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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馬曉玲，女，鄭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鄭州 450001
來源：《中州學刊》(鄭州)2014年第4期 第154-158頁
內容提要：《大戴禮記》傳世版本以十三卷本為主，歷代史志目錄、公私書目均有記載。明代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錄有「《大戴禮喬記》八卷，漢喬仁」，以此為突破口，可以考證出《大戴禮記》在東漢至南宋時期至少有八十五篇本、橋仁編選本、盧辯注本、十三卷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三卷四十篇本7種版本流傳。北周時盧辯以橋仁編選本作注並擬定篇卷，漢晉古注、唐宋經疏類書徵引的是原八十五篇本。韓元吉將隋唐以來流傳的十三卷抄本和盧辯注本合刻，其篇卷及目錄依據十三卷本，若其正文與盧辯本內容重合則以盧辯注本正文和注刊刻，其餘內容則依據十三卷本正文，韓元吉刻本是今十三卷本的源頭。
《大戴禮記》傳世版本以十三卷本為主，歷代史志目錄、公私書目均有記載。關於《大戴禮記》十三卷本的由來，黃懷信先生認為《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十三卷本即盧辯節選三十九篇注二十四篇本，隋唐傳本與今本不異，惟尚未分出《明堂》篇，今傳本即盧本之舊①；甘良勇先生則認為《大戴禮記》版本有三個系統：一是鄭玄《六藝論》中所載的八十五篇本，二是《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實際內容多於四十篇少於八十五篇的十三卷本，三是韓元吉刊刻的十三卷四十篇本。②《大戴禮記》十三卷刻本以前版本的實際情形仍需再探討。
明代焦竑《國史·經籍志》中除《大戴禮記》十三卷的記載外，還著錄有「《大戴禮喬記》八卷，漢喬仁」，學界對《大戴禮喬記》關注不夠。若以《國史·經籍志》的著錄為突破口，從目錄學的角度，結合曆代書目和刻本序跋所載版本信息，則探索《大戴禮記》版本可另闢蹊徑。
一、盧辯注八卷本與《大戴禮喬記》八卷關係考述
1.《大戴禮喬記》八卷的著錄與真實性考辨
焦竑《國史·經籍志·禮類·二戴禮》著錄有「《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撰」和「《大戴禮喬記》八卷，漢喬仁」③。清代學者對《大戴禮喬記》持懷疑態度，雷學淇曰：
明人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有《大戴禮橋記》八卷，注云橋仁著。此因《橋玄傳》誤謂仁從同郡戴德學，故附會為此，實偽書也(漢以來書目不載)。季卿止從次君學，未嘗從延君學，《橋玄傳》「德」字乃「聖」之誤耳。④
「喬」、「橋」音同，古人名字多以音同音近字代之。橋仁，字季卿。戴德，字延軍，號大戴；戴聖，字次君，號小戴。朱氏指朱睦，其《授經圖》不載《大戴禮喬記》，可能是雷氏誤記。雷氏評判《大戴禮喬記》偽書的依據有二：一是漢以來書目不載，二是橋仁只從戴聖學而不從戴德學。但這兩種評判依據均不能成立，書目不載而實有典籍多出，橋仁完全有可能在戴德亡故後改師戴聖。焦竑的著錄當屬可信，《大戴禮喬記》當非偽書。
首先，我們結合焦氏仕宦、藏書經歷及學術品性判斷其記載可信。焦竑(1540-1620)，字弱侯，號漪園，萬曆十七年(1589)會試狀元及第，官翰林院修撰。他一生博覽群書，對經史、詩賦、小說等無所不通。萬曆二十二年(1594)他被推薦纂修國史，從《藝文志》開始，耗時兩年十個月完成了《國史·經籍志》，後因主持天府鄉試被彈劾，辭官歸裡中止修史。《國史經籍志》最後由其門人陳汝元於萬曆三十年(1602)校刻刊印。《國史·經籍志》所著錄的宋前圖書主要以鄭樵《通志·藝文略》為基礎，元後圖書則參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並參考明代前中期官方藏書及私家藏書，資料廣泛，著錄豐富。同時，焦竑身在史館，可以翻閱《明實錄》及禁中典籍，萬曆以前官修國史保存的資料也多能見到，他又極為重視其他資料，涉獵野史、文集、家譜、碑誌等300多部。此外，焦竑還是晚明最大的私人藏書家，與齊東戲曲家李開先有「北李南焦」之稱。其澹園藏書樓又名曰「五車樓」，取名源自《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民間俗稱「焦狀元樓」。焦竑又編有《焦氏藏書目》二卷，以抄本和宋明刊本居多，惜不傳。焦竑對其收藏的書籍幾乎都親自校勘，並有「澹園焦氏珍藏」「子子孫孫永保」「弱侯讀書記」等印章。
其次，我們可以結合橋仁的家世、經歷等判斷橋仁有著《大戴禮喬記》的可能性。《後漢書·橋玄傳》記載：「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⑤《漢書·儒林傳》載：「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⑥橋仁究竟是戴德弟子還是戴聖弟子？不少學者誤認為《後漢書·橋玄傳》中的「德」當為「聖」字之訛，如王鳴盛《蛾術編》卷六、黃以周《禮書通故》卷一、雷學淇《介庵經說》卷六、黃侃《禮學略說》等。孫顯君對此已有辨析：「戴德年長於戴聖，並先於戴聖而亡，因此橋仁很有可能先師戴德再師戴聖。」⑦孫氏的觀點令人信服，惜未深論。橋仁在元、成帝時師從戴德學禮，由於戴德亡故，大概在戴聖第二次擔任博士之際又師從戴聖，平帝元始二年(2)至四年擔任大鴻臚。西漢經學處於創立期，師法尚未趨於一尊，《漢書》中記載改換師法的現象比較常見。《大戴禮》至哀、平帝時期得立學官，並由弟子徐良擔任博士。橋仁從自身經歷出發，斟酌大小戴師法異同著《大戴禮喬記》是很有可能的，其具備編選的學術條件。可惜，由於《大戴禮記》的地位和影響遠不如《禮記》，《大戴禮喬記》更不會引起時人關注，淹沒不彰，直到明代焦竑時方見著錄。
綜上所述，焦竑《國史·經籍志》的著錄當屬可信，《大戴禮喬記》並非偽書，而是橋仁編選的著作。
2.盧辯注八卷本與《大戴禮喬記》關係蠡測
北周時盧辯注《大戴禮記》有八卷二十四篇，又曾講解《夏小正》篇，故盧辯注本共二十五篇，因《夏小正》與《保傅》同為一卷並不影響八卷之數。盧注八卷本與《大戴禮喬記》八卷之間是一種巧合，還是具備因襲關係？解開這個謎團是探索《大戴禮記》版本的重要突破口。
盧辯注本的由來無外乎兩個途徑，一是自己編選，二是使用前人編選本。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後者的可能性更大。南北朝時期戰亂不斷，朝代更迭頻繁，社會極不穩定。盧辯歷經西魏和北周，一生戎馬倥傯，兩過家門而不入，又積極參與朝廷制度改革，於繁忙之際註解《大戴禮記》已屬難得，自己編選的可能性不大，盧辯注本很有可能依據的是前人編選本。
盧辯「累世儒學」，其父為太常丞，其兄研究《禮記》為當時碩儒，其家學具備濃厚的禮學研究氛圍。他曾任太子少傅、少師，或許與其對《大戴禮記》的研習有密切關係。盧辯研習《大戴禮記》的同時，對《禮記》也頗為熟悉，其經歷與橋仁相似，他應該能夠注意到《大戴禮喬記》。《大戴禮喬記》很可能是盧辯注選擇的底本，盧辯有可能對《大戴禮喬記》原篇分卷作註解形成了八卷本。也就是說，《大戴禮喬記》至少經歷了兩次編訂，即橋仁編選篇目(可能含原有篇次)，盧辯分卷並作注。由於殘缺不全的篇次和注釋及《大戴禮記》本身的不受重視，歷代書目均不載《大戴禮喬記》。
二、《大戴禮記》抄本的流傳
孔穎達《禮記正義·敘》曰：「(鄭玄)《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⑧鄭玄所見《大戴禮記》為八十五篇。陳邵《周禮論序》載「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⑨，仍稱八十五篇，可見八十五篇本至晚流傳到西晉。然而《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大戴禮記》則為十三卷，我們結合文獻著錄方式由篇到卷的變化可以推測，八十五篇本至南北朝時可能散佚。南北朝之後，《大戴禮記》流傳的版本至少有十三卷本和前文所提八卷本，相對而言，流傳較廣的則為十三卷抄本。
探討十三卷本之前，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另一種情況，即漢晉古注、唐宋經疏類書對八十五篇完本的徵引。雕版印刷術發明前，書籍靠傳抄流傳極為不易，古注引書是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從唐代開始，因典籍流傳不易盛行類書編纂，類書的一個重要取材範圍便是古代註疏，因而唐宋類書內容具備很強的因襲性。漢晉古注、唐宋經疏類書的徵引是《大戴禮記》潛在流傳的另外一種重要形式，而且很可能是最接近《大戴禮記》本來面貌的形式，可以稱之為八十五篇本的遺留。有學者依據唐代經疏類書徵引《大戴禮記》不見於韓元吉刻十三卷本判定韓元吉刻十三卷本非《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版本⑩，雖結論可信，但其論證方式卻有失偏頗。
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前《大戴禮記》以抄本流傳，直到元代至正十四年(1354)後，刻本才取代抄本佔據主要地位。《大戴禮記》抄本除了上文所言的八十五篇本、橋仁編本、盧辯注本外，至少還有十三卷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卷四十篇本4種抄本。
《隋書·經籍志》著錄：「《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其禮類小序又云：「凡五種，合二百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11)《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大戴禮記》十三卷與八十五篇之間的關係如何？十三卷本是八十五篇的完本，還是戴聖刪為四十六篇所餘下的三十九篇殘本？《隋書·經籍志》並未記載《大戴禮記》十三卷所包含的篇次，但我們仔細研讀上下文義，可以推測，十三卷本應該是戴聖所刪之三十九篇。同時期的司馬貞《史記索隱》言：「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12)這裡記載的比《隋書·經籍志》少一篇，是因為《夏小正》篇單行。
《崇文總目》著錄《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一本三十三篇」(13)兩個抄本。
章如愚《群書考索前集》卷五載：「《大戴禮》今存四十篇，其篇始於二十九，篇次不倫，又一本止十卷三十三篇，第一至三十三，恐是後人改正(《館閣書目》)。」(14)前者應該是十三卷本，蓋「三」訛為「二」。《中興館閣書目》今已亡佚，章如愚引其載《大戴禮記》篇目，記載有兩種版本，一種是存四十篇本，另一種為十卷三十三篇本，其篇目自第一至第三十三。單就「禮記始末」一條，章如愚便3次徵引《中興館閣書目》。《中興館閣書目》雖然亡佚，但章如愚生活的時代距離該書編寫時代不遠，其所載《大戴禮記》當屬可信。十卷三十三篇本應是北宋時人抄寫時重新釐定的卷數篇次。
「淳熙乙未歲(1175)後九月潁川韓元吉書序」載：「予家舊傳此書，嘗得範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15)範太史指範祖禹。範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人。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負責唐代部分，後司馬光薦為秘書省正字，後任給事中、國史院編修、侍講學士等職，著有《唐鑑》、《帝學》、《仁宗政典》、《範太史集》等。元祐(1086-1094)時任侍講，曾講《尚書》《論語》《禮記》。他講《禮記》時，「至『擬人必於其倫』，曰：『先儒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特其位而已。如桀、紂，人君也，謂人為桀、紂，必不肯受。孔、顏，匹夫也，謂人為孔、顏，必不敢受。』東坡深嘆其得勸講之體」(16)。對於《禮記》，範祖禹主張節講：「臣等奉旨講《禮記》，伏緣《禮記》漢儒所集，非聖人全經，嘗有去取，欲乞《喪禮》十三篇不講外，如篇中有不須講者亦節講。」(17)北宋時《禮記》通論諸篇受到經筵講習的重視。從禮學淵源及侍講經歷來看，範祖禹藏《大戴禮記》抄本的可能性很大。範祖禹曾負責《資治通鑑》唐代部分的編寫，又任國史院編修，那麼，其所藏《大戴禮記》抄本很可能是《隋書經籍志》所載十三卷本。
通過以上論述可知，《大戴禮記》抄本流傳有兩條路線。第一條路線是：西漢元、成帝時戴德《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平帝時橋仁《大戴禮喬記》(篇數不知)→北周盧辯注《大戴禮記》(喬仁編選本，擬定八卷二十五篇)。第二條路線是：西漢元成帝時戴德《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唐初《隋書經籍志》載十三卷(可能為三十九篇，無注)→唐玄宗開元時司馬貞《史記索隱》所稱三十八篇(《夏小正》篇單行，無注)→北宋慶曆(1041-1048)《崇文總目》載十卷三十五篇，一本三十三篇→北宋嘉祐元年(1063)後範祖禹藏本(抄本，十三卷四十篇)→南宋淳熙二年(1175)韓元吉十三卷四十篇(刻本，十三卷四十篇，有注兼無注)→淳熙五年(1178)陳騤《中興館閣書目》載十三卷四十篇，十卷三十三篇(第一至第三十三)→今十三卷刻本。
北宋是《大戴禮記》版本流傳的重要時期，《大戴禮記》可能至少有4種抄本：《大戴禮》橋仁編、盧辯注八卷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三卷四十篇本。其中，十卷三十五篇本當亡於北宋末南宋初，而十卷三十三篇本則因淳熙五年韓元吉刻本的流傳而亡佚。韓元吉刊本與範祖禹家藏本篇卷相同，當時距慶曆僅約20年，範祖禹藏十三卷抄本是十三卷本流傳中的重要一環。
三、《大戴禮記》今十三卷本生成過程蠡測
韓元吉是刊刻《大戴禮記》的第一人，對《大戴禮記》文本的定型和傳播具有重大貢獻。韓元吉(1118-1187)，字無咎，號南澗。幼年喪祜，「靖康之亂」後寓居信州僧寺，並師從尹焞、張九成研習經史，奠定儒學功底。他早年立志科考，卻均以落第告終。自紹興十二年(1142)為處州麗水縣屬官，始步入仕途。紹興二十八年(1158)為建安知縣，根據沿海產鹽的便利發起食鹽買賣為百姓造福。三年後以右通郎轉任司農寺主簿，後歷任司農寺丞、淮西宣諭參議、左司員外郎、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等。乾道七年(1171)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出使金國賀金主生辰。兩年後任禮部侍郎，同年十二月除敷文閣待制出知婺州。淳熙元年(1174)遭浙東提刑按劾改知建寧府。他勤於政教，多次作勸農文，鼓勵百姓重視耕作。淳熙三年(1176)為吏部尚書，提出了整頓吏治的建議。淳熙十三年(1186)被孝宗封為潁川郡公，一年後卒於信州南澗。韓元吉平生交遊甚廣，與陸遊、朱熹、辛棄疾、陳亮等人有詩文唱和。著有《南澗甲乙稿》和《南澗詩餘》。《南澗甲乙稿》七十卷，已佚，今傳本是清人勞格從《永樂大典》輯錄而成，有文十五卷、詩賦六卷，詞一卷，其版本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979—1984冊)。
序文稱：「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考焉。淳熙乙未歲(1175)後九月潁川韓元吉書。」(18)因被封為穎國公，故韓元吉自稱潁川人。從時間上講，淳熙二年乙未韓元吉尚在建寧府任上，刊刻《大戴禮記》與其政教思想、重視耕作有著密切關係。南宋時期教育興盛，刻書業發展迅速，地方官刻主要有公使庫刻書、各路使司刻書、各州刻書、州郡縣學刻書4種。州郡縣學刻書包含有州軍學本、郡齋本、郡庠本、郡府學本、縣齋學本、縣學本、學宮本、泮宮本、學舍刻本、書院刻本等多種形式。韓元吉選擇建安郡齋的形式刊刻《大戴禮記》，大概與其曾為建安知縣的經歷有關。
韓元吉刻十三卷本是今十三卷本的源頭，序文只言其刻本與範祖禹家藏抄本篇卷悉同而未提其他，也就是說，範藏本與韓刻本除篇卷相同外，其他信息應該不同。韓刻本十三卷包含有注和無注兩部分，其中八卷二十四篇有注五卷十六篇無注。其刻十三卷本之所以會出現有注兼無注的情況，最大的原因可能是韓元吉刊刻時將範祖禹藏本與盧注本相結合。這裡有一個問題：盧注本篇次、卷次是否相連？橋仁編選《大戴禮喬記》包含有《大戴禮記》原有篇次，依據常理推測，盧辯依據橋仁本註解時很可能重新擬定卷次和篇次，即從卷一至卷八，第一篇至第二十五篇。那麼，我們可以這樣推測今十三卷本的生成過程：《隋書·經籍志》著錄十三卷本流傳至北宋範祖禹家藏抄本，韓元吉將隋唐以來流傳的十三卷抄本和盧辯注本合刻，其篇卷及目錄依據十三卷本，若十三卷本篇目有注則以盧辯注本正文刊刻，無注則依據原有正文刊刻。
韓元吉刻本在元代的流傳不詳，明代則先後經歷了陸深、項元汴、高士奇、顧廣基等人收藏，到清代有金璠藏書。
到了元代，《大戴禮記》十三卷本有了新刻本。鄭元祐《大戴禮卷後跋》載：
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公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置之學官，《大戴禮》其一也。遂昌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亹亹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公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雲。(19)
鄭元祐(1293-1364)，字明德，本遂昌人，後隨父遠徙錢塘，又流寓平江。著有《僑吳集》和《遂昌雜錄》。前者後人整理為《鄭元祐集》；後者多記錄宋末軼聞及元代高士名臣遺事，間有憂世之言，其言篤厚質實，非陶宗儀《輟耕錄》諸書捃拾冗雜可比。跋文所言胡汲仲，鄭元祐曾從其學。劉貞，字庭幹，鄭元祐稱為「嘉興公」，出任嘉興路總管時，以先父御史公劉節軒藏《大戴禮》刊刻。因鄭元祐師從胡汲仲時，胡與御史公過往甚密，元祐得聞御史公高論，故劉貞刊刻《大戴禮記》時，請鄭元祐為之作序。當時與《大戴禮記》一起刊刻的書籍還有《呂氏春秋》，其本事《呂氏春秋序》交代更詳，可參看：
江南內附初，北方賢士大夫宦轍南邁者，往往嗜古績學，考索研稽，惟恐弗逮。元祐恨生晚，無以參侍諸大老若徐公子方父、暢公純父。劉公居敬父，號節軒先生，尚及以諸生拜之於諸老先生坐席間。久之，金華胡汲仲先生講道虎林山之僧舍，疏簷古屋之下，中設一末(筆者按：末疑當作木)榻，賓友終日相過從，其獲延致中坐與先生劇談古今南北士大夫不數人，而節軒先生則其一也。公疏秀而明潤，玉立而長身，時時與先生論先秦古書。以為秦自用商鞅，驅其民不戰則耕，禁絕先王之學，固不待李斯建言之時也。然呂不韋乃能招延四方辨博之士，成《呂覽》一書，其書雖醇疵相參，至於奇聞異見，有裨世教。若《月令》為書，《小戴》取之以記禮，先儒不為其不可也。顧其書板本不復刊，而讀者亦甚寡。元祐聞先生此言也，時年二十餘，今忽四十餘年矣。已而元祐飢驅東西漂，頗聞節軒先生不樂仕，僅以監察御史終位。不究德而始發於其子嘉興公，以文儒起家，揚歷朝箸，出為嘉興路總管。念其家所藏書皆節軒先生所手校，於是出其一二，俾以刊於嘉禾之學宮，與學者共，而《呂氏春秋》其一也。公念元祐嘗受學於胡先生之門，固以諸生拜御史公者矣。《呂覽》既刊版，乃俾元祐為之序。御史公，海岱人，諱克誠，字居敬，累贈至禮部尚書。嘉興公，名貞，字庭幹，由嘉興擢授海道都漕運萬戶雲。(20)
劉節軒、劉貞父子的校刊促進了《大戴禮記》在元代的流傳。經過宋元兩代，《大戴禮記》十三卷刻本得以定型，並廣泛刊刻流傳至今。
①黃懷信：《〈大戴禮記〉傳本源流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年第1期。
②⑩甘良勇：《南宋韓元吉刊刻〈大戴禮記〉非〈隋書·經籍志〉所著錄考》，《孔子研究》2012年第3期。
③(明)焦竑：《國史·經籍志·附錄(一)》卷二，《叢書集成初編》第25冊，商務印書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1939年，第28頁。
④(清)雷學淇：《介庵經說》卷六「禮記」之「大小戴」，《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群經總義類第176冊，據浙江省圖書館藏清道光通州雷氏刻本影印，第157頁下。
⑤(漢)範曄：《後漢書》卷五十一《李陳龐陳橋列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1695頁。
⑥(漢)班固：《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3615頁。
⑦孫顯君：《〈大戴禮記〉詮釋史考論·緒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0頁。
⑧(清)阮元：《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1983年，第1226頁。
⑨吳承仕：《經典釋文疏證(附經籍舊音二種)》，中華書局，2008年，第91頁。
(11)(唐)長孫無忌等：《隋書·經籍志》，《叢書集成初編》第6冊，商務印書館據《八史經籍志》本排印，1936年，第15頁。
(12)(漢)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第七》，中華書局，1982年，第2187頁。
(13)(宋)王堯臣等撰，錢東垣輯：《崇文總目附補遺(一)》卷一，《叢書集成初編》第21冊，商務印書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1936年，第9—10頁。
(14)(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前集》卷之五《六經門》禮記類「禮記始末」，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15)(18)(漢)戴德：《大戴禮記·後序》(二)，《叢書集成初編》第1028冊，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頁。
(16)(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五，劉德權、李劍雄點校，中華書局，1997年，第39頁。
(17)(宋)範祖禹：《範太史集》卷二四《乞節講〈禮記〉札子》，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20)(元)鄭元祐：《鄭元祐集》，徐永明校點，《浙江文獻集成》，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68、352—3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