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阿英、袁殊、黎莉莉（錢壯飛之女）、李一氓、李克農、袁牧之
看看這些名分：中共情報人員，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情報員，CC系特務，軍統特務，日本特務，汪偽高官。於是，他作為男主的原型，出現在諜戰劇《偽裝者》、諜戰遊戲《潛伏之赤途》、《隱形守護者》之中。於是，出現了這一幕：袁殊在1982年10月剛獲平反，就有老同志聯名寫信，認為袁殊被捕後叛變，投靠日本人，是真正的漢奸，不該平反。1987年底，袁殊病逝，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烈士牆上。但是，他的平反結論裡仍然有一句話：「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平反時，他的黨籍得到恢復，但是，黨齡卻是從1946年重新入黨算起，這比他第一次入黨的1931年，足足晚了15年。爭議在他身後一直沒有平息，焦點在於，袁殊的多重身份背後，他的真實政治底色到底是什麼，「他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
平反後，袁殊有次說起黨齡，掉了眼淚：「他們欺負我，抹掉了我15年的黨齡。」袁殊第一次入黨是在1931年10月。那天，他按通知要求走進上海愛文義路的一家咖啡館。中央特科負責人潘漢年招呼他坐下，向他介紹了身邊的王子春（歐陽新）。潘漢年說組織批准了他的入黨申請，今後由王子春單線聯繫並領導他的工作。潘、王給袁殊布置的任務是，尋找機會打入敵人內部搜集情報，做一個「白皮紅心蘿蔔」式的情報人員。袁殊在王子春指導下，通過關係打入CC系頭目吳醒亞的特務系統，先任「編外特別情報員」，後來擔任了「幹社」情報股長。袁殊又借吳醒亞之力得到一個記者身份，經常參加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的新聞發布會，結識了巖井英一。巖井表面身份是領事館官員，實際是日本外務省情報人員。袁殊有意接近巖井，巖井也有意尋找中國人做情報關係。袁殊日本留過學，日語流利。兩人各有所需，搭上關係。袁殊答應將通訊社不便發布的新聞材料提供給巖井，巖井答應把領事館將要發布的消息提前告知袁殊，幫助袁殊「搶新聞」。經過一段時間配合，巖井感到滿意。袁殊正式成為日本領事館僱用的情報員，每月有200元的「交際活動費」。袁殊20歲出頭的時候，就在情報戰線有了三重身份。不過，這一切都是在中央特科指導下進行的，雖然「白皮」，卻是「紅心」。如果事情一直這樣順利發展下去，袁殊的黨齡就不會出現什麼問題。但是，時事晦暗，四方風動。1935年初，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受到嚴重破壞，袁殊連續兩次在約定的時間地點，都沒有見到王子春。袁殊不知道，王子春已經緊急轉移前往蘇聯，後來在蘇聯不幸犧牲。情急之下，袁殊找到夏衍幫忙。幾十年後，夏衍還記得這件往事。「大概在1933年（應為1935年之誤）春，他（袁殊）忽然約我見面，說他和特科的聯繫突然斷了，已經有兩次在約定的時間、地點碰不到和他聯繫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幫他轉一封給特科領導的信。按規定，特科有一個特殊的組織系統，為了安全、保密，一般黨員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員聯繫的，因此我對他說，我和特科沒有組織關係，不能給他轉信。但是他說情況緊急，非給他幫忙不可，又說，把這封信轉給江蘇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級領導人也可以，當時白色恐怖很嚴重，他又說『情況緊急』，於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轉給了蔡叔厚。我也知道，蔡這時已從中央特科轉到了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但他的組織關係還在中央特科（吳克堅），所以我認為把袁殊的信交給蔡轉，是比較保險的。想不到那時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正需要袁殊這樣的人，於是袁的關係也轉到了國際情報局。」 遠東情報局指定的單線聯繫人是個學生打扮的「小李」。第一次見面，袁殊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向來人問道：「你是復旦學生嗎？」來人答出暗號，就此接上了頭。這時，中央特科也派出劉長勝接替王子春來與袁殊聯繫。劉長勝發現情況有變，就沒有再與袁殊聯繫。於是，袁殊與中央特科的聯繫、與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聯繫就此中斷。現在的人可能不理解，袁殊的組織關係不是轉到遠東情報局了嗎？何談中斷？彼一時，此一時也。那時，調轉組織關係完全不像今天，有大紅印章的介紹信，有全套的文字檔案材料，有健全的組織體系，有便捷的通訊和機要交通系統。那時，是嚴峻的白色恐怖環境，是極為隱蔽的秘密地下工作，尤其中央特科這樣的情報保衛組織，安全保密是生存發展的頭等大事。幹部與組織之間的聯繫，大多都是單線聯繫，聯繫的唯一紐帶，就是秘密接頭的那位上線。上線一旦意外變化，無法聯繫，很可能就意味著組織關係的中斷。那個年代，有多少共產黨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永遠與組織失去了聯繫。遠東情報局雖然是共產黨，但它是共產國際的組織，與中共情報組織互不隸屬，沒有直接組織關係。工作中如果需要溝通，只能通過上級機關，彼此不能橫向聯繫。袁殊可能以為，他加入遠東情報局，就等於接上了組織關係。但是，此組織非彼組織。這就是當時地下工作的現實。蔡叔厚，就是將袁殊關係轉入遠東情報局的那位同志，在一年之後，也遇到了和袁殊同樣的困局。他的上線聯繫人突然消失，此後一直沒有等到上級再派人來與他聯繫。兩年後的1938年，蔡叔厚在一個抗日小型集會上遇到劉少文，得到他是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就向劉少文說明了自己的情況，並開始繼續為黨做了一些工作。蔡叔厚以為，自己的組織關係這就接上了。但是直到1943年，他與一個同志談起很久沒有看到黨內文件了，才知道自己竟一直是被當做「黨外人士」。他馬上找有關同志提出恢復黨的關係，但是，因為當時情況所限，沒有能夠解決。白色恐怖下的情況就是如此。國民黨竭力剿殺，形勢極為嚴峻，脫黨叛黨者不在少數，有些人叛變後還潛伏在組織內部，充當內奸，危害極大。對待一個中斷了組織關係的人，如何鑑別他的真實政治狀況，那時既無法外調，也沒有證明人可以詢問，沒有檔案資料可以查證，沒有組織能夠出具證明。只能保持必要的適度警惕與懷疑，只能聽其言觀其行。如果輕信，就可能導致災難。所以，當袁殊1935年進入遠東情報局後，尤其當他在1937年再度見到潘漢年講述了自己的情況後，他以為組織關係就此接上了。袁殊的黨齡問題，如果僅僅是因為遠東情報局這一段經歷，那麼後來經過詳細調查決定平反時，黨齡計算時間也可能會是另一種結果。但是，袁殊加入遠東情報局之後不久，又出了一件事情，使問題更複雜了。
「犯有嚴重政治錯誤」，袁殊平反結論中的這句話所指何事？從已披露的史料看，大致與兩件事情有關。他的被捕源於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的被捕。華爾敦是蘇聯立陶宛人，1933年派遣來華，因為叛徒陸海防的出賣而被捕。他被捕後拒絕回答任何問題，被稱為「怪西人」。國民黨特務從「怪西人」身上搜出一個筆記本，上面有袁殊的名字。袁殊立即被捕。審訊中，國民黨特務問：和你經常在一起的那個女人是誰？特務問的這個女人，是著名電影明星王瑩。王瑩此時已是中共地下黨員，國民黨特務對她早有懷疑，苦無證據下手。袁殊與王瑩是結識多年的好友。就在前一年，王瑩在日本留學，國內輿論有些不利於她的傳言。袁殊受巖井資助，專程前往日本探望，回國發表訪問記《王瑩在日本的動靜》，澄清了許多謠言，王瑩甚為感激。袁殊認為王瑩只是一個演員，他們只是交往密切的朋友，說出王瑩的名字不會給王瑩造成什麼傷害。於是，袁殊說出了王瑩的姓名。國民黨特務又要求袁殊約見王瑩。結果，王瑩被捕了。王瑩的被捕，引起不少與袁殊認識的地下黨員的緊張，夏衍就趕緊轉移隱蔽起來。幸而王瑩被捕後應付得體，國民黨特務又沒有充足證據，只得將她很快釋放了。戴笠想把袁殊拉入麾下，派人專程來上海，帶話給袁殊：「你的事我都知道了，等風波平息後，你可以加入到我們團體裡來。你還年輕，擺在你面前只有兩條路，要麼就此完結，要麼參加蔣委員長領導的抗日工作。」在這個關頭，袁殊寫了如下的話作答：「我不認識『怪西人』，過去也不認識陸海防。但從事過共產黨的秘密情報工作。現在中日兩國的問題是抗日問題。希望蔣先生領導全國人民抗日。」袁殊被捕後的這些表現，以共產黨人面臨考驗時應具有的政治操守來衡量，差距是顯然的。1954年審幹，組織給袁殊做的政治結論指出：1935年被捕時自首變節有嚴重政治錯誤，後來為中共做情報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另一件與「嚴重政治錯誤」有關的事情，發生在1941年袁殊介紹潘漢年與巖井英一見面的時候。這次抓他的是汪偽特工總部。袁殊因為執行軍統任務謀刺李士群，事情敗露遭捕。他覺得巖井英一能救他，就發出了求救信息。巖井此時已是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副總領事，掌管情報機構「特別調查班」，對外名義是「巖井公館」。巖井得到消息，出於自己的算盤，把袁殊撈了出來。由此可見，袁殊此時與軍統、汪偽、日特之間的糾纏瓜葛，已經很深了。同時，他與分別多年的潘漢年也恢復了聯繫。時間進入1941年5月，潘漢年為了拓展對日情報渠道，決定與巖井會面。牽線人找的就是袁殊。見面前，袁殊詢問如何向巖井介紹潘漢年。潘漢年說：你就說我是你過去的老師，叫「胡越明」，是個左派人士，一向反蔣，目前在香港，主張中日和平解決爭端，可以在香港幫助搜集大後方的戰略情報。但是，還是出問題了，而且出得很蹊蹺。不知因為什麼，袁殊提前向巖井介紹潘漢年時，沒有按照事先的商定，還是透露了潘漢年的真實姓名和真實身份。背棄約定，出爾反爾，此乃情報工作之大忌，嚴重危及信任關係。多年後袁殊之子問袁殊：把潘漢年真實身份告訴巖井英一，算不算供出了共產黨的重要人物？袁殊答：不能這麼說，如果不說潘漢年的真實身份，見面就起不到什麼作用。這個解釋是勉強的。問題的要害在於：既然有這個考慮，為什麼在事先商議時不說？為什麼事先不向潘漢年請示？擅自背棄約定，私自把潘漢年的真實身份透露給日本特務頭目。這是把誰當成了自己人？袁殊平反之後，有負責同志告訴袁殊之子：袁殊平反結論中「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即指此事。負責同志還說，這也是袁殊平反的最大障礙，有人暗示他改口，反正其他人也不知情，但他堅持不改口。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是某些領導學管理學提倡的理念。但是，在秘密情報活動中，這個理念有時要反其道而行之。有價值的情報，多出自敵手內部。能拿到情報的人，必須與敵對營壘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人，不可能白紙一張，觀之氣象，往往混沌不清。如果固執政治潔癖，如果堅持疑人不用。那麼，情報工作就無從談起。袁殊第一次被捕後的表現，難免使組織與同志對他產生疑問。1936年5月，袁殊在南京模範監獄和湖北反省院關了8個月後釋放了。他回到上海，想聯繫黨組織，找到了著名電影編劇孫師毅。孫師毅與地下黨有聯繫。孫師毅見到袁殊，劈頭就是一句：「你回到上海是幫助特務抓人的呢？還是來看望老朋友的呢？」袁殊連忙解釋：「我回上海來，就是要向老朋友請示今後個人行止的。」孫師毅將袁殊的情況告訴了負責上海左翼文藝工作的馮雪峰。馮雪峰幾十年後回憶道：「1936年8、9月間，袁殊剛從漢口監獄中出來，到上海來找關係。潘漢年這時懷疑袁殊替幾方面做情報，他派我去同袁殊談過一次話，記得談的要點是，要他到當時他認為可以活動的關係方面去活動，並沒有決定他同我們之間的確定關係，只答應他以後可以繼續來聯繫。當時也給過一點錢，他當時很窮。」袁殊沒有得到明確的指示和任務，又跑到日本去上學。那時巖井已回到日本，在外務省工作，資助了袁殊在日本的全部費用。1937年4月，袁殊從日本回到上海，再次找到馮雪峰。當時地下黨的許多同志都認為袁殊已是「轉向」人物，不能輕信，夏衍尤其心存芥蒂。馮雪峰只得讓袁殊先利用舊關係找點事情做起來再說。袁殊便去找幫會關係，由杜月笙資助他辦了一個並不起眼的「時事刊行社」，實際做了杜月笙門下的食客。七七事變後，正當袁殊在政治上彷徨踟躕無所歸依之際，他見到了分別6年的潘漢年。袁殊匯報了這些年的經歷，希望能夠「歸隊」，重新在黨的領導下為革命盡一份力量。6年前，潘漢年把袁殊引上了革命道路。那時的袁殊，年方二十，少年英發，嚮往革命，一個可堪造就的紅色青年。6年後再度聚首，雖然青春依然，可是，他的政治色彩似乎有些模糊了。潘漢年深諳情報規律與策略，認為對袁殊應該爭取，恰當運用，不應拒之門外。潘漢年讓袁殊先參與一些統戰工作，從事一些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日宣傳工作。潘袁會面後不久，戴笠找到了袁殊，表示要委以重任，希望他在上海淪陷後堅持敵後開展情報特工活動。袁殊報告了潘漢年，潘漢年認為這個機會可以利用，同意他加入軍統工作。袁殊隨後被任命為軍統上海站少將情報組長。巖井英一也向袁殊發出邀請。袁殊分別向潘漢年和軍統匯報並得到同意。袁殊又進入了日本領事館的情報系統。這樣，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袁殊在上海隱蔽戰線又有了三重身份。不過，在起初的約兩年時間裡，袁殊主要還是為軍統工作。因為中共這個時期不是很重視他，1937年冬天潘漢年撤離上海到香港工作後，他和袁殊的單線聯繫也暫時中斷了。日本方面這時也沒有對袁殊提出更多要求。而軍統則對袁殊抓得很緊，袁殊參與軍統針對日偽的情報和暗殺，幹了不少事。1938年秋天，戴笠在香港召開軍統骨幹人員座談會，並表彰獎勵敵後有功人員，袁殊應召參加。會上，戴笠對潛伏敵後有功人員先是獎勵，並送給每人兩把最新式加拿大無聲手槍，然後又冷冷說道：「你們可以用它殺敵，但是，誰要是對黨國和團體不忠，兩面三刀，也可以用這個制裁他。」戴笠說這話時，眼睛盯著袁殊。袁殊明白，戴笠對他並不信任。開會期間，袁殊獲悉潘漢年在香港活動，設法見了一面。潘漢年對袁殊說了一番很有份量的話。「你這次來開會，說明戴笠待你不錯，他們對你的行動也很信任。現在雖說是國共合作時期，但本質上兩黨是對立的，一個人的前途是在關鍵時刻決定的，向右，你可以跟著戴笠幹下去，成為他的紅人。但我看你成不了戴笠的紅人，軍統是清一色的黃埔派，這就要看你自己的決定了。」袁殊問自己的組織問題如何解決。潘漢年說：這要看你以後的表現，將來再說。從潘漢年將信將疑的態度中，袁殊明白了，在潘漢年眼裡，他現在不是自己人了；但是，共產黨對他仍有期盼，仍然給他留有一扇門。袁殊回到上海後，執行軍統任務行刺李士群，計劃敗露被捕，他求助巖井英一後得到釋放。但是，巖井的解救是有條件的，他要求袁殊公開發表一篇論述中日關係的文章，也就是要袁殊公開「落水」充當漢奸。袁殊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雖然兩年前巖井找上門時，潘漢年同意他和巖井保持關係，但那是秘密情報活動。現在巖井要他公開投敵，性質完全不同了。真要公開「落水」，不僅無法向中共交代，軍統也不會放過他。但是他的命運現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何去何從？潘漢年一年前在香港見過袁殊不久，回到延安參加中央會議。針對抗戰新形勢，新成立的中央社會部認為，必須以更大的魄力從敵偽上層尋找突破口，更加大膽靈活地運用新的策略手段，爭取一切可資利用的情報力量，開闢新的情報渠道。汪偽特務頭目李士群都被列入可以爭取的對象，袁殊更是應該爭取。1939年秋，潘漢年到達上海。很快，他與袁殊在百老匯大廈見面。這是改變袁殊後來政治前途與人生命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潘漢年分析道：「既然如此，你就聽巖井的安排好了。日本人內部有矛盾搞派系，巖井要把你推出來另搞派系另樹漢奸旗幟。如果你能以此為掩護更好地開展抗日情報工作，只要是真正『身在曹營心在漢』，將來總是會被人理解的。」袁殊有了方向，有了底數。他找巖井答應了要求，撰寫發表了一篇《興亞建國論》的文章，充當了一個「興亞建國運動」的頭目，擔任了特務機構「巖井公館」的情報員。後來，在日本與汪偽的權力鬥爭中，袁殊又擔任了汪偽政權的數個要職。以袁殊這些名義為掩護，潘漢年派了數名幹部滲透進日本情報機構，擴大了中共情報陣地。袁殊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充分發揮情報才幹，獲取提供了數份重要戰略情報，營救轉移了一些抗日愛國人士。袁殊「落水」後，一直擔心軍統報復。潘漢年想了個辦法，他找到一位和戴笠交情甚篤的資深人士親赴重慶，將一封袁殊向戴笠表白的信件送到戴笠手中。袁在信中表示，他將像李陵那樣忠於漢室繼續為抗日做貢獻，請戴笠予以諒解。戴笠鑑於蔣日之間的微妙關係和情報特工任務需要，回信對袁殊表示理解並加以安撫。1941年夏天，汪偽要搞大規模「清鄉運動」，袁殊被任命為清鄉委員會政治工作團團長。潘漢年向袁殊提出三條要求：一、履行這一職務時不能做直接危害人民的事；二、及時提供有關清鄉活動的情報；三、對敵偽抓獲的中共地方幹部要盡力保護營救。袁殊平反後，一位袁殊的上級領導給袁殊之子說：「袁殊立過大功。」另一位老幹部也說：「袁殊立下的功勞比我們多。」從1939年秋到抗戰勝利的數年裡，是袁殊做「白皮紅心蘿蔔」，為抗戰事業，為中共情報工作立下功勞的重要時期。那幾年，袁殊周旋在兩國四方之間。他把從日方獲取的許多重要情報向中共提供，也將許多情報向軍統通風報信，同時，對巖井和汪偽交給的任務也不敢怠慢，賣力操持應付。他在接受潘漢年代表中共領導的同時，也在著意為自己另留後路。對潘漢年交給的任務有時也並未完全盡心盡力。尤其在潘漢年撤退到淮陰根據地之後，潘漢年情報系統的一些幹部有時去找袁殊聯繫，袁的態度是消極應付，甚至拒絕見面。他把潘漢年的真實身份透露給巖井，也發生在這一時期。
在自然界，決定色彩的，不僅有色相，還有亮度和飽和度。大紅之色，如果摻入其他顏色，不僅亮度、飽和度要打折扣，色相本身也會起變化。如何看待袁殊的政治色彩？是高飽和度的純紅嗎？顯然不符合實際。但是，他的政治底色無疑是紅色的，這得到了組織的認可，也是歷史的事實。1937年 9月，周恩來介紹閻寶航秘密入黨時，黨內有人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閻寶航的經歷比較複雜。周恩來說：「他複雜，你不複雜，他能做的事，你能做得來嗎？我們吸收一個黨員不是看他出身怎樣，社會地位怎樣，而是看他的共產主義覺悟，有沒有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決心。」周恩來這番話，對如何認識袁殊其人，如何認識袁殊的複雜，啟迪良多。確實，袁殊的政治色譜是複雜的，不過，這正是歷史複雜性在他身上的反映，也是情報世界斑斕色彩在他身上的投影與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