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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用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和哈克貝利·費恩（Huckleberry Finn）分別代表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一個令人好奇的事實：一個用魔杖戰勝了邪惡，另一個漂流到遠方，捍衛社會正義。在兒童文學領域，全心全意為兒童著想才是本質，而這兩個文學人物，一個是在蘇格蘭高原地帶的寄宿學校學習的男巫，另一個則是赤腳的男孩，順著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遇見不少騙子、賞金獵人和小偷。兩個人物都是孤兒，都在英語兒童文學中佔據重要地位，但很顯然，兩個故事的呈現方式並不相同。
英國是個不大的島國，卻是兒童文學暢銷書的聚集地：《柳林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s）、《愛麗絲漫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小熊維尼》（Winnie-the-Pooh）、《彼得·潘》（Peter Pan）、《霍比特人》（The Hobbit）、《詹姆斯與大仙桃》（James and the Giant Peach）、《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還有《納尼亞傳奇：獅子女巫魔衣櫥》（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都充滿著幻想。同時，同樣在兒童經典文學中佔據一席之地的美國，其作品中卻沒有那麼多魔法元素。像《大森林裡的小木屋》（Little House in the Big Woods）、《野性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夏洛特的網》（Charlotte’s Web）、《鹿苑長春》（The Yearling）、《小婦人》（Little Women）和《湯姆·索亞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這些作品都是由於真實描寫了美國村莊和農場的日常生活，而得到了人們的關注。如果英國兒童來到溫暖的壁爐前，一起聽魔劍和會說話的熊的故事，那麼美國兒童就會坐在母親的膝頭聽故事。在故事裡的世界，生活十分艱難，服從最重要，並且故事十分強調基督教道德觀的價值。每種方式都有各自的優點，但英國人的方式無疑滿足了兒童文學的需要。兒童文學是為了滿足兒童的想像而存在的。
這種現象之所以會出現，要追溯到兩國獨特的文化遺產。哈佛兒童文學與民間風俗教授瑪利亞·塔爾塔（Maria Tatar）認為，首先，英國人吸收了來自異教的民間傳說，而且，英國起源的傳說就是男巫教導年輕國王的故事。從梅林（Merlin）到麥克白（Macbeth），傳說總是與歷史密不可分。塔爾塔說：「在英國人不停地描述這個魔法世界時，更加實際的美國人只關注土地的開發價值」。信奉新教的美國人強調職業道德，所以像《波麗安娜》（Pollyanna）和《小火車頭做到了》（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這類的故事裡都能看到。
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兒童文學名譽教授傑裡·格裡斯沃爾德（Jerry Griswold）認為，美國人也寫幻想作品，但方式和英國人完全不同。《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中，小女孩多蘿西（Dorothy）揭露偉大又強大的奧茲國王就是個騙子，對此格裡斯沃爾德說：「美國故事深深植根於現實主義，連幻想作品都是如此。」
美國的幻想作品風格不同：它們的結尾一般都具有道德教化意義，比如蘇斯博士（Dr. Seuss）的驚世之作，描寫了一隻笨笨的小象霍頓（Horton），他的口頭禪是：「不管一個人多渺小，他都是人」，還有「我說的就是我想的，我想的就是我說的。大象百分百忠誠」。甚至在《戴帽子的貓》（The Cat in the Hat）中，媽媽一回家，家裡就恢復了秩序和平靜。在《綠野仙蹤》彩印本的結尾，有這樣的話：「沒有什麼地方能比得過家」。《野獸出沒的地方》（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一書中，麥克斯（Max）冷靜下來，起航回家，控制他的脾氣，而野外也恢復了平靜。
兩國的地理特徵也是影響因素：英國依舊保持著鄉村舊貌，古老的城堡林立，安逸的農場遍野，這給予了英國童話創作的土壤。塔爾塔認為，英國人意識到了本土田園風光的魅力：「想想比阿特麗特斯·波特（Beatrix Potter）在灌木籬牆下與小兔子們私語，或是艾倫·亞歷山大·米爾恩（A.A. Milne）筆下的《小熊維尼：百畝森林新曆險》（Winnie-the-Pooh wandering the Hundred Acre Wood），我們就一目了然。」無獨有偶，J·K·羅琳（J.K. Rowling）筆下哈利·波特就讀的霍格沃茨魔法學校就位於蘇格蘭高地上，那裡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荒郊野外。路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描寫古老的石牆花園、沉睡的河流，牛津大學裡沒人發現的走廊，這些構成了《愛麗絲漫遊仙境》中異想天開的情節。
相反，美國狹長的街景並不怎麼安逸舒適，也不怎麼有人性，當然更不會鬧鬼。作品中的人物所存在的世界裡，有尊貴的紫金山，有結滿果實的平原，這些在現實生活中都是真是存在的：《布萊迪的大峽谷》（Brighty of the Grand Canyon）裡的驢，《讓路給小鴨子》（Make Way for Ducklings）中關閉交通的波士頓警察，以及《又醜又高的莎拉》（Sarah, Plain and Tall）中的新娘，她寫信給居住在中西部農場的孩子，給孤獨的孩子們帶去愛。這些作品裡，沒有惡龍，沒有魔杖，也沒有瑪麗·波平斯（Mary Poppins，兒童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的雨傘。
在蘇格蘭斯凱島，文學教授梅格·貝特曼（Meg Bateman）接受採訪時對我說，英國異教和他們的故事從未真正消失。在基督教的徵戰中，異教在英國得以保存，特別是蘇格蘭，且存在的時間比歐洲其他地方都要長。貝特曼用蓋爾語授課，他說，儘管一神論橫掃了歐洲大陸原本存在的宗教，但在英國卻費了一段時間。羅馬人修建的哈德良長城，阻擋了北方蠻族大軍的入侵，也將蘇格蘭與外界相隔離，因此在蘇格蘭依舊保留有異教信仰，這種信仰來自於民間文化，而民間文化又來自於皮克特人、凱爾特人、羅馬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和維京人連續不斷的入侵。
甚至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很多人都還認為有平行世界存在。那些說人會變形的神話故事被很多家族代代相傳，這些家族住在城堡裡，聲稱自己的祖先是海豹和熊。貝特曼說：「蓋爾文化告訴我們，不要懼怕世界的陰暗面」。死亡不是「上天堂或下地獄，而是一種生命的延續，雖然身死，但精神依然可以影響活著的人們」。很多故事都是以平行世界為基礎展開的，例如《哈利·波特》、《納尼亞傳奇》、《黑暗崛起》（The Dark Is Rising）、《彼得·潘》和《黃金羅盤》（The Golden Compass）——所有這些都以描寫其他世界為特點。
而這種信仰是清教徒們堅決不能接受的，他們為躲避宗教迫害，逃離英國，來到巖石遍布的新大陸海岸。塔爾塔說，美國的特點在於沒有什麼本土民俗文化。儘管非洲奴隸將他們的風俗帶到南方種植園，印第安原住民也有很多神秘的傳統，但除了一點印第安故事和價值較低的本國作品（如《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被保留下來，其他豐富的文化很少保存到今天。
而美國的暢銷故事書，講的是普通人所做出的功績：比如丹尼爾·布恩（Daniel Boone）、大衛·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野姑娘傑恩（Calamity Jane），甚至還有伊利運河上的騾子薩爾（Sal）。由於人們經常在伐木和採礦營地舉行各種吹牛性質的競賽，因此出現了很多誇張的文學作品——荒誕故事（Tall Tales）。裡面有巨人樵夫保羅·班揚（Paul Bunyan）、騎馬快如閃電的牛仔佩科斯·比爾（Pecos Bill），以及鋼鑽工約翰·亨利（Joh Henry）。約翰生而為奴，死去的時候手裡還緊緊握著鐵錘。這些人物體現了美國人的期待：他們得到了名望。
英國兒童聽到的故事可能都關於皇室命運，這些故事從亞瑟王從石頭中拔出劍的那一刻就有了。格裡斯沃爾德認為，來到美國的移民從那些「與生俱來的王權」手下逃脫，來到美國，因此對挑戰貴族統治更有興趣。他指出，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作品《王子與貧兒》（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就證明，王族和平民是可以互換身份的——「於是我們的故事裡並沒有什麼城堡」。
貝特曼在接受專訪時說到，兩國的差異可能在於，美國人「缺少諷刺的幽默，因此無法質疑現實的可靠性」。這一點和英國諷刺、自貶的幽默方式大不相同。莫裡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繪製的禮儀書《親愛的，你說什麼？》（What Do You Say, Dear?）就因此備受讚譽。然而就算是《小婦人》，貝特曼都認為，這本書就是新教徒用來「教育人們無論什麼情況都要做到最好」。
也許一個沒有救贖和道德規則的世界，更有助於留存下令人感動的故事。愛丁堡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城市，像建立在七丘上的羅馬一樣古老，那裡小巷遍布，連通鋪著鵝卵石的街道，街旁是石砌的建築，順著彎彎曲曲的臺階而下，可以到達海岸——這是八歲孩子迦勒·桑塞姆（Caleb Sansom）眼中的樣子。他和媽媽一起在鎮上的圖書館看書，他說自己喜歡的故事裡要有「淘氣的動物，能像人一樣做事情」，比如《柳林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s）裡的蛤蟆先生（Mr. Toad），就「超速行駛出了車禍，不怒反喜，最後還進了監獄」。而美國式的故事書，比如《大森林裡的小木屋》，就寫了「太多的規矩，『要做這個，不準做那個』，實在是很無聊」。
異教的民間傳說很少涉及道德方面，更多的是在塑造人物，比如講述那些依靠智慧和技巧獲得勝利的人物：尋獲至尊魔戒，在與咕嚕姆（Gollum）的猜謎比賽中獲勝後逃遁的比爾博·巴金斯；《咕嚕牛》（The Gruffalo）裡調戲飢餓的貓頭鷹和狐狸，卻沒有被吃掉的老鼠。格裡斯沃爾德把這些人稱之為「暴君」，他們滿足了兒童的天性：推翻權威，不顧禮節：「孩子的邏輯要比大人還要怪」。然而貝特曼認為，在異教神話故事中，年輕人身上才有直面罪惡的品質。進一步來說，對於孩子以及他們頑皮的天性，異教和基督教的意見是對立的：異教認為剛出生的嬰兒是純潔的，而基督教認為孩子一出生就帶有原罪，需要改正。就像《鹿苑長春》裡的裘弟（Jody），他不得不殺死自己的小鹿，並意識到生活中存在著各種艱難的選擇，最後他原諒了母親，擔負起男人的責任。
人們已經證明，在英國兒童文學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幻想作品，對童年發展至關重要。
布魯諾·貝特爾海姆（Bruno Bettelheim）的著作《魔法的作用》（The Uses of Enchantment）論述了童話故事的心理學意義，從那時起，兒童心理學家已經將故事作為一種工具，幫助兒童克服他們對成人世界的焦慮。現在人們認為，童話故事是一種文學題材，講述了孩子們對被拋棄、對某事的無能為力，以及對死亡的恐慌。
格裡斯沃爾德認為，很多成功的兒童書解決這種恐慌的方式，就是重複著重描寫情感。在他的《感覺像孩子一樣：兒童和兒童文學》（Feeling Like a Kid: Childhood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一書中，他定義了五種基本的故事機制，這五種機制會特別讓孩子感興趣：隱藏的空間、縮小的世界、可怕的壞人、變得輕盈或能夠飛行，以及會動的玩具和會說話的動物，這些虛構的故事構成了兒童文學重要的部分。
「孩子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創造幻想世界，成人不會這麼做。」格裡斯沃爾德說，「在平行世界裡，什麼事都可以解決，都可以發展，都可以理解。」孩子們通過親自動手，學習效果最好，他們通過想像，來處理自己的情感。格裡斯沃爾德強調：「故事在使人愉悅的基礎上達到其目的，這個目的通過類比表現出來，故事線像夢一樣，也有其生物功能。」
人們已經證實，在英國兒童文學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幻想作品，對兒童成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貝特曼認為，幻想作品是在人類歷史基礎上的再創造，作品用精靈代表大地的聲音，對生命和死亡有不同的見解。這些作品將自然視作偉大的生命力量，不失為一種智慧。「異教的民間傳說告訴我們，每個人都只是地球的客人，這使我們保持謙遜，也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記住的格言。」
今天，我們似乎有更多的理由，從幻想作品中尋找慰藉。9·11恐怖襲擊事件使人們更加迫切地希望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園。格裡斯沃爾德認為，美國作家正在迅速轉變方向，創作一些格調更加陰暗的幻想作品，比如一些高舉反面烏託邦大旗的小說《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賜予者》（The Giver）、《分歧者》（Divergent）、和《迷宮行者》（The Maze Runner）。就像雙子塔倒塌那樣，這些令人難過不安的作品講述的是後末世時代的瓦解，人類大腦被植入晶片，反映出在社交媒體的影響下，消費社會的形成給人們帶來的恐慌。作品中的未來沒有希望，荒蕪的世界一片悽涼。但這些作品可能有自己的目的。如果孩子閱讀童話故事能夠消除害怕感，那麼這些反面烏託邦式的幻想作品（和其中的男女主角）可能會讓今天這些孩子擁有一把解決未來問題的鑰匙。
本文原刊於美國《大西洋月刊》
覺得不錯，一定點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