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典林
從2004年開始,作為當今全球最權威的英文詞典之一,《牛津英語詞典》基於對語料庫的大數據分析,每年都會發布一個年度詞彙。
但今年,疫情的衝擊、錯綜複雜的全球局勢引發英語詞彙的激烈變化,大量新詞湧現出來。這直接導致牛津詞典官方決定放棄用一個單一詞彙描述2020年,而是以包括冠狀病毒(coronavirus)、大流行(pandemic)、封鎖(lockdown)、「黑命貴」(BlackLives Matter)等在內的一系列詞彙,來概括這「史無前例的一年」。
年度詞彙的難產從一個側面說明了2020年的確是不同尋常的一年。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大爆發、主要大國國內政治力量的較量和國際關係的動蕩,共同對人類社會的既有秩序構成了挑戰。
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無論是被理解為發生概率極小的「黑天鵝」,還是被視為概率極大但卻被忽視的「灰犀牛」,不可否認的一點是,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幾乎改變了從國際關係、國民經濟、社會治理等宏大議題到工作方式、人際關係、家庭生活等微觀維度的方方面面。
一方面,這種衝擊以危機的形式,打破了既往社會運行模式、制度安排和觀念形態為我們所設定的路徑依賴。我們曾經熟悉的一切開始變的陌生。比如,過去20年來中國不斷融入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全球化進程,導致我國經濟發展對外向型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過度依賴。而全球化背景下日益頻繁的跨國人文交流,也使得人們對超越國族邊界的全球文化空間產生了認同。
但疫情導致的交流阻斷打破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些既往的全球化政治經濟和文化想像的有效性。20世紀90年代以來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進程在這場全球疫情中遭遇了一次不小的衝擊。
這種衝擊不僅體現在宏觀的全球進程中,也體現在人們的工作、生活和互動方式的變化上。曾經面對面完成的各種互動行為都轉移到了網絡世界,也由此把我們過去未曾注意到的一系列問題暴露了出來。比如,網絡資源在全球或特定國家內部不同地區和階層之間不均等分配的問題。
另一方面,危機之年的衝擊也為我們審視既往的經驗提供了一個冷靜思考的機會,通過對自身和他人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的對比,審慎把握未來的前進方向。比如,疫情的危機提醒我們必須把人的生命健康放在制度建設和社會治理的首位。
而從大國經濟戰略的角度來說,恰恰是因為疫情和各種外部不利因素的衝擊,才促使我們反思過去過度依賴國際貿易的經濟發展路徑,轉而把注意力轉向挖掘國內消費需求潛力的經濟動能,並籌劃新的發展戰略。
當然,除了帶來挑戰和激發反思,全球疫情管控冰火兩重天的不同景觀也為我們觀察不同制度模式和文化傳統在危機治理中的優勢和劣勢提供了一扇難得的視窗。
中國特殊的群防群控的舉國體制是我國抗疫能夠取得成功的關鍵。其中除了強有力的政府行為,最關鍵的就是民眾的高度支持和配合。實際上,放眼整個東亞儒家文化圈,中國式群防群控模式並不是普遍做法,但民眾的高度配合卻是這一地區的一個共同特徵。相比之下,以聯邦制、地方自治和個體自由為特徵的西方卻在危機爆發之際急需統一協調行動的時刻陷入了比較混亂的局面,並在抗疫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各種爭論。
這種疫情治理效果的巨大差異,提醒我們應當以更加理性和公允的態度來認識不同制度模式的治理能力,既避免盲目自大,也無須妄自菲薄。尤其是通過這次疫情危機,我們可以重新審視儒家文化在現代社會治理中所能發揮的社會動員和整合效能。
總而言之,2020年的獨特之處在於通過疫情這個總體性的危機把各種既有的矛盾和問題系統性地呈現在世人面前,促使我們在對過往經驗進行反思的同時,也努力思考如何化解和突破危機。
這既是一場巨大的考驗,也是一個激發創新的機會。無論是構建「雙循環」的發展格局,探索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的發展模式,還是重新認識東亞文化資源在社會治理層面的新意義,都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回顧這「史無前例」的一年,我們必須意識到在一個日益動蕩和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只有直面危機,把握機會,才能有突圍的機會。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個人,都當如此。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副教授)
[ 責編:李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