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第一才子、資深媒體人、資深音樂人、大牌電影製片人、臺灣網絡教父……在見到詹宏志之前,很容易被他身邊圍繞著的這麼多光環所震撼:這得是多眩目的一個人,他是有三頭六臂,還是能騰雲駕霧?
8月17日19:45,在東方藝術中心的演奏廳裡,思想湃準時開場。我在這裡見到的詹宏志,一頭灰白長發,一副玳瑁框架眼鏡,一件仔細扣好的條紋休閒西裝,一雙黑白色運動鞋——這位大師給我的第一印象跟之前聽到的所有抬頭都無關,最直觀的身份標籤似乎只有一個:讀書人。
聽詹宏志的演講是一次非常愉快的體驗,因為這就是是一位非常謙虛又非常有趣的前輩,在跟你講他這麼多年來的故事。他的故事的大標題就像之前的宣傳一樣,叫做「勇敢前進的人生」,但是小標題卻似乎更讓人感興趣,叫做「臺灣冒險記1974-2005」。
站上講臺的詹宏志,還特地解釋了一下這個小標題:「因為講自己故事總是有點難為情,感覺像自吹自擂……不過我想,如果我退的遠一點,就不要光講我自己的故事吧,就把我的這個,這個生活經歷當做是這個臺灣的某一個時期的一種社會景觀,一種文化氛圍。」
有人帶我發現新的河流
在2012年的時候,詹宏志在南方一個城市演講,學生給他出了一個題目,叫做臺灣文化30年。意思是說他在臺灣30年,那個文化活動裡他好像都恰巧都在現場。一開始詹宏志嚇了一跳,「有這麼久嗎?有三十年嗎?」然後他仔細一算,發現這個學生算錯了——不是30年,其實是40年。
詹宏志第一個工作開始於1974年,在《幼獅文藝》雜誌做美術編輯。而得到這份工作的經歷也很奇妙,因為當時他才上大一。為了掙錢貼補日常開銷,他為一個學生文藝營隊製作海報,而前來演講的《幼獅文藝》的主編瘂弦先生就在他的海報前停下了腳步。這位當時臺灣文壇上最重要的主編和詩人,非常欣賞詹宏志的美術天分,熱情邀請他去自己的雜誌社。後來正好當時負責美術編輯的阮義忠要離開,年紀輕輕的詹宏志便接替了他的位置。
作為一個文藝愛好者,在詹宏志看來,這段經歷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奇妙的階段,曾經高高在上的文學聖地,自己如今卻居然身處其中,看著各路大作家在眼前進進出出,而且每一個人都會講黃色笑話,似乎自己被某種神秘力量,一下子就拖到了臺北的文壇核心地帶。
而提起這段經歷,詹宏志自己覺得很像英國旅行作家蓋文•楊的一部作品《回到沼澤地》中所記敘的一段故事。
蓋文•楊年輕的時候希望能夠做一個橫渡阿拉伯半島的沙漠旅行家。所以大學畢業後他就去伊拉克工作,在一個貿易商工作,一方面做準備,一方面練習他的阿拉伯文。有一天這個英國領事館的一個朋友跟他說,你不是很想去做沙漠旅行家嗎,那位知名的探險家塞西格即將要到這兒來,你要不跟他一起吃晚飯?這個年輕人太開心了,夢中的這個大旅行家,大探險家竟然可以面對面。結果到了晚上吃飯的時候,塞西格直接給他潑了冷水,說現在已經不可能了,因為沙烏地阿拉伯不會給你籤證。見到蓋文•楊失望的表情,塞西格大概覺得這樣對一個年輕人太殘忍了,於是他主動邀請楊跟他一起去沼澤地走一走。這個沼澤地其實就是兩河流域,兩河流域的出海口,這裡有一個非常大的沼澤地,塞西格後來寫了一本書叫做《沼澤阿拉伯人》,就是講這個地方,而在他的書出來之前,沒人知道這裡。這裡所有的人是在水上用藺草組成的房子,組成的帳篷居住的,每個人都有船的,是一個水鄉,這是一個水鄉的阿拉伯世界。
四個禮拜之後,蓋文•楊如約在一條水溝邊等著,突然就看到轉彎處出現了一條黑色獨木舟,全身阿拉伯打扮的塞西格帶著幾個划船的阿拉伯人來接他了。他上了船,然後這個船從那個水溝轉了一個彎,蓋文•楊就看到一個大堂,走進了一個令人無法想像的一個美麗的,與世隔絕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如果沒有塞西格帶著,蓋文•楊連在夢中都無法想像到。
一瓶Johnnie Walker下肚,換來古龍的稿子
在瘂弦先生手下辦《聯合報》的文藝副刊的時候,正好趕上了古龍的《流星蝴蝶劍》等電影熱映,一時之間古龍的約稿不斷,一字千金。《聯合報》希望能繼續約古龍的稿子,但瘂弦先生卻頗感尷尬——因為以前他曾經把古龍的連載腰斬了。瘂弦不好意思自己出面,於是請詹宏志去約。詹宏志硬著頭皮打電話過去,古龍在那頭停了幾秒之後,叫他去一個餐廳找他。到了那裡之後,古龍跟幾個朋友,以及一大堆美女坐在那裡,看到詹宏志走來,就直接拿出一瓶黑牌的Johnnie Walker,說:年輕人喝完這瓶再說話。從不喝酒的詹宏志一杯接著一杯地把一瓶酒喝完了,古龍說你可以說話了,但那時他已經說不出來。或許是被他的誠意和勇氣感動,古龍親自用自己加長型的奔馳車送他回報社,並且答應了他的約稿要求。
而在古龍之外,詹宏志還「綁架」過金庸。在《中國時報》工作的時候,有一次金庸來臺灣,這也是他第一次到臺灣。詹宏志接受任務,去機場接金庸,「機場一出來就把他帶走,然後藏到一個地方。」詹宏志通過在機場的朋友進到裡頭,金庸一下飛機他們就帶著他從側門出去,直接送到了秘密地點。「金庸一共去了臺灣七天,我們整整關了他六天。所以到第七天才有其他的報紙可以接觸到他」,回憶這段往事,詹宏志還是覺得很好笑。
在說起這些陳年往事的時候,對每一件事,詹宏志都能準確描述出細節和過程,仿佛就是昨天發生的一樣。這些文壇大人物就這樣不斷地與他的生命發生交集,從而讓詹宏志逐漸成為一名真正的「文人。」
25歲就有四百萬罵我的文字,很榮幸
真正引起詹宏志的人生轉折的,是1980年代,臺灣文壇的一次大論戰,而那次論戰的風暴中心就是詹宏志。當時,他負責編寫《年度小說選》的時候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個句子,大意是說,如今這麼多臺灣作家的書,看起來很多,以後都是邊疆文學。這句話其實並不是他說的,而是引述的朋友的話。但這句話就在臺灣捅了馬蜂窩,各種報紙雜誌,各路文藝界名人都群起而攻之,「每天打開報紙,打開一本書,就可以看到非常強烈地攻擊你的文字。」在現在的詹宏志看來,他覺得很榮幸,很感謝這些文字。但是對於當時25歲的詹宏志來講,這個壓力其實非常難以承受。
正好當時報社需要人去美國工作,於是詹宏志就去了美國。雖然在那邊的華人圈,很多人還是因為這次論戰而知道他,但畢竟遠離了風暴核心,他得以靜下心來研究文學。而在這裡,他最大的收穫就是電影。因為當時的臺灣還是還是很閉塞,很多電影都看不到。而在美國,有著各種鑽研舊片、老片的文藝戲院,每天兩部戲都是影史上的經典,輪迴又輪迴地放。一有空,詹宏志便扎到電影院裡,一部接一部地看,周末經常從早上一直看到晚上,一天看6部電影。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沒有四百萬罵他的文字,詹宏志可能就不會這麼有名,可能也就不會去美國,從而也不會研究電影。而這段經歷,卻又影響到了他未來的路程。
做音樂,做電影,都是機緣巧合
由於感覺到在美國,在紐約做中文報紙並沒有前途,所以詹宏志後來辭職回到了臺灣。學長段鍾潭知道他沒有工作,便來找他,問他願不願意做臺灣滾石的總經理?當時的滾石是個只有6個人的公司,詹宏志是唯一的大人,其他都是小孩子。然後在那裡,他接到的第一個案子,就是羅大佑。
在當時的音樂市場看來,羅大佑是那種沒有市場,唱片公司避之不及的歌手。他總是黑衣黑鏡,戴著黑眼鏡,穿著黑衣服,唱歌總是扯著嗓子,沒有一首歌的歌詞可以通過審查。所以羅大佑根本不能上電視,上電臺,原來唱片公司的推廣方法一概不能用。詹宏志以前是做書的,所以他就想,就用書的辦法來做音樂吧。於是他寫了上萬字來描述羅大佑的音樂,他說那些文字可以「讓所有記者拿到的時候都手腳發軟。」然後他又根據美國看到的經驗,想要為羅大佑辦一個演唱會——rock concerts,臺灣從來沒有這樣的東西,只有音樂晚會,每個歌手上來唱兩首歌,中間還穿插魔術和歌舞表演的那種。而專為一個歌手開的演唱會,羅大佑是第一個。
然後很意外地,羅大佑的這種「重口味」音樂,就刺激了整個臺灣音樂界,並迅速流行起來。臺灣滾石因此而變成了大公司,而這時候詹宏志卻想到了離開。他又回去做了一段時間的編輯,然後又去了另一家唱片公司叫做波麗佳音Pony Canyon,在那裡他撞上了臺灣第二個重要的音樂運動——臺客搖滾,並且跟伍佰和張震嶽開始了合作。
而後來認識楊德昌,是在他開的一家咖啡店裡。他們一起拍了一個電影,叫做《1905年的冬天》。這部電影預算很少,所以大部分演員都是幾個朋友臨時來幫忙:楊德昌是編劇,詹宏志,李宗盛和徐克都在裡面出鏡。再後來,他看到了侯孝賢的電影,很受震動,覺得臺灣有一種新的創作力量跑出來。那時候沒有人願意為侯孝賢那種文藝片投資,但詹宏志四處奔走為他籌錢,並寫了一篇文章叫《侯孝賢經濟學》,提出一個主張說投資侯孝賢比投資成龍安全,容易算,不是會賺大錢,是不太會賠錢,因為他們拍的電影錢很少,花的錢很少。他還利用業餘時間為電影做監製,半夜在他家裡開會,就這樣做了《悲情城市》,後來又做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現在看來,這些電影都成了影史上的經典,但在當時,詹宏志為之奔波的出發點只有一個:因為他覺得楊德昌、侯孝賢這些朋友都很有才氣,卻又這麼落魄,想拍電影卻沒有錢,他覺得自己有義務讓這些有才氣的人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本來是一個文藝青年,但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變成了另外一個模樣
談起他網際網路創業的經歷,詹宏志卻只用寥寥幾句,輕描淡寫地掠過。「今天我的工作已經跟我年輕的時候很不相同,我本來是一個文藝青年,但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變成了另外一個模樣。所以2005年我就離開了城邦,我也退出了出版了,我並不覺得我有改行,是我在的行就一點一滴的改了。我當然認識了一些新的力量,走入了電子商務,做了很多新的事,也從臺灣做網站做到美國,做到泰國,做到其他國家。我把它總結一下就是說對我的人生遭遇比想像更離奇,不是我做了什麼努力,而是那個社會高速變遷時它的扭轉會帶動我們所在的位置,我當然有一個機會見識到了臺灣70、80、90各種風景,70是大家一無所知都開始在摸索,80年代看到社會力量的爆發,90年代開始向先進社會,意思就是說什麼都動不了了。這裡面當然有各種幻滅跟各種覺醒,當然我也要想,那我們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留給新的一代的朋友呢?」
詹宏志說,他現在不得不承認,他已經是一個「過去很多,未來卻很少」的人。這並不是說他的壽命將很少,而是指他雖然人生經歷了這麼多變革,但在未來的日子裡,變化卻會越來越少。所以,詹宏志現在的選擇是旅行,一邊旅行,一邊讀書,然後順便再把這些行程記錄下來。讀書是詹宏志從小到大最喜歡做的事,而旅行在他看來,則是另一種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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