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廣東湛江東海島長大，18歲前按部就班地在島上生活和學習，大部分時間熱衷於帶領夥伴們在島上淘氣、打架、闖禍。直到18歲接觸到舞蹈，我的生活軌跡才一點點發生變化。
學習舞蹈始終繞不開兩個人：麥可·傑克遜和我哥。
2009年6月25日，麥可·傑克遜去世。那時本該升初三的我因為打破了一位同學的頭而休學在家。
當時我對麥可·傑克遜幾乎一無所知，但他去世的消息在東海島上傳得很廣。我窩在房間一個星期沒有出門，在電視裡看遍了關於他的報導，然後跑去家附近的網吧，刻了很多他的碟，回家沒事就打開DVD，對著視頻，模仿他的舞步。
高一寒假，我哥偶然看到我在房間裡學習麥可·傑克遜的舞步，等到村裡做年例（傳統祭祀活動），戲班中場休息，他便使勁慫恿我上臺給大家表演，跳一段之前練習的舞步。
我哥那時剛從廣州復員回鄉，大家都很尊敬他，我也不好意思拒絕，就硬著頭皮跑回家裡取了MP3，跳上戲臺，為鄉親們表演了麥可·傑克遜的代表作《Beat It》。
下臺後，我哥問我：「想不想學跳舞？」我毫不掩飾地表達了想去學習舞蹈的願望，我哥笑著和我說：「馬上送你去『星海』當明星！」
那幾年選秀節目《超級女聲》和《快樂男聲》正統治著電視屏幕，像周筆暢、劉惜君，都是從廣東星海音樂學院畢業而踏上「星途」。在我們那個小島，很多人認為，只要從星海畢業，會有很大機率成為明星。
我哥直接帶我出島，前往湛江藝校。我們諮詢校門口保安：「學校有沒有街舞教學？」保安一個箭步走到我們跟前：「有有有，學校什麼舞都有！」
我們被保安拉進學校，辦了入學手續，交了1年學費。後來我發現在「生源表」裡，我成了保安介紹來的「遠房親戚」——那位保安如此熱情，原來是為了400元的介紹費。
見到老師後，我才知道保安的話只是一句謊言——學校根本沒有街舞專業，學生社團中倒是有街舞社，可這只不過是同學們自發練習和表演的一個學生團體。
報名當天，班主任帶我去了趟舞蹈房。推開門，一群女生穿著粉色連體衣在練習舞蹈，我第一次見到這種服裝以為是泳衣，嚇得立刻低頭跑了出來。
第二次見到老師，老師問我年齡，我駝著背悶頭回了句「18歲！」老師立刻嘆了口氣。隨後老師問我的家鄉，一聽「東海島」三個字，又唉聲嘆氣，伴著一句嘟囔：「又來一個東海島的！」
東海島在廣東當地名聲並不是很好，很多人覺得東海人民風剽悍，經常打架。我自己就是個典型案例，在島上時除了下海打魚，經常和別人打架。那時候在我身後常常會跟著一夥小弟，每個人都威風凜凜，我們在島上有著自己的快意「江湖」。
出島來湛江藝校學習舞蹈，是我第一次長時間遠離家鄉。在島上大部分人只講客家話，我突然來到一個講粵語、普通話的陌生環境，無所適從，感覺自己像是一隻被剝了殼的雞蛋，安全感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我插班進校練習舞蹈時，離學期末只剩不到兩個月時間。在那幾十天裡，我最直觀的感受就是「疼痛」。18歲早已不是練習舞蹈的黃金年齡，我的大部分同學控腿都是一步拉到頭頂，而我只能歪扭到膝蓋，劈叉、下腰也是樣樣不行。為了增強身體的柔韌度，我不得不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掰腿訓練。初學舞蹈時，總是伴隨著全身撕扯的痛，但我不敢和老師說，每周末只能偷偷返回東海島，找正骨醫生治療。
到了學期末，我隱約能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變得柔韌協調起來。原本打算學期結束就退學回家的我徹底改變了想法，我打算在湛江藝校繼續堅持下去。
我想在家中搭建一個簡易的舞蹈房，這樣可以方便我在家裡練舞。假期結束前，我特意去舞蹈房打量舞蹈器具，手腳並用地比劃了把杆的長度。回島後，我在廢品回收站花90元買了5根鋼管，又花30元請師傅照把杆的樣式焊接。最終，我一共花費150塊錢，搞定一個簡易舞蹈房。學期暑假，我就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劈叉、下腰、拉腿，訓練身體柔韌度並做四肢力量簡單練習。
沒等假期結束，我已經能夠輕鬆地完成橫叉、豎叉、下腰的基本舞蹈動作。
回校後，老師和同學看我的眼神和之前完全不一樣了，很多人甚至猜測我請了私教。我總是早上5點多起床去操場，綁著沙袋跑步、練彈跳、練體能。學年結束考試，我如願從班裡的倒數第一名成為班上第一名。
湛江藝校是三年學制，第三年是「實習期」，同學們會在第二學年結束前決定去實習工作或者繼續讀書考大學。當時有單位進校招聘，工作地點在福建，月薪3000左右，這對一個中專畢業生來說，條件算不錯。
但我的工作意向不大，家裡人也覺得我應該繼續讀大學，由此我的北漂之路開始了。
2012年，在我前往北京現代音樂研修學院求學時，家裡出了變故：因為水汙染，養殖的蝦一夜間全部死掉。
單是養殖場的租金一年就要幾十萬，再加上建蝦池、進蝦苗、請工人……那一年我家前前後後虧損達上百萬，一下變得負債纍纍。北京現代音樂研修學院屬於民辦非學歷高等教育機構，一年學費3萬多元。我母親為了給我湊夠學費，最終去隔壁村借了3萬元的高利貸。
我揣著學費，獨自出島，準備動身前往北京求學。當時湛江飛北京的機票要2000多元，為了省錢，我先去湛江坐大巴到廣州，再從廣州坐地鐵輾轉到佛山，第二天從佛山飛北京，機票不到500元。
在藝校時，我曾是同學眼中的「富家子弟」，當時同學們一周的生活費很少超過200元，而我的父母每月會給我500元，整棟寢室就我裝了電腦，每次放假都有汽車接送，iPhone4剛上市，我哥就送我一臺。那時候我虛榮心很強，走在路上還要裝作有人給我打電話，或者會在人群中用最大音量播放一段蘋果專屬來電鈴聲，生怕別人不知道我有一臺iPhone。
我到了北京後，父母通常每兩周給我打到卡裡500塊錢生活費。能省下的錢，我絕對不花。
我開始關注現代舞，因為它的身體運動理念相對於古典或芭蕾會更加開放自由，舞蹈動作更關注自然的身體運動，沒有太多動作樣式的限制，我覺得這種舞蹈比較適合我這種野路子練舞的。
在國內，現代舞起步很晚，除去由林懷民老師在1973年創辦的臺灣雲門舞集，大陸第一批現代舞團，比如廣東現代舞團、金星現代舞團，都是90年代才成立，大部分高校的現代舞教學還比較落後。
在北京求學的第一年寒假，沒錢買票回家，我借宿在一位師哥的出租房裡。當時北京有兩個比較有名的現代舞團對外開課，一個是北京現代舞團，另一個是北京雷動天下現代舞團。我每天早上會坐1個半小時公交去「雷動」跟課，中午再趕1個半小時地鐵去「現代」跟課。
跟課學費是50元一次，因為沒錢，我後來開始嘗試蹭課——如果第一節課被工作人員查到沒交費，我會找個藉口在最後一節課前偷偷溜走。現在想想，那時自己的行為很不道德，但是那段時間我太痴迷於現代舞，如果不去上課，我會顯得特別焦慮、慌亂。
到了第二年暑假，為了掙錢湊補課費，我為一家家居館發傳單，底薪1000元，領一個顧客進門有5元提成。那個家居館平時去的人不多，我整日抱著傳單站在門口，只要瞧見有行人就衝過去，給他們介紹日常家居促銷，直到把對方忽悠進店裡。
這些兼職收入可以維持我的溫飽，有時間我還會去「現代」跟課。那時我就想，有朝一日希望我也能夠進入一家知名的現代舞團，能夠在那裡學習、排練和演出。
2014年，我讀大二。4月，國內知名全職現代舞「陶身體劇場」對外招聘舞者。
現代舞在國內的發展至今都談不上樂觀，而陶身體劇場算是中國大陸第一個「走出去」的現代舞團，他們的巡迴演出已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我一直計劃畢業後能夠考入這裡，所以對招聘格外關注。我想趁這次招聘機會提前去了解他們的模式，為畢業之後做專職舞者做準備。
沒想到，我竟一路闖到了複試，而且是複試現場的唯一一個在校學生。陶身體劇場的創始人陶冶問我：「願不願意不讀書，來這裡當舞者？」我說：「如果你們給我機會，我馬上就不讀書了。」
最終，我辦理了退學手續，開始在陶身體劇場實習——我是來了之後才知道實習期間還會進行刷人的。退學之前，不僅身邊同學，連學校很多老師都知道我被錄取了，很多人還對我表達了正式的祝賀——如果被刷，那簡直是很沒面子。
我完全沒有退路，壓力非常大。後來我的大學老師安慰我說：「就當進去跟著師哥師姐們學習，如果被刷了再回學校學習，放輕鬆！」
初來陶身體劇場，大家都不太看好我。一方面我底子很差，另一方面我對身體和舞蹈的理解不夠成熟。只有老闆陶冶覺得我的身體有天分，他甚至曾經和團裡所有舞者說：「3年後，鷹會是你們所有人中最有特質的舞者。」
我當時受寵若驚，這話為我打了一劑強心針。實習期結束，我如願成為陶身體劇場的一員。
2014年9月，陶身體劇場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演出，老闆娘段妮把她在作品《7》裡的位置讓給我跳。這是我第一次上臺演出，演出結束後，我在阿德萊德買了1000多塊錢的巧克力背回國，送給幫助過我的每一個人。
2018年，陶身體劇場在今日美術館演出，演出結束後，林懷民老師上臺一一擁抱舞者，輪到我時，他低語：「你是全場跳得最好的一個！」
我當時有些不知所措，雲門舞集是華語圈第一個現代舞團，林懷民老師作為雲門舞集的創始人，在我心中如同精神領袖般的存在。受到他的褒獎，我更加有信心堅持著自己的舞蹈之路。
沒過多久，陶身體劇場在央美展演，結束後有個保安跑到我跟前問：「能和你合個影嗎？我感覺你跳得最好。」我立刻想起林懷民老師在我耳邊的低語，整個人都為之震顫。
這兩句類似的話，讓我意識到身份、職業、知識水平等任何因素都不會妨礙一個人面對美的判斷，也給了我很大的創作信念。我在編舞的時候從不擔心觀眾會看不懂現代舞，他們的眼睛和心靈在我這裡會閃閃發亮。
我的家人只知道我在北京跳舞，至於跳的什麼舞，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如何，他們無暇顧及。家裡的情況，父母也不會和我說。
直到入團後的第一年春節，我回島後才發現，家裡的經濟狀況越來越糟糕了。
廣東人熱衷做生意，掙錢多少往往是家鄉人評價一個人成功的重要參考標準。可是我對那些事物提不起興趣，舞蹈一直是我的興趣所在。
我聽過太多前輩自嘲現代舞是個「乞丐」行業，可觀的收入和自由的時間都不能保障。因為我經常在國外演出，在親友的想像中，薪資肯定不錯，能出國演出意味著能掙大錢！實際上，如果我繼續選擇熱愛的現代舞，恐怕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精神上，都會虧欠家庭太多。
回京後，這種裹挾著無助和愧疚的負面情緒一直籠罩著我，壓抑之下，我向陶身體劇場提出離職。
雖然心結最終被同事們輪番勸解開，但我自己卻用盡整個2015年才把它完全消化。繼續跳舞是我當時面對自己做出的一個鄭重決定，它見證了我生命中最大的自私和熱愛。
從那年之後，出於某種程度上的逃避，我不太敢回家過春節，因為在家鄉有很多雙眼睛盯著你，即便我從事著熱愛的行業，但是那種對於家庭的內疚感始終讓我喘不過氣。
2016年年底，陶冶開始編現代舞作品《9》。當時他給舞者很大的發揮空間，我在其中獨有的一些特質顯露了出來，陶冶看到後開始重視我，跟我分享了許多編舞的經驗和方法。
那段時間，對我來說是一個從表演到編創的轉折期，我清晰地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和思維在高速運轉。2018年，我先後認識了國軍、阿樸、卜瑞、唐晨，我覺得是時候編排屬於自己的作品了，後來我正式離開了陶身體劇場，創辦了屬於自己的鷹劇場。
創辦鷹劇場之初，我們並沒有排練廳，我和朋友們經常去附近學校舞蹈教室排練舞蹈。後來我們乾脆就在馬路邊、樓道裡、高架橋下排練，經常有路人問：「你們在練什麼功夫？」
後來好友一兵把他在順義郊區的畫室借給我們。寬敞明亮的畫室適合排練舞蹈，可是冬天這個屋子並不能供暖，電暖氣取暖效果有限，電費又太貴。我們只好靠多穿衣服，在零下10多度的室溫下練習舞蹈。水潑在地面就會結成一層冰，我們的頭頂會因為身體的熱氣而不停冒白氣。
那個冬天，我們所有成員都習慣感冒。舞團最初的兩部作品《M》和《O》就是在這樣的情景下完成。
2019年4月，舞團在北京進行了創團首演，臺上臺下都是祝賀之詞，但大家的處境並沒有因此而變得更好。沒有演出邀約、資金扶持，國軍選擇離團，服裝、燈光、拍攝等幕後製作費用讓我欠了一身的債，胡靜和阿樸的積蓄在近半年的排練中也所剩無幾，鷹劇場面臨著解散。
胡靜提出暫停排練兩個月，每個成員先出去掙點錢，再聚在一起排練舞蹈、編排我們自己的作品。我當場否定了這個提議，因為我心裡很清楚，這件事一旦停止，回歸起初的樣子基本無望。
幸運的是，胡靜和阿樸倆人最後都說服自己，願意再咬咬牙，一起度過這艱難的時期。就這樣，瀕臨解散的鷹劇場在我們不知天高地厚的堅持下度過了寒冬。
告別滴水成冰的畫室，在朋友的幫助下，我們搬到了北京南三環附近的一個家具展廳空間，將那裡當作臨時排練廳。我和阿樸在排練廳附近租了個客廳隔斷間，上下鋪，月租1800元。胡靜則在朋友家借住，有時排練加班晚了不方便回去，胡靜就會選擇在我們的住處支一張簡易摺疊床湊合住一晚。
我們的房間裝的是塑料摺疊門，只要有風，整扇門就會在空中飄成45度仰角。我們住的那個隔斷旁邊還有另一個隔斷房間，每到夜裡就會傳來鼾聲，富有節奏，此起彼伏。我本想要用這鼾聲編支舞，但還沒來得及錄音，警察卻先找到我們。
客廳隔斷屋出租在北京屬於違法，我們住的那間客廳已經被改裝成兩間臥室，警察前來的當天，我們的臥室就被強制拆除。由於中介不肯退押金，當時阿樸又在外地，我一個人最後乾脆把拆了的板子一塊塊裝回去，繼續在那裡居住了一段時間。
鷹劇場仍然活著，沒有演出，我們就埋頭創作，每周排練6天，每天從早上9點持續到下午6點。因為演出機會有限，我們目前也發不出工資，劇場活到現在，僅靠大家對於舞蹈的執著度和行動力。
我深知這不是一個長久之策，我們需要真正意義上的演出，需要走出去讓觀眾看到我們的舞動的身影。
小時候，作為孩子王，我會帶著一伙人去田裡偷西瓜。長大後我經常想，如果當時我不是帶著大家去偷東西，而是帶著大家一起做些有意義的事情，那該多好。也許做鷹劇場，就是冥冥之中對這個念頭的回應。
經常有人好奇，我沒錢沒背景，外加一口燙嘴的「廣普」，怎麼就能說動一伙人在北京不顧一切地跳舞？我思來想去，只能把我們走到一起且堅持到現在的原因歸為大家擁有一致的價值觀，願意一起做這件事情。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對「舞者」這個身份格外尊重，就像我在任何一間排練室，只要看到地膠就會脫鞋。我相信大部分舞者只要站到地膠上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人，不論當下我們正在經歷什麼，只要能舞蹈，我們就會變得清澈，變得力量無窮。
在現實中，不僅僅是創團不久的鷹劇場活得艱難，國內大部分獨立現代舞劇場都在面對經營困境。跳舞的這些年，或許因為行業情勢、生活壓力、觀念變化，我明顯地察覺到能稱得上是舞者的年輕人越來越少，想成為舞者的年輕人也在變得越來越少。
可偏偏就是在這樣不甚明朗的大生態裡，鷹劇場以百分百貧瘠的土壤，收穫了百分百豐沃的果實——胡靜、阿樸，包括後來加入團隊的小明。他們中任何一位舞者走上舞臺都光輝熠熠。但首演結束後的一年多來，受疫情影響和大環境制約，我們都沒有再登上過舞臺進行演出。
今年2月份，儘管疫情嚴重，我們還是恢復了日常排練。那段時間，也是鷹劇場迄今為止最艱難的一段時光。由於排練廳不開放，我們在室外排練時間長達3個多月。
為了省錢，我們早上會炒一大盤油麥菜或菠菜，澆著菜水吃兩碗米飯。菜不夠吃時，我們就會吃醬油拌飯。我們一天只吃兩頓飯，結束排練後，大家都比較期待晚餐——因為有阿樸從老家帶來的臘腸。就著臘腸，我們每個人足足可以下三碗米飯吃。
4月份，馬上又要面臨交房租。最後我們在劇場的公眾號上硬著頭皮對外發了一封名為「我們想繼續」的求助信。陶冶和段妮看到後，立刻給我轉了1萬塊錢，囑咐我：「不要輕易言敗。」
通過那封求助信，5天內我們收到了3萬多元的捐款，這筆捐助讓鷹劇場熬過了最艱難的時刻，活到今天。
隨著疫情放緩，國內演出市場漸漸復甦，幸運的是，鷹劇場也定下了10月份在秦皇島阿那亞藝術中心圓形劇場進行新作品首演。闊別552天，鷹劇場的所有舞者終於可以和大家在劇場見面了。
但是我們深知，還沒有渡過難關。
對於一個初創的舞團，未來的路會怎樣呢？我時常想起2019年11月在國家大劇院的演出後臺，林懷民老師得知我獨立創團，摸著我的頭感嘆：「會很艱難呀！」
那時候林懷民老師對我說：「門就在那，你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就去開門吧。」
既然選擇了這條路，我就應該做那個開門的人。
口述 餘錦鷹 | 作者 陳樹 | 編輯 鄭海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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