一個短紀錄片系列——「中國快手村」。移動網際網路時代，催生了許多新事物，包括直播、草根網紅、短視頻在內，它們比既往的事物帶來了更多的改變，變化也更加急促。
紀錄片《網紅直播第一村》
在拍攝《網紅直播村》紀錄片時，我們前往浙江義烏北下朱村，這裡被稱為「中國網紅直播第一村」。我們遇到了逆襲成為直播電商創業導師的閆博，他曾負債50萬，但在義烏靠快手直播一個月賣出35萬件羊毛衫；還遇到帶著腦癱患兒一邊救治，一邊創業的女強人侯悅。
2019年，浙江義烏，直播的女孩。《網紅直播第一村》作品之一。
當我們第一天到達「義烏創業之家」時，還沒開門，就碰到大批從外地慕名而來的學員，他們都想學習直播，企圖以此改變自己的命運。其中一位之前是一名電工，從沒接觸過直播。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全民直播時代的到來。
僅一個北下朱村，就有5000多名草根網紅。為了製作爆款視頻，一個工廠女老闆甚至拿著充氣床墊，漂在湖裡拍段子，為自家產品代言。
《網紅直播第一村》截圖
曾幾何時，短視頻App還被視作是純粹娛樂休閒的工具，如今，社交電商崛起，直播成為新的帶貨模式，這一新興事物不僅改變許多人的命運，還改變了一個行業，甚至一個地區的生活和經濟形態。
極：下一個與短視頻與直播相關的創作計劃是什麼？
林：新事物的顛覆與個體命運的沉浮，這一直是我長期創作的方向之一。我試圖做一個系統性的記錄，下一個相關的拍攝計劃，會在我最熟悉的城市——廣州進行。今年3月份，廣州出臺16條政策措施，大力發展直播電商，旨在將廣州打造成為全國著名的直播電商之都。廣州有充沛的貨源、生產力與供應鏈，我相信，直播將給「千年商都」廣州帶來很多變化。
正如當下，直播，正改變著五環外的中國農村生態。
2016年，小偉曾是網癮少年，輟學後在工地打工，因為在快手直播平臺健身搬磚等視頻在平臺上爆紅。《快手網紅》作品之一。（像素筆記 馮海泳/攝）
4.極：之前你是報刊的攝影記者和網站欄目主編，後來為什麼想轉型為獨立攝影師？
林：我曾經在紙媒做過攝影記者，在門戶當過編輯，也在信息流資訊平臺做過運營負責人，恰好發生在媒體變革的不同階段。唯一不變的，是對社會周遭始終保持好奇。在見識不同媒介形態的生產方式後，我一直相信，足夠優質的內容，自有其生命力。也許，需要的只是通過時間來驗證。
我逐漸意識到，最正面的驗證方式，就是投身其中。因此我從大廠離開，決定做一個獨立攝影師。現在想來，像是一個影像生產者的回歸——走了許多路，選擇一個自我認可的方向，靜下心來深耕。
北京 後廠村新浪夜晚
北京 後廠村工地
北京 第一場雪
北京 回龍觀出租屋
極：你曾在一個訪談中說過：「很多時候遇到想拍的東西時，身體是不自由的，經濟上是不獨立的。」能具體談談作為一個獨立攝影師所遇見的困難嗎？
林：去年，在騰訊新聞的螢火演講上，我曾說過：「很多時候遇到想拍的東西時，身體是不自由的，經濟上是不獨立的。」這是中國目前許多獨立，或者說自由攝影師的真實寫照。做影像報導需要跟不同角色的人打交道，自身需要投入非常大的時間、精力。而外部的報導環境，給獨立攝影師的題材選擇空間並不大，時常會有許多各樣的束縛。
沒有穩定的資金支持，也沒有機構媒體的底氣，這是獨立攝影師肉眼可見的兩個難題。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也時常面臨如此的困惑，即如何向拍攝對象解釋：我是誰、我要拍什麼、報導會發布在何處。
5.極：在傳統紙媒與新媒體之間，你是如何平衡自己的攝影？或者說，傳統紙媒的從業經歷為你現在的自媒體運營和獨立攝影帶來了什麼？
林：不同的媒介形態，有著完全不一樣的內容生產思路。但嚴格的新聞報導規範，對不同媒介的生產者是共通的，這是基本底線。傳統紙媒的從業經歷，對我最重要的訓練，是讓我在此後的拍攝中，保持克制、冷靜。
2016年，廣州，滯留火車站廣場的乘客。《中國式圍觀》作品之一。
在像素筆記團隊內部，我們有個共識：要做最具網際網路原生態度的影像生產者。一個內容報導的基本目標，是完成信息傳播。我們在做每個選題篩選前，會先評估上線後的傳播效果。
2012年，廣州，楊箕村留守戶。《楊箕村拆遷》作品之一。（像素筆記 馮海泳/攝）
2016年，黃芳展示自己被打的照片。在中國，約四分之一的婦女曾遭受丈夫家暴。《家暴》作品之一。（像素筆記 馮海泳/攝）
因此，運營傳播也是我們的一個重點。像素筆記入駐了各大主流資訊平臺，是今日頭條感光計劃的籤約帳號，去年共獲得近40次青雲計劃獎。像素筆記抖音號發布的短視頻中，單個短視頻播放量就超過1000萬，平均每個視頻播放量都超過10萬。我們所創作的內容，在人民日報、央視、人民攝影報、騰訊網、鳳凰網、新浪網、界面、中國國家地理、人民畫報、新周刊、南方都市報等多家媒體發布與轉載。
當然，這並不代表，一個選題的執行與否，受制於預期傳播度。如果選題的潛在價值足夠有深度，我們完全可以拋開所有顧慮，把片子拍好，就夠了。
《打開摺疊人生》專題海報
極：你提到了你創辦的攝影自媒體「像素筆記」。像素筆記的slogan是「把現實拆解為無數個像素」，而你所在的中國紀實攝影師聯盟——「拾城」也將單張照片作為關注的重點。在你看來，單張照片與敘述式的報導攝影的優劣各是什麼？你自己更傾向哪一種？
林：如果必須選擇，我傾向於後者。
單幅照片，是一個瞬間的凝視，攝影師所要表達的全在這一凝視當中。但觀者能從照片中獲取的信息有限，體感也是主觀的。「拾城」是一個全國各地攝影師的聯盟，定位是城市紀實。通過每張照片的氛圍、元素、人物，來完成了攝影師的講述。今年恰好是「拾城」成立五周年，我們集納了30多位成員，跨越五年，200張最好的照片，做出《日常照度》這本畫冊。正因為成員多，分布廣，時間線長，當這200張不同瞬間的城市切片組合起來時，才有更深遠的意義。
拾城5周年紀念畫冊《日常照度》
敘述式的報導攝影，包括我現在大多數時候是做融合報導，其中有短片、圖片專題與文字報導，每個專題都是完整的敘述性報導。相對單幅照片，它提供觀者更多信息，有故事講述的嚴謹邏輯。不同形式的內容之間，也能相互補充，完整表達。
6.極：「純粹的內容創作者不是一個機會主義者」，這句話也是你在採訪中時常提到的。你認為在如今所謂「紙媒已死」甚至「內容已死」的現狀下，好的內容或報導應該是怎樣的？
林：在移動網際網路時代，信息流資訊平臺層出不窮，動則十億的創作補貼推波助瀾，日均進入稿庫的UGC、PGC內容源多達數十萬，這早已不是傳統的生產效率能夠相提並論的體量。
從得「屌絲」者得天下，到搶奪用戶注意力。不論是今日頭條的「信息創造價值」，還是一點資訊的「有趣，更有用」等等，底層邏輯都是給內容打標、分類，給用戶畫像、定位。信息流的最終目的，都是將最適合的內容匹配給最契合的人群用戶，從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
《疫苗後遺症》系列之一。（像素筆記 馮海泳/攝）
大浪淘沙中，用戶從關注淺層閱讀轉變為對內容的渴求，優質原創內容價值在行業驅動中會逐漸突顯自身優勢。前幾年，關於內容與渠道的地位關係，時有爭議。但現在已經很少討論了，平臺在不斷成熟，生產者也在不斷進化。
兩年前，當我開始做像素筆記時，有很多人告訴我：「已經過了自媒體的紅利期」。
「純粹的內容創作者不是一個機會主義者」這句話，是對此觀點的最好回答。我一直相信，足夠優質的內容，自有其生命力，「內容已死」，是個偽命題。
《家暴》系列之一。（像素筆記 馮海泳/攝）
7.極：底層人物與社會熱點是你長期關注的重心，你覺得你的攝影能為他們或這個社會帶來哪些改變？
林：我常覺得，攝影師像一個獵手，獵取他們的故事。為了記錄，我們闖入他者的生活，卻又不得不抽離出來，保持客觀冷靜。我常對報導是否能改變他們感到困惑與質疑，因此，在內心也對他們充滿感激，感激他們的每一次信任。
過去的一年，像素筆記也投身到今日頭條感光計劃的公益拍攝中。我們的鏡頭中，記錄了許多身處重病的家庭，在他們身上折射出普通家庭患病後的遭遇。他們往往家庭經濟欠佳，對大病預防欠缺認識，當面臨突如其來的大病時，手足無措。
我記得第一次拍攝的患兒，是一名白血病兒童。他從外地來到廣州，和母親租住在南方醫院附近的白水塘城中村。當時，我差點在城中村迷了路。因為毗鄰全國以治療血液病著稱的廣州南方醫院，白水塘城中村聚集了大量各地前來求醫的重症病患者。
2019年，東莞，患尿毒症18年的男生，在出租屋裡自行注射胰島素。
2019年，廣州，患腦瘤的10歲男孩。
2019年，廣州，患癌症的3歲男孩。
穿過狹窄的街巷，我走進一棟昏暗的民房，在出租屋裡見到了這個9歲患白血病的女孩。怕在髒亂差的城中村被細菌感染，她一直戴著口罩，更顯得面黃肌瘦。我們記錄她的救治故事，為她在網上發起救助。今年，得知她已順利接受骨髓移植手術後，感到很欣慰。
廣州，患白血病的9歲女孩。
一年來，像素筆記拍攝了數十個大病家庭，用攝影報導的方式，為他們籌集善款。有的度過難關，有的還在與病魔抗爭，所幸，他們都沒有放棄對生命的渴望。
從千裡之外的鄉村，來到城市就醫，奮力掙扎，希望獲得活下來的生存機會。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大病醫療資源的緊缺，也感受到普通人對於生命的堅韌力量，這也是我們致力於公益拍攝的初衷。
攝影師簡介
林宏賢
紀錄片導演、攝影師，拾城成員，像素筆記創始人。
曾獲第五屆臺海新聞攝影大賽金獎。作品入選第十二屆全國攝影藝術大展、中國文聯中國青年城市紀實影展、麗水攝影節展多個展覽。2018年索尼青年攝影師發展計劃入選者、今日頭條「感光計劃」2019年度公益攝影師。
城市影像
此篇為「城市影像」系列第09篇推送。
極光視覺「城市影像」系列關注長期調查、報導與拍攝城市的攝影師以及以城市為創作對象與實踐場所的藝術家，旨在通過對不同題材、風格與方法的影像作品的呈現，提供新的觀看視角與創作方法。歡迎廣大讀者來稿。（投稿郵箱：914127901@qq.com，請附上圖文與聯繫方式。）
原標題：《抖音在印度被禁：你知道真正的印度網紅是怎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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