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龍寶星」是中國歷史上首種近現代意義的國家勳章。其產生和發展，不僅是中國近代史、勳章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同時也是清末中國近代化變革大歷史的縮影。本文中，知名軍史作家陳悅將以嚴謹的考據、詳實的文字向大家再現這一段歷史。
在中國歷史上，與軍功、爵位以及勳獎等有關的制度，淵源可以一直上溯到非常遙遠的古代，而把軍功、爵位等直觀地體現到外在服裝配飾上的做法，也有著十分悠久的傳統可以追考。最為著名的例子見於秦始皇陵兵馬俑的考古發掘中，在雄壯的秦俑軍列裡，一些造型特殊的秦代將軍俑上帶有不同於尋常的特殊信息，這些陶俑護甲表面的一些數量、造型各異的彩帶細節，非常引人注意，極有可能就是記功或爵位的標記。
▲秦始皇陵中的將軍俑，上身的領花和肩花極有可能就是記功或爵位的標記
中國本土原生的軍功、勳獎形式經歷了長期的自我發展後，在19世紀遇到了一場巨大的變化，最終漸漸匯入到誕生於歐洲的近現代勳章形式體系中。
這一大變局的關鍵轉捩點，就在中西交往逐漸密切和正常化的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過後，清王朝和英國等西方列強的關係從對抗走向了華洋共處。在這個新的歷史環境下，有一些西方人因為種種緣故而為清政府驅使、服務，也有一些駐紮在中國的西方國家外交官或為清王朝效力有功，或促進了中西交流、在彌合雙方的矛盾分歧方面著有功勞。因而，清王朝便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課題——如何為這些西方人授予適當的獎賞和激勵？
當時，清王朝的勳獎制度，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襲著中國自古流傳的形式，諸如封爵、晉官、授銜、授功牌、賜誥封等等，同時也還包括了一些帶有清王朝自身特色的形式，諸如授予「巴圖魯」勇號、賜給黃馬褂、賜頂戴花翎、賞紫禁城騎馬、賞給御筆字畫、賞酒席等等。
▲清朝的黃馬褂，賞賜給西洋人的確有點不倫不類
然而，這些勳獎形式，大都是基於賞賜中國本國人這一基礎而設定，如果直接拿來施加到洋人身上，似乎會發生於禮不符、於制不合的嚴重問題。對清王朝而言，倘若冒冒失失給洋人封上了中國的爵位、官職、勇號，顯然會破壞傳統制度，不僅洋人有可能藉此炫耀、賣弄，甚至做出失控的無法無天之事，而對國內臣民來說，似乎也不是很好交代，甚而會招來傳統保守力量的猛烈抨擊。
保險起見，清王朝最初挑選了一個以空對空的務虛之策，即用授予無關緊要的虛銜來作為獎勵，給予有功的西方人以某種名義上的中國官職，但並沒有任何的實際意義，相當於只是給洋人一種特別的榮譽稱號而已。不過，這個做法很顯然不能得令西方人滿意，他們更傾向於獲得實實在在的榮譽。
1863年，李鴻章在一份奏摺中提到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全新理念：對於地位較低的有功西方官兵，給與功牌獎勵。
所謂的功牌，原本是中國頗有傳統的一種紀功形式，又叫作「賞牌」。早期的功牌，多以金、銀、銅等金屬為材質，鑄成小型的圓牌或長方牌等形式，往往牌面會裝飾有「功牌」「功」「賞」或其他內容的文字。在清代，功牌除了代表獎勵、榮譽外，還是一種特殊的身份、資歷證明，如果沒有官職資格的人獲得了功牌，即代表獲得了武官的最基礎任職資格，稱為「軍功」，在其履歷單上，就可以填寫為軍功出身，由此就能夠躋身進入大清王朝龐大的武官隊伍，即民間俗話所說的「獲得了官身」。
▲陸提軍門林賞牌，為清代著名臺籍將領林文察1862年任福建陸路提督時所頒賞，李鴻章就是在此基礎上提出頒發功牌的理念
李鴻章在與西方人接觸的過程中，發現這些金髮碧眼的高官通常會在胸前掛著花樣繁多的勳章、獎章。僅從外觀看來，西洋人的勳獎章和中國的實物功牌非常相像，都是由金屬製作的，且造型大都近似圓形，功用也都是頒發給有功者的獎勵形式。
於是，李鴻章將西方國家的勳獎章理解為是一種外國的功牌，就此在奏摺中提議：由具體辦理英法軍隊會同作戰事務的中外會防局仿照各該國的「功牌」的形式，造一些金、銀牌，「分別酌給佩戴」。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奏請製造頒發的，是仿造的外國功牌，而並非具有任官資格意義的真正的中國功牌，只是專用於發給有功的外國人，就此開創了這一類特殊的中國化西式勳章的歷史。
不過，此時的清政府中央對這個設想未置可否。
三個月後，時任署理直隸總督的兵部左侍郎崇厚帶領裝備新式火器的白種人僱傭兵團——也就是所謂的「洋槍隊」在寧晉縣一帶清剿太平軍起義民眾。戰鬥中，有兩位洋人為崇厚立功：一名是英國領事吉必勳（JohnGibson，後成為英國駐臺灣領事，並曾捲入安平炮擊事件），在作戰中上陣衝鋒，被長矛刺傷，「前次首先衝入賊隊之英國領事官吉必勳身受矛傷，尤為奮勇」，另一名是一起作戰的法國翻譯徐伯理，「隨隊剿賊，亦頗得力」。4月，崇厚奏請清廷，為兩人請賞。
同時，出於穩妥辦事的考量，崇厚直接找了兩名當事洋人商議，聽取對方對獎賞意見。會談的結果讓崇厚吃了一驚，這兩名洋人對給予虛名、聯繫其本國政府給予獎勵等等形式一概不感興趣，而提出了一個崇厚從沒聽說過的特殊要求，希望能從中國得到一種特殊的東西，而這個東西正是李鴻章此前奏摺裡提到過的外國式的功牌，「該領事情願只領功牌，並不敢別有希冀」。
▲直隸總督的兵部左侍郎崇厚，開創了中國的「寶星」歷史
本就對外國事務充滿興趣的崇厚，隨即就此問題在天津地區展開了專門的調研，很快，對於什麼是外國功牌，崇厚獲得了較李鴻章更進一層的理解。崇厚稱外國的這種功牌名叫「寶星」，和中國的實物功牌造型確實相似，「外國向有寶星名目，與中國功牌相似」，只不過外國的寶星製作得更為精美。「寶星」，這個帶有幾分詩意的名詞，開始正式出現到近代中國的官方文件中。
清人徐珂在其所著《清稗類鈔》中，對「寶星」做出的解釋是：「以鑲嵌珍寶，光芒森射，故謂之寶星」，即本身鑲嵌著貴重的珠寶。所以稱為「寶」，而其光芒四射，如同星芒，合在一起就產生了「寶星」一詞。不過，根據中國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的記述，寶星這一器物名詞的由來，是受到了英國印度之星勳章（The Most Exalted Order of the Star of India）的影響。這一勳章創製於1861年，其造型華麗異常，而且確實帶有星芒狀的設計。
得知洋人熱衷於此物，崇厚很快著手準備付諸實踐，試圖進行仿造。崇厚計劃裡的寶星都採用貴重的黃金來製作，按照重量不同而分為三個等第。即重量為一兩四錢（約51克）的金寶星，重一兩二錢（約44克）的金寶星，以及重一兩（約36克）的金寶星。除此之外，非常有趣的是，崇厚還計劃了一種一兩重的銀質的章，在名稱上不叫作「寶星」，而稱為「銀牌」，以示和金寶星的區分。在這一點上，或許可以理解為寶星對應了西方的Order一類的高等勳章，銀牌之類則是對應西方Medal一類的獎章，由此可見崇厚當時對西方勳獎章制度所做的調研和理解相對較為深入。
▲英國印度之星勳章星章，是中國「寶星」的藍本
具體到樣式設計方面，現存的清代檔案中沒有太多關於崇厚擬定的寶星、銀牌的造型說明，只是記述了其中的一些個別細節。按照崇厚的設想，金寶星和銀牌的正面都要鑄上「御賜」兩個字，以顯示榮譽尊崇，金制寶星的背後裝飾雙龍圖案，銀牌的背後則裝飾螭虎紋樣，以示二者的等第之別。帶有雙龍紋樣裝飾的寶星方案，就此呼之欲出。
崇厚所擬定的辦法，隨後得到了總理衙門的認可，總理衙門遂據此正式向清政府中央上奏匯報。或許是因為崇厚特殊的旗籍身份，或許是崇厚擬制的辦法較為具體、可行。對這一方案，清政府中央最終下諭批准。中國西式勳章的歷史大幕，由此正式開啟。
很快，從19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清政府地方奏請給予洋人功牌/寶星的實例變得越來越常見，寶星已經成為用於獎勵洋人的重要形式。
具有標誌性意味的是，1866年8月20日兩廣總督瑞麟上奏為處理教案有功的外國翻譯官梅輝立、葛德立請獎，奏摺中直接請求為兩名洋人頒發勳章，而且直接使用了「寶星」一詞，沒有再用遮遮掩掩的「功牌」。奏上之後，旋即獲準，以此為嚆矢，寶星一詞開始光明正大地徹底登上了官方公文。
▲外國翻譯官葛德立（右）和妻子的合影，他是較早獲得「寶星」的西方人之一
極為難得的是，瑞麟當時頒發給外國翻譯官葛德立的那枚寶星實物，在21世紀後出現在了收藏市場，使得現代人終於能夠直觀地看到清王朝19世紀60年代創製的寶星的真實形象。
葛德立所獲得的寶星為金質圓形牌，周圍裝飾有一圈「回」形紋，牌面居中鑲嵌有一顆紅珊瑚，沿牌面的中軸線，在寶石上方為豎排的「御賜」二字，寶石下方為豎排的「寶星」二字，上方「御賜」二字的左右則是橫排的「大清」二字，下方「寶星」二字的左右是橫排的「一等」字樣，此外，在牌面左右還各有一組綬帶紋裝飾。牌面的背後，周圍一圈仍是和正面一樣的「回」形紋，牌面的中央仍是鑲嵌的寶石，左右則沒有文字，只有一左一右兩條飛龍紋裝飾。圓形金牌、雙飛龍、「御賜」銘文、中央鑲嵌寶石，這一連串的細節與1863年崇厚創製以來有關寶星的多種特徵描述吻合，證明了這一實物所體現出的就是中國最早的金寶星的形制狀態。
▲授予英國人葛德立的寶星實物，注意雙龍圖樣
除牌面本身的裝飾外，在圓形的金牌上下，各連綴有如意紋造型的金制掛環，由實物看，上方的掛環連接類似領綬一樣的小綬帶，顯然是為了佩戴所用，而下方的掛環則是連結著其裝飾作用的穗飾，總體上看起來非常像當時中國人掛戴在腰輯的腰牌、荷包等形式。饒有趣味的是，這種在圓形的金牌上方連接掛件，下方連接飾件的做法，與日意格所獲得的賞功金牌的構成模式幾乎完全相同，也側面證明了左宗棠在浙江制發給日意格等洋員的金、銀牌，實際上就是參考了金寶星的造型，只是沒有鑲嵌寶石而已。
與同時代的西方勳章相比，19世紀60年代出現的這種中國最早的寶星，仍然保留著大量的傳統造型元素，其形象中「功牌」的成分還較濃鬱，與西式的勳章、寶星等存在較為明顯的差別。
經過一番摸索，到了1882年——光緒七年，李鴻章的老師、清末中興功臣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參酌當時西方國家的各種勳章制度，以此來對照、完善中國原有的寶星，從而形成一整套新的寶星制度。
▲清末出任中國駐英、法、俄三國公使的曾紀澤，被譽為「中國勳章之父」。
當時，自1863年以來，清王朝頒發的寶星上普遍存在著雙龍紋裝飾，龍恰好是類似於清王朝國徽一般的神聖圖案，具有代表皇權和國家形象的含義，清王朝的國旗上也是採用飛龍圖案。新的寶星制度據此擬定名稱，將釐定後的寶星具體定名為「雙龍寶星」。根據《通商條約章程成案彙編》16 卷，當時記錄如下：「中國之旗幟向例以繪畫龍文為識，現仿照此例，於寶星之上鏨以雙龍，即命名曰雙龍寶星」。對此，後來西方習慣直譯為Order of the Double Dragon。
按照授勳對象的身份、職業、社會地位為標準，「雙龍寶星」分為五等、十一個級別。其中，最高等級的頭等第一寶星專門頒發給外國君主、元首。該寶星材質為十足赤金，豎長三寸三分，橫寬二寸二分，呈長方形。寶星正面的主圖為雙龍戲珠圖案，兩條四爪龍造型、附帶有火焰紋襯託的龍紋分列在頭等寶星牌面的左右，龍紋及相關的火焰紋表面採用琺瑯工藝裝飾為藍色。在寶星正面的居中上方，即兩條龍紋頭部相對處，鑲嵌有一枚珍珠。
▲最高等級的頭等第一寶星，專門頒發給外國君主、元首
對這組精美華貴的勳章，西方軍政高官豔羨不已，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甚至表示對中國寶星非常期待，「中國如有贈寶星美意，極願領受」，進而索取了一枚獨一無二的頭等第一鑽石雙龍寶星。光緒七年版雙龍寶星悄然降生，猶如划過夜空的一顆絢麗星辰，為世界勳章之林增添了來自東方的獨特色彩……
▲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得到了一枚獨一無二的頭等第一鑽石雙龍寶星
本文改編選自《龍星初暉：清代寶星勳章圖史》
作者陳悅：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院客座研究員，山東省歷史學會甲午戰爭委員會委員，長年專注於海軍史、近代軍事史、艦船技術史的研究和普及，著有《中法海戰》《中日甲午黃海大決戰》《中國軍艦圖志》《船政史》等。
策劃\監製唐思：指文號角工作室主編，勳章文化研究者，研究收藏各國勳賞數十年，致力於推廣勳賞文化，參與國家功勳榮譽制度建設，對世界勳章發展史及現狀有較為深入的研究，主編中文地區第一本勳章文化叢書《號角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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