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去世時僅56歲，而他的二弟周作人活了82歲，三弟周建人活了96歲，魯迅的母親亦享年86歲，相比之下，魯迅堪稱短壽。魯迅身體並不好，但還不至於到早死的地步。對於魯迅早逝，其親友均深感意外。當時中日即將爆發全面戰爭，而魯迅最後一任主治醫又是日本人須藤五百三，故「魯迅被日本醫生暗殺」一說不脛而走。1949年後，周建人、周海嬰（魯迅的獨子）均曾撰文提出疑點。1984年2月22日，上海市組織「魯迅先生胸部X光片讀片會」，經醫學專家認定，魯迅死於氣胸（指氣體進入胸膜腔，造成積氣狀態，屬肺科急症之一，嚴重者可危及生命，及時處理可治癒），而非以往認定的肺結核，而須藤醫生在《魯迅先生病狀經過》中，已明確說「諒已引起所謂『氣胸』」。可見，須藤斷症準確，但他採取的治療方法卻匪夷所思，進一步加深了暗殺的嫌疑。
其實，對須藤五百三醫生的治療有所懷疑，是魯迅逝世時許廣平、周建人等家屬當時就產生的(批註和伏筆在須藤醫療報告的末尾用括弧所注的兩行字：「追加疾病名稱：胃擴張，腸遲緩，肺結核，右胸溼性肋膜炎，支氣管性喘息，心臟性喘息及氣胸」，應該就是家屬當年留下的)，而且早在1949年10月通過周建人刊於《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魯迅的病疑被須藤醫生所耽誤》就已公開化。海嬰先生在回憶錄58頁上明白交代了這件事，他說：「關於父親的死，……在我母親許廣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頭，始終存有一團排解不去的迷霧。」為什麼會有這團「排解不去的迷霧」?原因在於，許廣平發現須藤醫生在魯迅死後應治喪委員會要求寫的醫療報告上做了手腳。也就是周建人告訴海嬰 的：「(你)父親死後，須藤寫了一張治療經過，使用的藥物等等，你母親經常提起這份 報告，說這不符合當時治療的實際情況。診斷報告的前段，講魯迅怎麼怎麼剛強一類空 話，後段講述用藥，把診斷肋膜積水的時間提前了。這種倒填治療時間的做法，非常可疑。」(61頁)請秋石先生注意，這不是海嬰的話，而是周建人的話。任何人想要為須藤醫生洗清干係，都不應該迴避這一重要關節。我不理解秋石先生花了那麼多篇幅進行考辨，卻為什麼獨獨不考辨周建人所說的這一段關鍵情節，為什麼不找須藤醫生寫的這份 醫療報告來研究一下。報告的最大特點，是把魯迅肋膜積水的檢查與治療時間提前了整 整3個月——從1936年6月提前到了3月份。報告內容哪些是真實的記錄，哪些是子虛烏 有的編造，我們只要同魯迅的日記、書信及相關人員的回憶文章對照起來考察，不難真正釐清。
魯迅在1936年8月27日致曹靖華的信中說：「我的病也時好時壞。十天前吐血數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醫診斷為於肺無害，實際上確也不覺什麼。此後已退熱一星期，當將注射及退熱、止咳藥同時停止，而熱即復發。昨已查出，此熱由肋膜而來(我肋膜間積水，已抽去過三次，而積不已)，所以不甚關緊要，但麻煩而已。至於吐血，不過斷一小血管，所以並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這裡說得很明確：到8月27日為止，「我肋膜間積水，已抽去過三次」。而須藤五百三在他的醫療報告中卻說至8月7日已抽過4次，兩者明顯不符。好在都有日期，我們可以由後而前一一核對。
須藤提到的最後一次抽取肋膜積水是8月7日，查魯迅日記，這一天確有如下記載：「往須藤醫院，由妹尾醫師代診，並抽去肋膜間積水約二百格蘭，注射Tacamol一針。廣平、海嬰亦去。」此與須藤報告完全吻合。
倒推上去兩次，分別是6月23日和6月15日，在魯迅日記中，沒有這兩次抽取肋間積水的記載，原因是6月份魯迅病重，自6月6日起即無法記日記。從情理和事實上說，這兩次抽液治療應該是進行過的(日期可能比報告提到的要晚，大約在6月下旬)。做這種推測，重要依據有二：一，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萊邀約了美國肺病專家鄧恩(DUNN)醫師 到魯迅家中看病(史沫特萊對須藤醫生的醫術不大放心)，由許廣平介紹病情，茅盾翻譯，在座的還有一個多月前從陝北到達上海的中共中央特派員馮雪峰。鄧恩醫師用聽診器對魯迅胸部進行聽診，還用手指作了細緻的叩診，前後「足足聽了二十分鐘」(參閱茅盾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冊325—327頁)。他認為魯迅病情複雜兇險，指出魯迅肋 膜間已有積水，判定魯迅不但有肺病，而且正患著結核性肋膜炎，因而建議對病人實行 抽取肋間積水以消炎退熱的治療方案。事後，須藤醫生也來到魯迅家中，卻不同意鄧恩醫師的診斷，認為「肋膜裡並無積水」(見周建人《魯迅的病疑被須藤醫生所耽誤》)。二，到6月15日，魯迅在上海福民醫院拍攝了胸部X光片，其結果竟與鄧恩醫師的診斷非常相近，證實年青時起魯迅就兩度患肺結核，還有肋膜炎和中度積水等。在這種情況下，6月下半月須藤也不得不改口並採取抽液措施，是符合邏輯的。
至於須藤醫療報告中所說的3月2日就懷疑魯迅「胸膜炎」乃至疑有「水泡之聲響」，3月19日「作突刺試驗」，「三月二十八日第一次行穿刺術採取胸液，約得300公分」，這些在魯迅日記中均無記載。3月2日日記涉及疾病的只有「下午驟患氣喘，即請須藤先 生來診，注射一針」10多字。3月19日的魯迅日記只記：「曇。上午得樓煒春信。得王冶秋信。得三弟信。下午張因來。」3月28日的日記為：「曇。上午得增田君信，午後 復。寄吳朗西信。下午得唐信。得孟十還信。蕭軍及悄吟來。得《漱石全集》(十三) 一本，一元七角。晚蘊如攜 官來。三弟來。夜小峰夫人來並交小峰信及版稅泉二百，付印證四千。邀蕭軍、悄吟、蘊如、官、三弟及廣平攜海嬰同往麗都影戲院觀《絕島 沉珠記》下集。」後兩天日記無一字提到醫療方面。兩者如此不符，會不會是魯迅漏記 呢?不可能。魯迅的習慣是：凡須藤醫生診病或注射，日記中必作記載。因每次診病均 須給醫藥費，漏記就會出差錯。3月份日記中共記到須藤7次，有的只是寄一封信的平常小事，他都沒有放過；像胸部穿刺試驗和抽取肋間積水這類比較重大的醫療措施，魯迅絕不可能遺忘。所以，醫療報告中提到3月份這一次穿刺試驗、一次正式抽液，我認為只能是須藤五百三在魯迅死後的編造。從情理上分析判斷，這種編造的痕跡也很明顯。試想：如果3月28日這天須藤真的對病人「行穿刺術採取胸液，約得三百公分」，魯迅 還有時間和精力來讀信、覆信、購書、付印證、接待蕭軍夫婦和三弟及弟媳、侄兒嗎? 還會有這樣好的興致陪伴朋友、親屬到電影院去看電影嗎?據8月7日那次穿刺抽液200CC 目擊者海嬰回憶當時情景說：……看見父親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木椅上，斜側著身體，衣襟半解開著。我順眼一望， 他的胸側插入一根粗的針頭，尾部還有一段黃色半透明的橡皮管，地下接著一隻廣口粗瓶，其中盛有淡黃色液體的半瓶，橡皮管子還在徐徐滴下這種液體，速度不很快，似乎與呼吸起伏相適應。……
按此情形，那麼，3月28日抽取肋間積水300CC需時不會很短，怎麼可能不在魯迅當天生活中留下任何印記?而且更大的破綻在於：既然直到5月23日魯迅在致趙家璧信中還在 抱怨：「今日醫生始調查熱型，那麼，可見連什麼病也還未能斷定」；既然直到5月31日下午，須藤五百三還表示不贊成鄧恩醫師關於魯迅患結核性肋膜炎並有肋間積水的診斷；既然直到8月26日，才查出魯迅發燒的原因「由肋膜而來」(見前引魯迅致曹靖華信 )；那麼，須藤五百三怎麼可能在3月份就懷疑魯迅為「胸膜炎」並實行胸肋穿刺抽液治療呢?這不是在「死無對證」情況下明目張胆地偽造病歷嗎?無怪乎當年許廣平一眼就望穿這把戲而要產生懷疑了!須藤編造這類謊言，其用心難道不正是為了掩蓋他本人「延誤」魯迅病情的重大責任嗎?
秋石先生對趙平聲所提供的須藤五百三是上海的日本退伍軍人(日語稱作「在鄉軍人」 )團體「烏龍會」副會長一事，也採取否定的態度。他以近乎不屑一顧的口吻說道：「 從1932年『一·二八』前到魯迅逝世，須藤醫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時間來實施這個慢 性謀殺計劃?」這裡所謂的「須藤醫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時間來實施這個慢性謀殺計 劃」，只是秋石先生自己的誇大性推斷，無論是周建人或海嬰都沒有這樣說過。因為事實上，魯迅經常請須藤看病，是從1934年7月才開始的，直到他逝世，總共才兩年多，何來所謂「五年左右的時間」?至於對須藤曾任上海的日本退伍軍人團體「烏龍會」副會長一事，讀讀前述周建人1949年發表的《魯迅的病疑被須藤醫生所耽誤》一文就會知 道，當年提供情況者對須藤的政治面目其實是相當了解的。他不但說到「上海有一個日本在鄉軍人(即退伍軍人)的會，是一個侵略性的團體，須藤擔任副會長」，而且居然「 知道須藤家的電話裡所講的多般(半?)不是醫藥上的事情，卻多數是中日之間的交涉與衝突」。可見此人的話不是隨便說的，他應該與須藤有一點特殊關係，甚至肩負一點情 報任務。從魯迅逝世後須藤五百三所寫的《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一文(載《作家》 雜誌第2卷第2號，1936年11月15日刊出)來看，須藤為人雖似謙和，醫療收費亦較低廉 ，但卻很了解和注意魯迅的政治態度。文中曾經記述了他們兩人之間一段頗有意味的對 話：有一天我半談半笑地對先生(指魯迅——引者)說：「日本古時武士的習慣，是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修改遺囑。因為他們過的那種生活，究在什麼時候遭人殺死，是很難預測的。像先生這樣或者為了主張和主義，會受敵害的危險的身份，對於日本武士的那種習慣 ，我覺得是頗必要的。」當時他回答說：「在我方面來說，到那時，我平生言論和主張，已很夠留在我死後了，那一套事恐沒有必要吧。」
這段多少有點暗含機鋒的談話，值得人仔細捉摸。當然，迄今所知的有限材料，不足 以成為懷疑須藤醫生有意「謀害」的依據(誤診和偽造治療經過則完全可以肯定)。因此，我很贊成海嬰先生的說法：「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難尋佐證。」海嬰採取的態度是：只把前輩的想法和有關的疑點記錄下來，「將自己之所知公諸於眾。至於真相究竟如何，我也無從下結論，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應該說，這是一種客觀冷靜、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應受到誤解和責備。 小編認為：從霍元甲、吳佩孚、湯恩伯，溥儀王妃譚玉玲等都死在日本醫生手裡，這是巧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