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實現導演夢只能從拍色情電影起步
問：您為什麼要進入粉紅映畫攝製行業？
浜野佐知：1968年，20歲的我高中畢業後到東京開始尋找當導演的路。那時日本也沒有國立的電影學校，不能上學學習，本打算在電影公司找份工作，邊工作邊學習電影。當時在日本的幾大電影公司控制了所有日本電影的製作與發行，但招工的條件是大學畢業的男性，作為女性絕對進不去。那有沒有其他辦法呢？最後我發現只能從做粉紅電影導演，也就是色情電影導演開始積累拍攝經驗。
問：那麼您為什麼一定要做電影導演呢？還要付出先做色情導演的代價。
浜野佐知：高中時我開始喜歡看電影，歐洲那邊又興起了藝術電影的浪潮。這種新浪潮的電影中對女性形象的描述對我影響很大，都是比較自立的女性形象。
可是當時日本的電影都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所以電影中的形象包括母親妻子各種女性的形象，都是以男性為主，千篇一律。涉及到性描寫時，牽涉到的女性又多半是娼婦或者被拋棄的離異女性。我覺得這是因為都是男導演拍的緣故。
如果能做電影導演就能拍攝出真實的女性形象。
男導演拍的色情電影只聚焦女人下半身
問：根據資料顯示，粉紅映畫出現在1962年，由日本獨立製片商製作的低成本的以描寫男女性愛為內容的色情片。拍攝的作品被稱為300萬電影，因為每部片子的製作費為300萬日元，每年大概要製作300部電影。您所看到的粉紅映畫是什麼樣的內容？能簡單說說主題和視角嗎？
浜野佐知：剛開始接觸粉紅映畫的時候我幾乎被嚇住了。什麼樣的呢？男性拍的粉紅電影都以男人為中心，女人的性都是為了男人，一切以男性的欲望為主，把女人的身體物化，剝奪女性人格，只聚焦女人下半身的電影。比如說所有的影片都有關於強姦的描寫，把表現強姦視為理所當然。而且情節中被強暴的女性還竟然愛上侵犯她的男性。
我想女人並不是為了迎合男人，為了張開大腿才存在的。女人也有自身的性和欲。
我希望拍攝只有女人才懂得，只有女人才能創作的作品，這就是我下決心要成為一名粉紅映畫導演的初衷。
問：當時除您以為還有專業拍攝這一類影片的女導演嗎？
浜野佐知：當時沒有，此後30餘年都只有我一個女導演，沒有其他人。粉紅映畫和其他電影不同，用不著場記也無須布置場景和房間，也基本沒有女性工作人員。
問：粉紅映畫在電影界的地位如何？
浜野佐知：當時的地位還是比較低，不是主流，也不能進入普通院線放映，只能在專門的放映廳上映。它和AV完全不一樣，比如學生們只能偷偷的去那種店裡面借AV看。
第一部作品就是描述女學生自主選擇性愛的故事
問：您在拍攝前會對電影劇本進行修改嗎？您的第一部作品是什麼樣內容？
浜野佐知：最開始不是自己寫的劇本。男導演作品中的女人是為了等待男人挑選而存在的。女人由男人來挑選，女人永遠是被選擇的。在性行為的時候，也是男性主動，女性被動。
到我33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成為獨立的女性導演後，雖然所有的腳本都是山崎先生來寫，但電影的風格和性描寫都已經有別於以往的粉紅映畫作品了，電影中表現的女性形象都是自發的主動的想要發生性行為的女性形象。
我一開始就想挑戰男性為主的社會。
我的首部作品是想挑戰男性的性幻想，他們覺得如果女人被強姦也是有高潮的。這部作品描寫的是17歲女孩自己選擇男人自己選擇性行為方式，並且在這個過程中自立長大成人的故事。
這部作品被很多男導演批判，因為是女生主動做愛，他們認為沒有這樣的現實。
問：70年代的時候，日本一家大的電影公司日活瀕臨倒閉時制定了新的策略，開始製作浪漫情色電影。粉紅映畫和這種電影有什麼不同？
浜野佐知：大家常有把浪漫情色片和粉紅映畫混為一談的傾向，但日活製作的這一類電影和粉紅映畫不同。日活公司是非常大的一家公司，它的預算跟粉紅電影不一樣，大概是10倍以上。粉紅電影作為一種獨立電影而存在，從思想上和技術上也是完全不一樣。
日活公司有3000萬的預算，但沒有辦法自由選擇想拍的電影主題。粉紅電影因為其獨立性則正好相反。
色情電影行業30年只有我一個女導演
問：電影評論界對您導演的粉紅映畫有何評價？
浜野佐知：我的電影是想讓女性看的，希望女性看了之後能夠開心。他們最開始就批判我的作品，不過男性觀眾喜歡不喜歡，我也不知道。我在片子裡常常挖苦男人，大約評價不會太好吧。
這個行業裡30年來只有我一個女人。即便在整個日本，從現場磨練出來的女導演也許也只有我一個人。所謂的現場磨練，也就是經歷過作為一個女人可能受到的各種羞辱。
拍電影被男人性騷擾 只好抱著刀睡覺
問：作為粉紅映畫的女導演，肯定會與男演員和其他劇組工作人接觸，在交往過中有沒有讓您為難或難堪的事情？
浜野佐知：我22歲時做導演，演員、劇組工作人員都是比我年紀大的男性，怎麼會不受欺負呢？即使當了導演也免不了。他們會開一些下流玩笑，用今天的話來說毫無疑問是性騷擾。但因為這種事情就鬧起來的話，在粉紅映畫圈中，我一個女人就幹不下去了。
比如某天晚上喝醉的組裡的男人突然爬到我床邊想和我上床，有時候我都抱著刀子睡覺，為了保護自己。或者是別的男生想看我跑步時候胸部顫動的情景。但是對我來說，這些都無所謂，因為當時我一定要當導演，這是更重要的。
比如在野外山間拍外景，哪裡來的廁所啊，真的會愚蠢到和男人並排站著小便。
我最被困擾的不是性騷擾或者權力的騷擾，而是自己有生理的那個身體。
拍外景為規避生理期長期服用避孕藥
問：您是指拍外景時遇到生理期嗎？
浜野佐知：對啊，怎麼克服每月一次的生理問題呢？拍外景對女人來說實在是很不方便，因為女人被賦予生兒育女的身體，這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至少在60年代後期，月經棉條護墊還很不普及，不是隨時隨地可以買到的。即便是有的也還存在廁所和時間問題，有廁所又沒時間，有時間又沒有時間。拍外景有時忙起來連上廁所的功夫都沒有。碰上這種時候想停拍是不行的。
沒辦法我當時只好吃避孕藥來調節生理期。但當時日本沒有被認可的避孕藥，我就去一些地下醫院買那種不正規的藥，對身體副作用特別大，臉就變得非常腫。之後會有其他的男性說，就因為這些原因，所以不需要女性導演。
什麼性騷擾啊，受欺負啊，揮一揮刀子什麼的都可以擋回去。可是對自己的身體，我卻毫無辦法。到底是女人的身體，一直影響著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克服了這些種種困難。
不覺得羞恥 從未拍過迎合男性的作品
問：粉紅電影的受眾大多是男性，是否會為了迎合他們做些讓步？拍娛樂男性的色情電影是不是對女性的一種侮辱？
浜野佐知：我製作粉紅電影的目的就是為了表現自己想要就去做的這種獨立女性形象，我從來沒有拍過一部電影是為了迎合男性的。
女權主義者從批評到接受 最後還為一部劇情片募捐
問：粉紅映畫肯定會受到很多女權主義者批評，那麼遭到批評時，您如何承受呢？
浜野佐知：我不覺得羞恥，因為我一直是在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為了在電影中還女性的本來面貌而單槍匹馬努力了30年，光靠動嘴是沒有用的。
之前的女權主義者把粉紅映畫中的女性色情內容作為批判對象，但是近年出現的女權主義者看待這些是一種藝術。她們對敢於表現女性的性愛這些場景是一種讚揚的態度。
當年我接受電影《尾崎翠》的製作時，是以松本為首的日本女權主義者們支持了我，全國有一萬兩千多位女性為我募捐。這也是我和女權主義最初的邂逅。那是在1998年。如果總結我所走過的歷程，或許這就是我和女權主義的淵源。
只是拍自己想拍的電影 跟商業、女權都無關
問：這麼多年您一直要表達女性自主自由的主張，那是不是意味著您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浜野佐知：我自己其實沒想過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但我非常開心別人認為我是女權主義者。雖然自己也沒有實際的這麼認為。我在人生中花了這麼長的時間來拍這些作品來表達女性主義，我是非常開心的。在日本有種說法是色情電影把性商品化。我拍這些電影也一直被批判，被女權主義者被批判。
但我做這些最重要的目的是在電影裡表達女生的性由女生自己來掌握。
我想拍的是我自己想拍的，跟商業無關，跟女權主義也無關。要說我是女權主義者的話，因為我也在不斷地與父權體制及男性社會做鬥爭，而且也是一個人的鬥爭，既沒有組織，也不是權威。
實際上我只是想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問：當年您拍色情電影時家人怎麼看待這份工作？
浜野佐知：因為我拍的這種粉紅電影傾注了自己非常多的努力。家人看到我這樣努力之後是非常的支持。我自發的非常想要去做這件事情，自己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家人當然也不會覺得不好意思。
我歡電影，想做劇情片導演，通過電影表達自己想說的東西。有了這個信念才能做到現在。
劇情片《百合祭》關注老年女性的性愛
問：2001年，您拍的描述老年女性的性愛故事的劇情片《百合祭》在國外獲得了幾個大獎，評價很高，在幾十個國家巡映。這次來中國參加國際女性影展，您也帶來了這部電影。為什麼您會關注老年女性這個群體？
浜野佐知：拍了30年色青電影之後才開始拍上劇情片。其中一部就是《百合祭》。我想描述的很多，尤其在描寫高齡女性的情慾時，我試圖從正面去表現一種複雜交錯的情慾。我希望得到一種效果，就是觀眾在笑聲中看這部電影，笑過之後還能思考一下老年女性在日本社會所受到的待遇。
在日本，拍攝老年女人性愛是被禁止的，有關閉經之後的女性做愛類型的電影也不受歡迎。而且大部分男性超過40歲之後可能也不會勃起，在日本社會也被認為是不能做愛的。
日本社會塑造的傳統而理想的老齡婦女形象對世人影響極大。比如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中那種裝束整潔舉止安詳，與上了年紀的乾癟老頭閒坐品茶的可愛的小老太太的形象可謂深入人心。
在日本社會裡，女人如果閉了經，就似乎應該作為老人老老實實呆著。過去人的壽命差不多只有50年，女人月經沒了也差不多要死了，因此不存在老齡情慾的問題。現在日本女性的平均壽命有87歲。
女人過了50歲有更多選擇 更應好好享受性愛
問：您在拍攝《百合祭》時多大歲數？是否也和您自身經歷有關？
我拍攝《百合祭》時正好50歲左右，自己的身體內有何變化？性慾消失了嗎？根本沒有這回事。我仍然充滿了愛的願望。閉經了又怎樣？什么女性激素減退，其實也沒有變。沒了月經，倒是更自由了，做愛也不會有孩子了，應該更放得開了才對。
日本女人如果過了50歲還找男人就被看成是老妖精，就要被人疏遠。我就是要把她們解放出來。也就是說，我要告訴她們過了50歲，正好可以有更多選擇的餘地，可以有性，有愛，有情慾。不能把剩下的37年閉著眼說成是餘生。如果閉經真的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那麼其後的新階段裡人生變得更加充實，應該去重新考慮情慾和性愛的問題。
國外頻頻獲獎 在日本國內的影響可能只是啟蒙
問：這部電影在日本放映後影響如何？
浜野佐知：《百合祭》是14年前拍的，不過直到現在，日本社會還是不太關注老年女性的性愛。而且在美國、義大利等國家放映後，2005年才在日本上映。
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看過，但是看過的人其實有變化。我是想告訴大家，實際上上了年紀這件事情不只有壞的一方面也有好的一方面。
很多高齡女性看完電影後都是非常開心地走出來。有個83歲的女觀眾後來告訴我，她找到一個男朋友，他們每周去一次情人旅館。不過我覺得這部電影只是一個啟蒙。
更改原作結尾是想表達老年女人可以追求想要的生活
問：《百合祭》原著作者是男性嗎？原著結尾和電影一樣嗎？
浜野佐知：原著作者是女性，但原著結尾和電影不完全一樣。這部電影描述了一個老年男人入住一所全是老年女人居住的公寓後，和其中幾個女性發生關係的故事。原作中當男主角完全暴露後，就以派對結束了故事。我覺得這樣的話，電影就沒意義了。
原作偏重於男性主義，而我偏重於女性主義，所以結尾我改成兩個女性變成了情侶關係，女主角之前沒發現自己是同性戀。因為在美國有這樣的人，上了年紀之後才發現自己是同性戀。
問：《百合祭》的旁白是一個過世了的女性角色。您怎麼會想到讓已經死去的人做旁白呢？
浜野佐知：我是以一個死去的老太太的視角拍的，相信大家能感覺到，死去的人和女主角關係比較好，這是一個比較暗的線。這是原作中沒有的，但是我依然覺得死者和女主角之間有著密切的精神上的聯繫。最後女主變成了同性戀者，這是一個為情節開展而埋下的伏筆。可以想像，如果做旁白的角色還活著，就她們的關係發展來看，很可能走上同性戀之路。
問：《百合祭》結尾處公寓中的幾個女人知道真相後仍舊相安無事，也有人說您有厭男情結。
浜野佐知：我不是不喜歡男人，而是不喜歡日本社會的男性至上主義。
電影結尾處幾個女人知道真相後仍舊相安無事，是想表達女性的解放，只是通過男人來享受性愛。
最後兩個女人在一起也是因為開始了其他談戀愛的方式。如臺詞所說，上了年紀之後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和性別無關，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性生活。
電影中出現了兩次百合花開的聲音，也是想表達女性享受性愛後發現了自己的新生。
問：這次影展您帶來四部劇情片，您對觀影的中國觀眾有什麼樣的印象？
浜野佐知：中國觀眾是完全沒有顧慮的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是日本是不一樣的，日本人可能會看一下周圍，看周圍的人有沒有笑，他才會表達自己的這個想法。但是我到中國來發現中國的觀眾想笑的時候就笑想說的時候就說，我對這一點非常的高興。
浜野佐知
日本導演。
生於1948年，理想是從女人的角度拍攝女人的電影，反對電影對女人的刻板印象。她從東京開始自己的電影之路，當年電影業仍是男性主導的行業，不願意任用女性做導演。最終她決定先從拍攝情色電影起步，積累拍攝電影的經驗。此後一段時間她曾在獨立製片公司作導演助理，1971年首次以導演身份登場。1984年成立了自己的製作公司旦旦舍，1998年拍攝了獨立電影《第七官界的彷徨 尋找尾崎翠》，這部電影展現了幾乎被遺忘的女作家尾琦翠的生活和工作，贏得了Hayashi Amari獎。同年，她開始著手拍攝桃谷方子描寫老年女性性需求的小說《百合祭》，並於2001年將其搬上了銀幕。2005年出版了名為《女が映畫を作る!》(女人拍電影!)的書，2006年拍攝《蟋蟀女孩》，2011年拍攝《芳子與百合》，2015年拍攝《變性記》。(採訪整理/張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