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GQ·智族》2014年7月號,作者馬李靈珊授權虎嗅發表,略有刪節,原題為《島上的康熙》。本文採訪:馬李靈珊、何瑫、杜夢薇,編輯:唐小松。
製作:低成本到一集製作費僅有50萬臺幣
2014年1月3日,在臺灣中天電視臺二樓,《康熙來了》(下稱:康熙)舉行了開播10周年慶祝記者會。不足500平米的錄影棚裡,主持人蔡康永、小S和助理主持陳漢典站在用硬紙板和LED顯示屏搭成的花花綠綠的布景中央,笑容可掬。除了一些彩色氣球、玩偶和一塊貼滿主持人相片的紙板外,此情此景與平日節目錄製時相比,別無二致。節目製作方代表、金星製作副總裁詹仁雄到場祝賀,開口就說:「10年前,我們第一次進棚,蔡康永和小S錄完影,他們倆說的第一句話是『可不可以不錄了』。」
一旁的蔡康永接口:「我不想錄是因為布景太爛了,你當時跟我說來不及,就先拿倉庫裡的東西拼一下,我看到都傻掉了,好可怕。」
回憶中粗糙的過去令在場的人們笑做一堆。但事實上,即使是現在,對《康熙來了》這樣一檔在過去十年間影響了整個華人社會流行文化、迄今播出超過2600集的電視節目來說,屬於她的十周年慶典,多少還是有些簡樸。
對於這一點,站在一邊的時任康熙製作人B2(真名陳彥銘)心裡最有數。
中天電視臺並未為十周年系列節目多撥預算,為了慶典,他硬是四處籌來了一百多萬臺幣,做出節目。他戲言,「我也想要萬人體育場,那要一千萬,哪兒來啊?每天我一睜眼就在想怎麼找錢。」
這樣的窘境,對B2而言,從他5年前接手這個節目開始就是常態。相比起內地《我是歌手》、《中國好聲音》這樣一集預算在1000萬人民幣規模的綜藝節目,日播的《康熙來了》每集預算(除蔡康永、小S酬勞)只有50萬臺幣(約合人民幣10萬元),差距高達百倍。而這已經是全臺灣製作預算最高的談話類節目。
一集50萬臺幣,在臺灣已算「天價」,普通日播談話類節目只有20-30萬臺幣左右。這50萬臺幣需要支付陳漢典酬勞、攝影棚租賃費、布景費、道具費、音效費、梳化費等一系列成本。康熙平均每集邀請藝人的成本不能超過5萬臺幣,已是全臺灣最高價。平均每集康熙有5名來賓,像沈玉琳、趙正平等效果好的通告藝人,一集酬勞在1到1.5萬臺幣左右,有時會為康熙酌情打折。其他藝人依次遞減。所有在宣傳期的藝人,無論名氣大小,酬勞價格均為1350臺幣一位(多人團體視為一位)。康熙的一些名牌欄目如「男女關係調查局」、「通告王評選」等,常會有超過10名藝人作客現場,多出來的邀請費用都依靠製作人在平時的節目裡一點點精打細算摳出來。
邀請費如此低廉,遺憾自然不少,B2一直很想邀請金城武來康熙,算一算費用,機票酒店梳化費用不少於30萬臺幣,只能作罷。
從2004年開播至今,康熙只改過三次布景,分別在2006、2009和2012年,每次預算都是100萬臺幣,這也是臺灣通行價格。一直為康熙製作布景的喬婕視覺設計有效公司老闆Joey,近些年開始頻繁北上,為大陸綜藝節目製作外景,因為「那邊隨便一個場景就能花100萬人民幣」,這是5倍的價差。
錢少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人手少。康熙製作團隊常年保持在10人左右,不及《中國好聲音》一位副導演手下分管的導演組人數。這些人要完成想主題、邀請藝人、採訪、撰寫故事腳本、製作道具、現場拍攝、後期製作、傳送錄像帶等所有製作任務,所有人都身兼數職,「原則上什麼都得會一點」。
作為製作人,B2不但要管全局,還要管具體事,比如想節目主題。雖然團隊裡每人每一兩天都得交一次題目給他,但實際上,90%的主題都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康熙一周播五集,所以基本每周定在星期三一次錄五集,這意味著每周都需要5個新的主題。一年兩百多期節目,就是兩百多個主題。「我每天一直在想,一直想,很可怕的輪迴,禮拜三錄完一輪,表示我下禮拜三還要再多五集的內容,所以我要一直想。」
想不出來,就一個人去忠孝東路上來回地走,看路人的生活。再想不出來,就只能湊。「這五年內,你要覺得節目很難看,那就是我身體不好的時候。大家就罵,怎麼難看了,原因就是我生病了。最近好,是因為我最近狀況很好,就是這樣,很可憐。」
他去年在做節目的同時還拍了一個電視劇,狀況就更多了。「都沒睡覺。我每天拍完戲兩三點回家,才開始想題目,想到早上6點又出去拍戲,中間一轉場我就倒在那邊睡,醒來繼續想題目,拍戲那三個月把我自己搞死了,滿頭白髮就這樣來的,把自己壓榨到極致。」
拍戲、慶典,這些超出常態的狀況,更會影響人的心態。就在我們去採訪的頭一個星期,B2下了決定,告訴上司王偉忠自己想離開金星製作,出去拍電影。而我們所看到那次現場錄製,是他在康熙的最後一次。
經營:臺灣綜藝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康熙的播出平臺是中天電視臺(下稱:中天),對中天董事長馬詠睿這位資深電視人來說,今昔之感更為明顯。
他們也曾經有過好日子,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及之前的臺灣島經濟起飛時期,購買力上漲,廣告源源不絕,而且整個島上當時只有臺視、中視與華視三家電視臺。當時已在電視圈工作的馬詠睿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播出的綜藝節目《來電50》,主持人就已經飛遍全世界錄節目,遠不是今時今日只能躲在攝影棚裡的格局。但那時,機票、食宿都有人搶著贊助。廣告每10秒鐘售價33000塊臺幣,廠家要購買這10秒必須再多購買另外五檔廣告時段,俗稱「一搭五」。三臺當中即使表現最差的一家,年終獎金都能多發十幾個月的工資。像《龍兄虎弟》這樣的當紅節目,當時製作預算就可以達到300萬臺幣。扣除通貨膨脹,是今日十倍有餘。
後來經濟狀況整體不景氣,廣告市場日漸萎縮,明星、幕後人員等各種資源紛紛向大陸轉移,而由於政策放開而導致的惡性競爭,更是給了電視業以致命一擊。
1993年,臺灣當局通過《有線廣播電視法》,允許民營力量進入有線電視系統。1999年2月,該法修正版(更名為《衛星廣播電視法》) 公布,開放外國公司營運有線電視權限。自此之後,「老三臺」逐漸變成了超過100個電視頻道,爭奪臺灣島上2300萬人口的一塊不大的市場,而每月每戶只需繳納600臺幣,就可以全數收看這100多個頻道。
詹仁雄對此憤憤不平,「2000多萬人要那麼多臺幹嘛?了不起十幾個電視臺就夠了。」
現在,中天的廣告價格已經萎縮為10秒鐘2萬塊臺幣,還要再額外附送對方五個時段,「一搭五」變成了「一送五」。華視一年的營業額從60億臺幣縮減為了20億臺幣。從業人員的平均薪資水平銳減為15年前的一半。
而且,臺灣法律不允許節目冠名廠商的產品出現在節目當中,也不允許以產品名稱冠名節目,走口語化主持風格的主持人也不大可能仿效內地同行,在節目開始前用報幕方式報出產品。內地觀眾在愛奇藝網上看到的康熙,與中國臺灣地區實際播出版本有微妙的差異,內地版本開場前以字幕走馬燈形式播出的旺旺食品廣告,在臺灣只能換成蔡康永的書評。
仿佛就在一夜之間,兩岸內容製作能力上的對比也發生了逆轉。幾年前,詹仁雄去福州,當地電視臺的工作人員驚訝於這位曾製作出《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知名節目的製作人剛滿40歲,稱自己一直從中汲取養分,「我看你的節目,都要一秒一秒地定格,想這一秒你是要幹什麼?」
現在,詹仁雄常對著大陸製作的電視節目,向金星製作的新員工分析,為什麼這幾秒要切這個畫面。
「我不服氣。」他說。「這幾年我們沒有把握住優勢。我們同文同種,為什麼反而是美國、韓國的綜藝節目拿到了大陸市場,而不是我們?」
為什麼?最直白的答案也許就是沒有錢。低廉的製作成本決定了臺灣綜藝節目只能以本土化的笑料和創意取勝,鮮少形式創新,格局不大。而正在蓬勃發展的內地市場需要更加精美、標準與可複製的節目類型。
聽上去,曾經引一時風氣之先,風靡華人世界的臺灣綜藝節目整體已陷入了「小打小鬧、維持經營」的低潮。康熙第一任執行製作人梁赫群不諱言,「如今已經是臺灣綜藝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詹仁雄說,他憧憬過度激烈的競爭可以在幾年內改變現狀,但更大的希望還是寄托在網際網路的崛起與兩岸合作之上。習慣了50萬臺幣預算規模的製作人、高效強執行力的團隊和越來越小的文化隔膜,讓他對內地逐漸開放的電視市場躍躍欲試。「看看《中國好聲音》的評委、《我是歌手》的參賽選手,還有更多節目的幕後製作人員,其實我們的人已經過去了」。
然而,作為對電視臺經營狀況直接負責的馬詠睿來說,現實是不等人的。去年,他決定讓中天購買《中國好聲音》的版權,首周收視率達到0.88,擊敗當周平均收視率0.72的康熙。
今年,他又決定買下《爸爸去哪兒》,準備播出。他去湖南衛視調研時,好奇地問,「《爸爸去哪兒》每次拍攝至少要30多臺攝像機吧?」對方輕描淡寫地說,「還好,大概40多臺。」馬詠睿複述這一故事時評論:「我把我整個公司所有攝影都調在一起,差不多也就這麼多人了,他們只是做一檔節目而已。」
我們在臺灣採訪時,恰逢《我是歌手》剛剛播畢,立白洗衣液在臺灣沒有售賣,但每個受訪對象都在好奇地打聽這一品牌,因為「他們的一個節目冠名費用就能做我們一家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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