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作為2018北京紀實影像周展映邀請片目，8.3-8.5期間分別在The Future Hall、北京民生現代美術館、糧倉美術館進行了三場的放映。導演陳志漢專程從臺灣赴京玉觀眾見面交流，引發了觀眾對於生命、親情及遺體捐贈的熱烈交流。
陳志漢導演在現場
一具冰冷的遺體，在醫學院的解剖課中，默默地和一群醫學院學生，走過一學期艱巨的學習，陪伴他們穿越成為醫生的成年禮。在臺灣捐贈遺體做為解剖課教材使用的亡者，被尊稱為「大體老師」，在極度重視亡者身體安葬的亞洲，貢獻自己的身體需要面對親人的不舍，獲得深厚的了解與支持。這樣貢獻的心意，將帶給家人以及醫學院師生什麼樣的改變？即使靈魂早已離開身體。本片經歷細膩的情感，思考「活著」到底是什麼意思？當生命的終點不是身體的毀壞，而是影響力，人們會如何決定自己生命的色彩？
2018Doc＋陳志漢導演交流實錄
志願者：莊新宇 張麗娜 印林芳 羅冰倩 整理
The Future Hall交流現場
糧倉美術館交流現場
北京民生現代美術館交流現場
我想請問導演，像您這麼魁梧的一個人，是怎麼那麼感性的聚焦到大體老師這個群體上？
我大概在十年前開始拍片子。一開始我是攝影師。我媽媽她很喜歡帶我爬山，十年前，我發現媽媽爬山的速度越來越慢，忽然有一種感覺，我媽媽有一天她會過世，會離我遠去。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有一點感傷。感受之餘，想到為什麼死亡這件事會讓人感到難受呢？我很想要拍一部片子講死亡，不讓人那麼難過的。
到底什麼才是生命的終點
在2013年的時候，我知道了「大體老師」這個題材，讓我感興趣的原因有兩個：「大體老師」不是令人難過的事情，反而會令人尊敬；另外一個是，我們想知道這些解剖課的學生，他們一開始是不認識這些大體老師的，認識之後，他們用什麼心態去解剖大體老師，這是我想探討的一個問題，醫生和病患之間關係應該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那我就開始去找學校，一開始找到的並不是現在這所學校，後來我找到了輔仁大學。輔仁大學的老師也非常的配合幫我聯繫學生。因為我跟他說我想拍一部關於生死的紀錄片，我覺得如果你不了解死亡的話，其實很難了解生命。那個老師也正好很想用「大體老師」的題材來做生命教育，很認同我的想法，我們就這樣準備合作。
其實這部片子最難的地方就是尋找一個家庭讓我拍攝。只要我一出現，就代表這個家庭有一個家人過世了，我是來拍攝這件事情的。所以我後來就請學校幫我問這些家屬，我想跟她們先聊一聊。結果只有林先生一個人願意，其他人都不願意，當然這也是一件不能強求的事情。林先生之前是一名救生員，現在在教小朋友遊泳，他特別希望可以幫助到別人，我跟他溝通拍這個片子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大體老師。他很願意幫忙。
他之前工作也好，跟朋友一起也好，可能都要很晚才能回家。他和她女兒是沒什麼交集的，他女兒找他也找不到，想跟他商量也找不到人，關係就變得不太好。他們家狀況很特別，我一開始問他，他們家什麼時候可以一家人聚在一起，他說沒有，過年的時候也沒有，過年林先生會外出找朋友或者去救難（爬山出危險的人），近幾年就常常跑去爬山，過年的時候都不在家。
從2013年開始拍攝一直到2016年才拍攝完，大概拍了兩年多的時間，剪輯了一年多，一直到去年3月這部片子才在臺灣的戲院上映。我邀請林先生來看，我也很緊張，因為不知道林先生會在意什麼，當他看到畫面的時候會什麼感受。我心裡很在意的是怕他看了以後心裡能不能承受這些事情，沒想到他看完之後，就感到這件事情好像就完結了。他的女兒也講到，有一個導演幫他們從頭到尾記錄了這個事情，這部片子對他們一家人來說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們也因為媽媽過世這件事，全家開始了更加密切的溝通。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說也是非常欣慰的事情。
請問你拍攝大體捐贈的流程本身就是這樣還是因為你拍攝的關係而到這個大體捐贈受到特殊的關照？
學會告別是一門必修課
本來就是這樣的過程，會有很多的儀式。我不是拍儀式，通常是林先生過去他們家人在場的時候我才會去拍攝。每個學校都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迎接大體老師的方式，因為輔仁大學是天主教學校，所以會有他們自己特殊的流程。
剛才我在看的時候我的情緒已經控制不住了，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覺得真的很偉大，因為我覺得，整個片子在拍的時候很平靜，人物也很平靜，三年能夠保持這樣的平靜真的很偉大。有一個問題是，你這是一個團隊還是自己在拍呢？
我是一個團隊在拍，但是因為這個題材挺敏感的，而且解剖屍體的空間也不大，所以有時候最多只有兩個人，或者我一個人，但有時候會有一些例外，有時候有些儀式，有老師，學生，家屬一起來，那時候人會特別多，也有特別少的時候，比如說和林先生單獨相處，如果我跟攝影師一起出現的時候，林先生就會講話不自然，後來我就跟攝影師說你不要跟我去了，我自己去，我就發現這樣的他會跟我講很多事情，所以我們兩個的時候，人越少越好。
我之前是學醫的，以我的理解，醫學生到了一定的年級就會有解剖課，我不是很明白遺體為什麼會兩三年才會用到，另外就是，遺體捐贈就是家屬的意願嗎？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輔仁大學的遺體捐贈協議書，第一欄就是必須本人籤署的，所以林太太籤署的時候她還活著。她是生前跟林先生一起看電視的時候看到了「大體老師」的事情，就跟林先生說，他死後能當老師也不錯，林先生聽到後就打電話到遺體捐贈中心諮詢。兩個人就互相籤署了遺體捐贈協議書。那為什麼要等兩三年那麼久，是因為人過世之後，要到學校做防腐處理。之後會把屍體泡在福馬林中泡一年。一年結束之後，會把人取出放到冷藏櫃中。之後，學校的「大體老師」不會很多，所以有些完成了就先使用，有些放著備用。等到過一年之後再用這位，所以最快會等兩年。因為學校裡會有學長學姐也在等「大體老師」用，所以有一些會等三年。
可能因為林先生是救生員，所以他會更加看重生命或者救助的事情，一般人來說如果自己的父母去做「大體老師」的話可能對他們自己來說是做不到的，包括裡面的老師也說到如果自己的父母去做「大體老師」，她也會接受不了。我設身處地的想一下，如果我去解剖別人的時候可能會把他當作一個物理的身體，如果是自己的親人，我就沒有辦法去面對了。
其實不用說你，我們拍攝的老師與學生，在拍攝前後與他們溝通，你們以後要不要成為「大體老師」，他們也沒有說要，我拍這部影片不是在宣揚遺體捐贈的事情。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林先生因為很愛他的太太，所以同意他的太太成為「大體老師」，蔡老師因為很愛她的父母，所以不願意她的父母成為「大體老師」他們的出發點都是愛他們的家人，但是他們的決定是不一樣的。只要是出於愛，你可以做任何的決定，不一定要捐贈遺體做「大體老師」。
我想問一下片名與內容的關係，以及您當時為什麼選擇這個名字？
「大體老師」不會講話，但是她會教會學生很多知識
我記得我在剛開始決定拍這部片子的時候，我走在輔仁大學校園裡看著那個醫學大樓，因為解剖課是發生在周一下午，是一整個下午，我就想我之後應該是在這，在某一個房間裡面，它應該也像現在一樣陽光普照，「大體老師」不會講話，但是她會教會學生很多知識，所以那一堂解剖課就是發生在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所以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就是講這節解剖課。
林先生為什麼想把老婆的遺體放到那麼遠的地方，而不是葬在自己身邊？
林先生是一個很怕麻煩、也怕麻煩別人的人，他覺得既然學校有自己的流程，就按照學校的流程走就好了，不想因為自己的事情讓學校特殊待遇。其實在我看來，林先生也是在逃避很多問題，他雖然經常去看他的太太，但每次都會很急迫的離開。這可能也是他沒有想通的地方，因為可以離得太近他會放不下，但其實現在他也經常去看他太太，去跟她講話。
遊泳教練林先生專程從嘉義千裡迢迢開車往臺北，每月都到醫學院探訪他的太太。結婚23載的深情，升華作報告生活瑣事的絮語。直到今次，他再壓抑不住，過去沒有把握機會或不懂得表達的愧疚、遺憾、思念，都隨著決堤的淚水傾瀉而出。因為，太太是「大體老師」，即將要被送上解剖臺作醫學生解剖教材，這是他最後一次對著「完整的」太太說話。
影片一開始林先生其實還挺樂觀的，但是當他的太太火化，有點像第二次死亡。所以也能理解他的心情。
其實我在拍他的時候一度認為他是不是已經走出太太過世的痛苦了，那如果他已經走出來了，可能故事的結局是他娶了新的太太，可能就不會再拍下去了。有一天他來看太太的時候，很特別，我跟他講話他都很少回應我，一開始，我還沒在意，後來他要進去大體老師存放室，我當時跟他說，你想講什麼話就講，不想講也沒關係，然後他就突然哽咽，說他一會可能會大哭這樣子。我聽到之後，我想這可能是一個轉折，他可能不是真的走出來了，而是想逃避，當時我就沒有再跟他講任何話。
其實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是特別難的。我在創作拍攝的時候就考慮過這問題，也想到在展映過程中一定會被問到這個問題，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在我拍攝過程中一直在詢問輔仁大學的學生和老師，他們的回答大多是否定的，由此我也產生了懷疑。
對死亡的討論可以釋放很多束縛
後來考慮到捐贈遺體並不是我一個人是事情，因此和妻子商量。妻子說自己會願意成為一名大體老師，原因是因為「人死了之後也沒有感覺了，考慮那麼多幹嘛」。這時候我才意識到我一直在用生的思維思考死的話題。其實這部片子給了大家一個很好的契機，我們可以談談我們一直迴避的「死亡」的話題，這是很健康的，因為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經歷的過程，而我們往往會逃避「死」。其實，對死亡的討論可以釋放很多束縛，使得彼此的關係更加親密。我和妻子約定願意成為大體老師。但最後如何還要視具體情況而定，畢竟成為大體老師是有很嚴格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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