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寶傳承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文房四寶是中國獨具特色的文書工具。文房之名，起於我國歷史上南北朝時期（公元 420-- 589年），專指文人書房而言，筆、墨、紙、硯為文房所使用，而被人們譽為「文房四寶」。

在翰墨飄香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文房四寶總是同文人士大夫的書齋生涯相關聯，乃是文人雅士揮毫潑墨、行文作畫必不可少的工具，古人有「筆硯精良，人生一樂」之說，精美的文房用具，在古代文人眼中，不只是實用的工具，更是精神上的良伴。

沒有哪一個民族的文化像中華民族的文化那樣同自己的書具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也沒有哪一個民族的文人像中國古代的文人那樣把自己的書具視如自己的生命或密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人雅士對工具的選擇，自然是非常重視的。而傳統書具的魅力就在於它能夠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中國古代書畫藝術的神韻，體現出人類文化與大自然的高度和諧，把文人士大夫的情趣表達得迴腸盪氣，乃至於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內在精神。

中國書畫藝術就靠著文房四寶這套傳統工具來傳達中國人的思想、文字、生活與感情，而成就了不朽的千秋事業。不可想像，沒有自己的書具，中國古代的書畫藝術將會是怎樣的面目，如此眾多光輝燦爛的典籍將會以怎樣的形式流傳至今，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將會怎樣表現自己的儒雅……

儘管現代文明創造了無數令人眼花繚亂的精美的書具，傳統的文房四寶仍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並隨著社會現代化程度的加深，愈加顯示出令人神往的魅力。

作為得心應手的書具，它是文士千金不換的珍寶，是文士書齋生涯的親密伴侶。在筆耕的風雨生涯中，書具同它的主人分擔憂苦，共享歡樂，演出文化劇目中無數的悲喜劇。文士從它們身上感受到大自然無限的妙趣，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悠遠以及自己的責任，並以它們為師友。

例如以位於文房四寶之首的筆來說，它一出現，就同古人的生活結下了不解之緣，以意想不到的作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

文房四寶，筆居首位。中國的毛筆是舉世無雙的書寫工具。古埃及的蘆管筆、歐洲的羽毛筆早已退出歷史的舞臺，而毛筆從漫長的歷史歲月中走來，至今興盛不衰，足見其強大的生命力。

在古人的心目中，它不只是一支伸手即來、揮之即去的「毛錐子」，而是具有某種意蘊、值得依戀的伴侶，或者說，它本身就代表著文明，是文化人及其形象、事業的化身。尖齊圓健為筆之四德，可以用來描述文士心懷：尖，敏銳的文心；齊，平易的眼界；圓，兼收並容的氣度；健，自強不息的精神。

筆是作為一種書寫工具而進入文人的生涯。文人把自己的生涯稱作「筆耕」，既體現出文人同書具的關係，又能表明這生涯的艱辛。梁代任昉在《為蕭揚州薦士表》中說，「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養」是生計之事，「傭書」是替人抄書，藉此謀生，「成學」則是副產物，所以筆耕首先意味著清貧。清戴名世《硯莊記》中說，世人把教書賣文稱之為筆耕，意即以筆為鋤耒，以硯為田供給生計，是貧窮之士不得已而為之的事。自稱筆耕，往往有無可奈何的意味。也有的文人把筆耕當作重要的文化事業，而不只是單純的謀生手段或無可奈何的選擇。不少家境貧寒的文士為了筆耕的文化事業，不惜出賣勞力，以換取筆耕所需的書具等。

筆於文人是一種耕具，於社會則是一種興旺發達的象徵，所以國家有鄭重的賜筆儀式；於家族是發達的標誌，於人與人之間是祝福的信物。而且這筆還是愛情的信物。文士之間互贈筆墨等早就成為風氣，有關的酬唱之作比比皆是，不外友情和理解之意。

愛好紙筆也被看作是美事。《藝文類聚》引《魏志》說，甄后九歲時，喜愛書寫，常用其兄之筆硯。別人為以為然。甄后卻說，古代賢德女子都要關心當世之事，不會讀書寫字，怎麼能知道這些呢？民間風俗，嬰兒滿周歲，父母即陳列多種物品，看其抓取何物，以試其志趣、智愚等，名曰「抓周」、「試周」。男孩列文武之物，女孩則列針紅廚具等。其文具自然少不了書具。嬰兒所抓取如果合於父母的心願，這一天必然大吹大擂，宴享終日。

中國文人於筆如此情深，恐怕在其他民族是難以想像的吧。

只要能同筆墨紙硯在一起，就能心通人間天地，與民族文化同在，與沸沸揚揚的時代同在；就能播種希望，收穫理想，即使孤獨也不乏充實，在黑暗中也能看得見光明，在絕境中也能奮起。文人士大夫賦予了書具深沉含蓄的魅力，書具則成就了文人溫文儒雅、揮灑激揚的風姿。

書具同文人士大夫水乳交融的結合形成了中國文化特別是其書畫藝術無與倫比的意蘊，民族崇尚文化的傳統則使筆墨紙硯在一代又一代的承傳中變得愈加完美和精緻，即使單獨作為藝術品，也可以令人痴迷而把玩終日，作為古玩或擺設，更具有收藏價值。

敬惜書具的教育，在中國歷代的啟蒙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內容，甚至帶有敬若神明的意味。《山谷題跋·子弟誡》中說：「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揩試幾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涴墨，瘝北子職。書幾書研，自黥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大意是說，愛惜筆墨，要像保持身體的清潔或品德的高尚一樣。收拾書桌研臺，要像改過向善那樣，一要徹底，二要完美。把筆弄壞或墨汙了什麼地方，便是一種失職。搞髒了書案書研，就如同弄髒了自己的面目那樣難堪。所以，希望弟子們千萬要小心翼翼，像站在懸崖邊上一樣。一句話，愛護筆墨，要像愛惜自己一樣。

朝廷賜予書具，是一項鄭重莊嚴的儀式，體現出極高的恩寵。人與人之間，互贈書具為人們之間最親密的表現之一。稍有身分的人死了，隨葬品中少不了書具。至今有的地方，嫁妝中也有筆墨等書具，以祝願生子有文思、文才。這一切，都能體現文房四寶在我們民族生活中的地位是其他民族所不能比擬的。

由於民族崇尚文化，中國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歷來領導著時代文化生活的潮流。不論在經濟繁榮還是衰落的時代，文人士大夫總是主宰著民族的精神。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就是統治階級的精神，文人士大夫的愛好就是社會的風尚，連皇帝也莫能例外。文士不論什麼時代，總是以精神貴族自居，或指點江山，或品藻人物，或激揚文字，或超然物外，左右著時代的風尚。文人士大夫的愛好通常成為社會的文化需求，形成了一個時代獨有的文化市場，許多筆墨紙硯的工匠、商賈因此參與了文房四寶文化的建設，並留名書冊，垂之後世。而文人士大夫的好往往標誌著一個時代民族文化的水平。

筆墨紙硯在唐代的類書中有專章記述，顯然同文士的社會地位相關。即使文士的命運時有沉浮，筆墨紙硯及文士的社會地位卻沒受到影響。這表明崇尚文化及文治的精神一直貫穿於民族的歷史，塑造著民族及國人的精神風貌。人們痴迷地珍愛自己的書具，則顯示出對於自己民族文化的無限依戀。在宋代，富商豪賈有的是，卻遠不及筆工諸葛高、墨工潘谷等被人尊重，因為他們於文化有功，即能夠留名至今。這又說明中國並無輕視技藝的傳統，只要這些技藝有助於文明禮治，不背離傳統的需求。

筆墨紙硯作為華夏文化的象徵，一直引導著社會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建設，尤其是在文化昌明的時代，只要一提起筆墨紙硯，人們就會聯想到國家的禮治和文明，聯想到書香門第的儒雅，聯想到典章文物的輝煌以及文人士大夫的瀟灑，等等。總之，它們代表著秩序，代表著身分以及代表著世世代代所崇尚的文化。因此，它們身上體現出不可思議的力量，甚至可以作為偶像加以膜拜，人們為之歌哭，為之痴迷，甚至為之殉身。

不同於宗教偶像的是，筆墨紙硯沒有神靈的那種威壓，它們本身即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物，人們盡可與之親狎，嘻笑怒罵，莊諧皆宜。人們對它們的感情，與其說是膜拜，不如說是對自己的生活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人們珍愛書具，實質上是珍愛自己。筆墨紙硯有許多奇聞異事，不乏神怪的色彩，但卻能真實地反映人們的情趣、理想和襟懷，從而具有情感或文化的價值。有怎樣的社會和人生，就有怎樣的情感或文化。

如今，人們又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古代的文化遺產成為普遍關注的對象，似乎意味著某種覺醒和尋求。除了專門從事中國書畫藝術的人員外，文房四寶也受到普通百姓的喜愛。藝術工作者重視它們，是由於文房四寶同中國的書畫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離了它們，中國書畫就不能表現出自己的神韻。普通的人喜愛它們，是由於其中包含著無窮的文化魅力，即使不使用放在書齋裡作為擺設也讓人快意，作為古玩來收藏，也可以令人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