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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上登記為河北省大名縣的鄧麗君，是最早獲得大陸聽眾認可的臺灣籍女歌手。她的一生坎坷顛沛，歌聲卻充滿了溫暖的力量。如果說有哪個歌唱家紅遍了東亞、東南亞，並在身後仍舊以較大能量影響著華語樂壇，我想，那應該就是鄧麗君了，這個來自臺灣的女歌手，用她盪氣迴腸的歌聲和甜美的笑容，為一個時代樹立起了文化標誌。
1953年1月29日清晨，家家戶戶正洋溢著準備要過農曆春節的忙碌氛圍，鄧麗君選擇在這樣歡欣的日子來到世間，成為鄧家最受歡迎的新成員，即使是物質生活艱苦，對小生命的誕生，大家也都懷抱無限欣喜。
（網絡圖片）
當時，擁擠窄小的農村民宅，只有勉強算是隔開的兩房，一間是權充產房的臥室，另一間就是三個兒子同睡的一張木板床。分娩時刻一近，助產婆婆、房東太太們都過來幫忙，大冬天裡，點煤油爐子燒水，準備衛生用品和嬰兒衣物，不久，特別嘹亮的啼聲劃破破曉的寧靜，鄰居們興奮地歡呼著四處報喜：「是個女兒！是個女兒！」三個當哥哥的從呆愣愣地看著大人忙進忙出，到直奔床前「觀賞」他們的「新玩具」，為多了一個妹妹而開心不已。
鄧麗君的父親鄧樞得到喜訊不久後，氣喘籲籲地跑回家來，連聲說：「女兒好！女兒好！」抱在懷裡端詳半天，喜形於色。天沒大亮，左鄰右舍的媽媽們早已圍過來看鄧家的女兒，其中一位一直磨到過了中午還不肯回家。
（鄧麗君百歲照）
原來，鄧媽媽懷孕時曾對鄰人說，三個兒子都快養不起了，如果孩子生下來就送給這位結婚多年膝下猶虛的鄰居。鄰居一早看到剛出生的女娃兒這麼可愛，說什麼也不願走，巴望著鄧家太太記得曾經允諾過的話，把嬰兒送給她。但是，怎麼可能呢？
懷胎十月的辛苦，抱在手中的滿足，日子再窮、再苦也要咬牙撐下去，何況是盼了許久的女兒，無論如何也捨不得送人。鄧媽媽一時為難，不禁放聲大哭，眼見鄧媽媽的又疼又喜，誰也不忍心「硬要」，鄰居只好奉上了本來是用來「換孩子」的老母雞、雞蛋、面線等禮物，黯然回去。
鄧麗君的母親回憶起這段往事，感慨地說：「要是當時鄰居堅持要履行諾言，抱走這個孩子，可能世界上就沒有鄧麗君這個人了。」
當年國共內戰結束後，鄧麗君的父親隨國民黨部隊遷至臺灣，因此鄧麗君年幼時，家中居所不定，一家七口跟隨部隊遷移，幾乎住遍了臺灣所有的縣市。
但是，這種生活卻沒有湮沒鄧麗君的天賦。她從小就喜歡唱歌，有一副好嗓子。四歲時，鄧麗君在家門口唱山歌，得到了鄰居的一致好評，受到鼓勵的她更加喜歡唱歌了。
（鄧麗君給大家表演）
父母對於鄧麗君的天分與愛好也很支持。1962年11月16日，9歲的鄧麗君跟隨九三康樂隊第一次登臺演出，拿到了五塊新臺幣的酬勞。等到10歲時，鄧麗君參加臺灣的黃梅調歌曲比賽，以一曲《訪英臺》獲得冠軍，她是當時所有參賽者中年齡最小的一位。
（鄧麗君演出照）
延續這種機緣，鄧麗君在金陵女中就讀的時候，也常參加晚會的演出。似乎蒼天註定了這條路讓她走，上天賦予的好嗓子是越磨越圓潤、越清亮，在不知不覺中也養成她有個人獨特品位的颱風。在一次晚會演出裡，她的歌藝被某歌廳老闆看中，和鄧媽媽溝通之後，問過她的意願，就正式展開在歌廳駐唱的生涯，沒有多久就一路青雲直上，成為幾個歌廳爭相邀請的歌手，慢慢變成最受歡迎的「娃娃歌后」。
「娃娃歌后」也並不是一帆風順地紅起來。當時，臺灣歌壇正流行的多半屬於成熟、嬌媚，甚至有些滄桑味兒的路數，然而十五歲的她並不適合這樣的演出，又沒有紅到可以有人為她量身定做適合的歌曲來唱。除了朗朗上口的老歌之外，她在謹慎選曲中給自己走出一條明確的路子，定位在清純、活潑、歡樂和健康的形象。
（鄧麗君）
不滿十六歲的她當時就有自己的想法，要以輕鬆活潑、有禮貌和甜美的姿態出現，親切自然的可愛少女形象成為她的註冊商標。上了臺，她會和觀眾先說說話、開開玩笑，要求一些掌聲，帶動起聽歌的氣氛，觀眾喜歡她就是從這樣的互動開始的。
上世紀70年代，上海歌者風塵生硬，臺灣歌曲諂媚艱澀，而鄧麗君輕盈活潑的歌聲衝破了這些枷鎖，以傳統的樣貌感動芸芸眾生，用原始的聲線抵達悠遠彼岸。千百年來，無數華人族群在世界的許多個角落失散流離，像隨風飄散的種子，隨性而孤獨地紮根，開花結果，鄧麗君的歌聲漂洋過海，牽起這些無根的浮萍，慰藉他們漂泊的靈魂，傳遞著還鄉的暖意。鄧麗君，這個名字代表著鐫刻在同根同族人民記憶中的心靈史，代表著用歌聲鑄造的東方傳奇。
（鄧麗君演出照）
鄧麗君一生從未到過大陸，大陸卻無人不識鄧麗君。她的歌初傳來時，不少人批判這是「靡靡之音」「上不了臺面」，當時的人，就跟小學時候喜歡周杰倫的80後、90後一樣，越不讓聽，就越是要聽，偷偷摸摸躲在被窩裡也要聽。那時候的年輕人，每個人都會哼幾句《小城故事》《甜蜜蜜》，有些人更是聽著她的歌談戀愛的。直到現在，這些歌曲也吸引著不少年輕的歌迷。
在兩岸關係最緊張的時候，鄧麗君和她的歌聲渡水而來，細密如絲，優雅如織，暗合了那個時代人們心底對家國統一的最深切的渴望，也縫合了兩岸隔海相望的離情別緒。
1981年，中國桌球隊在赴日參加世界桌球錦標賽的途中，因飛機故障在臺北某機場緊急降落。令西方媒體驚愕的是，「中國桌球隊的運動員匆匆趕去免稅商店，他們所要購買的物品不約而同是——鄧麗君的歌曲磁帶。」
（鄧麗君的歌曲磁帶）
而對於鄧麗君而言，到大陸開演唱會，為民眾一展歌喉，一直是她念茲在茲的一件事。
鄧麗君的三哥鄧長富說，鄧麗君至少有兩次機會「登陸」，其中一次大陸方面行程已經談好，邀請甚至已經發出，但由於臺灣軍方高層關切，捎話說「鄧小姐去大陸會影響民心士氣」，最後還是沒法成行。結果是終其一生，鄧麗君都沒能踏上大陸一步，這也成為她畢生的憾事。
取材自印度尼西亞民謠的《甜蜜蜜》 是鄧麗君的招牌歌之一，錄製這首歌時，正是她對愛情最憧憬、身邊有眾多人追求，還沒有被愛情刺傷過的花樣年華，詮釋起這首歌曲分外甜蜜，也婉轉動聽。大陸君迷相當喜歡這首歌，大部分人都以這首歌做手機的來電答鈴，甚至於香港還以這首歌為故事發展主軸，拍了一部同名電影《甜蜜蜜》，男女主角是黎明和張曼玉，更因而把張曼玉送上了亞洲影后的寶座，浪漫魅力功不可沒。
《甜蜜蜜》是一首愛情氣氛濃厚的歌，鄧麗君唱來傳神、動人，但在真實人生裡，鄧麗君的情路卻走得非常辛苦。
1974年，鄧麗君憑藉日語歌《空港》獲得日本唱片大賞「新人賞」，以華人歌手的身份在排外的日本市場取得了成功，鄧麗君也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紅遍亞洲的女歌星。可正當此時，一場假護照風波卻使她陷入意外的波折。1979年，26歲的鄧麗君由日本來到美國，暫時告別了舞臺上的光鮮亮麗；這也是「假護照」風波之後，她給自己選擇的療傷方式。在洛杉磯，鄧麗君與同在當地拍片的香港藝人成龍有了較長的接觸機會，從他鄉故知到牽手戀人，兩人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愛情故事。
當時，成龍的戲組時常到鄧家去，鄧媽媽對二人的交往沒有什麼意見，倒是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不太喜歡這個武打明星，他覺得成龍太粗，跟溫柔的姐姐不般配。後來，鄧麗君與成龍相處一段時間後，因為一些觀念的偏差不歡而散，二人終究沒能走到一起。
（鄧麗君與成龍）
作為一線藝人，面對難免的桃色緋聞和未曾間斷的傳聞，鄧麗君總是選擇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態度。直到香格裡拉集團董事長郭孔丞出現之後，鄧麗君才破天荒地第一次鬆口，面對媒體，坦然承認郭孔丞是她唯一的真命天子。1981年10月28日晚上，兩人在郭孔丞自家的香格裡拉酒店秘密舉行了定婚儀式。
郭孔丞一表人才，身世背景都很好，鄧家上下都非常喜歡這個準女婿。郭孔丞的母親也很喜歡鄧麗君，二人訂婚時，郭媽媽已經得了癌症，正在夏威夷療養，她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夠看到兩個年輕人成婚。可是，郭孔丞的祖母卻無法接受這個演藝圈的孫媳婦，郭家老祖母曾一手打下家族事業的基礎，她向鄧麗君提出一個要求，如果想要嫁給郭孔丞，就必須放棄歌唱事業，當一個家庭主婦。
（鄧麗君與郭孔丞）
事業如日中天的鄧麗君，原本也打算在婚後淡出歌壇，做一個相夫教子的普通女人，可郭家祖母提出這個要求，對自尊心很強的鄧麗君而言無異於是羞辱。就這樣，1982年年底，也就在她與郭孔丞秘密訂婚一年之後，鄧麗君決定退婚，與郭孔丞就此分手。
這次分手讓鄧麗君十分傷心，她消沉了一段時間，用唱歌和不斷的交朋友來消解心中的苦悶，也是在這段時間，秦祥林等人與她來往密切，媒體也捕風捉影，多種版本的傳言漫天亂飛，鄧麗君承受了難以想像的壓力。
1990年，37歲的鄧麗君最終決心告別鎂光燈下的日子，轉向寧靜、平淡的生活。在週遊世界的過程中，鄧麗君越來越感受到內心放開和無拘無束的輕鬆與快樂。旅居法國期間，在感情幾乎空白呈現七年之後，漂泊異域的鄧麗君再度找到了心靈停泊的港灣。保羅，這位幸運的法國人，成為鄧麗君攜手到生命最後一刻的專屬男友。
（鄧麗君與小男友保羅）
儘管並不贊成鄧麗君交個外國男友，但是因為了讓她高興，全家人還是表現出歡迎的樣子。與在亞洲相比，鄧麗君在歐洲的名氣不是很大，與保羅的相處，讓她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輕鬆和快樂，他們經常去度假，鄧麗君常常是滿面笑容，連相貌都變得活潑。
1995年5月，鄧長禧突然接到了保羅的電話，電話裡，保羅用英語說，鄧麗君去世了。鄧長禧嚇了一跳，第二天就趕到了泰國清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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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君是因為哮喘病發去世的，在此之前，家人只見過她隨身攜帶的噴霧，並沒有見過她發病。那一天，保羅出門買水果，鄧麗君一個人在酒店。病發時，鄧麗君衝出房門求助，在服務員的幫助下，鄧麗君上了救護車，可是沒多久她就開始喘不過氣，接著就不動了。服務員以為鄧麗君睡著了，到了醫院開始搶救後才知道，已經來不及了……
在鄧麗君逝世後，各地歌迷悲痛萬分，可在此時，一些流言也漸漸傳開，其中最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就是「間諜」一說。
「鄧麗君是臺灣間諜。」這一驚人的消息是在鄧麗君去世不久，由臺灣雜誌《獨家報導》首先報導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谷正文說：「鄧麗君是臺灣國民黨國家安全局的秘密情報工作人員，隸屬於『臺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配合協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臺灣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統計局。」
（1981年鄧麗君在金門烈嶼勞軍時與女兵合影）
此後，日本著名記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邊也寸二人共同對鄧麗君的生平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追蹤採訪調查，出版了《鄧麗君的真實》：「關於鄧麗君是間諜一事，我們的結論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60年代後半期），她所能選擇的道路也只有這一條，即當時的社會現實迫使鄧麗君走上了『間諜』這條道路……冷酷的國際政治硬將鄧麗君推上了政治舞臺。」
1968年夏天，鄧麗君收到來自新加坡的邀請書，邀請她參加1969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劇院舉行的「慈善音樂會」的演出。年僅15歲的鄧麗君向臺灣有關部門提出了出境申請。由於鄧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請的還有她的母親趙素桂。當時臺灣仍處於軍事管制戒嚴令期間，各種民間社會活動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緊」地監視著，進出臺灣的任何人都毫無例外地受到臺灣安全局的嚴格審查。「連外交部長都不得例外。」
出入境申請的審查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項目，即申請人是否能夠利用現有條件為臺灣政府進行情報工作。自從1949年蔣介石改編重組國民黨特務系統以來，「特務政治」的行動方針一直主導著臺灣國民黨軍隊、政府和民間社會。許多臺灣的民間人士、知識分子以及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況和條件下，被收編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為了得到出境許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臺灣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交換條件，被收編成「臺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的。鄧麗君正是屬於這一類。
（網絡圖片）
像鄧麗君這樣的情報人員，原則上與專業間諜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她）們不承擔那些需要特別間諜技能的諜報工作，而只是利用現存的條件，在適當的情況下為臺灣國民黨政府效勞，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個信息傳遞媒介而已。
得知「鄧麗君是間諜」，人們在驚訝之餘，普遍傾向於同情鄧麗君——當局以批准出境演出為交換條件，將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脅迫收編進特務組織，這種做法是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其他國家的新聞媒介也認為，臺灣當局如此不擇手段地實行如此惡劣的「特務政治」，實為罕見。鄧麗君一生的悲劇就是臺灣當局一手「發展經濟」，一手實行「特務政治」的歷史縮影。
（鄧麗君與士兵合影）
生前，鄧麗君以一首《甜蜜蜜》響徹大江南北，以一個微笑引得萬眾矚目，以甜美聲線贏得「十億個掌聲」的讚譽；身後，這個世界依舊記得她的微笑，感謝她曾經「來過」，懷念她給擾攘紅塵帶來寧靜與莊重。鄧麗君去世十周年祭，白巖松驅車臺灣金寶山，寫下《永遠的歌者》：「如果有一個聲音能讓全世界的華人安靜下來，那就是鄧麗君的歌聲。」林青霞在《印象鄧麗君》中憂傷地嘆息：「她突然離去，我悵然若失。這些年，她經常在我的夢裡出現。奇妙的是，在夢裡，世人都以為她去了天國，然而我知道，她還在人間。」
（鄧麗君與林青霞）
斯人遠去，猶在人間。2009年，為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中國網發起「新中國最有影響力文化人物」的網絡評選，鄧麗君以850餘萬張選票，獲選為第一名；文化部一位臺灣事務官員介紹，每年以鄧麗君之名舉辦的演唱會至少超過100場，其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鄧麗君，一如她音樂中的形象，淡泊雅致、柔寬美和，她的歌聲盪氣迴腸，她的笑容美得讓人難忘。相信很多人會有這樣的感受——某個夜幕四合的舊日時光，打開收音機，輕靈的歌聲與如水的月色噴薄而出，翩翩躚躚——春冰已泮，春水尚瘦，窗外是行進的暗夜，窗內是放飛的靈魂。
時間像個詭譎的魔法師，在某一陣煙霧中，悄悄散布下春冰融動的信號。她的歌聲，如同腋下生翅的精衛鳥，舞動著任誰也阻擋不住的春天的訊息。鄧麗君辭世後，美國知名的《排行榜》音樂雜誌詳細報導她的故事，文章形容鄧麗君作為和平使者，「使中國海峽兩岸在本世紀70至80年代即做到了文化的相通」。
（鄧麗君）
鄧麗君一生遊蕩，她的世界何其逼仄；鄧麗君一生尋覓，她的世界又何其遼闊。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印度特雷莎修女將一生投注給最孤獨的人、最悲慘的人、瀕臨死亡的人，給予他們人道的尊重和同情。不知是陰差陽錯，還是冥冥中自有天意，鄧麗君為自己所取的英文名字恰是「特雷莎」。日本曾經以這個名字拍攝一部電視劇，題目便是：《特蕾莎·鄧——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讓人感慨萬千。
鄧麗君的家究竟在哪裡？42年的生命中，她用疲憊的步履踏尋，用堅忍的行走追問。翹首相望煙水闊，唯見浮雲踽踽行——她的根在大陸，她的身在臺灣，她的目光遙望著大陸，她的夢想充滿了世界。
（鄧麗君全家福）
期望有一天，這一切，都凝聚在同一個原點。
文章由本網編輯整理，部分圖文資料源於網絡
參考資料：魯豫有約，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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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樂幫辦 當值編輯 | 樂敏
主編 | 樂幫辦 責編 | 琳琳 圖片| 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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