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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日前，影視傳播研究者、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尹鴻在微博中指出，今年電影進入「賤時代」，而《分手大師》被稱為多少笑聲也無法掩蓋的「賤態」樣板。對此，該片編劇、導演俞白眉表示有話要說，有「冤」要訴。於是便有了這次難得的批評者與創作者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
交鋒的觀點，睿智的言語，兩位「大咖」人物雖然不能夠完全說服對方，但卻在這種有效交流中讓我們有機會去看到他們對電影、喜劇、娛樂、市場的不同理解。對談一方面為娛樂電影開拓了創作空間，另一方面也讓娛樂電影能夠更加健康發展。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尹鴻
《分手大師》編劇、導演俞白眉
——去年「輕」 今年「賤」——
【尹鴻：「影視劇呈現出自輕自賤，糟蹋自己取悅別人的趨勢。」
俞白眉：「賤是喜劇裡無法去除的一種人物屬性。電影的終極目的可以就是娛樂。」】
尹鴻：我在微博裡說「去年是輕電影時代，今年要改成『賤電影時代』了」。其實，去年我說「輕」 是沒有貶義的。去年國家發生許多大事，社會新聞、時政新聞比什麼影視劇都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電影呈現了輕鬆的態勢。
輕鬆的題材、輕鬆的風格、輕鬆的類型，年輕的編導，類型偏喜劇，偏都市。這種「輕」基於兩方面原因：一是市場的選擇，觀眾願意看電影來放鬆，所以形成市場需求；二是社會文化環境使然，因為我們都知道沉重、嚴肅的電影所遇到的創作難度和障礙其實遠遠大於輕鬆題材的電影。
說今年影視文化似乎進入「賤時代」是基於最近看到一些電影、電視劇，它們呈現出一種自輕自賤、糟蹋自己以取悅別人的趨勢。我一向對娛樂文化非常寬容也樂於接受，但最近有部熱播電視劇《杉杉來了》，講一個女孩子為老闆家人獻了血，然後覺得三生有幸；被老闆當做血牛招工，仍然覺得光榮；被老闆呼來喚去，陪老闆吃飯挑菜，毫無人格尊嚴。這種故事，覺得人格在權力、金錢、地位面前可以一錢不值。
新文化發展百年，從個性主義、人道主義開始卻走到這個地步，無視地位比較低的人群、女性、草根的人格尊嚴，真是一件挺可悲的事。我不是說生活中不會有類似的人或者事情，只是文化產品用這樣的態度來表現，這樣的價值觀就是一種欣賞和引導。
《分手大師》我也在微博中說到，我也產生了類似觀感。開始看的時候，我也跟著樂，但是後來就越來越不舒服，自我糟踐的東西一以貫之，醜陋作為喜劇載體的內容太多，兩個男人在一起故意蹭來蹭去的誤會段子，翻來覆去那麼長，完全沒有喜劇的分寸和節制。故意把醜陋的，髒的東西拿來渲染放大，博取觀眾的笑聲。這就是我說的文藝作品呈現出低賤化的現象。
俞白眉：首先說尹老師去年總結的「輕電影時代」,這個說法我在媒體上看到,對這個命名我其實是同意的。尹老師說他起名是中性的，不是褒義也不是貶義，在我看來這反而是確定無疑的褒義。前些年，我們這兒「重」的電影太多了，終於有了「輕」一點的電影。
「賤」這個字是我們自己用的。我恰恰覺得「賤」其實是喜劇裡無法去除的一種人物屬性。「賤」字從原本的意思去解釋是根本沒法入耳的，但現在已經是個潮流字了，本身已經不帶有貶義了。對於很多年輕女性而言，「賤」都成為生活中的常用字了，說身邊某個朋友最「賤」的時候，其實是沒有惡意的，反而帶有喜歡、親暱的成分。大學裡，最「賤」的同學往往是不合規矩的，卻是最受歡迎的。
說到喜劇裡的「賤」，周星馳就特別賤，陳佩斯也是，郭德綱的仿自傳體例相聲裡也把自己說得很賤，《失戀33天》裡還有「王小賤」。有喜劇人物不賤的嗎？西方還有所謂的「賤」喜劇，比如《冰刀雙人組》、《波拉特》、《布魯諾》、《法拉利兄弟》其實都特別賤，整個片子就是建立在「賤」的基礎上的。喜劇本來就是把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當我們體現的是嘲弄的時候，這很明確是玩笑，說這是對什麼人群的侮辱我認為是不恰當的。
我倒是覺得其實中國太需要這樣的喜劇了。中國人太缺少笑聲，太需要輕鬆地面對世界而不是相反。不能總是談高大上的東西。我現在越來越認同「娛樂本身即目的」。娛樂本來可以是人生的主要目的之一，電影的終極目的可以就是娛樂。由於我們國家遲遲沒有開始電影分級制度，所以其實還是存在著禁欲主義傾向的。
——玩笑的尺度與方式——
【俞白眉：「文藝作品應該是精神作品中最允許開玩笑的，而我們作品中開玩笑的尺度遠低於生活中的普通老百姓，特別是90後年輕人。」
尹鴻：「這不是玩笑的尺度問題，而是用什麼態度去開玩笑……娛樂的宣洩是與淨化功能聯繫在一起的。」】
俞白眉：這幾年有這麼個現象，每當一部喜劇電影取得票房奇蹟的時候就會引來很多驚訝、困惑、質疑、批評。我覺得文藝作品其實應該是精神作品中最允許開玩笑的，而恰恰是在文藝作品中，我們開玩笑的尺度遠低於生活中的普通老百姓，特別是90後的年輕人。
《分手大師》是商業類型片嘛，那我就是根據現在電影的主流觀眾群體，22歲左右的年輕人的開玩笑尺度來設計的，所以可能尹老師，還有我父親這樣的長者在看過以後會覺得玩笑開得可能太猛了，有點兒接受不了。但其實，這個尺度是與年輕人有天然的親近感的，很多年輕人喜歡這部作品，恰恰是喜歡這個開玩笑的尺度。
比如我外甥女兒，今年16歲，就非常喜歡，而我看她的朋友圈，我會發現他們這些90後在現實生活中開玩笑的尺度真是非常大。她們會說「女漢子」，會說很多成年人乍一聽很驚訝的詞彙，但是你得明白那不過是她們的表達方式之一，是她們和這個世界開玩笑的方式。包括去年馮小剛導演對有些流行詞彙的探討，你按著詞彙的本意看，就覺得很重，其實在人家那本來就是玩笑。
我把這理解為一種年齡上的分歧，比如年輕人經常說「好基友」，最初我這個70後聽到他們說我和鄧超是「好基友」的時候，感覺很惱火，但很快就釋然了。現在的90後就是這樣。我們需要更寬容，更理解，我們不能總是禁錮在舊有的語法體系裡來理解這個每天都在變化的世界，我們總是無法用真正輕鬆的姿態看待喜劇。我們做類型電影，當然要適應主流消費群體的尺度。
尹鴻：這不是玩笑的尺度問題，而是玩笑的態度。電影選用了一種糟踐的方式、一種對欺騙行為、醜陋性的自我渲染和欣賞的方式來開玩笑。我對玩笑沒有意見，也不是批評玩笑的尺度，而是要說渲染的方式。
在我的觀影體驗中，就比如我之前說的段子，兩個男人蹭兩下，樂一樂就完了，但總是沒完沒了的折騰，就實在樂不下去了。人也有審醜情結，醜的東西的表現要適可而止，就像英國的電視臺播放比賽吃牛眼睛，很噁心的節目，也有看點，但最後引來觀眾一頓批評，被從開路電視中退出了。
當然我承認年齡差異的影響，年輕觀眾的笑點自然比我低，爆笑也會來得更頻繁。這可能是因為我年紀大一些，也有足夠的觀影經驗，我知道影片的路子和走向，看久了也就覺得不想樂了。可是，笑不能代表一切，就好像你不能為了東西好吃，你就無限制地添加調味劑，食品添加劑用多了雖然味道重了，但不健康是必然的。
這裡有一個分寸問題，在喜劇創作的任何時期都會面對這個問題，每個人對喜劇的尺度界定都是不同的，很難說誰更正確，但是我堅持一個基本觀點：娛樂的核心是釋放，而從亞里斯多德開始，宣洩與淨化就是聯繫在一起的。宣洩的結果你要拉得回來，對人的某些負面情緒要通過笑來完成、淨化，否則人就會沉浸在一種負面的情緒和欲望中。
我看《分手大師》，不會對它的喜劇性有多大的不滿，但是我覺得這片子最後都沒有將喜劇從對醜陋、欺騙等負面價值的渲染中收回來，一路下來就像不加掩飾、不加節制的娛樂添加，卻沒有對這種欲望釋放進行有效的倫理縫合和審美改造。影片最後表現出一些「改邪歸正」的意圖，但是卻完成得不充分，就像脫太多了，勉強加上一塊遮羞布一樣，沒有真正完成對魯迅所謂「無價值」的東西的懲罰和對喜劇人物的倫理救贖。
俞白眉：我同意這是創作問題。不管是收還是放，這都是比例。
影片中救贖、釋放、淨化的東西是有的，只是在整體的比例裡比較小，我們願意點到為止。對不同的觀眾同樣的電影觀影效果肯定不一樣，尹老師可能認為沒有起到升華的作用。我其實原本有更多關於升華、救贖的內容，但經過上映前與觀眾互動的反覆測試，我刪減了很多。
對創作者而言，這部分內容佔多少比例，取決於它到底發揮不發揮戲劇作用。電影創作是一個半圓，讓觀眾可以自行彌補另外一半，我覺得現在這個比例在年輕觀眾那裡是OK的。像尹老師可能看片子不會感動，但是，還是有很多年輕觀眾會真誠地流眼淚，有很多觀眾看完後覺得傳達了正能量，覺得生活美好，愛情美好，需要珍惜。所以說對於這部電影的主流受眾，我覺得我「收」的那部分已經夠了。
還有尹老師剛才說的那個橋段，其實那也是我們切實經過精確計算才那麼設計的。我們剪輯過很多版本，然後預放過15場，15場裡只有2場涵蓋多個年齡層，其餘13場都是主流觀眾群，我們是用他們來判斷剪輯點的。
結果就是，類似我父親、尹老師這樣的長者都認為太過了，太猛了，但是，其它13場的主流觀眾看到那個地方都樂瘋了。他們不但沒覺得不妥，反而那是他們最喜歡的部分。那我怎麼辦？我不能放棄那13場瘋了的觀眾的反應啊，他們才是買票的主力軍。當然了，那段落也是我很喜歡的玩笑。觀眾到底喜歡不喜歡，各自有各自的口味。我是堅持創作的思考性的，但是思考性也要與市場相結合。
——票房與口碑，誰為王——
【尹鴻：「爆笑並不等於正面評價，笑過以後也可能是負面評價，影片在豆瓣、時光網上的評分都不高。……不是市場接受的一切都是電影創作的一切，如果只是一味迎合市場，中國電影會更加不堪。」
俞白眉：「喜劇片總有沉默的口碑，一個人看了電影可能沒去點評，而是第二天帶一群夥伴去看了，這也是一種評價，並且會在票房上有所體現。而我們不應該低估觀眾的品味與判斷。」】
俞白眉：我們尊重市場，市場也給了我們不錯的回報。我們是唯一與《變形金剛4》同步上映的影片，也是這些年來唯一一部上映11天，上座率沒跌的片子。
從公正的第三方數據看，年輕人是極度支持的。當然，年輕人也是多元化的，肯定也有一部分和尹老師意見相似的，但是上映快二十天的時候口碑真的不好是不會有票房支撐的。我們做過五場大學放映，場面都非常熱烈，學生們都非常喜歡，這都是有數據和錄影可查的。
尹鴻：我覺得看影片爆笑並不等於正面評價，其實很多人都說自己也看笑了，但是笑過之後可能還是給出了負面評價。
俞白眉：我特別喜歡尹老師這句話，我要討論的是「什麼是真實的評價」。其實，喜劇片總有沉默的口碑，一個人看過影片，可能沒有產生任何評價，他也沒上網去說，第二天他帶另外一群夥伴去看了這部電影，他向親朋好友推薦了這部電影，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評價，而這種評價就會在票房上很快體現出來。
尹鴻：但是你可以去看看時光網、豆瓣上的評分都不高，這也反映了觀眾的評價。
俞白眉：那這是我們的分歧了。對我而言，我是要更關心豆瓣、時光上的評價，還是買票觀眾、上座率第一？我當然是選擇後者，而且我相信絕大多數導演都會選擇後者的，對嗎？我們不但要看一部分觀眾的真實評價，還要看主流買票觀眾的真實評價。
我們和《變形金剛4》同時上映，打票房的難度可想而知，可我們的成績還不錯。因為我知道與大片抗衡，我只能堅持一個原則，這也是好萊塢做片子的原則「不高不低吊住觀眾」，所謂「吊住」，就是我只比觀眾多走半步，我還得「不高不低」，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創造「大票房電影」。
為什麼這些年影評和票房永遠分裂？尹老師也說看到了很多人在笑。喜劇片當然要爆笑。爆笑還不等於正面評價，我們對笑未免太苛刻了。我們是不是對每個搞喜劇的人都這麼要求過？我們的票房秘密是我們知道中國人在日常生活裡有多麼缺少笑，他們多麼願意為痛快淋漓的笑買單。
喜劇大師果戈裡的《欽差大臣》出現的時候遭遇了多少批評？但是觀眾愛看給了喜劇生命力。千萬不要低估觀眾的判斷和品味，他們是知道好壞優劣的。如果說影片上映的前4天，由於排片、觀影隨意性等原因還看不出觀眾的態度，那10天、20天的時候觀眾的選擇和對影片的態度從票房上就已經有明顯的印證了。
尹鴻：票房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我也是認可的。但是，過去我對票房排名前五名的國產電影大多還是比較認可的，至少代表了當年度中國電影最高的創作水平或者製作水平，至少對這些電影不反感，但今年票房好的國產片中，真有一些我不太能夠接受的影片。在對娛樂產品的審美趣味上，我從來不持精英立場或者比較保守的道德立場。
但我還是要說，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迎合市場接受，覺得觀眾喜歡什麼就餵什麼，那中國的電影只會變得更加不堪。畢竟在人的需求中，還是有意識和無意識，有馬斯洛所謂不同的需求層次。如果一些人有吸毒的需求，我們就滿足他吸毒？雖然這個比喻有些極端，但是我只是想說明，不是觀眾的所有需求，電影都應該無條件滿足。笑是喜劇的目標之一，但是絕對不是唯一目標。反市場導向和唯市場導向其實都是誤區。
我們老在擔憂當下的物慾橫流、粗鄙化、信用缺失、功利主義，這說明至少觀眾還沒有達到我們認為的那種所謂理想化的狀態。電影除了票房，與社會文明、審美素養不能說完全無關。全世界的影視產品，多少都要承擔一些社會功能，西方人也說，娛樂產品除了市場價值之外，必須考慮其道德倫理、審美風俗等方面的所謂「外部價值」。影視作品要迎合觀眾的欲望，但是最終還是要導向對欲望的升華而不是沉浸在欲望中。
——文化娛樂的底線控制——
【尹鴻：「好萊塢的犯罪片、功夫片、喜劇片等各種類型片都在釋放暴力、色情、叛逆，但在宣洩的同時必然重視修復功能，所有的娛樂都有底線控制並且最終要完成對主流價值的維護。」
俞白眉：「喜劇角色身上總是充斥著負面色彩，有反人類的行徑，但當你提供足夠的喜劇性的時候，角色的負面性就會自然降低。」】
尹鴻：文化娛樂產品要重視娛樂性、市場接受度，但這一定不是衡量的唯一標準。對於文化產品而言，在考慮市場接受度的同時必須要考慮到作品與社會主流價值之間的關聯。好萊塢的犯罪片、黑幫片、功夫片、警匪片、喜劇片，這些類型影片都在釋放暴力、色情、叛逆，但在宣洩這些內容的過程中，它都必然帶有修復功能，不能渲染暴力至上，不能讓欺騙、背叛不受懲罰，不能讓性成為簡單的色情，不能讓倫理和美學上的醜陋成為炫耀。這種電影的修復功能就是要讓影片與主流價值觀直接保持某種內在聯繫，能收得回來，宣洩完了能淨化，而不單純以宣洩為目的。
用觀眾的接受度、觀影體驗很HIGH為唯一目標，這肯定不是我所認可的電影。我知道HIGH很重要，我也很反感那種號稱要引導別人而其實根本沒人要看的電影，這種高大上是無意義的。但我也特別反對電影唯一的功能就是讓你樂、讓你瘋、讓你HIGH。吸毒也能使人快樂，讓人瘋狂，但顯然損害健康。所以回到影片的娛樂添加，我覺得要適度，不能過猛，不能以HIGH為唯一目的，我知道白眉可能也不是奔那個方向走，但我覺得你可能升華、收回的方式不夠完整，所以我沒感覺到。
俞白眉：尹老師所說的這些，我是認可的。HIGH絕對不能是唯一目的，我相信我們戲裡對情懷的表達。我認為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命題，好萊塢為什麼要淨化？為什麼他們在純市場運作的情況下仍然要堅持政治正確、主流價值觀？那是為了求得最大的公眾認可面，是求存的最大公約數，讓電影不至於窄眾，從而保證大部分人會走入影院。
所以即便是從市場角度出發，我也認為沒有人不想政治正確，不想主流價值觀受到最大多數人群認同。
對比我們的片子，我仍然認為對於年輕觀眾而言，影片救贖部分和情懷部分是有效的，這從我給出的上座率數據上就可以看出，我們和年輕人在這部電影上是能夠達成共識的。那說明影片不是HIGH完就完了，而是在high過以後有升華。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在社交媒體上搜到他們的感受。
尹鴻：所有喜劇人物都有負面性，沒有負面性就不能稱其為喜劇了。角色一定要有缺陷、有缺點，才能成為我們可以嘲笑的對象，這是共識。但也要看到好萊塢那麼多喜劇電影，也有騙子或惡人為主角的，但整個影片過程中負面性一定會受到懲罰，或者喜劇人物要被某種真善美的東西所救贖，以此恢復正面價值對故事的統領性。。
比如《天下無賊》，它是國內少有的以小偷為主角的影片，但最後也要被真愛、孩子、宗教這些東西所救贖，劉德華扮演的那個角色甚至用死來完成受到的懲罰，而劉若英的角色則是得到了救贖，這樣影片才完成了敘事的縫合。《分手大師》，鄧超飾演的角色從頭到尾幾乎都是騙子，一直胡鬧，沒有真正受到懲罰，雖然後面有一條他的家世線，但是太弱了，也沒有能夠完成對他的道德救贖。
我們去看美國的那些主流類型電影，價值觀正確到幾乎保守的地步，有時候中國觀眾都會覺得美國人怎麼這麼幼稚呢。其實，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娛樂片的主流觀眾是青年人，因此從分級要求來說，它必須有底線控制，適應青少年的道德需求。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沒有足夠自覺的底線意識，青年觀眾喜歡什麼，就迎合什麼。美國反而不是這樣，美國的電影分級制度其實並不是為了拍三級片，相反分級是為了規定底線，特別是電影針對年輕群體時的底線，包括片中的粗話、髒話、性愛表現、暴力、惡俗動作都有非常嚴格的控制，這是文化產品應有的底線控制。
俞白眉：尹老師說的這點，我是認可的。對於我們創作者而言，在喜劇的情懷方面沒有動機問題，只有比例問題。
喜劇的特點之一就是當你提供了足夠的喜劇性時，會將角色的負面性降低。就像周星馳在《唐伯虎點秋香》中，那個唐伯虎從頭到尾都是個壞蛋，但我們從一開始就不認為他是個徹底的壞蛋，那是因為影片用喜劇性抵消了觀眾對他負面形象的認知。如果喜劇性沒有充分傳達到，那他才會是個徹頭徹尾的道德有問題人士。
在世界範圍內，喜劇創作都面臨著尹老師談到的「度」的問題。喜劇片中的主角形象總會是一個集負面因素於一身的人，但我們對他的認知是「他是一個壞人」，還是「我們心中一個小壞蛋的釋放」，就因人而異了。年輕人認為它收得回來，是因為年輕人從一開始就不覺得他是個壞蛋，他做的每一件事，觀眾都只會覺得他是在逗人笑，那麼這個「壞」就沒有那麼強烈的惡意，笑總是在抵消惡以及負面的東西。如果他做的這件事情，觀眾沒有笑，那他才是負面的事，才會遇到麻煩，才是沒有收回來。
喜劇角色身上都有特別的典型缺欠人格，不僅是周星馳的喜劇，在《白頭神探》、金凱瑞的《大話王》、《憨豆先生》等眾多外國喜劇電影中，也都經常出現這種情節，主人公做出違反常識的行為，如果觀眾不覺得可笑，那些行為就會讓人覺得主人公的道德觀有問題，但關鍵是做出這些行為時，觀眾已經先笑了，這一笑本身就已經消減了這些行為本身違反社會輿論的惡度。
我們在判斷分寸的時候是去觀察觀眾的反應，很多年輕人看完之後覺得特別振奮，覺得看完之後有信心可以面對汙濁的生活，他們覺得這是喜劇片給予了他們力量和正能量。為什麼？因為那個惡對他沒起作用，因為在那個瞬間他笑了。他明白這是在逗我笑，而不是說他真的做了如此行徑的事情。
——自我糟踐與理想主義——
【尹鴻：「政治和性可能是全世界喜劇的共同主題，而在中國喜劇的表達中會比較困難，所以自輕自賤、自我糟踐容易成為中國喜劇的選擇。」
俞白眉：「我不同意糟踐的說法，演員和他出演的角色是不能等同的，這是一種破壞性的演出，如果有不妥也是我的問題，和演員無關……我也抗議說我們是拜金主義，我們恰恰是因為理想主義才這麼幹的。」】
尹鴻：的確，中國的喜劇創作比較困難，容易受到各種制約和質疑，這可能是因為有些該說的話不能說，該開的玩笑不能開，這和國情、審查制度有關係。政治和性，是全世界喜劇的共同話題，但在我們這兒都比較敏感，要繞著走，所以做喜劇有時就變成了只能糟踐自己。
俞白眉：我認為是只能拿自己開玩笑，這個糟踐自己的說法我是不同意的，因為我們不能讓演員等同於他出演的角色，這是最基本的。我管這個叫自嘲。
我在任何場合都非常感謝我這部影片中的演員，他們非常不容易，我開始給金星、韓寒打電話的時候就和他們說了，他們如果出演這個影片會遇到非議，因為我會讓他們用自己的名字把自己演得很醜陋，因為如果不實名演就沒有那個意味了。
中國人可能還有點不適應開這種玩笑。英國有個片子叫《臨時演員》，都是請好萊塢的大明星實名制演自己，每個影星一個故事。比如凱特•溫絲萊特那一集，她扮演的自己就是個臺上演修女，臺下滿嘴髒字的人。他們是真的敢拿自己開玩笑，展現這種臺上臺下的巨大反差，但是觀眾們有足夠的幽默感，都明白這不是他們生活中的樣子，是他們的角色，但這個片子好玩兒就在於大明星在影片中展現出來的那種猛烈的自嘲。
我們當時找演員其實是很困難的，好幾個明星朋友都拒絕了我，但韓寒、金星他們是和我的知識結構比較相似的，可以理解我這樣做。我提前就和演員們說明白了，影片上映後你們會被罵成作踐自己，但這是我的故事造成的，和演員本身沒有關係，要領罵也應該是我，演員們都是非常敬業和努力的。喜劇演員應該像泥巴一樣，敢於醜化自己，拿自己開玩笑，這是小丑精神，我是很尊敬他們的。
我當時也聯繫了一些偶像演員，覺得憑交情可以請他們來演，但是人家拒絕了，因為偶像的形象是很重要的，是要靠這個賺錢的，而我們這是破壞性的演出，演員們瘋狂的表演結束後會對他們有影響。我經常說，娛樂是什麼？娛樂不是娛樂任何人，是娛樂自己。你自己不開心，想逗別人開心？當你自己玩HIGH了，你會讓和你年齡基礎相似的人群和你一樣HIGH，這就是我的判斷。
另外，我最怕一個聲音說我們拜金主義，這點我要抗議的，我們其實是因為理想主義才幹這個事的。我和鄧超做劇場也有十年，只是因為喜歡。說點兒實在的吧，其實舞臺劇五年的利潤，鄧超去商業活動一個下午就賺得回來。可是為了這個電影，他一年不接任何電影和廣告，演喜劇的人，演之前就知道，會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不容易拿獎。這是因為我們喜歡這個東西，我們在為理想努力。
我還要替中國一線的電影人說說話。可能每一部影片都存在到達或者沒到達的情況，評價也各有說法，一個需要正視的前提是：絕大部分的電影人其實都不是急功近利的，都是努力用心在做的，都是晚上睡不著覺的。趕緊衝進來，衝進來就掙錢那是急功近利——90%的電影都不賺錢，上線了能不能賺也不知道，怎麼急功近利啊？為什麼我們還在堅持用心做， 就是因為喜歡和理想。
——我們拿什麼去抗衡好萊塢資本鐵蹄——
【俞白眉：「資本的鐵蹄已經踏入中國，只有生產大票房電影，我們才能在未來與好萊塢大片抗衡。」
尹鴻：「如果只用急功近利的方式來搶票房，那遲早還是會被觀眾拋棄。想要正面抗衡，必須形成正態的電影工業。」】
俞白眉：這次我們和《變形金剛4》同期上映，我跑了很多院線去看排片、上座的情況，我不是盛世危言，我感覺中國電影的未來是很悲觀的。
美國大片未來引進的力度會增強，帶來的衝擊會非常大，這些影片也有很多明顯的缺點，但就用特效一點，便橫掃全世界。同時，資本的鐵蹄也已經踏入中國，在《變形金剛4》上映前一兩個月，各大影城門口都立著幾米高的變形金剛模型，特別是在二三線城市，這甚至成為影院的地標。
再加上院線本身當然喜歡放3D片，排片上會有傾斜，所以《變形金剛4》一天的票房才會2.3億。如果《哥斯拉》、《變形金剛4》這樣的強片半個月上一部的話，那國產片的市場就被搶沒了， 就像當年美國吃掉香港一樣，資本進入，市場馬上就衝垮，而且，他們憑藉強大的營銷手段，瞬間就會改變老百姓的觀念。
批評家總是要求我們不崇拜市場，但美國大片難道不崇拜市場？我們不面對市場，他們要面對市場，我們怎麼兩軍對壘？其實那些怪獸片就是爆米花電影，他們所有片子講什麼？「邪不壓正」。大片也沒有什麼升華，為什麼會吸引觀眾進入影院？就是工業奇觀，他們的電影語法，圍繞的就是展現人類最高科技的工業智慧這個核心，大家都在批評他們電影裡的文學表達，但他們有大量的特效，憑這一點就打敗了全世界。
那我們怎麼辦？所幸電影是多元的，有各種可能。今天處在IPAD、網絡、DVD都有的時代，人們獲取影片資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容易，安德烈巴贊的「木乃伊理論」自然遭到了挑戰。我們為什麼還要去電影院？很多傳統的好電影，觀眾會覺得，不用去電影院就能看，所以那些龐大的工業電影才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優勢。這無疑對我們的電影語法造成了很大的挑戰。一個尷尬的事實是：有很多種非常好的電影，越來越不可能有票房了。與此同時，工業大片殺了進來。
所幸，除了工業電影之外，能吸引人們去影院看的還有一種是具有劇場效應的電影，就是一百個人一起看的時候，和一個人在家看的感受會不同，更強調和觀眾精神互動。我們這個片子就是主動尋求這種劇場效應的電影語法。只有這樣才能對抗特效大片。對我們來說，刻意和美國大片同時上映，這也算是一個試驗。所以我們不可能不顧及市場的需求，我們就是要生產這種大票房電影才能有立足之地。
尹鴻：工業大片來襲，是電影工業發展中需要我們正視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只用某種急功近利的方式來搶市場，那是一定難以為繼的。國產電影需要正態的工業體系，做正態的工業分布，既有高科技電影，也有藝術片，既有重類型，也有輕類型，形成真正完整的市場競爭力。如果沒有這些，說正面抗衡是不可能的，用急功近利的方式去搶票房，遲早會被觀眾拋棄的。
香港電影的沒落其實恰恰也說明這個問題，當時香港有一批比較低俗的所謂商業娛樂片佔領著香港和東南亞地區的電影市場，但是沒有求新、求變。而觀眾的改變是很快的，此前的香港電影觀眾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但後來的許多香港人從中小學開始普遍接受西方文化和娛樂產品，這一批人長大成為消費主力群體後，立即改變了選擇，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電影市場，好萊塢電影以壓倒性優勢超過了香港本土電影，以至於香港電影必須北上內地來尋求主要市場。
大陸電影市場現在也面臨這樣的危險，最近由於電影市場的擴容帶來電影觀眾結構和趣味的某些改變，感覺電視化、低賤化可以賣錢，就把電影搞成這樣，但其中的危險性是很大的。那些過去沒有電影觀影條件的二、三線城市的觀眾，很快也會因為觀影經驗的豐富提升自己的觀影水平和訴求，如果國產電影不能提高製作和創作水平，滿足於對低水平的觀眾的迎合，危機遲早會到來。國產片不僅需要票房而且需要口碑，不僅要滿足今天的市場而且要重視明天的觀眾。
所以我說中國電影一定居安思危，不僅要佔領市場，而且要用優質的電影佔領市場。娛樂產品的品質也有高下之分，喜劇也有優劣差異。如何在娛樂與升華、宣洩與淨化之間找到平衡，提高中國娛樂文化的製作水平和美學水平，無疑是重要的。
來源：北青藝評 作者：路坦
攝影：曹申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