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電影《快樂王子》（The Happy Prince, 2018）
的確再沒有比苦難更不可思議的了。一切榮辱已成了過往，鏡頭從王爾德在給兒子們臨睡前講述著《快樂王子》的童話，到鏡頭展示出童話中講述的一個寫劇本的作家，這個作家變成了出獄後落魄的王爾德，他對著鏡頭告訴我們：之前的一切都是一場夢。
這位傳奇人物的最後的人生，像《快樂王子》中的王子那樣死去之後，帶著金身和寶石裝飾，開始了見證這個世間的種種不公與苦難，像燕子那樣，幫助王子償還所欠下的一切，他獲得了愛，並死在了冰天雪地之中。
電影細化王爾德的苦難。真的，再沒有比苦難更不可思議的了。提到這部電影，不得不提《王爾德的情人》（Wilde, 1997）。兩部電影都是以王爾德的童話貫穿始終，無疑《快樂王子》借鑑了《王爾德的情人》，並進行了互文。《自私的巨人》講述的主題隱藏在愛裡，《快樂王子》的主題隱藏在苦難裡。
王爾德（左）和魯伯特·艾弗雷特（右）
科林·摩根，魯伯特·艾弗雷特和埃德溫·託馬斯
電影塑造的王爾德的形象，狂放而超越，哀怨而憤怒。這的確是「苦難」所給予他的。經歷了苦難的王爾德，對人生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正如《自深深處》中所記述的那樣，他開始反思與戀人波西之間的關係種種，還思考了藝術與宗教，哲學觀從唯美主義向人道主義轉變。他成了乞丐，落魄者，被驅逐者，受難者。他就像《快樂王子》中將自身的一切外在值錢的東西都送人之後的雕塑，被人認為「他好醜啊」。於是，人們想把快樂王子像推翻了，火化了，只有一顆不能溶解的鉛心，升上了天堂。
但是兩部電影對同性戀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也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性戀的狂歡，終於到了該償還的時候。《快樂王子》中，他們在義大利的狂歡場景，交叉剪輯著康斯坦斯和孩子們的悲傷聖誕節。一個在義大利重大的狂歡場景中，某一男孩的母親帶著兒媳和孩子，怒氣衝衝，前來捉姦，以為兒子參與了這群男人的嫖妓。這個怒氣衝衝的義大利母親在尋找著那個莫須有的妓女，並詛咒著，絲毫也不善待自己的兒媳。同性戀在她的文化中是缺席的，即使她看的是一群男人在裸體著親暱。在同性戀的狂歡中，作為男人，他們是禮遇的；作為同性戀，他們是隱匿的。電影其實在諷刺這個文化對於同性戀的無知，才真正讓女人成了受難者。那些生活在底層的、不是同性戀的男孩，他們像快樂王子看到的那些底層的苦難一樣，也要靠偶爾向男人出賣肉體存活。王爾德同時在紙醉金迷與饑寒交迫中往來，見證著《快樂王子》中的那個貧富差距的苦難世界。信仰了天主教的羅比，也是狂歡中的受難者。一個同性戀，信仰了天主教，本身就是一種對精神上的鞭笞，而他對王爾德持續的愛戀，早就讓他成了王爾德世界的受難者。電影給出了狂歡和受難之間的必然聯繫。狂歡的退隱，苦難的升華，是這個世界永恆的交替。《快樂王子》必須死後為生前完全不懂這個世界的苦難而贖罪。燕子也必須為自己愛上去付出死亡的代價。王爾德日神式的美妙開始消隱，猙獰的陰間力量與規則開始反撲。
波西
朋友強於戀人，友誼大於愛情。愛情是快樂的，而友誼大抵是基於苦難。《王爾德的情人》中王爾德的愛情，是叛逆的同性戀之愛，他為了維護自己作為同性戀者的自尊，將昆斯伯理侯爵主動告上了法庭，惹來了人生輝煌的轉折點，跌入了低谷。90年代的同性戀電影還在為了同性戀尊嚴而戰。2018年的《快樂王子》通過現實世界的變化，把眼光投向眼下的貧富差距，王爾德歌唱著自己的苦難，為自己的過去，為這個世界贖罪，並實現自己的超越。同性戀群體時而狂歡，時而苦難。王爾德與波西之間的關係時時刻刻都在狂歡中，王爾德與羅比之間的關係，只在落魄與救贖之間。《快樂王子》明顯更偏向於把光彩給予羅比，連《王爾德的情人》中波西為自己辯護說他也是受害者這樣的辯解，都不再給波西。只有Reggie和羅比對王爾德的友誼，才是這個冷酷世界上的一絲溫暖。還有法國底層的小哥倆兒，也給王爾德的苦難生活帶去驚豔和愛意。
王爾德驚世駭俗的伶牙俐齒，終於失去了殺傷力，就像終於見到波西之後，波西所調侃的那樣：「見面後什麼話都不講，可不是你的風格。」只有那首《The Boy I Love Is Up in the Gallery》，真刀真槍地展示了王爾德的驚世駭俗。這時候他腦海中浮現出的，是他在《成為真誠的重要》舞臺劇謝幕時候說的那番驚世駭俗的謝幕詞。《王爾德的情人》和《快樂王子》都重複了這段精彩的謝幕詞，前者展示的是王爾德的口才，後者展示的是王爾德口才帶給他妻子的不堪。
影片描述了王爾德在《自深深處》寫道他曾經在克列珀漢轉換站的中央站臺上被「匹夫匹婦」嘲笑羞辱的情形。系列獨白短劇《酷兒們》（Queers, 2017）第一集就根據這個段落，開啟了同性戀平權運動的開篇。
"1895年11月13日，我從倫敦被帶到這裡。那天從兩點到兩點半，我得站在克列珀漢轉換站的中央站臺上，穿著囚衣戴著手銬，讓天下人觀看。一點也沒預先通知，就把我從醫院病房帶出來。天上人間，那時就數我最醜最怪。人們看到我就笑。每來一班火車就增加一層觀眾。沒什麼比這更能逗他們樂了。這當然是在他們知道我是誰之前。等知道了之後，他們笑得更厲害了。我就這么半個小時地站在那裡，冒著十一月的冷雨，面對一團譏笑連連的匹夫匹婦。在那次遭遇後的一年裡，每天到了那個鐘點，我都要哭，哭上同樣長的那麼一段時間。這事你聽著也許不覺得有那麼悲傷。對那些監獄中人，眼淚是每日必備的經歷。在牢裡，要有誰哪一天不哭，那是他的心硬了，而不是他的心喜了。"
《快樂王子》中不僅借王爾德之口復現了這個場景，而且他臨終之前，信奉了天主教的羅比給他請來了神父，神父問他什麼時候遇見的上帝，王爾德回答，是在克列珀漢轉換站。他遇見了上帝才知道上帝帶給他的是苦難。還有一個情節，王爾德在法國被一群恐同人士追趕，王爾德同兩個夥伴最終跑到了教堂庇護。但是教堂仍舊沒有庇護住他。是他自己歇斯底裡地為自己做庇護，說他一切都已經被英國這個虛偽的國家剝奪了，才嚇跑了那群人。能庇護同性戀的，只有他們自己。
《快樂王子》展現了王爾德最後人生對於苦難的超越，主題比《王爾德的情人》挖掘得更深入。但他仍舊是一名反叛者，而沒有成為歸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