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我們家住在錫林南路內蒙古醫學院中醫系的後院。小玲的爸爸、媽媽和我的父親是同事，小玲和我的妹妹是同學。
小玲是個非常秀氣的女孩，學習也很好，個子比我的妹妹要高，模樣也俊俏。小玲的姥姥也是雁北人，和我們是老鄉，母親經常去小玲家看望小玲的姥姥，噓寒問暖。
小玲有三個弟妹，四個孩子全靠小玲的姥姥照看，萬分地辛勞。那時沒有液化氣，做飯全靠柴炭，買來的煤全是面子，沒法燒。家家戶戶都拉來黃土，摻在煤面兒裡做煤餅子。小玲的姥姥是個小腳，走起路來東晃西搖，也要自己去端黃土，和泥做煤餅子。一次，我親眼看見她用一個比洗臉盆還要大的銅盆從一公裡外端黃土回來，白髮散亂、氣喘籲籲，滿臉都是熱汗，每走幾步就要放下來歇一歇。前額流下來的汗水，漬的眼睛都睜不開。
小玲的姥姥不僅要照看孩子，一家七口人的飯也全靠她老人家做，做完飯了還要燒開水。那時沒有電動鼓風機，燒火全靠風箱。拉風箱是個苦力活，年輕人都受不了，別說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了。煤不好，一壺水，怎麼拉都燒不開，苦不堪言。
家裡大人小孩的衣服也都由老人家來洗，經常能看到老人家顫巍巍地端一盆衣服去井臺邊漂洗，常因溼滑而摔倒。
外面的採買也全靠老人，買糧、買菜、買副食。那時不管買什麼都要排隊，姥姥一站一上午，纏過腳的人站久了就會鑽心地疼，不知道現在誰還能想到老人的辛勞？
聽父親說，小玲的姥姥家抗戰前也是大同縣的大地主，國共內戰時家人出逃至歸綏，僅有的幾十畝土地被丟棄，成了無主財產。按說後來土改劃成分，是根據解放前三年的情況，那時小玲姥姥家已經破產，應該屬於城市貧民。
聽小玲姥姥說：我們家說起來是地主，其實生活和一般人家一樣。書上講地主家天天大魚大肉，七葷八素，那是哄你們呢。當年，雁北交通不便，出門做事全靠兩條腿，雖地處城郊，家庭富裕，但也不可能天天步行進城買魚買肉。只有逢年過節才殺豬宰雞，平常都是以素食為主。一個禮拜，三頓莜麵、兩頓毛糕，全靠爛醃菜下飯。
她還說：「地主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這個我還真的沒看見過。我家在村裡算是首屈一指的大戶了，可兒女都要自己帶，衣裳自己洗，飯自己做。還要養豬養雞種菜補貼家用。
小玲的姥姥沒文化，文革剛開始時，居委會組織家屬院的女人們開會，小玲姥姥也參加。居委會主任帶頭喊口號，那些不識字的老太太，也只是張著嘴，喊的什麼她們自己也不知道。一天，妹妹問小玲姥姥，你喊了一上午口號，喊的甚啦？小玲姥姥回答：我活了七十多啦，知道喊甚呢。先喊萬歲，再喊打倒，一點也差不了。
小玲姥姥連自己的名字也不認識，但她竟然認識「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妹妹問她為什麼，她說：看得多了。馬路邊上，院子裡的牆上，家裡的月份牌上都是這幾個字，再笨的人也能認住這五個字。
小玲姥姥不知道江青是誰，陳伯達是誰，康生是誰。但她知道蔣介石的老婆叫宋美齡，宋美齡的姐夫也是山西人，別的就甚也不知道了。
小玲姥姥曾說，世上的好日子都讓宋美齡過了，世上的好運氣都讓宋美齡佔了，世上的福都讓宋美齡享了。然而宋美齡具體享的是甚福，她的猜測和臆想與宋美齡真實的生活相去甚遠。
小玲姥姥腦子清楚，但嘴巴很嚴。從她的嘴裡，你不要指望能聽到任何人的壞話。兒時，我經常和別的孩子在王大娘家，聽王大娘講街坊鄰居家的故事。有時小玲姥姥也在，她總是附和著：「嗯，就是，就是……那真是個好人呀！」或者：「對，對著呢，就是，多好的事呀！……」「嗯，他媽是好人，他爺爺是好人，他姥爺也是好人……他咋能不好呢？」
在小玲姥姥的字典裡，所有的人都是好人，熱心、善良，很難想像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誰想要跟小玲姥姥爭一爭，找出壞事的根源，挖出個壞人來，或抱怨某人的不是，趁早打消念頭哇。
小玲姥姥最愛誇人了。我十二三歲的時候，她經常對著鄰居們說我：「哎吆，你看人家麗明，鼻梁兒多直稜呀！」我很得意，就會把頭揚起來，讓人們看看我的鼻梁。如果她說：「哎吆，你看人家麗明的球鞋，那個新呀！」我就會十分配合地抬起腳來讓人看我的新鞋。她的話真的讓我挺高興，我後來才發現，她對誰都這樣說。
1968年，全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呼和浩特也不例外。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對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以及造反派的「壞頭頭」等都要進行徹底大清查。
按說，像小玲姥姥這樣依傍著女兒生活的家庭婦女，礙不著任何人的事，也沒有招惹過是非，應該不會有人對她感興趣。但是，軍宣隊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他們從小玲媽媽的自傳及「向黨交心」的材料裡找到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在三所一站的家屬大院裡竟然還有個地主婆在安逸地生活著。
據說，在小玲媽媽親筆書寫的材料裡，一筆一畫、工工整整、老老實實地交代了她所知道的家庭歷史，她把自己的父母親都儘可能地貶低、醜化，詳細地敘述了自己家庭曾經擁有過的財產，連房屋的間數、土地的畝數都交代的清清楚楚。
其實以上的事情，組織上早已掌握了，如果沒有新的情況也許就不加追究了。但是，時值1968年，小玲的媽媽正在申請入黨，她向組織披露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情況：在她家的一個老舊的梳頭匣子裡有幾張地契，有光緒年間的、也有民國的，都是她媽從老家出逃時帶出來的。
地契就是變天帳，保存地契就是企圖向共產黨「反攻倒算」，圖謀「反革命復闢」。小玲的姥姥一時被街道的群眾專政小組鬥得死去活來。
一次，我回呼探親，親眼目睹了批鬥小玲姥姥的全過程。那天，內蒙古醫學院中醫系的大食堂裡成了臨時批鬥現場，小玲姥姥彎腰撅腚地站在大食堂的中央，胸前掛著一個高粱秸蓋簾，蓋簾上覆紙，紙上寫著「地主婆×××」。頭髮被鉸的猶如狗啃，臉上塗著墨汁及印泥，猶如惡鬼。她的周圍轉圈坐著一些老頭老太太和一些家庭婦女，批鬥會的主持人是街道「群專」的負責人。
我進去時，幾個紅小兵正在給挨鬥的小玲的姥姥上「政治課」，他們手捧毛主席語錄大聲地誦讀：「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正如地上的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那些老頭老太太和家庭婦女們，多是來看熱鬧的，不知曉小玲的姥姥到底犯了啥罪。院子裡的老人們平常都十分慣熟，對已經是「階級敵人」的小玲的姥姥恨不起來，結果鬧得嘻嘻哈哈，很不嚴肅。主持人帶頭呼喊口號，應者也是稀稀拉拉。主持人臉色陰沉，氣勢洶洶地對周圍的人說：「你們都是什麼出身？怎麼對階級敵人一點仇恨的意識都沒有？一會散了會，我要到你們當家人的單位去一一調查！」話至此，人們有些收斂，不再敢嬉笑。
這時，坐在前面的炊事員老張頭好像打了雞血，突然激憤起來。走上前去，照著小玲姥姥的臉扇了兩個耳光，咬牙切齒地說：「你們這些老地主，過去吃香的、喝辣的，對老百姓吹鬍子瞪眼，硬把楊白勞給逼死了，你這個地主婆，到底認不認罪？」人群裡一片鬨笑，有人說：「你說的是電影吧？」老張頭瞪了那個人一眼，繼續發威。小玲的姥姥低著頭，支支吾吾地念叨：「我，沒犯啥罪呀！」老張頭撲上前去，狠狠地在她的背上搗了一拳，把她打了一個趔趄，差點跌倒。老張頭說：「媽拉個巴子，你隱藏變天帳不是犯罪，是什麼？你是不是夢想再回到舊社會，繼續騎在我們窮人頭上作威作福？」 主持人聲嘶力竭地帶領大家振臂高呼：「打倒地主婆！打倒地主婆！」
小玲的姥姥頭一回坐「噴氣式」，在紅衛兵的不斷糾正下，姿勢還算標準。雙臂向後上方揚起，腦袋低的快要挨住褲襠。她自幼纏足，腳小站不穩，身子一直在搖搖晃晃。雙目驚恐呆滯，面如水洗，一直不停地說：「我認罪，我認罪！」
那天，小玲的姥姥暈倒了好幾次，人們扶起來手忙腳亂地掐人中。弄醒後繼續批鬥。有人說她裝死，也有人說，今天就到此吧，弄死了就不好了。那天小玲也哭得非常悽惶，可憐無助，但無人勸說、安慰她。批鬥大會取得了圓滿的成功。
後來「群專」把小玲的姥姥定性為「漏網地主分子」，小玲的媽媽也成了「漏網地主子女」，小玲媽媽追悔莫及。「群專」的最後處理意見是把小玲的姥姥攆回山西老家，也就是說，儘管老太太盡力配合、誠惶誠恐，還是被掃地出門。革命者在一個老太太身上，實現了「清理階級隊伍」的目標，儘管只是在呼和浩特的一個普通的家屬大院裡。
當時，小玲的姥姥在大同縣已經一無所有了，有幾家親戚也都出了五服。雖然還一個女兒在北京部隊裡，也不敢投靠。作為一個年逾七十，沒有收入、沒有生活來源的老人，被推上了絕路！
最終，小玲的姥姥還是被攆回了大同縣的鄉下，交給貧下中農監督改造。臨走時老人淚流滿面，哭的撕心裂肺，她清楚這是她與孩子們的永訣。那天，小玲的媽媽沒敢露面，她無顏面對自己的母親。
農村的生活是困苦的，何況那裡又是山區。她屬於階級敵人，又不是五保戶。小玲媽媽起初還隔三差五寄上幾塊錢，但到後來想起來才給寄點，數量也不多。餓飯的時候，親戚也許多少能接濟些，但大家都不富裕，如蜻蜓點水一般。她冬天掛不起炭，又沒精力摟柴，家裡猶如冰窖。農村裡沒有好茶飯，老年人又胃口不好，像毛糕谷面窩窩，吃進去根本就行轉不開；如果再遇個頭疼腦熱沒錢吃藥，只能躺在炕上等死。這個結局，大家都能料到，小玲的媽媽能料不到？許多人開始暗地裡仇恨小玲的媽媽，甚至有人半夜往她家的院子裡扔磚頭。
由於饑寒交迫，缺醫少藥，聽說小玲的姥姥沒熬過第二年春節就死了。那年深冬，她因感冒合併肺炎。睡在涼炕上，水都沒人給倒一口，死了兩三天，人們才發現。生產隊電話通知了小玲的媽媽，她為了表示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竟然拒絕回去奔喪。後來隊裡找了一領破草蓆，卷巴卷巴就將老人草草地埋了。我常常想，她對幾個外孫強烈的思念，至死也會縈繞在心頭，因為那都是她一手帶大的呀！真令人淚目。
最近聽說，小玲的媽媽也癱瘓了，屎尿都在床上。小玲的精神也有點不太正常，小玲雖然和她住在一個院子裡，卻很少去看她。
誰說世界上沒有報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