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接近尾聲的時候，我們問唐諾：所以您會懷念您年輕時候的那個年代嗎？
唐諾一愣：一點都不啊，為什麼要這麼問？
周圍好幾個聽眾不約而同地表示：因為我們真的很懷念和嚮往那個年代啊。
現在回過頭看，1970年代末之後的十年，真是臺灣地區文學、電影、音樂的黃金時代。那時的唐諾，是一個本名「謝材俊」的文藝男青年。
1977年，19的歲唐諾，與高中同學丁亞民以及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等人，創辦文學雜誌《三三集刊》，兩年後又組建了三三書坊。
當時剛剛經歷喪夫之痛的三毛回到臺灣，正好遇到「三三」這樣一群年輕的文學愛好者們。
從三毛在散文中的描寫，我們不能想像那個青春飛揚、才情洋溢的氛圍——
「在三三，說什麼都是適當，又什麼都是不當，我哪裡肯在他們裡面想得那麼清楚。在這兒，一切隨初心，初心便是正覺，不愛說人生大道理便是不說嘛!
畢竟對那個地方，那些人，是有一份信賴的，不然也不會要哭便哭得個天崩地裂，要笑也給它笑得個雲開月出，一切平常心，一切自然心。
按照唐諾的說法，在那個年代，「文學是人生存的基本事實」。
而且，這樣的「基本事實」，當初都是以各種不經意的方式進行、發展，卻在後輩人眼中大放異彩的：
天文、天心姐妹應邀寫電視劇，拉上唐諾為電視劇寫下同名主題歌《守著陽光守著你》，被潘越雲唱紅；
朱天文為侯孝賢電影《風櫃來的人》（1983年）做編劇，拉上唐諾寫了同名主題歌的歌詞，作曲是李宗盛；
丁亞民是1987年趙雅芝版電視劇《京華煙雲》的編劇，於是該劇主題歌作詞人名單上也有了「謝材俊」這個名字。
1983年，朱天心拉著自己的小學同學蔡琴認識了侯孝賢，而侯孝賢隨後把蔡琴介紹給正在為電影《青梅竹馬》苦尋女主角的死黨楊德昌。
第一次見面兩男約在錄音間外候著，蔡琴那時正錄《最後一夜》專輯中的某一首吧，楊德昌聆聽片刻，伏下身去埋首於雙掌，半天抬起頭對侯子動容地說「好性感啊……
楊德昌對蔡琴的聲音一聽鍾情，蔡琴成了《青梅竹馬》的女主角，也開啟了這段娛樂圈著名的戀愛故事。
1984年，唐諾與相識十年的朱天心完婚，隨後楊德昌與蔡琴也結婚了。
在那樣一群才華出眾的朋友當中，唐諾不是最能寫的，卻一直是看書最多、最會講故事的。
楊德昌成了唐諾家的常客，每晚必到，朱天心回憶楊德昌「就愛聽唐諾講話，講什麼都好」。
隨後，楊德昌請朱天心寫《紅樓夢》劇本，朱天心覺得與楊德昌共事，便很難做成朋友，於是婉拒。再加上當時楊德昌與侯孝賢之間的競爭越來越凸顯，唐諾夫婦的婉拒，在楊德昌的解讀就是「他們還是選了孝賢」。
此後，儘管唐諾夫婦與蔡琴情誼未變，但與楊德昌再也沒有在私下場合再見過。2007年楊德昌病逝，朱天心聽到消息時，「蟬聲喧囂大作，心裡卻下著大雪，呀，一個時代過去了。」
同樣過去的，還有他們年輕時那個文學的黃金時代。
高中時代就以《擊壤歌》成名的朱天心，後來又以《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等作品驚豔文壇。她一直低調而認真，產量不高，作家阿城說她「有眼裡揉不得沙子的氣質，這造成她有一種強悍的敏感」。
唐諾做過多年出版社編輯，至今對普羅大眾來說，這也並不是一個有「名氣」的名字。但唐諾也沒有辜負「我們這個時代少有的職業讀書人」的稱號，很多世界級的優秀作家、作品，都是經由唐諾引薦進入臺灣地區乃至整個華語閱讀圈的。
在《時間的女兒》（約瑟芬·鐵伊）《查令十字街84號》（海蓮·漢芙）《慶祝無意義》（米蘭·昆德拉）等圖書的簡、繁體字版本中，讀者都不難注意到作序者就是唐諾。但是，他個人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本書《文字的故事》，直到四十多歲時時才出版。
今年61歲的唐諾說，他與天心，數十年如一日地每天去咖啡館寫作，但是，再也聽不到人們像當年那樣，熱火朝天地談論文學了。
新聞晨報：我最早是從三毛的書裡，以及潘越雲的磁帶內頁裡看到您的本名「謝材俊」的。現在看到「唐諾」這個名字，一般都是您給別人的書寫序。您很年輕的時候就做出版工作，身邊有一大群優秀的作者，但您自己的第一本書四十多歲才出，我還是蠻吃驚的。以您的文字功力和文學鑑賞力，好像不應該這樣。
唐諾：寫是一直有保持在寫，但是不成功嘛，原因就是這麼簡單。
我碰到過很多天才的書寫者，像朱天文朱天心姐妹，以小說這個文體來講，我覺得他們是很輕易地就進去了，十七八歲寫起小說來就很像，就很有架勢。
很長一段時間我還蠻羨慕他們的，對他們來說，好像很容易就找到一個自己可以「寄託」也好、其他也好的這麼一個形式。他們眼睛看到、身體感受到、跟人相處、各種管道所學習到累積到的東西，最終都是很不疑惑地轉換為一種方式來表達。
對我的老朋友侯孝賢來說是電影，他最好的東西都放在了電影裡面；對天文、天心來說，就是寫小說。
對我來講，一直沒有找到這樣的東西。先不管我自己的所知所學或者能力有多少限制，而是說我始終找不到一個可以順利傳達自己的形式，最後的走向就是所謂「泛散文」的書寫。
我45歲寫《文字的故事》和後面《閱讀的故事》，其實是一個意外，就是一個傳播公司想做電視節目，間接促成的。
這是比較長的一條路吧。這次跟我一起來上海書展的林俊頴（臺灣作家，1960年出生，著有長篇小說《我不可告人的鄉愁》等），我認識他的時候他讀高三，他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會在所謂的文化或泛文學的道路上走，從來不會認為自己會離開這個領域。可是林俊頴第一部長篇，一直到2011年才寫出來，就是《我不可告人的鄉愁》。
我就說我們的故事大概不夠勵志，在這個圈子裡面，身邊都是一流的創作者，但是你可能走了二十年、三十年，才把第一本書寫出來。我想這個對年輕人聽起來，實在太悲慘了。
新聞晨報：周圍這麼多優秀的作者，但自己始終沒有找到一種適合的形式，這會讓您感覺焦慮或者說遺憾嗎？
唐諾：可能沒有這麼簡單。我的意思是這個時間非常長，你會有各種東西，那個不是一種單一的情緒，沮喪也好，焦慮也好，我都有過。但因為時間很長，所以某種程度上也沒有的那麼戲劇性。
就我實際來說，其實也還好，我的閱讀狀況大概是所有朋友當中最穩定、最好的，所以也沒有那麼難受。因為在這個世界裡面，你自己其實還是很飽滿的。我很快也習慣了，我開玩笑講人家去算命，算出來說你四十歲之前一事無成窮困潦倒，四十歲以後會變好。我說並不是四十歲以後就變好了，而是四十歲以後你就習慣了。
但是換個角度來說，我們也得承認，絕大多數的讀者都沒有成為書寫者。對我來講，也許我就是一個讀書的人，而已。做點編輯工作，寫一點文字，但是並不以書寫作為主業。
我到現在都覺得自己不太可以用「作家」這樣一個名頭，當然我知道「作家」的名頭現在並不值錢，甚至有些時候還有貶義的意思。但我是一個古老的人，對我來說作家是一個可尊敬的、在思維方面領先社會一步的職業。我覺得我是誤打誤撞，用一種所謂泛散文的形式，儘可能地把自己作為一個讀者所看到的、感覺到珍貴的東西，想辦法寫進書裡面。因為這些東西你也想讓別人知道，你想複製那個獲取美好的經驗。
臺灣當時是
「一個巨大的靈魂藏在一個微小的身體裡面」
新聞晨報：1970年代末期到整個80年代，臺灣地區的文化進入一個井噴式的繁榮時期，從文學，到電影，到民歌運動。現在回過頭去看，您會怎樣解釋或者去形容那個年代？
唐諾：我們要如何描述一個所謂「文學盛世」，以臺灣地區那麼一個小的地點和規模，只要有五支一流的筆出來，你就會覺得已經不得了了。
那個時候，臺灣曾經非常特別地在那裡，而且是表現特別優秀的時期，這麼密集地出了多少小說家、詩人。我們可以找尋各種解釋跟歷史偶然，但我加了一點，就是在那個年代，臺灣有一個特別地地方，我的說法是「一個巨大的靈魂藏在一個微小的身體裡面」。
當時臺灣地區的青年，我們那代人，始終有個大的世界觀，你會覺得，你相信這個世界跟你是有關係的。從某個程度來講，你在做一個大到根本跟你不相稱、而根本不可能的夢。
舉個例子，那時候臺灣地區「民歌」興起的時候，用了多少漢唐的意象。你會想到李白，想到杜甫，想到開元盛世，想到《東京夢華錄》。儘管我們買書的錢並不多，但那個買書的熱度是多高，今天的讀者難以想像。
對臺灣地區來說，文學就是在這麼一個奇怪的、不均衡的狀態之下跑了出來。這個不會永恆，不會一直存在，事實上後面的發展確實也是如此。文學曾經是一個可以大家可以共通的一面，但現在慢慢已經不是了。過去我們在咖啡館隨時聽到人家談文學，但現在聽不到了。
新聞晨報：說到文學的發展，您在《閱讀的故事》當中提過這個問題，我再來問一下您。在您看來，可以被認定的「好書是越來越少嗎？這個範圍可以是全世界。
唐諾：我不太敢下這樣的判斷。基本上來講，在歷史上，我隱隱約約有一個並沒有經過很嚴謹的列表或者統計的感受，就是在創作的世界裡面，它是一個既穩定可是又常常是脈衝式的節奏。並不是說時間一到，就會有好書出來。不管哪個文體的書寫，可能會有一段走到一個焦躁不安的時候，可是接著就會被衝破，有大量好作品像春天來了一樣爆發。
因此從更長的時間表來看，（文學）其實應該是有一定的穩定性存在。
回到我們當下所處的社會和環境，大陸的文學環境我覺得是方興未艾，但是有各種力量在交錯中。比如說市場的、商業的力量是不是越來越大，會不會把一批人帶往比較通俗的方向去。
通俗沒什麼不好，只是不同。像好萊塢或者日本動漫，裡頭有很好的東西，會發亮的東西，我的解釋是我知道它們從哪裡來。如果在另外一個社會裡面，這些人原來可能都是好的文學創作者，但是現在他們走了另外一條路。
這個問題還有一個角度是，書寫者與閱讀者的關係。書寫基本上是小於、包含於閱讀的，所有好的書寫者一定是閱讀者，一個讀者不一定要寫，最終只有一批人會走向書寫者。但是要做一個書寫者，一定要是一個讀者。而有足夠數量、認真的閱讀者，才會有湧現出好的書寫者。
新聞晨報：您所說通俗的力量拉扯，除了書寫者之外，當然也會影響到閱讀者。我想起您曾經說過「意義最豐饒的生長之地確實在書籍的世界之中」，您到現在還是這麼認為嗎？或者，這會不會是一個愛書人的一面之詞？
唐諾：我覺得這是很難替代的，因為閱讀有個本質性的問題。我們現在感覺到對文字最大的威脅和替代品之一是影像，大部分讀者的流失都是流向了影像。
但是文字所能承載、表達的東西，並不是影像所能夠完全替代的。米蘭·昆德拉講過，以小說這個文體來說，很大的不同在於文字像放一個麥克風在你的心裡。比如侯孝賢拍電影，他要表達一個什麼東西，我們要看舒淇的表情，而我們只能夠約略地知道導演要表達什麼。但是在文字的世界裡，我們可以完整地知道，他們內心在想什麼，甚至他們沒有說出來的話是什麼。
相對來說，文字是更親密的、更細微的。它不是靠一個共同的感受來體認，而是它能夠說出來。文學基本上是唯一可以不斷反思、反駁、跟解釋自身的東西。影像很難用來解釋自身。
新聞晨報：您曾經說過類似「我想待在閱讀者當中，因此總小心翼翼的留在界線的這一邊，不能的話，閱讀的純粹樂趣會消失」，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比如對於同一部作品，您的閱讀樂趣，與作為作家的太太朱天心的樂趣，會有顯著的不同嗎？
唐諾：會有不同，但是也很難能夠上達到你說的這個比較的值，沒有那麼戲劇化的同異之分。
我常講夫妻而外，我更看重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是朋友，長期以來我們兩個的書其實是傳著看的。我們重疊的部分非常高，過去百分之七八十的書會重疊，當然我看的某些書比如物理學、數學她不看。小說她看得比較多，閱讀量來說我還是稍大。
對我來講，（閱讀的不同）就是我跟朱天心相不相同而已。比如每個人都有情感的偏好，一般來說她的心比較熱，那另一方面就是她很容易上當，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嘛。比如她對人相比於我就過度熱情了，她說我或者朱天文「太冷」，習慣站在一個阿倫特所謂沒利益、無興趣、不相干的位置，這是一個觀看的位置，朱天心會比較介入。我們家裡發生很多事情，通常都跟朱天心有關，都是她惹的禍，然後我們去收拾（笑）。
所以（我們的不同）不太是因為創作者和閱讀者的不同。這個自然而然會有，比如作為一個書寫者，她看小說可能就跟我們不太一樣，會注意到這個地方怎麼處理，寫作技巧在哪裡，但這些是自然而然的，一般不會說出來。
我常說人們的眼睛能看到，這是生物進化的成果；但是具體會看到什麼，其實是（靠）能力跟記憶。
新聞晨報：阿城曾經說過朱天心「是陽氣的」，他也稱讚您和天心的人格和文格都是最好的，原因是因為「不繞」。怎麼來理解這個「不繞」？
唐諾：朱天心就是就是不繞啊，她是正面攻艱的，像一輛坦克車開過去的樣子。當時年輕的時候覺得這些都不足為戒，（在所有文壇論戰中）朱天心從來都是正面迎戰的，她從來都是這樣。她是臺灣小說家裡面可能是最傷痕累累的人，一路受敵，我也受她連累不少。
然後到我，我知道大陸有人說唐諾寫書，一般人會覺得「繞」，我覺得跟阿城說的是不一樣的詞。他們是嫌我的語言太囉嗦、太複雜了，但我覺得說我從來沒有放棄書寫的目標。
我一直不敢自詡為「作家」，這個不是矯情，而是我好像缺少足夠這方面的自覺，也常常忘了去實踐作家這個身份應該有的一些義務，所以在書寫上顯得個人、私密而任性。但是在寫的時候，你會感覺到，你只是想把它弄清楚，但是你覺得這條路好像走不通，那你肯不肯從別的方式走？那你沒有，你想盡辦法要找到一個路徑去攻下它來，就是一次又一次（試），你沒有想說哦原來可以取巧。
新聞晨報：所以不管是對自己還是他人的寫作，您是一個所謂「老派」的態度嗎？
唐諾：一般來講現在是這樣理解，但我比較不會用這個詞。我會覺得說文學的領域真的很特別，很少有一個領域，這麼開向一個業餘的世界。舉個例子，一個木匠，你不學個三五年，你連什麼資格都沒有。只有在文學界，好的地方是，一個忽然動筆寫小說的人，可能寫出好的作品；但也有壞的地方，一個一輩子連三分鐘都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的人，可以批評一部作品的好壞。
文學曾經是一個專業的東西，它有規矩，有某些傳統，（從業者）需要經過訓練。過去我們抵抗這個東西，是因為我們想要自由，當這部分太強大的時候，我們感覺受到壓制，希望文學可以開向一個更寬闊的一般性的世界。可是現階段，尤其是有了網際網路，大家這麼肆無忌憚、毫無標準，「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沒有完完整整看過兩本書的人，可以在一部世界名著前面指手畫腳。
所以我就說，我覺得我們應該有所調整，現在在文學圈裡面，是不是可以慢慢來談規矩、教育這些東西，告訴大家說這不是可以亂來的事情。
業餘的人，一開始可以靠著生命經驗的某些特殊性跟強大，忽然寫出一部好作品。可我們知道素人作家的作品，通常到第二、第三本就完蛋了。因為你一輩子把最好的已經寫出來了，接下去你不能夠靠才氣或者你的生命直接經驗，因為那些供應不了了，不夠了，你開始要講技術，講思維，所以素人作家通常最後會瓦解得非常難看。
包括這麼特殊的素人作家，聚斯金德寫《香水》的時候多厲害，寫到《棋戲》時就完全瓦解，他算是半個素人作家，他的東西沒有再實現。
對不起，從一般作家到素人作家，我其實有個私密的東西跟天心之前會談到，就是我經常可以在一本小說寫出來的時候，可以判斷這個作家到此完全完蛋。這個作家已經瓦解到不管他自己，或者說完全枯竭了，這是一部瓦解之作。我看到聚斯金德《棋戲》的時候會想說：你怎麼會掉到這個地方，甚至你自己都沒感覺，你敢把這樣的作品拿出來。
不是作家的任何東西都自動會成為作品。作品是什麼，是作家經過深思熟慮跟努力的工作，最後才決定可以拿出來的東西。現在網際網路時代，你會看到很多人發個簡訊都覺得這個是作品。這個不是。
新聞晨報：所以米蘭·昆德拉出文集的時候自己做了嚴格篩選，把早期的詩歌作品都摒棄在外了。
唐諾：對，這個不是一個姿態、一個道德、一個修養的問題，而是我們對作品的基本認知。45歲之前，我有沒有寫過東西？有。還找得到找不到？找得到，我也絕對不會否認那是我寫的。但對我來講沒有意義。所以鍾阿城就說，習作本儘量放在抽屜裡面，不要拿出來。不是不能習作，你可以儘量習作，可是你不要拿出來。
這裡有一個我們知道的對文字的要求跟標準，這個不能瓦解，這個是你最後的底線。這個瓦解，意思還不是說完成之後覺得好或者不好，而是甚至在寫作的過程當中，你就一再輕易地把自己放掉，你碰到困難、你不該寫的時候、或你不應該這樣寫的時候，選擇了這樣寫。你寫作的紀律，寫作的基本信念，已經完全瓦解。
（看到這樣一部「瓦解之作」）我們私底下會說：完了，再見，他不會再有作品了。（是不會再有好作品的意思嗎？）已經不必用到「好」這個字了，及格的、像樣的作品也不會再有了，我們可以忘掉他了。
新聞晨報：對讀者來說，一個人願意為某一本書做序，意味著對這本書的基本認可。我看過您給約瑟芬·鐵伊作品集、給《查令十字街84號》等寫的序。如果要請您為一本書寫序，您的標準會是什麼？
唐諾：第一，它必須是一個很好的東西。第二，是我覺得有話可說，我能說得出來。另外一點就是看當時的情形，基本上（對寫序）我是牴觸的，只有就是當拒絕比接受還要麻煩的時候，那不得已，必須要接受，因為我是一個很怕麻煩的人。
對我來講，很多時候我也是沒有時間配合，因為我寫東西很慢。我一天有把握的，大概是三五百字。很長一段時間，我每天大概寫八千到一萬字，我是手寫，可是經過不斷修改，每天可以留下來的就是三五百字。
你想想看我要寫一個兩萬字的東西，順手的話，可能也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所以我一直問出版社，你們來得及來不及，因為我必須要看過稿子，我不做腰封推薦。
梁文道跟我說他在大陸被稱為「腰封小王子」，可是我跟出版社說只有我寫序推薦的時候，才可以把我的名字擺到封面上，因為我必須為我的話負責。我知道對出版社來說，我這樣的人很討厭。這是我永遠想不開的地方。
還有一個方法，我跟朱天心也經常這樣判斷，接到一個工作或者邀約，我們要看這是義務還是權利。如果覺得偏向權利，我們就可以拒絕；如果偏向義務，那可能就是咬著牙接受下來。
新聞晨報：我在看《閱讀的故事》的時候，能感覺到這是一個特別愛書的人在告訴讀者閱讀是多麼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我也覺得裡面的引經據典非常多，為什麼一定要出現那麼多「誰誰誰怎麼說」？
唐諾：我覺得這裡面有兩點。第一點是，按照我已經有的寫作技巧，我完全可以把這些話全部換成是我自己說的話，而不讓讀者看出來。你相信我可以做得到，但我不願意這麼做，我必須老老實實地告訴讀者，這是誰誰誰說過的，這不是我的原創。
第二點是，在具體經驗裡面，我大量地仰賴記憶在寫書，可是有時候也會去查原文，我經常發現我記得的，還是不如他原來說的好。他原來說的可能更完整，更豐富，更有後勁，這是我一再碰到的情形。
所以對我來講，（即使在書寫的時候）永遠有一個編輯跟讀者的身份，我想告訴讀者這個事情。即使這樣會被人家說妨礙到文章的流暢性，那對我也完全無所謂。
唐諾：為什麼我們要把閱讀想得很輕鬆？閱讀的面向，是因為你想知道更多，既然如此，你就要準備花一點力氣。
所以我說，閱讀不是一個單純的享樂的事情。如果你想要享樂的話，你可以有更簡單的方法，可以去看比如影像。可能你期待的是一個你完全已經知道的東西，我們對很多的通俗的東西的喜好，是因為我們一再想回到我們熟悉的享樂的形式，想要一個愉悅而滿足的經驗。
但閱讀並不那麼簡單，閱讀是要你去到你不知道的地方，帶你到異質的地方，帶你到跟你不一樣的地方，帶你到「除了我以外還有別的東西存在」的地方。閱讀本來就是對讀者有要求的，你說但丁的《神曲》，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怎麼會對讀者毫無要求？你沒有足夠的準備，你看不下去的。
所以我說，書寫有各種面向，可以抒情，可以寄託，可以一吐胸中塊壘，但是遠不止於此，書寫遠遠比「只是說出我」這個事情，要更寬闊跟隆重得多。
「我」是什麼？好像我們把「我」當做一個當然的存在。但卡爾維諾說過，「我」不過就是我們所經歷的事情，我們看過的世界，了解的東西，這些的總和。「我」並不是一個從頭到尾固定不變的人。3歲時候的你，跟30歲的你，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說我並不懷念我的年輕時代，確實很多人懷念，我一點都不懷念。因為我自己還算是有點欣慰，現在的我，比25歲的我，30歲的我，要好多了。回想那個（年輕）時候，真是笨得可以。
新聞晨報：您自稱職業「讀書人」。對您來說，書寫又意味著什麼？
唐諾：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發現，我們身邊的朋友是不太要讀我們寫的書的，他常會覺得反正我隨時可以了解你，我了解你更完整。但我講過一句話，我說我寫作的時候，書寫狀態的我，是比現實的我更好的，因為那是一個更認真、更精準的我。
這是書寫對我最大的意義。因為只有書寫的時候，我會把自己調到一個最專注的狀態之下，這是我平常做不到的高度。
生活裡的我可能有各種面向，書裡那個我，是比現實中的聰明多了，認真多了，專心多了。我平常對一個東西的關注、思索什麼的，可能沒有辦法維持三五分鐘而不散失。唯有藉助筆的時候，我可以三個月、兩個月一再回到那個焦點、那個範圍裡面，我可以一次兩次三次四次想它，（精神）不會被環境的聲音帶走，我生活中沒有辦法維持這樣高純度的思考方式。
對我來說，我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種方式能夠讓我把自己給集中專注到這樣精準的狀態，只有藉助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