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甫之所以成為詩聖，既與他所處的時代和生活遭遇有關，更離不開詩人的主觀努力、在詩藝方面的不懈追求。他在詩歌中展現全方位的社會觀察和思考，並始終保持創作激情，追求更完美的詩意表達，把生命託付給詩歌。
【關鍵詞】杜甫 詩歌 詩聖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
杜甫在詩歌史上被譽為「集大成者」，被後人稱為詩聖。宋代陳師道《後山詩話》引蘇軾之言：「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元代楊士奇說：「所謂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為詩之聖者，其杜少陵乎？」（《杜律虞注序》）在唐代詩人中，李白和杜甫也常常被人們拿來對比：「供奉之詩仙，拾遺之詩聖。聖可學，仙不可學。」（王穉登《合刻李杜詩集序》）
杜甫何以成為詩聖
杜甫何以成為詩聖？為何能在詩歌創作中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歷來人們無非從兩方面對此加以說明。一方面就是詩人所處的時代和他的生活遭遇。唐末孟棨曾提出著名的「詩史」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本事詩》）宋歐陽修在評價與他同時期的梅堯臣的詩歌創作時，曾提出「窮而後工」說：「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梅聖俞墓志銘》）他在提出此說時，很可能也想到了杜甫。他在詩中也曾歌詠：「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生為一身窮，死也萬世珍。」（《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清代趙翼有一個說法也很有名：「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題元遺山集》）就這方面來說，梅堯臣、歐陽修、元好問等人無疑都是杜甫的知音，也是杜甫精神的繼承者。
時代環境和個人生活遭遇，無疑是決定詩人成就的兩個重要方面。不過，僅僅如此，還不足以解釋何以某人成為詩聖。與杜甫相先後，還有一大批詩人，為什麼只有杜甫選擇了這樣一條詩歌創作道路：「……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為什麼在當時也只出現了一位杜甫這樣的詩人？為什麼在歷史上的其他動亂時代，也有一些詩人活躍於詩壇，但很難與杜甫比肩？顯而易見，還有一方面的因素也不能忽略，那就是詩人的主觀努力，詩人對自身使命的認識，以及他為此付出的心血。
就杜甫來說，他的主觀努力又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他的精神成長。在四十歲左右，在早期的人生理想破滅之後，由個人失意轉而清醒面對社會現實，實現了內心的自我發現、人性發現，並在此基礎上堅持儒家的道德理想，堅持詩歌的憂國憂民主題。另一方面就是他在詩藝方面的追求和達到的高度。杜甫對詩歌藝術的痴迷以及為此付出的努力，他自己曾經反覆言及：「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陶冶性靈在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戲為六絕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偶題》）從這些說法裡我們可以看出來，杜甫是從人的本性來說明自己對詩歌藝術的熱愛，將詩歌創作視同自己的生命，甚至比生命還重要，並提出很高的詩歌藝術追求的境界。有意思的是，他還特別將這種詩藝追求與自己的家學淵源聯繫起來，因為他的祖父杜審言就是著名詩人：「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宗武生日》）「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贈蜀僧閭丘師兄》）
詩歌藝術滲入杜甫的生命，成為其陶冶性靈的手段和畢生的追求
人為什麼需要詩歌？在杜甫的時代，對士人來說，可能是為了求取功名。「唐以詩賦取士」，寫詩是士人入仕、社交的基本要求；也可能是出於自我表達的需要，詩言志，詩緣情，詩歌在魏晉以後就是士人自我表達的最主要手段。除此之外，還可能是出於某種政治和道德要求。如杜甫稱讚和他同時期的元結：「……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捲軸。」（《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以及他的前輩陳子昂：「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陳拾遺故宅》）或者就如後來白居易所說：「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
杜甫的詩藝追求當然並不排斥以上方面，而是在綜合以上幾方面的基礎上，進而讓詩歌藝術滲入自己的生命，成為陶冶性靈的手段和畢生的追求。具體來看，在杜甫身上，這種追求又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是詩人視野的擴展。從士人的個人生活和喜怒哀樂，擴展為全方位的社會觀察和社會思考。杜甫身經唐代最重大的社會變動——安史之亂，通過詩歌創作真切記錄了動亂的過程和各地、多方面的具體事件，自己和家人乃至民眾在動亂中的遭遇和感受，可謂「書一代之事」。
杜甫的這種創作追求對其後很多詩人的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甚至可以說改變了文人詩歌的發展方向。影響到中唐白居易等人，提出「唯歌生民病」的創作主張。以至其後歷代文人，都會把社會題材納入詩歌創作，作為重要內容之一。但在杜甫當時，在詩歌中涉及這種題材的詩人寥寥無幾，更沒有人像杜甫這樣將這一創作追求貫穿始終。所以杜甫見到元結《舂陵行》等詩作，才會喜出望外，引為同調，不吝讚美之詞。
杜甫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在動亂前已經完成了這種視野的轉變，那時已經有一大批詩作記錄唐玄宗天寶後期的社會變動，寫出各種社會觀感，並滿懷同情地注目士人之外普通民眾的生活困境：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徵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有這樣的創作作鋪墊，所以我們後來再讀到他的三吏、三別等作品，就一點不感到突兀。
二是持續的創作努力。詩人創作時間的持續，在創作上付出的不懈努力，對所追求的藝術目標的堅持，是與他取得的詩藝成就成正相關的。杜甫享年五十九歲（712-770），如果從二十歲開始算，那麼他的詩歌創作持續了將近四十年。一直到生命的最後階段，他還在堅持詩歌創作。
他的《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一詩，清代仇兆鰲注認為作於大曆五年（770），是所謂「絕筆詩」。此說未必可靠。這首詩也可能是前一年作。但大曆五年夏，詩人在避亂南下入衡州的旅途中，仍有《入衡州》《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等篇幅不短的詩作。
杜甫自乾元元年（759）外放華州司功參軍，次年棄官西走。此後十年，一直在顛沛流離、旅途奔波之中，到過以下這些地方：華州→秦州→同谷→成都（→梓州、閬州）→忠州、雲安→夔州→江陵、公安→嶽陽、潭州（→衡州）。每到一處，杜甫和家人居止幾月或數年，分別留下數十首乃至一、二百首詩作。他繼承了以詩歌記述行旅的創作傳統，並將這種傳統發揚光大。由於詩人不只是旅行，而且在其中一些地方生活了一段時間，所以其詩作內容除了描述各地風光外，還廣泛涉及各地的社會狀況、生活事件、歷史變遷、風俗民情。這種出於無奈的旅行，以及窘迫的生活處境，同無所事事、相對安逸的生活相比，反而給詩人提供了豐富的詩材。
由於將這些內容引入詩歌創作，詩人每到一處都開拓出一個新的詩歌境界，令讀者目不暇給。例如在夔州所作《火》詩，記述當地風俗：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昈。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棹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焮洲渚。腥至燋長虵，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爾寧要謗讟，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
又如大曆五年在湖南所作《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記述當地發生的叛亂：
愧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甿，脫身亦奔竄。平生方寸心，反掌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人特，沒齒埋冰炭。恥以風病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溉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既輯睦，啟行促精悍。似聞上遊兵，稍逼長沙館。鄰好彼克修，天機自明斷。南圖捲雲水，北拱戴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驅馳數公子，鹹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愞。偏裨表三上，滷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回首增憤惋……
杜甫在詩人中算不上長壽，但在古今詩人中，能像杜甫這樣長期保持創作激情，從事高質量寫作，並如此高產的詩人，並不多見。這當然與他的時代和特殊處境有關，但更離不開詩人的持續努力，始終保持寫作熱情。
三是內容拓展與詩藝的改進完美並重。杜甫對詩藝完美的追求是非常自覺的，始終在追求一種更高的詩歌境界，更完美的詩意表達。「語不驚人死不休」只是一個籠統的表示，在創作中還可以具體區分出語言表達、抒情方式、篇章結構等不同方面。
致力於某一詩體的成立和完善，使之走向成熟，對於詩人來說更具挑戰意義。因為這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在詩歌發展史上也更為重要。中國古典詩體都是有一定體式的，不像現代詩歌有所謂自由體。詩體提供了創作得以完成的基本規範和形式，詩人在寫作時必須考慮怎樣滿足詩體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礎上才可進一步追求出新，實現突破。中國古典詩歌的各種詩體，就是這樣經過歷代詩人的不斷努力，逐步發展成熟的。
唐代是各種詩體大備，臻於成熟的時期。其中有些就是在杜甫的時代、甚至就是在杜甫手中成熟完善的，比如七律。杜甫之前，初唐七律主要是應制體，缺少個人抒情，體式單一。進入盛唐開元時期，開始擴大到送別、登臨、述懷等題材。
杜甫共寫作七律150首（因標準不同，有學者統計為110餘首），另七言排律5首，在數量上超出於初盛唐其他詩人所作總和。內容在以個人抒情為主的基礎上，廣泛涉及各種社會題材，與詩人其他詩體的創作並駕齊驅，在寫作時間上也延續了四十年。在體制上除有大量合於七律定型的作品外，還嘗試一些變格（「吳體」、拗體）。藝術手法豐富多樣，並形成了適合七律體式的一些特有的表達方式。佳作迭出，膾炙人口，歷久彌新。如在夔州所作《登高》，被譽為「古今七言律第一」（胡應麟《詩藪》）：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裡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七律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是一種最有代表性、後來也最為普及的詩體，也有人說是一種最完美的詩體形式。可以說，如果沒有杜甫的努力，很難預料七律詩體能否走向成熟，何時走向成熟。
除七律外，杜甫的五言長篇，包括古體和近體，作品很多，成就突出。尤其是其中的詠懷記事類作品，規模宏大，將記述社會變動與展現個人精神歷程、思想發展兩條線索結合為一體，具有自我剖析式（introspective）詩歌的特點。其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徵》《昔遊》《壯遊》（以上古體）《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以上近體）等。
與七律成為一種流行詩體不同，這種五言長篇後代很少有詩人嘗試，有嘗試者也不過寫一兩篇而已。缺少足夠豐富的生活經歷，或思考深度不夠，謀篇布局的能力稍有不足，都難以完成這類詠懷記事類的長篇創作。
綜上可見，杜甫之所以成為詩歌集大成者，成為一代詩聖，既有社會歷史方面的原因，有在他之前歷代詩人、初盛唐詩人的成就作為基礎，也離不開他個人的努力。他的努力程度和詩藝成就遠遠超過了一般詩人。而詩聖的產生，又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詩歌藝術成就的標誌。它的產生，有某種必然性，又是不可預期的。在眾聲喧譁的當下，無論是新詩還是舊詩，我們是否還可期待出現杜甫這樣的詩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既要追問歷史的原因，藝術的原因，無可否認，更要追問詩人本身。
（作者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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