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比文言簡潔，這是胡適親自從白話身上開發出來的一大優點。胡適僅僅使用了一個例證，就使這一說法幾成定評，並在社會上影響深遠。
胡適的例證來自胡適的一個經歷。大概是在三十年代，胡適當時在上海。其時清華正鬧學潮，就有人想把胡適請出來做清華校長，胡適拒絕的態度是明確的，因而拍發了一個白話電報：「幹不了，謝謝。」
胡適認為這五個字的電報簡潔而又明白，而這又是文言無法比擬的。直到晚年，胡適還對自己的這個電報還嘆置不已（見《胡適之晚年談話錄》）。有一部知名電影就把此事變成了電影情節，似乎白話優越於文言，根本就是一件確鑿無疑的事。
歷史上的事情總會在不經意間重複出現。1946年夏，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給趙元任發電，要其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趙元任就採用了胡適的回電：「幹不了。謝謝！」本來已經辭掉哈佛教職準備到中央大學任教的趙元任，面對不斷催促其出任校長的電報，索性就不再回國了。
白話真的就比文言簡潔嗎？對這個問題，其實是要打上一個問號的。有沒有人向胡適叫板的？有，此人就是汪懋祖。他曾留學美國，一度當過北平師範大學校長。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書中說他，「白話文方盛行，而典存有意保存傳統古文」。所說「典存」，即是汪懋祖。
汪認為文言能「一字傳神」，而白話是「粗笨之工具」，文言當然會比白話「省便」。時間當在一九三四年，汪所提供文言優於白話例子是這樣的，「以『如之何』與『怎麼樣』為例，以較其難易，今請以此二詞付之默寫測驗。予即自試，草寫『如之何』三字，時間一秒半，草寫『怎麼樣』三字需七秒半，時間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毋待嘵嘵」。
在汪看來，「如之何」為文言，「怎麼樣」為白話，若書寫兩者，後者要比前者多費六秒，因此而證明完畢，文言比白話「省便」。這實在是一個很笨的比較，讓人難以置評。胡適評價此說為「武斷」。
關於文言與白話誰更簡潔的問題，有兩個人在無意間，都曾觸及這一問題。
其一便是劉半農。他是五四時期能為文言說些好話的新文學陣營中的極少人物之一。
劉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有這樣的觀點，「但就平日譯述之經驗言之，往往同一詞語，用文言一語即明，用白話則二三句猶不能了解」，這其實是說，文言在表情達意上更能簡明而顯豁。
再有便是朱自清。其《中學生的國文程度》有這樣一段話，「現在應用這種文言的，報紙是大宗，其次是公文，其次電報和書信。但報紙用白話，胡適之先生早就在提倡；只因辦報的人總怕篇幅太多，印刷太貴，不願馬上全改成白話」。
朱自清在客觀上提供了一個事實，就是在社會上是有一部分人，是真真實實地認為文言要比白話「省篇幅」，要簡潔。雖然，在所持觀點上，朱的認識與胡適的主張並不矛盾。劉半農與朱自清在無意間，就都成了胡適的反對派。
其實，文言不僅能比白話簡潔，而且能簡到白話難以想像的程度。
就以林紓所譯《茶花女》為例來說明吧。針對林譯，胡適曾有這樣客觀的評說，「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來沒有這樣的成績」。
林譯小說文言之簡捷，可能更在胡適想像之外。
就說為胡適所誤解的那句，是寫茶花女的，「女接所歡，媰,而其母下之，遂病」。這句話若是用白話敘述，就要有茶花女是如何接客、如何意外發現有孕、其母如何幫助她墮胎、而其又是如何因此而患病的，這總要一小篇，據錢鍾書統計，哪怕是小仲馬原書，這一段也用了211字，而林紓用12字就全部完成。不僅如此，這12字中最不可忽略的一個字便是「媰」，絕不可草草看過。
「媰」在《說文》所謂的《尚書》中，本就有要求為政治民者對弱勢群體要有「合由以容」的體恤之意。
林紓在這裡使用這個古色斑斕、古雅不俗之「媰」，一是陳述茶花女有孕之事實；二是說茶花女非是一般的風塵女子；三是說茶花女雖是婉孌依門之女子，但作者的同情與尊重是沒有離場的。
司馬遷曾用「有身」或「孕」，班固曾用「飲藥傷墮」，但這些只能表達「媰」一個方面的語意，若說一字三義，內涵有這麼豐富的意思，恐怕在全部漢字中挑不出第二個。當胡適輕蔑地誤「媰」（人文意義上的）成「珠」（世俗意義上的）後，致使林紓所有良苦用心便一齊全失。把「媰」之用說成是文言所能達到簡捷的極致，恐怕是不過分的。
就再看看當代作家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吧。當代作家中帶有書卷氣的，孫犁算是一個。當代作家差不多都是被白話徵服的一代，而有書卷氣的當代作家，可能就沒那麼容易被徵服。
孫犁有一篇《讀〈沈下賢集〉》的文章，就觸到了文言與白話誰更簡捷的問題。孫犁重點談到沈下賢的《馮燕傳》。這篇人物傳記全文共四百五十五字，其中最重要的一段這樣寫道：
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墜枕下，與佩刀近。嬰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
這段只有六十九個字，寫了三個人物，在緊急狀態中的舉動、心理、感情。孫犁認為其中「燕卑脊步就蔽」六個字，寫得最為靈動，「人物情狀，如在目前」。這是一個具有三角關係的故事，最後形成一個出人意外的結局。
孫犁對唐代作家沈下賢的體物傳情之妙嘆賞不已，他最後評論道，「如果放在今天開拓型作家手裡，至少可以寫成十萬字的中篇小說」。一邊是四百五十五字，一邊是十萬字，誰更簡捷不是一目了然了嗎？孫犁亦從一個小說家的角度，表達了對於文言的真誠敬意。
如果只說文言比白話簡捷，這完全是把文言說小了。簡捷以外，文言白話之別，有時更是一種境界的不同。
據說乾隆第四次下江南，為一新建的蘇州園林命名，乾隆揮筆定下「真有趣」三個大字。眾人不由得面面相覷，因為這三個字不只是大白話，而且有口語意味，以此當作人文薈萃之地蘇州園林的名字，這不是有點兒戲嗎？
紀曉嵐不愧為大才子，有應變之才，他求乾隆把中間的「有」賞賜給他。這樣，這座蘇州園林的名字就變成了「真趣」，不只境界上了幾個臺階，簡直都有哲理意味了。
唐浩明小說《楊度》把這一段寫進了小說，並借王闓運之口評論道，「把三個字合在一起，便是一句最淺最俗的話；把它分成兩處，一則涵蓋宇宙，包羅萬象，一則趣味蘊藉，古樸典雅」。這是中國文字之妙，這也是文言與白話之別。
小說《楊度》另外還寫到一則袁世凱靠文言命名露臉的小故事。
那時袁還在山東當巡撫。費縣有一年輕女子，過門不久丈夫便得了重病，只剩奄奄一息了。這女子就決定與其夫一起去死，就吞下了金塊。
第二天女子死了，而其夫病情從此開始大為好轉並趨於痊癒。年輕女子的事跡在社會上大為傳揚，袁世凱得知後亦頗為感慨，就想為女子掛匾，題辭表彰。
幕僚們所擬題多陳腐套語，袁世凱一概不用，最後親自題上「一死回天」。
對於女子來說是「一死」，對於男人來說不就是「回天」嗎？
這類凝縮性的文言，不只是簡捷，重要的是簡捷之外還有餘韻與餘味。在這種狀態下，語言就不僅僅是一種工具了。
這種帶有人文性的簡捷，既是一種簡括，同時又是種德性的表彰，至此境界，就是白話無論如何也難以達到的了。而帶有人文性的表述，這恰恰就是「文言」的題中應有之意。
再回到文言與白話誰更簡捷的問題。其實就是胡適對這個問題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他也是遊移的、前後矛盾的。眾所周知的「幹不了，謝謝」，胡適似乎表明了明確堅決的態度；但此事還有續集。
1945年8月24日，胡適從紐約給毛澤東發一電函，中心意思是要為民族大局著想，呼籲國共兩黨停止內戰。這封電函長有220字左右，是用文言文寫的。
那麼，胡適為什麼要用他所鄙視的文言呢？當時從紐約往中國發電報是很費錢的，胡適後來的解釋是，之所以用文言，「是可以省字，節省電報費」。
這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胡適用自己的矛攻破了自己的盾，別人還能說什麼呢？
顧炎武曾對古代文章中的繁簡之辯至為厭煩，顧亭林云：「辭主乎達，繁簡之論興，則文亡矣」。他指出繁簡討論的無意義性，這確是一種極通達的見解。
至於文言與白話誰更簡捷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無意義的問題。
20世紀理所當然是一個白話的世紀，這是一個時代的潮流，這也是任誰難以阻擋的事情。
文言有文言的擅長與特性，白話有白話的擅長與特性，但看到文言的沒落，牆倒眾人推，就採用打死老虎的辦法，把白話並不擅長或沒有的長項硬加到白話身上，這於漢語的長遠發展與建設，沒有絲毫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