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封殺電視劇《水滸》說到小說《蕩寇志》及其它
從封殺電視劇《水滸》說到小說《蕩寇志》及其它
在今年的兩會上，有政協委員提案封殺《水滸》電視劇，其動因真搞笑：維穩，還有就是太血腥。真是烏龍提案年年都有。
俗話說，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就歷史而言，自從《水滸》誕生以後，就遭到了歷代反動統治者的禁忌，甚至被數次列為禁書。不過，就邏輯上來說，我們要問的是，是先有農民起義還是先有《水滸》？是先有小說《水滸》還是先有電視劇《水滸》？反過來也可以再問，如果沒有《水滸》，就沒有造反了嗎？
記得小時候，看過一部《水滸》後傳，就是《蕩寇志》，是清代一個叫俞萬春的人寫的，時間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前，是從金聖歎評本的70回續起，到140回。在中國文學史上，俞萬春是第一個用小說來PK小說的作家，真是一大發明。
一部《水滸傳》，把「強盜」寫得可親可敬，把朝廷、官府寫得可憎可鄙。俞萬春是站在仇視水滸英雄的立場上寫《蕩寇志》這部小說的。他有感於《水滸傳》中「邪說淫辭，壞人心術，貽害無窮」，對《水滸傳》中讓宋江等人受招安深感不滿，認為這些造反者應該斬盡殺絕。他創作《蕩寇志》出於明確的政治目的，即破除《水滸傳》宣揚的假忠義，「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在《蕩寇志》中，他秉承金聖歎「驚惡夢」的意願，自七十回本《水滸傳》的結局寫起，從盧俊義夢見嵇康將梁山好漢全部處決開始，敘述了陳希真、陳麗卿父子聯合官軍，徵討梁山，最終將宋江一夥擒拿正法的故事，以顯其「尊王滅寇」的主旨。故而太平軍進入蘇州時，曾將《蕩寇志》書版焚毀。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說：「他（指俞萬春，筆者注）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寫也不壞，但思想實在未免煞風景。」可見，魯迅高度評價其藝術成就，卻否定了其思想意義。《蕩寇志》產生的動因，是要用小說來PK小說，與這位政協委員的立場是一致的。
其實，《水滸傳》的立場，從造反的意義上說並不徹底，也就是毛主席曾經說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而《蕩寇志》的作者連這樣的立場都認為不行，那就是一定要蕩平梁山草寇，要徹底殲滅造反者，方能善罷甘休。《蕩寇志》的結局當然是梁山英雄全數被殲滅。
其實，梁山好漢大多有非常悲涼的出身和悲慘的故事，尤其是林衝，完全是一個官逼民反的苦主，即便是水泊梁山的叛徒宋江，也是如此。水滸的真正主題，還不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而是官逼民反。清代那個俞萬春在太平天國起義以前，他就已經發現大清的天下不穩了，於是才非常急迫地寫了鎮壓起義剿滅梁山好漢的這本書。不知這位政協委員似乎看到了什麼，於是才有如此「雷人」提案。但是有點可以斷定，這位委員缺少些自信，缺少點底氣則無疑。
今年兩會上居然有代表委員無視政府機構臃腫，提議大量籌建行政新區以解決官員升職問題；有代表委員不顧社會現實，宣稱房價漲到每平方米1,000萬元也正常合理；有代表委員因為「老百姓給點臉就上房揭瓦」，建議對「拆遷要天價的，該上行政手段的就上行政手段」；有代表委員提出不應鼓勵農村孩子上大學，原因竟然是農村孩子上完大學也找不到工作，又不願再回到農村，還不如通過這種方式將他們永遠留在農村，如此等等。這些人可能還認為自己敢言，說了真話，但這樣的「敢言」和「真話」正好反映出這些代表委員的政治素質和錯誤定位。每年一度的「兩會」是讓這些代表委員來參政議政和行使民主監督權的，不是讓他們來譁眾取眾或洩私憤的。而對於那些已經「被上面安排」代表了人民參會的代表委員，我們也希望他們在會議結束後能冷靜下來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在「兩會」期間的表現，想一想到底怎樣做才算是個合格的代表委員。
「小心說話，低調做人」是本屆「兩會」多數代表委員的心態寫照。歷屆「兩會」上那位奢侈品秀達人，此次卻鉛華洗盡，不僅衣著低調樸素，還不忘用廉價環保袋來包裝自己；而「奪筆書記」也沒有再出言恫嚇記者，賭咒發誓以後要當好人民的「孝子」。代表委員們突然緊繃起來的神經說明「兩會」正朝著積極的方向轉變：花絮少了，議程緊了，會期短了；吃喝省了，奢侈秀沒了，節儉風來了；稿不讓念了，假大空叫停了，批評聲音有了。
這些變化應當得到鼓勵讚許，因為「兩會」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依照制度設計，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事關國體，那麼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議員」們就要對得起這項制度設計，必須時刻緊繃神經，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兩會」。也就是說，只有這些代表委員從自身做起，讓「兩會」回歸參政議政本身，「兩會」平臺才有可能擔起代表十三億人民行使民主監督和政治協商的重擔。
在這次「兩會」上，改革更是一個熱詞。但是，有沒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認識到，其實「兩會」才是最需要改革的關鍵領域呢？！在媒體曝光湖南衡陽人大代表賄選案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顯示了「零容忍」態度，賄選的代表官員集體下課，破除了法不責眾的風氣，產生了強大震懾力。習近平在2月13日至15日召開的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以較大篇幅講述該案，將衡陽賄選案與黨的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聯繫起來，並六連聲質問：「衡陽的共產黨員到哪兒去了？」對於這樣的人混成代表委員，相關人大和政協管理機關難道就不應該檢討反思嗎？
我們知道「兩會」制度事關國體，相關改革必須慎重。但是，「慎重」並不代表不動，堅持制度自信也並不是要固步自封。在完成「兩會」改革相關頂層設計之前，完全可以先從最容易突破的環節入手，至少可以也應該從好好選一個能真正代表人民參會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做起。要正確面對外界政協不過是「名人俱樂部」、「明星聯誼會」的調侃，把協商民主進一步延伸到基層，基層事務中將更多採用協商民主的形式，不再只是少數上層人士間的協商、委員之間的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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