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二十世紀中國來說，國共關係的分與合，和與戰，直接影響和制約著中國歷史的走向。其間以1946至1949年間的內戰最為劇烈，影響最為深遠。亦因如此，數十年來，海內外學界對此次國共內戰的內幕懷有持續的研究興趣。最近數年間，因海峽兩岸相關史料大量開放，尤其是《蔣中正日記》的公開，再次激發學界的研究熱情，由此產生一批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本文擬以蔣永敬、金衝及兩位史家的相關論著為例，對最近數年間海峽兩岸有關國共內戰的研究動態有所揭示。
歷史參與者與歷史研究者
筆者在閱讀蔣、金兩位史家的學術論著時，特別關注到他們的早年經歷。蔣永敬1944年尚在安徽學院教育系就讀時，響應蔣委員長「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加入青年軍第207師受訓，日本投降後隨207師赴東北接收，1949年5月轉赴臺灣。[1]金衝及在1947年考入復旦大學史地系，隨即投身學生運動，翌年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兩位史家年輕時均親身經歷了國共內戰，中年時期分別在國、共最高黨史機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從事國、共黨史研究，到晚年又不約而同地撰寫國共內戰的歷史著作。兩位史家晚年的學術關懷，顯然與各自早年的經歷、情結有關。作為史家，其早年的親身經歷，無疑有助於解讀文獻史料與理解史實。金衝及借用法國哲學家博格森（Henri Bergson）的話說，看一百張巴黎凱旋門的照片，不如在凱旋門前站五分鐘，自稱「親身感受過當時那種時代氛圍和大眾心理嬗變。這些在文字記載的歷史數據中未必全部詳細地記錄下來」。既是歷史參與者和見證者，又是歷史研究者，確實具有某些「先天」的優勢。當然，金氏也承認，即使「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中國人，對那個時代也會有不盡相同的看法」。同樣經歷了這一段歷史的蔣永敬，雖然沒有在書中交代其寫作背後的「故事」，想必與其早年經歷也有一定的關聯吧！只是年齡相差八歲的兩位青年學子，在歷史轉折關頭作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選擇。金氏說：「正是那股時代的潮流，把我這樣一個原來在政治上處於中間狀態的青年學生一步一步地卷了進去。這至少也是客觀歷史真實的一部份」（《轉折年代》，頁531-533，〈後記〉）。揣測蔣氏大概也會說他青年時代投筆從戎的選擇同樣是「客觀歷史真實的一部份」吧！
對兩位史家的早年經歷有所了解之後，再來讀兩位的著作，對其所作論斷會增一層「同情」之理解。應該說，兩位史家盡力以求真務實的態度，廣泛搜羅國、共以及局外各方之原始文獻，條分縷析，精心重構當時的歷史情境，表現出極高的史學素養與史家技藝。蔣著對1945年重慶談判至1949年蔣介石下野約三年多時間裡，蔣、毛之間，從和談至決戰的歷史過程，進行了清晰的史實梳理，分別以「重慶會談蔣毛握手」、「先安關內再圖關外」、「美馬調停三大協議」、「協議無效以戰逼和」、「邊打邊談談判決裂」、「只打不談挫折頻仍」、「內外夾攻全面崩潰」七章的篇幅，對國、共兩黨高層戰略互動的歷史脈絡進行扼要描述。金著先是以長達38萬字的篇幅，對1947年間的中國政局演變進行了深度描畫，再以20萬字的篇幅對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間毛澤東、蔣介石如何應對三大戰役，進行了深入解析。兩位史家均以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為研討對象，而寫作手法稍有不同，詳略各有側重。大體而言，金著略偏重共方；蔣著略偏重國方。金著內容翔實，文筆酣暢，筆端稍帶感情；蔣著之表述更顯冷靜與克制。總體而言，兩位史家均能秉持客觀公允之立場。
和與戰的變奏
抗戰結束後，國共兩黨圍繞「和」與「戰」，歷經多次反覆。過去兩岸學者多依從黨派立場，互指對方缺乏談和誠意。蔣著則認為，「戰後國共雖有和談，也是邊打邊談，雙方各不相讓，當然談不攏，只有打而不談了。最後必求完全打敗對方，取得全面勝利為止」（《談打與決戰》，〈緒言〉，頁ii）。意指國共雙方均缺乏相讓妥協之意，勢必以全贏全輸而告終。從國共和談過程及結局來看，這一說法客觀平允。兩個以武力為依託的政黨，確實不易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最終勢必以武力決勝負。無論國共，和談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和談的價碼建立在各自實力基礎上，和談無法消解和制止武力；即使達成了一時的妥協，只要雙方實力出現新的失衡，妥協就難以為繼。況且在相互敵對的情況下，很容易誤判對方的實力，尤其容易輕忽對方所具有的「無形」實力，還有各種不大明朗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蔣介石一向注重正規軍與武器裝備等「硬」實力，而忽視、低估中共在組織、動員等方面的「軟」實力，因而對中共所提出的條件無法接受，而自開價碼則較苛嚴。蔣永敬判斷，「就國民黨方面而言，無論為勝為敗，戰是絕對不利，敗則固敗，勝亦非勝」（《談打與決戰》，〈緒言〉，頁ii）。以史家後見之明，固當如此，只是當時蔣介石未必作如此想，因國共兵力與武器裝備太過懸殊。蔣介石判斷大約在半年內就能將中共解決。[2]而蔣永敬認為蔣介石是「被動」走上戰爭之路的；蔣所實行的是「以戰逼和」策略（《談打與決戰》，〈緒言〉，頁ii、iv）。金衝及則認為，蔣介石早就確定要發動全面內戰，只是等待適當的時機；蔣介石對形勢和國共力量對比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以為用武力消滅共產黨完全有把握，且可速戰速決（《轉折年代》，頁31）。對於中共的意向，金衝及則認為毛澤東是作了和、戰兩手準備的，且把重點放在力爭實現兩黨合作、和平發展的新局面上（《轉折年代》，頁18）。
對美、蘇兩國在國共內戰中的角色，蔣永敬亦有自己獨到之見。陳立夫在晚年回憶時談到：「國共間問題，宜直接商諸蘇聯，反易解決。若由美國出任居間，使蘇聯面子過不去，徒增阻礙」。[3]蔣永敬頗認同陳立夫的這一說法，認為「陳氏之言，不無先見之明」（《談打與決戰》，頁51）。確實，美、蘇兩國均有意在中國建立一個親近自己的政權。對蘇聯而言，恐怕不只是「面子」問題，國家利益才是第一位的，至於這個政權由國民黨或共產黨掌控，並不那麼重要。只要對蘇聯有利，哪怕犧牲中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史達林並非意識形態基本教義派，反而是蔣介石親美遠蘇的心理牢不可破。蔣永敬還認為，蔣介石本來確定「先安關內，再圖關外」之策，不失為一盤好棋；但由於美國之幹預，馬歇爾來華調停，助蔣先圖關外，放棄了先安關內，結果關外既未圖成，關內更不能安，一盤好棋被攪成了歹棋；馬歇爾讓蔣先圖關外，名義上是為助國府接收東北主權，實際是為美國勢力插足東北，招致蘇方採取針鋒相對的報復措施，幫助共軍控制東北，阻止國軍接收；另一方面，馬歇爾希望中共脫離蘇聯而傾向美國，有意拉攏中共，對共採取「懷柔」政策。最終，在美、蘇兩強的角力下，不僅國共和解未成，反而加劇了國共的衝突（《談打與決戰》，頁48、135）。蔣著中諸如此類洞見，令人印象深刻。
蔣、毛的軍事戰略
對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學者來說，國民黨為什麼失敗，共產黨為什麼勝利，始終是一個縈懷難釋而又難以尋解的問題。抗戰結束之後的三、四年正是國共生死決戰的關鍵時期，而軍事勝敗是國共易手的直接因素。故金衝及對蔣介石與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極為重視，用相當大的篇幅予以細緻描畫，並作了精當的分析。
金衝及認為，全面內戰開始後，蔣介石的戰略指導方針是：以奪取地方和重要城市、控制交通線為主要目標。其戰略依據，一是倚仗國軍兵力與武器裝備的優勢，二是基於對共軍弱點的判斷。蔣介石認為，現代作戰最緊要的莫過於交通，而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城市，佔領重要城市之後，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線，控制交通線則運用兵力進退自如，進而分割共軍的根據地，使共軍無法集中兵力，且無立足之地，共軍就永遠只能流竄（《轉折年代》，頁93-94）。
從戰略常態來看，蔣介石的指導方針自屬正當，而且作為政府軍，守土有責，若失城、失地，勢必動搖民心士氣，影響國際觀感。史家因國民黨失敗而指責蔣的戰略方針如何錯誤，無疑是「後見之明」。關鍵的因素，是作為對手的毛澤東如何應對蔣這一戰略。內戰初期，蔣介石的戰略確實給中共造成了極大衝擊。蔣倚仗自己的優勢兵力與裝備，以猛烈攻勢奪取了中共根據地的一批城市，打通了一些交通線，根據地被分割，共軍的迴旋空間縮小。毛若採取同樣的戰略，令共軍與國軍爭城掠地，顯然無法應對。在交戰兩個半月之後，毛澤東才在軍事指導方針上形成一條新思路：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在戰役和戰術部署上，每戰必集中三至四倍的優勢兵力攻敵一部，各個擊破，以求必勝（《轉折年代》，頁91-92；《決戰》，頁12-13）。
毛的這一戰略指導方針的提出，自然是與蔣交手之後反思的結果。毛髮現，國軍雖有優勢兵力，但隨著對城市和交通線的佔領，勢必要以部份兵力改任守備，佔地愈多，兵力愈將分散孤立，用於一線作戰的機動兵力越來越少，予共軍以機動作戰逐次擊滅的機會。共軍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可以大進大退，可以集中優勢兵力長驅直入，採取分進合擊、乘虛進襲等戰法，可以「以點線換人力火力」，應對國軍的「以人力火力換點線」的戰略。國軍因以守土為目的，導致處處設防，處處薄弱；共軍以殲敵為目的，靈活轉用，愈戰愈強（《轉折年代》，頁150、232、368）。
遼西（遼瀋）、徐蚌（淮海）、平津三大會戰（戰役），是蔣、毛的最後決戰。金衝及通過對三大會戰的細密考察，認為蔣介石實在缺乏宏觀的戰略眼光，不能對戰爭局勢進行全局性的準確分析，只是忙於應付一個一個地區的戰況，往往只根據眼前某些變動便作出重大決策，缺乏通盤且長遠的戰略考慮，更缺少對形勢發展存在多種可能性的冷靜估計。在具體的作戰指揮上又常猶豫不決，搖擺不定。軍事上不論大小情勢的分析、大小部隊的調動，蔣都要親自過問，卻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盤情況，對戰場局勢缺乏全面的分析和了解（《轉折年代》，頁124；《決戰》，頁18、28、42、52、150）。金衝及認為：國軍之敗，與蔣介石的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能力有直接關係。
「翻身農民」與「解放戰士」
對於國敗共勝的原因，兩位史家還從其他方面分別做了自己的分析。
蔣永敬認為：「國方軍事之挫敗，並非純粹的軍事問題，亦非純因共黨勢力之強大而挫敗之，實由其本身諸多問題以促成之，尤以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之影響為最著。就政治問題而言，貪汙腐化實為其致命之傷害；通貨膨脹、經濟恐慌、社會不安，以及民心士氣之低落等，皆是造成國民黨極大之挫折」（《談打與決戰》，頁169）。對於「人和」，特別提到「毛澤東、周恩來，皆為統戰的能手。統計重慶會談期間，毛氏自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七日，在重慶會晤的人士，除國民黨的要人不計外，會晤的民主人士，有姓名者，約六十人次之多」；中共的「第二戰場」與「第一戰場」相配合，「其所造成全國性的澎湃洶湧之學潮，對國方之威脅，不下於軍事攻勢之嚴重」；「蔣之失人和、失人心，以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圖〔圓〕券發行後之貶值，最為嚴重」；「街道隨便詈總統〔蔣〕夫婦，警察付以同情之笑」；「一般人民聞蔣先生出國〔下野〕，多有放炮竹以志欣慶者」（《談打與決戰》，頁234-235）。諸如此類，均有新鮮史料運用。
金衝及在軍事之外，亦詳細描述了國統區經濟惡化、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中間派政治力量的抉擇及中共的土地改革等。特別強調1947年巨大轉折之「根本的原因」，「在於人心的向背，在於誰能得到中國最大多數民眾的支持。人心向背，是最終能左右一切的決定性力量」（《轉折年代》，〈前言〉，頁6）。
對於土地改革的意義，金氏認為：「農民是最講究實際的。獲得土地，是貧苦農民祖祖輩輩以來的夢想。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這個事實，使他們迅速地看清是誰代表著他們的願望和根本利益，從而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持。這是一個足以排山倒海的力量，任何其他力量都難以比擬」；且「人民解放軍力量得以迅速壯大，主要靠的是土地改革後積極參軍的翻身農民」（《談打與決戰》，頁395、397）。
金氏上述看法，也是大陸學界流行的觀點。近年來，開始有學者對土改與農民參軍的關係提出不同看法。青年學者齊小林在進行實證考察後認為，「農民因階級覺悟或者出於報恩的思想而參軍者為數極少，大多數農民的參軍與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階級劃分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繫」；「對大多數農民而言，參軍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對死亡的恐懼、家庭的顧慮、時局的迷茫一直是農民參軍的巨大障礙」；「（中共）基層政權的有效運作是參軍任務順利完成的有利保障」。[4]另一位青年學者王友明也認為，並不是農民分到了土地，就積極主動地參軍支前；而是通過黨的各級組織，以及在減租、減息和土改過程中建立並逐步得到強化的各種組織細密動員下實現的。[5]過去學界強調翻身農民為了對共產黨報恩，也為了保衛自己在土改中獲得的果實，而積極主動參加中共軍隊。而新的研究認為，翻身農民參軍，主要緣於中共基層政權和黨組織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兵源到底有多少來自「翻身農民」？多少來自國軍俘虜（共軍將俘虜轉化過來的戰士稱作「解放戰士」）？若能對中共兵源做一量化分析，大致能判斷土改與中共兵源的直接關聯性。1948年10月30日，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工作報告中稱：1947年3月組成西北野戰軍，共60,000人。經過20個月戰鬥，全軍傷39,092人，陣亡9,980人，逃亡、失去聯絡、被俘等10,097人，總計消耗59,169人，傷愈歸隊者24,000人。上述收支兩抵外，所餘不過25,000人。然而軍隊現有人數約80,000人，醫院傷兵等約近20,000人，總共現有人數100,000人，其中俘虜兵補入部隊者約75,000人。[6]這意味著西北野戰軍在1947年至1948年間所補充的兵源，幾乎全部來自國軍的俘虜兵，以至於彭德懷不無得意地說：「當前主要兵源補充是靠胡宗南的兵打敗胡宗南」；「尤其是近數年來，蔣區貧苦勞動人民所遭遇的各種迫害異常嚴重，蔣軍士兵是以殘暴手段抓來當兵的，軍官橫蠻壓迫，生活艱苦，月餉買不到兩盒紙菸……俘虜兵很易接受我軍宣傳，尤其反國民黨抓兵徵糧賣國等，只要善於聯繫事實，很容易引起對國民黨的高度仇恨心，這是蘇維埃運動時期所看不到的」。[7]
另據華東軍區1948年年中的報告：兩年合計俘敵45萬人。戰爭第一年，華東軍區補充兵員十分之三是「翻身農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戰士」。部隊指揮員願意要「解放戰士」，不要「翻身農民」；因為「解放戰士」聽指揮，有戰鬥經驗。有些部隊以「翻身農民」向別的部隊換「解放戰士」。從第二年開始，中共中央軍委下令「對俘虜應採取即俘即補的方針，俘獲後有數天訓練，開一個翻身會（吐苦水），即可補入部隊」，兵員就有了龐大的來源，而且加強了部隊的品質。淮海戰役時，各縱隊在實踐中對溶化俘虜積累了一套經驗：即俘、即查、即教、即補、即戰。俘虜過來後只要個把鐘頭，即可變為共軍的作戰成員。全軍淮海戰役開始時為42萬人，戰役中傷亡失蹤105,097人，但到戰役結束後全軍增加到46萬人。這就是說，在連續兩個月的激烈戰鬥中，補充兵員達14萬之多，兵源主要是國民黨軍的俘虜。[8]
可見國共內戰時期，除了第一年有部份「翻身農民」參軍外，第二年以後補充的兵員絕大多數來自國軍俘虜。對不帶傷的俘虜基本上是一個不放，上午俘虜過來，下午就補充到連隊參戰。儘管共軍傷亡很重，但兵員卻是越打越多。國軍組建一個軍，從徵兵、訓練、配備武器到上戰場，至少需要一年時間，而共軍則輕而易舉地「化敵為我」。1947年6月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徵兵艱難，若不另用宣傳技術，則恐無法徵兵矣」。[9]雖然如此，蔣介石卻不敢使用共軍俘虜。據陳誠報告，自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俘虜共軍74,170人，投誠134,800人（《談打與決戰》，頁138）。但蔣介石一再叮囑「禁止編匪兵」、「禁止就地補收無來歷新兵」、「禁補俘虜兵」。[10]
軍隊的物質基礎有三：一、兵員，二、武器，三、糧食。內戰中，共軍的兵員、武器均大部取之於國軍，可以說是用國軍的兵員、武器打敗國軍的。不可否認，土改為中共新政權的建立贏得了民心，但不宜過分誇大土改對中共兵源的重要性。與此相關的另一問題是，內戰中數百萬「翻身農民」為共軍作後勤，僅淮海戰役就有543萬民夫「支前」；戰役第三階段，參戰兵力與後方「支前」民夫的比例為1比9。[11]這也是國軍所無而共軍獨具的巨大優勢。在中共革命史的敘述中，民夫「支前」被強調為土改後「翻身農民」自覺與中共結合在一起，為中共革命作奉獻。而據最近黃道炫的研究，中共發動民夫「支前」其實遭遇種種困難，並非一呼百應，更多地還是依賴中共基層組織卓有成效、細緻入微的組織動員。恰恰是這些方面，體現著中共作為一個獨特政黨的真正力量所在。[12]
近數年來因為相關資料的大量開放，海峽兩岸有關國共內戰的研究形成學術焦點，蔣永敬和金衝及正是這一學術潮流的先驅。不難發現，兩位史家對國共戰略以及勝敗因素的解讀與分析，所依據的史料與得出的看法大體趨同，歧見雖有，共識更多。這也可以說是最近十餘年來兩岸史學界良性互動之表徵。
注釋
[1] 《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永敬蔣公〉，《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1），頁323-324。
[2]肯尼斯・雷（Kenneth W. Rea）、約翰・布魯爾（John C. Brewer）編，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頁46。
[3]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頁343。
[4]齊小林，《中共士兵、革命政權與華北鄉村：1937-1949》（天津：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1），頁16、25、49-50、251。
[5]參見王友明，《解放區土地改革研究：以山東莒南縣為個案（1941-1948）》（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6]彭德懷，〈爭取俘虜兵的工作總結〉，收入總政治部聯絡部編，《西北軍區、第一野戰軍敵軍工作史》（北京：總政治部聯絡部，1996），中國人民解放軍聯絡工作歷史資料叢書，頁238。
[7]彭德懷，〈爭取俘虜兵的工作總結〉，總政治部聯絡部編，《西北軍區、第一野戰軍敵軍工作史》，頁238-239。
[8]陳毅，〈一年來自衛戰爭總結〉，《陳毅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頁434；南京軍區政治部聯絡部編，《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敵軍工作史》（北京：總政治部聯絡部，1994），中國人民解放軍聯絡工作歷史資料叢書，頁76、78-79、106-107。
[9]蔣介石，〈蔣中正日記〉，1947年6月8日。
[10]蔣介石，〈蔣中正日記〉，1947年5月18日、6月5日、8月15日。
[11]劉統，《中國的1948年：兩種命運的決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519-520。
[12]黃道炫，〈三年內戰中的民夫—以冀魯豫區為例〉，收入王奇生主編，《新史學．第七卷，20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98-114。
蔣永敬，《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266頁。
金衝及，《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534頁。
金衝及，《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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